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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非命下第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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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

此谓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驰骋田猎毕弋,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此皆疑众迟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着,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谓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将何若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人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若以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持养百姓,百姓不利,必离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胜。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共抎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此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