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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之馀》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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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徙民

  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

  二十六年,徙民于河北、榆中三万户。

  汉高帝五年九月,徙诸侯于关中。

  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初,娄敬使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屈、昭,景莫与。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後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帝曰:“善。”乃徙刘敬所言关中十万馀口。

  景帝元年正月,诏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武帝建元二年,作茂陵邑。三年春,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

  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户,又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已上于茂陵。初,主父偃说帝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好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帝从之。

  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

  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实之。

  大始元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此言“云阳”,而转写者误为“陵”耳。茂陵,帝所自起;而云阳,甘泉所居,故总使徙豪杰也。钩弋、赵婕妤死,葬云阳。至昭帝即位,始尊为皇太後,而起云陵。武帝时未有云陵。)

  昭帝始元三年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

  四年夏,徙三辅富人于云陵,赐钱户十万。

  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

  二年春,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

  元康元年,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赀百万者杜陵。

  武帝鸿嘉二年夏,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

  後汉光武建武十五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二十六年,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郡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行,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

  崔寔《政论》曰:“古有移人通财,以赡烝黎。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广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垦发。小人之情,安土重迁,宁就饥馁,无适乐土之虑。民犹群羊聚畜,须主者牧养处置,置之茂草则肥泽繁息,置之晓卤则零丁耗减。是以景帝六年,诏郡国令人得去硗狭就宽肥。至武帝,遂徙关东贫人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後加徙猾吏于关内。今宜复遵故事,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

  仲长统《昌言》曰:“远州之县界至数千百里,虽多山陵洿泽,犹有可居人种毅者焉。而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代俗安土,有死无去,君长不使,谁能自往缘边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于守御。”

  献帝建安十六年,曹公西征。初,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其後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贵。曹公征关中,得以为资。

  魏文帝改长安、谯、许昌、亳、洛阳为五都,今天下听内徙,复五年,後又增其复。

  齐王以明帝景初三年正月即位。六月,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民。

  元始元年二月,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居齐郡之西安、临淄、昌国县界,为新汉、南丰县以居流民。

  蜀主建兴十四年,徙武都氐王符建及氏民四百余户于广都。

  晋宣帝为骠骑大将军、都督雍州,表徙冀州农夫佃上邽。武帝太康中,杜预为征南将军。初,伐吴军至江陵,因兵威,徙将士屯戍之家以实江南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荆土萧然。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武陵王骏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二十三年,迁汉川流民于沔次。二十六年,使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自彭城徒流民数千家于瓜步。征北参军程天徙江南流民于南州亦如之。二十八年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南流民于姑孰,合计万家。

  孝武帝大明中,孔灵符为丹阳尹。山门县土境偏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资之家于徐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帝使公卿博议,太宰江夏王义恭议曰:“夫训农修本,有国所同。土著之民,习玩日久。如京师无田,不闻徙居他县。寻山阴豪杰富室,顷亩不少,贫者肆力,非为无处,耕起空荒,无救灾歉,又兼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尚书令柳元景、右仆射刘秀芝、尚书王瓒之、顾凯之、颜师伯、嗣湘东王彧议曰:“富户温房,无假迁业;穷身寒室,必应徙居。葺字疏皋,产粒无待,资公则公未易充,课私则私卒难具。生计既完,畲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与乐田者,其往经创,须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怀文、王景文、黄门侍郎刘凯、郗颙议曰:“百姓虽不亲农,不无资生之路。若驱以就田,则坐以相违夺。且鄞等三县去治并远,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旧居己毁,去留两困,无以自资。谓宜适任民情,从其所乐,开宥速亡,且令就业,若审成腴壤,然後议迁。”太常王元漠羡议曰:“小民贫匮,远就荒畴,去旧即新,粮种俱缺,习之既难,勤之未易。谓宜微加资给,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赏,申怠惰之罚。”光禄勋王升之议曰:“远废之畴,方翦棘荆,率课穷乏,其事弥难,资徙粗立,徐行无晚。”帝违众议,徙民,井成良业。

  後魏道武天兴元年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千万口,以充京师。二月,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十二月,徙六州三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

  二年,陈留郡、河南流民万余口内徙,遣使者存劳之。

  明元泰常三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民于京师。

  《娥清传》:清为给事中黄门侍郎。先是,徒何民散居三州,颇为民害,诏清徙之平城。清善绥抚,徙者如归。

  延和元年,车驾征冯文通,徙成邱、成周、辽东、乐浪、带方、元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开仓以赈之。

  太平真君六年,徙青、齐之人以实河北。又陆俟,太武时,与高凉王邮渡河,南略地至济南东平陵,徙其民六千家实河北。

  七年,徙长安城内工巧二千家于京师。

  献文皇帝兴三年,徙青州齐民于京师。

  孝文太和十九年,诏迁洛之民葬河南,不得迁河北。于是代人南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北齐神武帝为魏相,命孙腾、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余万,于是侨居者备勒还本属。

  文宣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谓之乐迁,于幽州、范阳宽乡之处,百姓惊扰。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二月,行幸并州宫,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

  宣武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之户。

  宣帝大象元年,诏曰:“洛阳旧都,今既修复,凡是元迁之户,并听还洛州。此外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阳、幽、相、预、亳、青、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

  隋场帝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逵、将作大匠字文恺,营建东京,徙预州郭下居民以实之,又诏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

  唐武後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关外雍、同、泰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玄宗开元十六年十月,敕州客户有情愿属缘边州者,至彼给良沃田安置,仍给永年优复,宜令所司即与所管客户州计会,召取愿者,随其所乐,其数奏闻。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後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国赋增而民生遂矣。”上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二十二年四月己亥朔,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迄南滁、和等处就耕,官给钞户二十锭,使备农具,免其赋役三年,九月甲戌,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钞锭,送後军都督佥事孙礼,分田给之,仍今回沁召募居民。

  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後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徐礼奏:“山西民徙居彰德,卫辉、怀庆、广平、大名、东昌、开封,凡五百九十人户。”

  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户部遣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後征其税。

  永乐元年八月甲戌,简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实北京。

  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金史许安仁传》:“章宗时,朝议以流人实边,安仁言:‘昔汉有募民实边之议,盖度地经营国邑,制为田宅,使至者有所归,作者有所用。于是轻去故乡而易于迁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饿困苦,无聊之心靡所顾藉,与古之募民人塞不同,非所宜行。’”

  国史律令

  《战国策》:“楚相柏举之战,蒙谷入大宫,负离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中。昭王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蒙谷之功与存国相若。”

  《东观汉记》:“陈咸,哀、平间,以明律为侍御史。王莽篡位,归乡,至闭门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书壁藏之,以俟圣主。”

  《唐书》:“韦述居史职,玄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述亦陷于贼庭,授伪官。至德二载,收两京,议罪,流渝州死。广德二年,其甥萧直为太尉李光弼判官,因人奏事称旨,乃上疏理述于仓皇之际,能存国史,致圣明大典得无遗逸,以功补过,合沾恩宥。乃赠右散骑常侍,”

  《通鉴》:“唐庄宗灭梁,御史台奏朱温篡逆,删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旧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伪庭之法,闻定州敕库独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录进。从之。”

  风闻言事

  《宋史陈次升传》:“为左司谏。宣仁有追废之议,次升密言:‘先太後保佑圣躬,始终无间,愿勿听小人销骨之谤。’帝曰:“卿安所闻?’对曰:‘臣职许风闻,陛下毋诘其所从来可也。’”

  《彭汝砺传》:“为监察御史裹行,论俞充谄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神宗为罢充。诘其语所从,汝砺曰:‘如此非所广聪明也。’卒不奉诏。”

  御容

  《旧唐书》:“唐武宗会昌五年十月乙亥,中书奏:‘池水县武牢关,是太宗擒王世充、窦建德之地,关城东峰有二圣塑容,在一堂之内,今缘定觉寺例合毁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东峰以造一殿,名曰昭武庙。’从之。”

  唐庄宗同光元年,宿州朱保諲进本朝十二圣写真及玄宗《封太山图》。

  蜀王衍建上清宫于老君殿,列唐十八帝真容,备法驾。

  宋邵博《闻见录》:“武功唐高祖宅,昔号庆善宫,今为佛祠,有唐二帝苎漆像,不知何帝也。”

  《建炎以来朝野杂纪》:“绍兴元年,终南山上清宫太平道士訾言真等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抚使张忠献。”

  《金史》:李大忠刻唐高祖至昭宣二十一帝像于石,在含水县东。

  《元史石天麟传》:“江南道观偶藏宋主遗像,有僧与道士交恶,发其事。帝以问天麟,对曰:‘辽国主後铜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闻禁也。’事遂寝。”

  《中州集》:“何宏中,宋靖康时,为河北河东两路统制接应使,被擒不屈,请为黄冠。时神霄宫废,道士旧以徽宗为东华君,将毁其像。宏中为起紫微殿,迁像事之。”

  庙讳

  李百药《北齐书》:“凡诸帝庙号,为避唐朝讳,皆易其文,议者非之。”

  《宋史》:绍兴二年十一月,礼部太常寺言:“渊圣皇帝御名,见于经传者义训,或以威武为义,或以回旋为义,又为植立之象,又为亭邮表名,又为圭名,又为姓氏,又为木名,各以其义类求之。以威武为义者,今欲读曰威;以回旋为义者,今欲读曰旋;以植立为义者,今欲读曰植;若姓氏之类,欲去木为‘亘’。又缘汉法,‘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止是读曰国、曰满,其本字见于经传者,未常改易。司马迁,汉人也,作《史记》,曰:‘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则不持,则倾。’于‘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来渊圣皇帝御名,欲定读如前外,其经传本字即不改易,庶几万世之下有所考证。”

  三十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钦宗祔庙,翼祖当迁,于正月九日造迁翼皇帝、简穆皇後神主,奉藏于夹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讳,依礼不讳。”诏恭从。

  绍兴元年四月,诏今後臣庶命名,并不许犯祧庙正讳。如名字见有犯祧庙正讳者,令改易。

  宋周必大《文苑英华序》曰:“凡庙讳未祧,只当阙笔。”

  《实录》:“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定进贺表笺礼仪,其有御名、庙讳,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

  种树

  脯齐书》:“刘善明为海陵太守。郡境边海,无树木。善明课民种榆槚杂果,遂获其利。”

  《梁书沈瑀传》:“为建德令。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枣,女丁半之。咸欢悦,顷之成林。”

  魏应豫《与庞惠公书》:“比见所上利民之术,植济南之榆,栽汉中之漆。”

  栽桑枣

  《实录》:乙巳年六月乙卯,下令:“凡农民田亩,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便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诏谕五军都督府臣曰:“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其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备岁歉。五府其遍行程督之。”

  十一月王寅,诏凤阳、滁州、庐州等处民户种桑枣柿各二株。

  二十六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种桑枣。上谕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暖即忘寒,不思为备。一旦卒遇凶荒,则茫然无措。朕深知民艰,百计以劝督之,俾其咸得饱暖。比年以来,时岁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也。然预防之计,不可一日而忘也。尔工部其谕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枣,或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于是工部移文天下有司,督民种植桑、枣,且授之种植之法。又令益种棉花,率蠲其税,岁终具数以闻。

  二十八年十一月王辰,上谕户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用足,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人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往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六年以後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害者罪之。”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顺天府尹李庸言:“所属州县旧有桑、枣,近年砍伐殆尽,请令州县每里择耆老一人,勤督每丁种桑、枣各百株,官常点视。三年给田,开其所种多寡,以验勤怠。”上谓行在户部臣曰:“桑、枣,生民衣食之计。洪武间,遣官专督种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种,违者究治。”

  正统元年八月丁丑,命提调学校风宪官,兼督民间栽种桑、枣。

  平阳府《太平县志》:“国初,令各里设拓桑园,以重蚕事。其後皆废,地多为民占,嘉靖听民易买,官地高腴,里耆民王登汉,易得拓桑故园,舍为义冢。”

  《郡国志》:“凡桑、枣田地,丈量时俱被豪民摊洒粮税,占为己业,故处已不可考,命桑,枣带税粮征收。”(《金史食货志》:“凡桑、枣户民,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分之三,除枯补新,使之不阙。”)

  老人

  《实录》:“洪武二十六年四月王午,命民间高年老人理其乡之讼词。先是,州县小民,多因小忿,辄兴狱讼,越诉于京。及逮问,多不实。上于是严越诉之禁,命有司择民间耆民公正可任事者,俾听其乡诉讼。若户婚、田宅、斗殴,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且给教民榜,使守而行之。”

  贴书

  《实录》:“洪武四年正月,禁诸司滥设贴书。初,省府诸司既设掾令史,复设贴书,乃前元官不亲案牍,弊奸吏得以舞法,为害滋甚。于是内外诸司定设掾吏、令史、书吏、司吏、典吏,员之多寡视政之繁简为额,若滥设贴书者,罪之。”

  案牍减繁式

  《实录》:“洪武十一年八月,定案牍,减繁式。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犊最繁,吏非积岁莫能通晓,欲习其业,必以故吏为师,凡案牍出入,惟故吏之言是听。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出文,附之者曰贴书、曰小书,生体文繁词,多为好利,国初犹未尽革。至是,吏有以成案进者,上览而厌之,曰:‘繁冗如此,吏焉不为好弊而害吾民也。’命廷臣议减其繁文,著为定式,镂板颁之,俾诸司遵守。”

  钦字

  《实录》:“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书‘圣旨’二字,凡有升赏差调等事,悉以‘钦’字代之。”

  巡检

  《实录》:“洪武十三年十一月,敕谕天下巡检曰:‘古者设官分职,不以崇卑,一善之及,人人受其利焉。朕设巡检于关律扼要,遏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然自设置以来,未闻其举职者。今特遣使分视各处,以检防有道,讯察有方,有能坚守是职,镇静一方,秩满来朝,朕必嘉焉。”

  丧制

  《实录》:“洪武元年十二月辛未,监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师人民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流俗之坏至此,甚非所以为治。且京师者,天下之本,万民之所则。一事非礼,则海内之人转相视效,况送终,礼之大者,不可不谨。乞禁止,以原风化。’上是其言,乃诏中书省,令礼官定官民丧服之制。”

  北平种田

  《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上谓刑部都察院臣:‘自今凡人命、十恶死罪、强盗伤人者,依律处决,其馀死罪及流罪,令挈家付北平种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後录为良民,其徒罪,令煎盐;杖罪,轮役如故。自愿纳米赎罪者,听。仍选徒罪以下罢黜官,假以职名,俾督民耕种,三年有成绩,实授;无成,仍坐原罪。’”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十月丁丑,诏罪人应发屯戍者,皆从六科给事中及行人司编次队伍,然後遣行,以防奸弊,”

  永乐元年六月庚戌,户部致仕尚书王纯奏:“种田囚人,若照籍贯分定地方,则有多寡不同,难于编甲。今宜不分籍贯,于保定、真州、顺天等府,挨种安置,先近後远,庶凡聚落易成,屯种有效。”从之。

  华夷译语

  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号令,但借高昌书制为蒙古字,以通天言语。至是,乃命翰林侍讲火原洁与编修马沙亦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其声音。即成,诏刻行之,自是使臣往来朔漠,皆能通达其情。

  校勘斛斗秤尺

  《实录》:“洪武元年十二月王子,诏中书省,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会姓名,时其物价。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一体兼领市司。”

  断百官酒肉

  《魏书食货志》:“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蘖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斛。其四时郊庙、百神群祀,依式供营。远蕃使客不在断限。尔後盗贼转众,诸将出征,相继奔败,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廪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禁小说

  《实录》:“正统七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懦,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翦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谶兆

  汉孝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青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及昌邑王废,更立昭帝兄卫太子之孙,是为宣帝,帝本名病已。

  《魏受禅碑》立于黄初二年,而其文有曰“改元正始”,正始,齐正芳年号。

  汉後主改元炎兴,贾充闻之,曰:“吾闻谯周之言,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後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于人也。今中权军名,而汉年极于炎兴,此殆天意矣。”明年八月,武帝嗣晋王位,遂以受禅。

  魏时起安世殿,後晋武帝居之。安世,武帝字也。

  桓玄于南州起斋,悉画盘龙于上,号为“盘龙斋”。刘毅小字盘龙,及克玄,遂居之。

  会稽王道子,于东府造土山,名曰灵秀山。未几,孙恩作乱,再践会道子所封。灵秀,孙恩字也。

  後周《华岳颂》立于天和二年,而其文有曰:“会一区寓,纳之仁寿。”及隋文帝立,改元仁寿。

  唐玄宗开元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综光献《东都九鼎铭》,其《豫州铭》武後自制。文有曰:“上玄降监,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圣人启运,休兆必彰,请宣付史馆。”

  邠国公《功德碑》立于长庆二年,而其文有曰:“主历天齐。”及敬宗即位,改元宝历。

  宣宗制《秦边陲曲》,其词曰:“海岳咸通。”及帝崩,懿宗即位,改元咸通。

  《外史梼杌》:蜀人击拂,以初人为“孟人”。又王氏宫殿皆题匠人盂得姓名。有徐延璚者,王衍舅也。其作私第华侈,衍常幸之,于壁上戏题曰“孟入”字以戏之,盖蜀中以盂为不佳故也。他日,孟知祥到,盖先兆云。

  蜀王孟昶,每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末年学士辛寅逊撰词,昶以为非工,自命笔题曰:“新年纳馀庆,佳节兆长春。”和以其年正月降王师,即命兵部侍郎吕馀庆知成都府,而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

  《癸未杂识》云:“李方叔《师友谈记》及《延漏录》、《铁围山录》载,仁宗晚年不豫,渐复平康。忽一日,命妃嫔主游後苑,乘小辇向东,欲登城楼,遥见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悦,即回辇。翌日上宾,而英宗登极。盖曙字,英宗御名也。

  又寇宗忠愍《杂说》:“哲宗朝,尝创一堂,退绎万机。学士进名皆不称旨,乃自制曰‘迎端’,意谓迎事端而治之。未几,徽宗由端邪即大位。”

  又云:“汴梁宋时宫殿,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择汴宫窗户刻搂工巧以往,始知兴废皆定数,此即先兆也。”

  金大定二十二年,重修中岳庙。黄文纳撰碑文,有曰:“洪惟主上,纂明昌之绪。”及章宗立,改元明昌。

  元文宗天宝五年,司徒香山言:“陶宏景《胡笳曲》,有“负扆飞天历,中是甲辰君”之语,今陛下生平纪号实与之合,此实受命之符,乞录付史馆,颁告中外。”诏令翰林诸臣议之,以为“陛下绍统于今四年,薄海内外,罔不归心,无待旁引曲说以为符命。”从其所言,恐起谶纬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寝。(赵世延作《蒋山钟铭》有曰“大明未东”。)

  谲觚十事

  仆自三十以後,读经史辄有所笔记。岁月既久,渐成卷帙,而不敢录以示人。语曰:“良工不示人以朴。”虑以未成之作误天下学者。若方舆故迹,亦于经史之暇时一及之。而古人之书既已不存,齐东之语多未足据,则尤所阙疑而不敢妄为之说者。忽见时刻尺牍,有乐安李象先(名焕章)《与顾宁人书》,辩正地理十事。窃念十年前与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尝与之札,又未尝有李君与仆之札;又札中言仆读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谱》而深许之,仆亦未尝见此二书也。其所辩十事,仆所著书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尝见,似道听而为之说者。而又或以仆之说为李君之说,则益以微李君之未见鄙书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质之君子,无惮贻误来学,非好辨也,谅之。

  来札:(据李君谓仆与之札。)孟尝君封邑在般阳,不当名薛。薛与膝近,《孟子》篇中齐人将筑薛。此足下泥古之过。汉淄川郡即今寿光,今淄川即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孟尝封邑在淄川今寿光地,墓在寿光西四十里朱良镇。後人以淄川之般阳为淄川,如以琅邪之临沂为琅邪,乐安之博昌为乐安,孟尝封邑偶名同薛国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膝颇远,当何说也?

  鄙著《日知录》有辩“淄川非薛”一事曰:汉鲁国有薛县。《史记公孙弘传》:“齐菑川国薛县人也。”言齐,又言留川,而薛并不属二国,殊不可晓。正义曰:“《表》云:‘菑川国,文帝分齐置,都剧。’《括地志》云:‘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县界。’《地理志》:‘薛县属鲁国,’按薛与剧隔兖州及泰山,未详。”今考《儒林传》言,“薛人公孙弘”,是弘审为薛人。上言齐菑川者,误耳。今人有谓孟尝君之封在留川者,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若在菑川,其壤地与齐相接,何不言齐而言邹鲁乎?又按《後汉志》云:“薛,本国,夏车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览》曰:“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向门,出北边门也。”《诗》云:“居常与许。”郑玄曰:“常,或作‘尝’,在薛之旁,孟尝邑于薛城。”《括地志》曰:“孟尝君家在徐州滕县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尝君之封不在菑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菑川国三县:剧、东安平、楼乡。剧在今寿光县西南,东安平在今临淄县东南一十里,楼乡未详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汉之留川,乃般阳县耳。以为汉之菑川,而又以为孟尝君之薛,此误而又误也。

  仆所考论如此,乃言孟尝君之薛不在般阳,不曰孟尝君封邑在般阳而不当名薛也。李君之辩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当以《水经》、《皇览》、《郡国志》等书为据,昔人注书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无稽之言,不足信。今曰孟尝君墓在寿光,其昉于何书邪?《史记孟尝君传》:“湣王即位三年,封田婴于薛。”正义曰:“薛故城在今徐州膝县南四十四里。”今曰孟尝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传皆非也?又《汉书》有曹川国,无淄川郡,而般阳县自属济南。今日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远,并《史记入《汉书》而不之考邪?

  来札:营丘在临淄,今营丘营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过。大公初封齐营丘,即今临淄。齐三迁,一蒲姑,今博兴;一营陵,今昌乐;後又迁临淄,统名营丘,後改临淄而营丘之名遂废。

  鄙著无此一事,今考《史记》:“武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正义曰:“《括地志》云:‘营丘在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大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蒲姑。’”正义曰:“《括地志》云:‘蒲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胡人弟献公徙治临菑。’”据此所引《括地志》,营丘与临菑乃一地。又考《汉书》,齐郡治临淄,北海郡治营陵,或曰营丘。二郡并云师尚父所封,而臣玻与应劭之说各主其一,则当时已不能明矣。今昌乐、潍县之间亦有营丘城,按《史记》云“营丘边莱”,而不言献公之临菑即大公之营丘,则《括地志》谓营丘在临淄者失之也。

  来札:潍水今呼淮水,古滩字似淮,当是点画差讹,此足下泥古之过。伏生授《书》曰:“潍淄其道。”欧阳生、儿生、张生诸博士岂考究之未详邪?史韩淮阴破龙且潍水上,以淮阴故,如浙水国钱镠曰钱圹,姚水固曹娥曰曹江,笼水因颜文姜曰孝妇河也。如以厶隹似淮,则潍水在今潍邑,不闻古作厶隹县也。

  鄙著《日知录》有辩淮河一事,曰:潍水,土人名为淮(户佳反)河。《齐乘》云:“《汉书地理志》:潍,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诸城志》:“俗传箕屋山旧多产櫰,(《尔雅》:櫰,槐大叶而黑。《汉书西域传》:奇木檀、櫰、梓、竹、漆。)水从櫰根出,故呼为淮河,以音之同也。”并误。愚按古人省文,“潍”字或作“维”,或作“淮”,总一字也。《汉书》:“或作淮者”,从水,从鸟隹之隹,篆作隹,即“潍”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为淮,则竟为“江淮”之淮,从水,从“佳人”之佳,篆作佳。于隶则差之毫厘,于篆则失之千里矣,如开封之氾水,《左传》本音凡,从水从巳,而今呼为“檬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讹也。又曰:又如《三国志吴主传》:“作堂邑涂圹,以淹北道。”《晋书宣帝纪》:“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武帝纪》:“琅邪王伷出涂中。”产是“滁”字。古“滁”省作“涂”,与“潍”作“淮”正同。韵书并不收此二字。

  户佳反之音出于土俗,本不足辩,仆与李君皆臆为之悦尔。审如所言,欲表韩侯之功,则木罂所渡之津,破赵所背之水,皆可名之为淮,而地志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岂不益新而可喜乎?

  来札:孔子虽圣,亦人尔,何能泰巅一千八百里外现吴门之马?足下来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吴门直吴,如苏州北门曰齐门之类是也。

  鄙著无此一事。今之曲阜并无吴门,古之鲁城亦不载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论衡》云,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泰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阊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上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今详其文,于泰山则系以“鲁”,于阊门则系以“吴”,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谓是鲁城之门?又云:“人目所见,不过十里,鲁去吴千有余里,使离朱望之,终不能见,况使颜渊,何能审之?”此又《论衡》之言,而非仆之言也。

  来札:景公墓在临淄东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民在长白山下今长山境内,又云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无多为官者,必景延广。延广,陕州人,後晋出帝与桑维翰同时,非周臣,又不当云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传》:“景范,邹平人。世宗显德中,官宰相。显德六年罢。”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邹平,今割入长山界。在临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齐景公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记》有《後周中书侍郎景范碑》一目,曰:邹平县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鉴》:“五代周显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枢密院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时属长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间有两举人,今亦尚有诸生,不能记其祖矣。不知何年谬传为晋之景延广,而邑志载之。以後《山东通志》等书袭舛承讹,无不以为延广墓。後有令于此者,谓延广于晋为误国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毁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诸生二人来,称景氏之孙,请问其祖为谁。予乃取《通鉴》及《五代史周世宗纪》示之,曰:“显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广传》,曰:“延广,字航川,陕州人也,距此远矣,”乃谢而去。间一日,往郊外,视其墓碑,其文为“翰林学士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知制诰柱国扈载”撰,虽剥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书待郎平章事景公讳范”,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伯,没赠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建大功于汉室,为北藩于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旧臣。”又曰:“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其未曰:“显德三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叹近代士人之不学,以本邑之人书本邑之事而犹不可信,以明白易见之碑而不之视,以子孙而不识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于鳞友人《袭克懋妻景氏墓志铭》,亦以为延广之後。虽本其家之行状,然王,李二公亦未尝究心于史学也。

  此仆在邹平,与邑人宛斯马君。亲访其墓而录之者,不知李君何所闻之,而剿为己说。且与齐之景公何涉,而横生此一辩?又此墓旧属长山,今割人邹平;今反曰旧属邹平,今割人长山,又景相,长山人;今反曰邹平人。知李君之道听而途说也。

  来札:临朐西十里逢山;俗传逢萌隐处。史:逢萌浮海,归隐大劳,东莱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长。墓在今营丘昌乐地。又都昌,昌邑也,皆与临朐远。史:夏东方诸侯逢伯陵居青州,旧城在郡西二十里马山,李于鳞所谓“龙斗马山之阳”是也,距逢山四十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无此一事。《汉地理志》:“临朐有逢山祠。”则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传》:“逢公以登。”注云:“逢公,殷诸侯,居齐地者。”《二十年传》:“有逢伯陵因之。”注云:“逢伯陵,殷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为夏,未知其何所据也。

  来札:黄冠别说劳山有吴子宫,是吴子夫差请《灵宝度人经》处。《春秋众吴伐齐,至艾陵。艾陵,齐南境,令郯城,去劳六七百里。甚为牵合难据。足下来读道书,道书云:“许放阳弟子吴猛,东昌人,入劳,请《灵宝度人经》。吴子、吴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宫,不仅候也。

  此道家荒唐之说,不足辩。《莱州府志》:“传疑”一条云:“春秋时,吴王夫差登劳山,得《灵宝度人经》。”今欲去其年代,而改为吴猛,庸愈乎?按《晋书》,“吴猛,豫章人。”晋时亦未有东昌之名也。

  来札:泰山无字碑非始皇,乃汉武时物,别史:“始皇移徂徕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邢、之罘碑。因阻暴风雨,大怒罢。”此可信者,汉武何故立无字碑?未敢以足下言为是。

  鄙著《日知录》,有《考泰山无字碑》一事,曰: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四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词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援汉书祭把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于泰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呆,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蝎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灵乎?

  李君似未见仆此论,不知其所谓别史者何书:将考千载以上之事,乃不征《史记》而征别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风雨之阻,大怒罢之。且如《水经注》:“孔子庙,汉魏以来列七碑,二碑无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录于《史记》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罢其一,不罢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风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罢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时,又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来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为制始于王莽,则见于刘熙《释名》之书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谬矣。是其所引别史,不过二十馀字,而谬妄已有数端。又考《山东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无字碑。”此志作于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于古书之传也。又从而文之,无乃为前人所笑乎?

  来札:俗以丈人为泰山。唐明皇封禅,张说婿韦晤扈驾,以说婿,增三级。後帝忘其故,问群臣。伶官黄幡绰曰:“泰山之力也。”困以丈人为泰山。不知春秋时已有丈人峰,孔子遇文人荣启期处也。未敢以足下言为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辩。乃谓春秋时有丈人峰,其何所据?《列子》:“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成阝之野。”无“丈人”字。夫纪载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实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吴门于曲阜,即去一“阊”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谓天下遂无读《列子》、《论衡》二书之人哉?

  来札:大公封营丘,地泽卤,人民寡,固上古封建各有其国,未便夺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于上游也。古史万国,商三千,周千八百,当伐纣时,不知其如何变置,殷都朝歌,千里内不免改王畿为候国;周都镐京,千里内不免改侯国为王畿。涧水东、瀍水西皆诸侯,营洛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东方诸候附纣者众,故封大公以弹压耳。足下乃过信《货殖传》,未敢以足下为是。

  鄙著《经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于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诚为可疑。如《孟子》所论“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来,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余里之外邪?盖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大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仅封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二县界,史言其地澙卤,人民寡。而《盂子》言其俭于百里,又莱夷逼处,而与之争国。且五世反葬于周,而地之相去二千余里。夫尊为尚父,亲为後父,功为元臣,而封止于此,岂非中原之地无闲土,故至薄姑氏之灭,而後乃封大公邪?或曰: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何与?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于远,圣人之不得已也。

  《汉书》曰:“齐地,虚、危之分野也。少吴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崱,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大公。而《史记》以大公为武王所封。当武王之时,而大公至国修政,人民多归齐,为大国矣。考《左氏传》管仲之对楚子,展喜之对齐侯,并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郑康成注《檀弓》,谓大公受封,留为大师,死葬于周。又《金滕》之书有二公,则大公在周之明证。二说未知孰是。李君变置弹压之论,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测量古人也。

  初刻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又与人书十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又与人书二十五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向时所传刻本,乃其绪余耳。

  又与潘次耕书

  《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不复年”之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彼时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预期也。

  又与杨雪臣书

  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自信其书之必传,而未敢以示人也。

  又与友人论门人书

  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庶不为恶其害已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