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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译解》·成书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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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十月,王阳明的门人南大吉,命其弟逢吉校刻《续刻传习录》于浙江绍兴,分上、下两册,上册即《初刻传习录》,下册为王阳明论述学术的书信九篇,并附“示弟立志说”和“训蒙大意”,此续刻本即今本之中卷。

·成书的缘起·

钱德洪·序

钱德洪(公元1496——1574年),初名宽,字洪甫,号绪山,时称绪山先生,浙江余姚人。王阳明之大弟子,为王门“授业师”之一。在入京殿试途中,闻阳明先生病逝,即不试而奔丧。三年后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后在野三十年中以教授为生。他待子弟严而有礼,教学上因势利导,不时警诫,有“教授师”之称、见《明儒学案》卷十一。

【原文】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 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见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译文】

过去,南元善在浙江绍兴刻印《传录习》分为上、下两册。下册收录了先生的八封书信。其中在《答徐成之》两封信中,先生说:“赞成朱熹的观点,排斥陆九渊的观点,长期以来已成定论,想要改变,十分困难。”这两封信就是为了调解朱陆之争,使人们通过自己的思考而明白这一点。因此,南元善将这两封信放在下册的开头,用意非常好。今天,世人已明白朱陆之辨的内涵。我刻印先生的《文录》时,把两封信置于《外集》中,主要是有些观点还不够完善,因此,现不作收录。关于其他知行本体方在的论述,在《答人论学》、《答周道通书》、《答陆清伯书》、《答欧阳崇一》等四封信最为详尽。在《答罗整庵书》中,明确道出了格物应是学者平常所做的工夫。先生平生面对世人的诽谤和诋毁,在万死一生的逆境中始终不忘讲学。他老人家深忧我们这些弟子不了解圣学而被功利和技巧所迷惑,以至毫无知觉地沦为禽兽夷狄。先生终生兢兢业业地追求与天地万物溶为一体的境界,直至死而后已。这种孔孟以来圣贤所独有的良苦用心,并不因学生和亲人的劝慰而有丝毫的减轻。以上所述先生的情怀,在《答聂文蔚》的第一封信中作了详细的表露。这几封信,均按南元善原本刊刻而收录。先生在《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信中,详尽地揭示了‘必有事焉’即为‘致良知’的功夫,论述明白简洁,使人很容易找到工夫的下手处,所以也增录进来。南元善当时的处境极其艰难,仍以讲授阳明学说为己任,最终遭受奸臣排挤。但他仍然认为,他接受阳明学说是一生最大的幸事。因而,他没有分毫的忧愤和悔恨。人们都知道,南元善刊刻的《传习录》,对于有志于学的朋友帮助很大,但不知他其时处境的艰难。我的去取是依据今天的需要,并不是对南元善所刻的《传习录》旧本有什么不满。

〔评析〕

这篇序为阳明先生的学生钱德洪所作。 钱德洪 (公元1496——1575):字洪甫,号绪山。浙江余姚人。进士,官至刑部郎中。 序中对《传习录》的编排、刻印等有关问题作了些说明,这对我们今天了解这本书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其中有关对先生思想观点的概述,对本卷的内容作了一个简要提示,为我们提示了一条理解《传习录》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