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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论 第一章 时代背景及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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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论

第一章 时代背景及研究资料

我国政治思想,自孔、老、墨三圣以后,始画然标出有系统的主张,成为一家言。前此则断片的而已。虽然,后起的学说,必有所凭藉然后能发挥光大,故欲知思想渊源,非溯诸三圣以前不可。本章所叙述者,起唐虞以迄春秋中叶。此时代又当大别为三期:

第一,部落期:唐虞迄殷末约千余年。

第二,封建期:西周约三百年。

第三,霸政期:周东迁后至孔子出生前约二百年。

第一期,部落分立,大部落之首长谓之元后,小者谓之群后。元后或称帝或称王,其实与群后地丑德齐,不过名义上认为共主。每部落人数似甚少,其生活似甚简单,其智识似未脱半开之域。因地广人稀之故,各部落相互的斗争,似不甚烈。其间以夏商两朝保持元后资格最久,而唐、虞、周之先后三朝,实亦千余年间以群后资格同时存在。

第二期,周以西方一小部落,崛起代殷为元后。有大政治家周公者,立大规画以统一当时之所谓天下,“灭国五十”,分封子弟及功臣使与旧部落相错,而周室以邦畿千里管其枢,形成有系统的封建政治。其时各部落民智本已日辟,而周公复“监于二代”“制礼作乐”,实行其保育政策,故宗周文化,号称极盛。所封建之国,以巡狩及朝觐等关系,常受中央指挥以增长其文化。百余年后,政令渐衰,诸侯不共,宗周卒为一异族名犬戎者所灭。

第三期,以封建之结果,各地方分化发展。如齐、晋、鲁、卫、宋、郑等国,各自树立,一面许多异民族——即当时所谓夷狄者,亦皆有相当的进步,纷起与诸夏抗衡。就中如秦、楚等,尤为特出。于是文化成为多元的,诸大国盛行兼并。不惟夏商以来之部落不能图存,即周初所建屏藩,亦鲜克保。于是封建之局破,各国以联盟的形式互相维系,而强有力之二三国为之盟主,形成所谓霸政者。在霸政之下,各国以会盟征伐等关系,交通盛开,文化亦以益浚。而各国以内部发达之结果,产生一种特别智识阶级,遂成为贵族政治。此期中之政治组织,虽各国不尽从同,然大率皆由少数贵族以合议制(?)行之,其间最著名之政治家,其所设施能诒后代以甚大之影响者,有齐之管仲与郑之子产。

吾侪欲研究此三期之政治思想,当据何等资料耶?第一期可据者最少,自不待言。孔子欲观夏道殷道,亲诣其遗裔杞、宋二国,而慨叹于文献不足征,则其史料之乏可想见,而前乎此者益可想见。后世谶纬诸书言三皇五帝事甚多,皆秦汉间阴阳家言,矫诬不可信。大小戴两《礼记》,屡言夏殷制,亦儒家后学推定之文,孔子明言不足征者,而其徒能征之,诞矣。第二期资料宜较多,实亦不然。除群经外,惟《逸周书》六十篇,然亦真赝参半。盖当时简册流传不易,虽有记载,传后者希也。第三期资料,当时或甚丰富,自秦始皇焚“诸侯史记”,荡然无复余,惟从《左传》、《国语》、《史记》中见其什一耳。今将此三期研究资料列举如下:

一、《诗经》。此书最可信,其中属于第一期者惟《商颂》五篇,属于第三期者约三四十篇,其余二百余篇,大率皆属于第二期。书中具体的表现政治思想者不甚多,惟于研究时代背景最有关系。

二、《尚书》。今本五十余篇,其一部分为东晋人伪造,真者二十八篇而已。(今本尚有分合失真者。)其中《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属第一期;又《周书》中《秦誓》一篇属第三期;余十八篇之《周书》,皆属第二期。此书为研究商周两代政治思想唯一之宝典,惟《虞夏书·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似出后人追述,内中一部分应属于第三期思想之系统。

三、《易》卦辞爻辞。《易经》中此一部分,为第二期作品,《系辞传》所谓“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其中表现政治思想者甚少,惟子细搜剔,可藉觇时代意识之一部。

四、《仪礼》。此书为第二期或第三期作品,但与政治思想关系甚浅。

五、《逸周书》。内中十余篇,略推定为第二期作品,余则战国及汉人窜入。其真之一部分,应认为与《尚书》有同等价值,内所含政治思想颇多。

六、《国语》及《左传》。二书相传为左丘明所作。左丘明相传为孔子弟子,然《左传》有战国以后语,似作者年代尚应稍后。又司马迁所见只有《国语》,其《左传》乃西汉末晚出,似是将《国语》割裂而成,又间有伪文窜入。要之此两书宜作一书读,其书为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人所著,记西东二周史迹,而春秋时尤详,实研究第三期政治状况及政治思想唯一之良著也。其中追述第一二期事迹者亦较可信凭。

七、《史记》。汉司马迁所著。书中关于春秋以前之记载,大率取材于《尚书》、《国语》,其间有出入者,宜分别审择。

八、其他百家语。先秦诸子及载记中关于春秋以前事语之记述尚不少,吾侪对于此等资料信任之程度,第一,须辨原书之真伪,其伪者宜绝对排弃;第二,虽真书所称道,仍须细加甄别,因先秦著作家托古之风甚炽也。

此外,此时代之资料最成问题者有二书:

一、《周官》,亦称《周礼》。后儒多称为周公致太平之作,然其书西汉末晚出,当时学者多指为伪品。近代疑议益滋。据吾侪所推断,其必非周公作,盖成信谳,然谓全部为汉人赝托抑又不类,意其中一部分或为西周末厉宣时代制度,一部分则春秋战国时列国所行。汉人杂糅此二者,而更附益其一部分。此不过吾侪所想像,未敢征信。即尔,而此三部分之分析抉择,亦大非易。故此书资料虽多,宜从割爱,或别著一篇,题曰“表现于《周官》中之政治思想”,庶不失阙疑传信之谊也。

二、《管子》。今本《管子》八十六篇,盖刘向所校中秘书之旧。自司马迁以来,即认为管仲所作。然中多记管仲死后事,且以思想系统论,其大部分必为战国末叶作品无疑,最多则《牧民》、《山高》、《乘马》等篇篇首或有一两段传管仲口说耳。要之管仲人物之价值,不在其为学者而在其为政治家,若以彼与尹文、韩非同视,斯大误矣。本书言政治思想精到处甚多,只能归入战国法家之林,不应以入本时代也。书中叙管仲政绩亦多铺张,不可尽信,无已,则取其与《国语》相出入者信之可耳。

本篇所采资料,以《诗经》、《尚书》、《国语》、《左传》为主,而慎择其余,庶几可以寡过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