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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信录》●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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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邹

【补】“孟轲,驺人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辨孟母三迁之说

《列女传》云:“孟轲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戏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戏为贾。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徒舍学宫之旁。其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余按:孟母教子之善当非无故而云然者,即三迁之事亦容或有之,然谓孟子云云者则必无之事也。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曰:“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人之相远固由於习,然大圣贤之生必与众异:必不尽随流俗为转移。孟子虽幼,安得遂与市井墟墓之群儿无以异乎!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然则孟子亦当如是。使孟子幼时绝不知自异於群儿,则孟子壮时亦安能自异於战国纵横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侧之不可居,则何不即择学宫之旁而迁之,乃又卜居於市侧乎?《国语》称文王曰:“在母弗忧,在傅弗勤。”《列女传》云:“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後世儒者遂谓文王生有圣德,大王知其必能兴周,故舍泰伯而传国焉。夫同一圣人也,文王则生而即为圣人,孟子则幼时无少异於市井小儿,一何其相去之悬绝乎?盖凡称古人者,欲极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复顾其事之乖,其通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谓文王之圣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无异於庸愚。其实圣人之为圣人亦必由渐而成,圣人幼时虽未即为圣人而亦必不与流俗同也。善读书者当察其意所在、不必尽以为实然也。故今不载此事。

△辨孟母裂织买豚之说

《韩诗外传》云:“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孟子辍然中止,乃复进。其母引刀裂其织,以此诫之。”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余按:自裂其织以喻学之不可中辍,理固当然;然且诵且思,岂无中止之时,乃责其声之必无断续乎!至於“啖汝”云者,不过一时之戏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戏而遂买豚肉以弥缝之,是教之以文过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说者欲极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会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为信。故今并不录。

△辨孟母不许去妇之说

《韩诗外传》云:“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乃汝无礼也!’”礼不云乎:“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於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余按:独居而踞,偶然事耳,教之可也,非有大过,岂得辄去!声扬,视下,亦谓朋友宾客闻耳,房帏之内安得事事责之!此盖後人之所附会,必非孟子之事。故亦不载。

【备览】“受业子思之门人。”(同上)

【附论】“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孟子》)

△孟子无受业子思事

赵岐谓孟子亲师子思。王劭谓《史记》“人”字为衍。余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游齐,燕人畔时,一百六十有六年矣。伯鱼之卒在颜渊前,则孔手卒时子思当不下十岁。而孟子去齐後,居邹,之宋,之薛,之滕,为文公定井田复游於鲁而後归老,则孟子在齐时亦不过六十岁耳,即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馀年,孟子何由受业於子思乎!孟子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若孟子亲受业於子思,则当明言其人,以见其传之有所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无受业於子思主事,《史记》之言是也。然孟子之学深远,恐不仅得之於一人,殆如孔子之无常师者然,故但云“私淑诸人”耳。

○适梁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宋人疑孟子见诸侯之误

叶大庆《考古质疑》云:“墨客王圣美少谒一达官,问圣美曰:‘尝读《孟子》否?’曰:‘都不晓其义。’问:‘不晓何义?’曰:‘从头不晓。孟子不见诸侯,何以见粱惠王?’其人愕然无对。此虽若戏笑之谈,匆遽中亦自难对。近见陈氏《新话》云:‘孟子之书有一言可万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见诸侯而见梁惠王,学者至今疑之。’大庆尝思而得之。孟子论去就之义,曰:‘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按:《史记魏世家》:‘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子髡、孟某皆至。’然则孟子之见惠王非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礼乎?”(原文甚繁,今删而果之如此)余按:孟子之见梁王无难解者,不知圣美何以不晓,达官何以无对?陈氏何以致疑,叶氏何以待思而後得也?孟子所谓不见诸侯者,谓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求见诸侯耳,非谓终古不可与一见也。故曰:“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於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曰:“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语意甚明。岂容有不晓其义者!而乃纷纷疑之,议之,真吾所不晓也!若谓终古不可一见诸侯,则禹、皋陶何以儿尧、舜、伊尹何以见汤,太公何以见文王乎?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然则孟子之见时君皆当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即无史记之文,而孟子之为应聘而往亦无可疑者;但记书者止欲明先义後利之旨,不暇於未见之前一一铺叙,如今演义之文法耳。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卫灵公问陈於孔子,未问之前亦必有其相见之因,无关於义理,故不必一一而书之策也。今论者乃以是为疑,岂宋人沿唐旧习,喜奔竞,怪孟子不见诸侯之言而欲以其矛刺其盾乎?不然,如是读书,书无不可议者,无性乎陶渊明之“不求甚解”也!

△孟子救旧之旨

按:孟子先义後利之旨深切战国时人之病,要亦古今之通患也。三代以上,人皆尚义。逮春秋时,人渐重利;然尚有好义者,亦颇有假义者。至於战国,非惟人不好义,即假义者亦不可得。何者?人皆惟利是图,无所用於假义者也。人心一专於利,则但知有利而不知有义,且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甚至但知有目前之利而不知有日後之害。以故列国之君惟务战争以辟土地,聚敛以充府库,其臣亦惟务逢君以取富贵,其闾巷之间亦惟事强凌弱,众暴寡以自利。此无他,皆好利之心驱之使至是也。是以战国之时生民涂炭,风俗颓敝,死於兵者动至一二十万,然则孟子此言诚救时之上策,亦千古之炯鉴也。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而太史公读之亦深叹美之也。

△“利”非不可言

圣人何尝下言利!《易》曰“《乾》,元亨利贞”,曰“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曰“利建侯”,曰“利见大人”,曰“利涉大川”者不一而足,圣人何尝不教人以趋利而避害乎!但圣人所言,义中之利非义外之利,共有之利非独得之利,永远之利非一时之利,此其所以异也。故曰“见利思义”,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无如世俗之人惟利是图而不复顾义之是非,不但损人以利己也,为臣者且耗国以肥家,甚至贪一时之利而致酿终身之害者亦往往有之,可不谓大愚哉!孟子此言可谓深切著明,惜乎世人不之察也!

按:孟子与齐、梁、滕君问答之言,文繁不可悉载,而《孟子》乃人所共读,亦无庸悉载也,故但掇其要旨及有关於时事者次其先後,不备录也。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於齐,长子死焉,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愿此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同上)

【备览】“惠王数败於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子髡、孟轲皆至梁。”(《史记魏世家》)

△孟子至粱在惠王後元之末

《史记》此文载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之,乃周显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余按《史记》,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在位十六年卒。襄王元年,乃周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称王也。而孟子之见梁王,乃云“王何必曰利”,“王好战,请以战喻”,“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惠王果未称王,孟子何由预称之曰王乎?又按《史记》,粱予秦河两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於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之告孟子乃云“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未来之事,惠王何由预知之而预言之乎?按:杜预《左传後序》云:“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後王年也,”然则《史记》所称“会徐州相王”者即惠王,非襄王矣;所称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後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败於襄陵皆惠王时事,非襄王时事矣。盖惠王本称魏侯,既僭称王,则是年乃称王之始年,故不称三十七年而称元年。《史记》不知惠王改元之故,但见其於三十六年之後又书元年,遂误以为襄王之元年耳。然则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败之後,则孟子与惠王之所云者无一语不符矣。孟子与齐宣问答甚多而与梁惠殊少,在梁亦无他事,则孟子居梁盖不久也。然犹及见襄王而後去,则孟子之至梁当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辛丑壬寅两岁之中,於《年表》,则周慎靓王之元年二年也。《史记》所云,非是。说并见後《襄王条》下。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平定?”吾对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

△《纪年》“今王”即襄王

《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竹书纪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後称为“今王”,至二十年而其书止。杜氏《左传後序》谓:“《史记》误分惠成(即惠王)之世以为後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余按:杜氏以《史记》襄王之年为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谓《竹书》之“今王”为哀王而无襄王,则非也。《孟子》书称“见梁襄王”,孟子门人记此书者皆当时目睹之人,不容误哀为襄,则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称“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则是梁有襄王,无哀王也。襄、哀二字,其形相似,盖有误书襄王为哀王者,《史记》因疑梁有襄、哀两王;又不知惠王之改元,故误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为襄王之年,以襄王之二十三年为哀王之年耳。然则《纪年》之所谓今王即《孟子》所记之襄王,不得以为哀王也。说并见前《惠王条》下。

【附录】“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钅赞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又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钅赞穴隙之类也。’”

△孟子在梁未仕

按:孟子尝见梁惠王,惠王自谓“晋国天下莫强”,则当战国之初犹皆以韩、赵、魏为晋国也。孟子未尝至韩与赵,则霄此言在孟子居梁之时无疑;所谓“晋国”,即指梁而言也。观霄以“难仕”疑孟子,则孟子在梁但如宾客然,未尝受其爵禄,观孟子“钻穴,逾墙”之喻,则当时求仕者率有所因缘而得之,孟子则必待人君之自知之而自任之,不肯效当时游士之所为也。故《史记》於齐称“游事齐宣王”,而於梁则但称“梁”,盖并客卿亦未尝受之矣。学者不可不分别观之也。

○游齐上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於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盒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至齐在至梁之後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是谓至齐在至梁之前也。余按:《孟子梁惠王篇》皆以时之先後为序,而至梁在篇首,见襄王後乃次之以齐宣,则是见梁惠在先,见齐宣在後也。即以《史记》之文论之,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後二十三年齐始取燕,当是时梁惠王卒已久矣,然则孟子去齐以後必无复有粱之事。故今次至齐於至梁之後。

△孟子不拿周室之故

说者谓孔子修《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劝齐、梁行王政,为有悖於孔子之旨。以余考之,不然。《史记赵世家》:“成侯七年,与韩攻周;八年,分周以为两。”以《周本纪》计之,则显王二年也。盖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故令虽不行於天下而犹足以立国。烈王元年,韩灭郑,六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晋桓公於屯留,(语本《竹书纪年》,与《史记》文小异)晋、郑既亡,周孤立无所依,故韩、赵得分之。(自晋亡至此,凡四年)然则显王之世已失其国,无复尺土一民之为己有矣。是以《战国策》中所记周事但有西周君、东周君,而无一语及王;且云“东周与西周争”,“东周与西周战”,然则东、西二周亦判然为两国,而周王特寄食於其间,乃欲於此时责天下以尊周,亦不情之至矣!《史记周本纪》:“显王五年,贺秦献公;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贺秦惠王。”如小国之事大国者然。盖诸侯惟秦史尚存,故司马氏得以据而记之。其於三晋、齐、楚,当亦类是。然则周於是时固已降同诸侯,但其名差异耳。至三十五年,诸侯会徐州以相王,则并其名亦无异於列国。故《传》曰:“成王定鼎於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孟子曰:“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然则自此以後,已不在卜年之数之内,周礼亦无复有存者,是以孟子欲得王者以安天下,不得以孔子之所为责孟子也。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又曰:“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由斯以观,使孟子生春秋之世亦必尊周室无疑矣。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又曰:“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其於曾子、子思之去与留亦云。是故,孔子之德非孟子之所及,若尊周与不尊周则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非其道之异也。学者考古不详而妄议圣人,余甚不敢。故今考其前後而备论之。

△孟子之王政

孟子何为以“王”说齐宣也?古之圣王皆非有心於王天下也,德盛化行,人自归之;非齐王所及也。顾战国之时,民困已极,孟子急欲救之,故以王歆动齐王之心,使勉为保民之事耳。何以有“恒产,恒心”之论也?圣人之治天下,非但养之也,亦将以教之。故舜命弃播百谷,即命契敷五教,所以“无饥”之後必继之以“庠序之教”也。申以孝弟之义,何以言颁白者之不负戴也?古之所谓“弟”者,非惟事兄也,亦将以事老也。故契致以人伦而曰:“长幼有序。”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若惟事兄而已,当云入则弟,不当云出则弟矣。

△孟子救世苦衷

按:人君抚有一国,当先自正其身心,不溺於私欲;至於淫声,荡人心志,尤所当痛绝者。乃齐王好货,好色,孟子不匡其失,而但以为“与民同之”即可以王;齐王好世俗之乐,而孟子以为“今之乐由古之乐”,此何说乎?无他,战国之时生民涂炭,孟子目击其艰,急欲拯於水火之中,而是时大国之君惟齐宣犹足用为善,齐宣所好又非旦夕所能改者,故不得已而为此言,冀其或能行仁政耳。此孟子救世之苦衷,非正论也。读《孟子》者当以意逆志,不可执词以害其意,亦不得以是轻议孟子也。故今皆不载,并识其说於此。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末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见不可焉,然後去之。’”

△孟子用人之说与齐大夫

按,治国莫要於用人,不得其人则虽善政亦不能行,故周公有《立政》之篇,孔子有“人存政举”之对。《孟子》此章实治国之要术,故今载於《保民章》之後;至是而王道全矣。虽然,孟子此言特为齐王言之耳。左右之言不可信,固也;诸大夫多矣,何以其言犹皆不可信而必访诸国人,而又以身察之?人主之劳,何至於是?尧、舜,大圣人也,然其命官也,不过咨於四岳,访於廷臣而已,皆得其人,建大功於天下。亦非惟圣帝哲王然也,齐桓公听鲍叔之荐而相管仲,晋文公听赵衰之荐而用却谷、栾枝、先轸,皆能治其国而霸诸侯。而孟子乃为是言者何哉?盖齐之廷臣不肖者多而贤者少,惟诸大夫之言是听则必有夤缘权幸以求进身者。观於王、陈贾,齐之大夫可知矣。观於《牵牛章》中,肥甘、轻暖、采色、声音、便嬖,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大夫之逢迎其君者不乏人矣。观於王至公行氏有进而与言者,有就其位而与言者,庶僚之奔走於大夫之前者亦不乏人矣。如是而欲资大夫之荐引,安能得贤士而用之!其必至於蠹国害民者势也。虽有即墨大夫而无如毁之者之多,虽有阿大夫而无如誉之者之众,齐之往事概可见矣!故凡人主处休明之世,俊杰盈廷,政事修举,则不必过为其烦;若不幸值废弛之後,朝多幸位,阿谀成风,非大振乾纲,广开耳目,不足以起其衰而革其弊。孟子此言诚拨乱反治之良策也夫!

△以必阝恤之战证孟子用人之说

吾读《春秋传》至晋、楚必阝之战而知晋政之衰也。必阝之役晋师何以败也?曰:晋之军帅不和,既不量力而辄济河,又不设备,故败。曰:固也,然犹非其本也。《传》曰:“晋魏求公族,未得。”又曰:“赵旃求卿,未得。”卿大夫岂可求者乎!盖有求而得者,与夫不求而遂不能得者,是以人竞於求;若得者皆不因於求,则无复有求之者矣。文公之世,赵衰荐为元帅,岂尝求之乎!胥臣荐缺之贤而文公以为下军大夫,缺亦未尝求也。亦非但不求也,文公以赵衰为卿而衰让於栾枝、先轸,且以己所得者让之於人矣。无怪乎所用皆贤,一战而遂霸也。且凡求进用者非逢迎则贿赂。逢迎贿赂而得为卿大夫,其人必不肯以报国安民为事;逢迎贿赂而後得为卿大夫,则贤才必无由而进。虽文、襄之泽未衰,晋卿大夫之中非无贤者,顾贤者少而不肖者多,则贤者亦不得展其用,是以事权不一,在国则无以抚其民,在军则无以胜厥敌也。若果能如孟子之言,见贤然後用之,岂复有求之者!吾故观於城濮与必阝之事而益信孟子言之可为世鉴也。

【附录】“储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齐王悦服孟子

观此文,则齐王於孟子可谓心慌诚服矣。《梁惠王》、《公孙丑》两篇叙孟子事,皆以时之先後次之。其见於他篇者,无可考其先後,故皆因事而附录之。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於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於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於路,曰:‘请必无归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於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大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客卿舆居官(一)

天子诸侯之视朝也皆有定期,此何以称孟子将朝,又何以齐王不知孟子之将朝而使人召之?盖孟子之在齐乃客卿也,与居官任职者不同。战国之世,凡客游於诸侯之国者,朝皆未有定日,欲朝则往朝耳。故《史记》云“游事齐宣王”,言游事,以别於居官任职者也。是以孟子将朝而齐王犹不知而使人召之也,此盖当时风气如是,非但孟子然也。但在他人闻王之召则疾趋而赴之,惟孟子不欲因召而往耳。若果居官任职,岂容如是!观此章之文,及後《氐{圭黾}》、《不受禄》两章,孟子在齐所处之时势可知矣。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於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他日见於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平陆章》见齐君臣之美

此章,孟子责孔距心之罪,宣王亦自引咎,人莫不谓齐大夫之旷职而齐王之大致矣;然吾读之而犹觉齐君臣之殊不易得也。距心诚为旷职,然其心犹知恤民,其言犹知引咎,初未尝剥民之膏脂以自奉,盗君之仓库以自肥,亦未尝自矜其能而归咎於岁也。齐王诚为失政,然犹自知其过,未尝怙终而拂谏也。是其国事尚未大坏。是以宣王虽不能辟土地,朝秦、楚,而犹能保其国;至於闵王,为燕所灭,止守莒、即墨二邑,而其臣民犹知发愤距敌,卒尽复其旧土;直至王建之世,秦灭三晋、燕、楚之後,力不能敌而後国亡。孔子言“观过知仁”,吾故读《平陆》一章而知齐之犹能自固也。唐、宋之季,世远书缺,吾不知其详矣;若明季之事,则吾乡前辈之所记载尚可考而知之。崇祯十二三年,大名大荒,不惟转且散也,甚至於人相食。然上之所免赋税,道府皆匿不下行,仍使州县催征而与之均分之,民之饥寒朴责而死者累累。此其视孔距心何如也?民之困至是极矣,然庄烈帝皆不之知,惟知任用奸邪,俾得互相蒙蔽,有直言时事者必致之罪,直至城破之时犹自谓非亡国之君。其视齐宣又何如也?所以自成、献忠乌合之众本不难於剿灭,乃至一府则一府归之,至一县则一县归之,求其如齐而不可得。无他,其人心风俗已坏故也。由是言之,齐之君臣尚有可取,是以孟子谓王“犹足为善”而不忍去齐也。

“孟子谓氐{圭黾}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氐{圭黾}谏於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氐{圭黾}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

△客卿与居官(二)

观此章,孟子自言无官守,无言责,则孟子在齐乃客卿,非居官受职者明矣。盖战国之士游於邻国者多,虽不受职,苟为时君所礼,亦畀以爵,《战国策》所谓“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行入邯郸”者是也。说并详前《将朝王章》及後《不受禄》章。

【附录】“孟子为卿於齐,出吊於滕。王使盖大夫王为辅行。王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附录】“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有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

△王敬孟子

按:王,齐王之宠臣,恃宠而骄,常也;然乃朝暮见焉,虽不与言行事而不改,是何其敬孟子乃尔?以宣王之敬孟子故也。然则宣王亦战国之英主,未尝不知孟子之贤,但不能用孟子之言耳。故孟子曰“王犹足用为善”也。公行氏之事不知在何时;因与吊滕之事略同,故因类而次之。

“孟子自齐葬於鲁。反於齐,止於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於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後尽於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於人心独无忄交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以上并《孟子》)

【存参】“或曰:孟子,鲁公族孟系之後,故孟子仕於齐,丧母而归葬於鲁也。”(赵岐《孟子题词》)

○游齐下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末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国策》记齐伐燕事失孟子意

《战国策》云:“燕人恫怨,百姓离意,孟某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史记燕世家》采之。余按:此即《孟子》书中所载沈同之问,而或以为劝齐伐燕之事,孟子固已辨其非矣。至所称‘文、武’云者,即《胜燕章》孟子引文王、武王以告宣王之语而失其意者。孟子方以燕民之悦不悦决之,何尝以为时不可失乎!嗟乎,《孟子》一书幸而犹存,故今得以号而知之,外此若信陵、平原、廉颇、乐毅、虞卿、鲁仲连之属,其人未尝著书?或其书已亡,无可据以证《史记》之是非者,学者必谓《史记》之得其实,然则古人之受诬於後世者岂可胜道战!吾愿世之文人学士毋据断简残篇传闻之词而轻责古人也。”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於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於燕众,置君而後去之,则犹叮及止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於孟子!’”(以上并《孟子》)

△伐燕为齐宣王事

齐之取燕,《史记六国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齐为王之十年。《燕世家》亦以为王,而《齐世家》无之。苏子由《古史》据《史记年表》文,断以为齐王。陈氏《新话》从之,而谓《孟子》书为其徒所记,以故致误。惟叶氏大庆《考古质疑》据《战国策》之文,谓齐宣用苏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国大乱;储子谓齐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称宣王,与《孟子》合,是矣。然吾犹惜其论未尽,而疑《史记》之不应有误之犹未免於过也。按:《孟子》书中与宣王问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绝无与王问答之事。记此书者不过万章、公孙丑之属,皆尝从孟子在齐目睹此事者,必无以王之事无故移之宣王之理。由是言之,《孟子》之不误无可疑者。《史记魏世家》称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传》又谓孟子先至齐而後梁。自粱惠王三十五年下至齐取燕之岁凡二十有三年。如是,则孟子去齐已久矣,何由得见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记》之有误亦无可疑者,盖自陈恒得政以来,凡十二代而灭,故《庄子》云:“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记》止有成子恒、襄子盘、庄子白、太公和、桓公午、威王婴齐、宣王辟疆、王地、襄王法章,及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剡二代皆遗之;又误以桓公为在位六年,是以威、宣两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当王世耳。《索隐》云:“《纪年》,齐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又云:“《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据此,则齐威立於周显王之十二三年。以《史记》之年递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齐宣之六七年,非王时事矣。故以《纪年》为据,则《孟子》、《庄子》、《战国策》、《鬼谷子》之言皆合;若以《史记》为据,则此四书无一合者。而宋人乃欲据《史记》以驳《孟子》,其亦异矣!司马温公《通鉴》从《孟子》,以伐燕为宣王时,是矣;然以“取燕”、“燕畔”为一年事,在宣王十九年,数月而王立,亦於事理未合。讲章家解《孟子》者又以取燕为宣王事,燕畔为王事,而云“《燕人畔章》但称‘王曰’者,王生而未有谥也”,其说尤谬。夫不听孟子言而取燕者既为宣王矣,燕人之畔,王何惭於孟子乎?此无他,皆由未尝深考战国时事,不知《史记》之移威、宣两代於前二十馀年,是以委曲求全其说而卒不能合也。故今《取燕》、《燕畔》数章,并依《孟子》、《国策》、《纪年》之文载之宣王之世。

【附录】“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此事未知何时,然揆其理势当在将去齐之前,故附录於此。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

“孟子去齐,宿於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於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子追也,予然後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去齐之故

按:孟子去齐之故,《致为臣章》不言所以;《宿昼章》虽有“不及子思”一语,而亦未明其所以然;至此章始详言其故。盖孟子之至齐,无他,不过欲救民於水火之中耳。而战国之君多不足与有为,幸而齐宣犹足用为善,是以孟子恋恋而不忍遽去也。“庶几改之”,必有一事孟子言之而宣王不从者。不从,则不能行仁政。不行仁政,则不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虽在齐,何益!且孟子之去齐,齐王何尝不留孟子。授室中国,养以万钟,齐王之意渥矣;然非孟子之所望於王者也。王不能改,虽万钟何加焉!王自留之,不可;代王留行,岂有益乎!欲及子思,惟有劝王改过而已。观此章,然後知孟子之所以去齐与其所以不遽去齐皆非苟然者,学者不可以不察也。然尹士亦当时贤人,其所讥刺皆近於理,非若淳子髡辈漫然而妄议者,但未识孟子救世之苦心耳。观其闻孟子之言而即自谓为“小人”,则其人亦非易及者矣。

【附论】“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心事

此章乃孟子自明其心事。前章虽言去齐之故,然特为齐王言之;此乃圣贤平治天下之素志也。盖圣贤之生於世,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将使天下皆登於衽席也。自周之衰,王者不作,百姓之涂炭极矣,必使唐、虞、三代复见於今日而後足遂圣贤之心。然秦、楚、韩、赵之君未有可以行王政者,惟齐宣犹足用为善而国势亦足以有为,然竟不能有所遇而卒去之,此孟子之所以不乐也。乃後世说者犹以孟子之劝齐、梁行王政为讥。嗟夫,使孟子不劝齐、梁以行王政;终老於邹可矣,胡为乎日出入於风尘马足之间而不惮其烦也!

【附论】“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於齐,非我志也。’”

△孟子不受齐采邑

按:前章云“孟子为卿於齐”,而公孙丑云“仕而不受禄”。孟子既为卿,何以不受禄?既不受禄,又何以自瞻乎?盖古者卿大夫之禄皆以邑,若他国之大夫居是邦者则致馈遗饩牵,《春秋传》所谓“秦钅咸与楚比齿”者是也;士之游是邦者则馈以粟帛,《孟子》所谓“君馈之则受之”者是也。孟子既见齐王,知其不能行道,故不受其采邑以为久居之计;齐王虽授以卿之位而初无卿之职,是以朝王无定期,而孟子亦自谓“无官守,无言责”也。合此三章观之,则孟子所处之时势了然可见。然则孟子在齐正与孔子“际可之仕”相类,故曰“所就三,所去三”也。

【附论】“孟子曰:‘无惑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齐宣王胜人三事

按:孟子称齐王犹足用为善,宣王之胜人者何在乎?盖有三焉。孟子言“无已则王”。宣王即问“德何如则可以王”。孟子言“保民而王”宣王即问“寡人可以保民乎哉”。是其有志向善,不囿於世俗之说,胜於人者一也。孟子论交邻国,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论行王政,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燕人畔,则王惭於孟子。告以孔距心之事,则王以为己罪。是其有过而能自知,又不自讳,胜於人者二也。储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是其心中深服孟子之贤,以为伊、吕之俦。王,王之宠臣也,吊滕之役,朝暮见焉,非惟不敢恃宠而骄孟子,且欲承奉孟子以冀得其欢心,无他,知王之敬孟子故也。使宣王如鲁平公者,何难为臧仓之所为。胜於人者三也。战国之君,如宣王者盖不可多得矣,是以孟子以为足用为善,已宿於昼而犹不忍去也。然而卒无成者,何也?在廷之臣罕有贤者,故闻孟子之言则好之,与他人燕处而不见孟子则忘之而不复有远志,惟徇己之嗜欲而已。故孟子曰“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孟子盖深惜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