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章。
朱子曰：“尽其心者，只为知其性。此句文势与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若未知性而径欲尽心，则悬空无下手处。”今按：《孟子》本文，尽心知性知天，分明作三阶层。若谓知性则尽心知天，与《孟子》原意不合。朱子此章误解，余已说之在上引心有四端一章中。又朱子谓此章所谓尽心乃物格知至之事，语亦欠明。恐孟子所谓尽性，只如四端之扩而充之，则为仁义礼智，只就此心在每一事之运用上言，此乃下学事。朱子则谓仁义礼智藏于心，微露其端为恻隐羞恶等，乃就无所不统之心体言，故必知性乃可尽心，此乃上达事。孟子意，则即此四端尽之，乃可知性。此乃下学而上达。朱子说此章，则成为上达而下学了。大抵朱子差处，在每言心体，故于此章又言心体无所不统，则奈何而尽之。故必自知性，始可下手。又谓尽者无余之义。实则尽即是扩而充之，即是下功夫处。朱子在此大题目上讲差了，但其讲《孟子》他章，实在头头是道，多发前人所未发。何以得如此，亦宜加细参。
朱子又曰：“无极而太极，不是有个物事光辉地在那里，只是说这理当初皆无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气。既有此气，便有阴阳以生许多物事。而今看他这物事，这机关，一下拨转便拦他不住。所以圣贤兢兢业业，临深履薄，至死而后知免。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随他恁地。故曰，存心养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今按：此一段说理与气，天与人，性与命，大意已极明白。盈天地只一气，而此一气却具万变，其变而异处，则见理。但不能只说理在气中。且问气从何来，则仍不能不说理生气。而此理则实是一虚的。所谓天，实即是此虚，而人则只是气中一物。在气则曰理，赋与人与物则曰性，故曰性即理而命于天。大体朱子语是如此，只未讲到一心字。朱子意，性属理，心属气，则性即由心而见，而心则必从性而来。孟子说尽心知性，即是《大学》格物致知。《大学》所致之，即是明德，即是性。朱子误解孟子尽心知性语，亦即此可见。
朱子又曰：“由太虚有天之名，只是据理而言。由气化有道之名，由气之化各有生长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己成物，物各有理，故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今按：程子提出性即理也一语，而朱子承之。理在气中，而虚无一物。则此处谓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实与性即理语无差别，但读者骤见此语，则易滋别解。此语出《语类》，《语类》乃历数十年由朱子各门人分别记其所闻，其间容有出入，故治朱子学者不宜忽《语类》，但亦须善读，不容粗心，亦不宜逐句拘守。又按：朱子屡言心属气，则尽心知性，乃由知气以达于兼知其气与虚之境，不得谓先知气与虚，始知气。朱子误解尽心知性语，亦由此可见。
万物皆备于我章。
或问：万物皆备。朱子曰：“万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万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万物之理焉。所谓万物皆备，亦曰有其理而已。”今按：天生万物，可谓万物身上各得了一分天，亦可谓各具一分理，但不得谓是天与理之全。此段谓一物之中，莫不有万物之理，似语意未净。今西方生物学家有专门研究乌鸦者，岂得谓在乌鸦身上已尽备了天生万物之理。惟人为万物之灵，其中大圣贤，或可谓天生德于予，且上达天德，然仍难以一身备万物之理。此处程子谓万物是物，横渠讲万物是事。仁义礼智是事中最大者，天理主要在此。孔子曰：“天下归仁。”亦可谓万物莫不在我心之仁之中。余又尝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之诗，谓物字亦如法则，乃指人生中一切行为标准言。谓其皆备于我，此即孔子天生德于予之意，亦即孟子言性善之旨也。然此仍从人文立场中之一身言，不涉大自然之全体。佛老都从天地大自然立论，宋代理学尊孔孟乃亦不得不兼人文自然而言之。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说，已成中国社会一成语，然其义则还值细参，还值发明。总之，中国人从和合处讲去，西方人从分别处讲去。如耶教讲灵魂降谪为人类，死后灵魂仍归天堂，则灵魂与灵魂各自分别，灵魂与天帝更有分别，乌得有万物皆备于我之想。
行之而不著焉章。
朱子曰：“行之不著，习矣不察，如今人又不如此。不曾去行，便要说著。不曾去习，便要说察。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今人未曾理会可与共学，便要适道。”今按：不仅儒家，即老释异端，凡论道运思，莫不先之以躬行时习。朱子慨言今人不如此。至近代而言，更不如此。思想不依于行习，适道不待于共学，成了另一套，而争相辩论，岂不如一场儿戏。
霸者之民章。
朱子曰：“所过者化，人化也。所存者神，事之成就如神也。”今按：我所过而人自化，此事不易。西方人则惟尚法律，禁止人，但亦像似所过者化。如行资本主义，则举世争富。行帝国主义，而举世争强。岂不所过者化乎。而所存者神，则更难。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乃至孟子以下，迄于程朱理学家，皆有其所存。亦莫不其化如神。此所以有中国五千年来之文化传统。而西方文化，则事过即已。如希腊，如罗马，如近世之英法，皆一世之强，而事过则所存无几。恐当代美苏两强亦难不步希腊罗马英法之前尘而独能长有其所存。而所存犹能如神之能化。然则西方文化惟有求变求新之一途，后来者亦惟有变美苏以自新，而终亦不能长此以不变。中国人言变化神通，变而能化，通能如神，斯则庶矣。今人仅知言变言新，而中国古人则言神言化。至言大自然，亦可谓尽在神化一境中。惟西方科学家则亦仅言变言新，不知自然之能神能化。学者岂可不深思。
圣人百世之师章。
或问：孟子学孔子，乃屡称夷惠，而深叹仰之，何也。朱子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胜而易能，有迹而易见。且世人之贪懦鄙薄者众，一闻其风而兴起焉，则其为效也速，而所及者广。若孔子之道，则广大而中正，浑然而无迹，非深于道者不能庶几其万一。孟子屡称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今按：偏胜易能，有迹易见两语，以之形容西方文化适亦相符。而今日谈中国文化者，亦仅知一孔子而已。则中西文化何从相比。窃意，欲谈中国文化，不如择其稍偏而有迹者。如文学于人最易兴起，幼童初入学，即可诵读《唐诗三百首》，次读《古文观止》，其次略知历史经过可读《纲鉴易知录》。如进而研究儒家思想，则先治王阳明，其龙场驿之经过，其《传习录》之提示，皆易感动，易启发。如此之类，亦因孟子屡称夷惠之意而变通用之。或亦有迪世诱俗之微效。若欲提倡中国文化而必高论孔学妙义，则恐转非急务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