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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谁把红军逼上长征路 蒋介石身边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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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卧龙”的首席军师杨永泰(广东茂名人),如今已几乎无人提起。他才思敏捷,笔力雄健,助蒋铲除“诸侯”,逼迫红军长征,为国民党立下汗马功劳。若非喋血江畔,民国往事又该添多少传奇……

杨永泰:蒋介石身边的“诸葛亮”

说杨永泰是蒋介石的“诸葛亮”,一点都不过分——他初出茅庐,便献策蒋介石“三分天下”;一道“出师表”,就逼迫工农红军移师西去。蒋介石对他言听计从。不曾想,权重一时的他最后居然血染扬子江畔,做了国民党派系争斗的冤鬼。

“削藩”计助蒋铲除各路“诸侯”

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生于广东茂名,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后离开孙中山加入政学会,先后出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广东省省长。但随着政学会的风消云散,他只好蛰居上海,常常为有奇才而无处施展暗自叹息,为未逢“明主”而黯然神伤。

1928年初,通过政学系黄郛和熊式辉的引荐,杨永泰结识了蒋介石。杨自幼接受严格的旧式教育,又曾留学日本,接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故“既擅文事,又长武备;既懂立法,又精行政”,加之对于“天下大事”观察已久,故与蒋介石见面之初便发表了宏韬大略:

当今天下,广西第七军横行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结冯、阎,则南京无法立足。好在桂系的政敌俞作柏能拆李宗仁的台,唐生智也可以收回旧部为辞进逼白崇禧,再用重金收买冯玉祥的大将韩复榘、石友三等,则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就不难瓦解。

杨永泰将其“削藩”策略概括为: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

蒋最头疼的军阀问题,被杨永泰数语道破。蒋介石顿时心明眼亮,对杨永泰肃然起敬,任命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由一个草居在野的政客,一跃而入蒋总司令的“卧榻之侧”,杨永泰成了蒋介石的“首席智囊”。

完成北伐之后,蒋介石即着手实施杨永泰的“削藩”谋略。

1928年7月中旬,蒋在北平召开军事善后会议。国民党各路“诸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参加会议。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军事方案》和《军事意见书》,冠冕堂皇地提出整编军队,裁减兵员,其意图是削弱其他三个集团军的兵力,壮大自身势力,等待时机,各个击破。冯玉祥、阎锡山诸人开始均沉默不语,后来极力抵制。

蒋介石仅想利用这次机会试探一下各路“诸侯”的态度,当然是无果而终。

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利用北伐结束之机,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将这些人明升暗降,调到南京,以便解除兵权。蒋介石接受了杨的建议。

8月8日至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会长兼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三人长住南京,共商国是。

接着,杨永泰建议蒋尽快召开编遣会议,“杯酒释兵权”,用政治方式削去“诸侯”兵权。1929年初春,编遣会议召开,但出乎蒋的意料,各路“诸侯”在裁兵问题上互不相让,争论不休。尤其是冯玉祥,称病请假,消极对抗,致使蒋抱极大希望的会议草草收场。

既然政治方式不能“削藩”,只好诉诸武力。按照杨永泰的建议,蒋介石决定首先用军事手段消灭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当时,桂系势力盘踞着从广西、广东经两湖直到山海关长达千里的战线,摆下了“一字长蛇阵”。如何破掉李、白这个互相配合的战阵?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先击首腹后斩尾,武力进攻和政治分化双管齐下;先解决武汉、平津桂系驻军,尔后直捣桂系广西老巢。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先把同桂系站在一起的李济深诱到南京加以软禁,任命陈铭枢、陈济棠统治广东,然后委派唐生智携巨款去天津活动老部下李品仙倒戈反桂,不用一兵一卒便使白崇禧仓皇出走。接着,蒋介石统率大军直捣武汉。

为了实施武力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策略,杨永泰秘密来到香港,与受桂系排挤的俞作柏洽商。他凭着三寸巧舌说服了俞作柏,并许诺:“如果俞将军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倒桂成功,中央委你为广西省主席,省府委员由你决定。”

杨永泰陪俞作柏来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委任俞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将参议”,由杨永泰协助到汉口,与桂系第四集团军第七师师长李明瑞秘密接触。当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一交火,桂军前敌总指挥李明瑞便阵前自动脱离战斗,致使桂军一败涂地。李宗仁、白崇禧退守广西。蒋介石率各路大军齐向广西合围,桂军大败。李、白二人被迫逃到香港。

就这样,杨永泰协助蒋介石首先平定了桂系。

蒋桂战争接近尾声时,冯玉祥统率西北军单独反蒋。蒋介石再次采用杨永泰的计策,用经济手段瓦解冯玉祥的军队。1929年5月22日,冯玉祥部下韩复榘由洛阳发出“养”电,力主维护和平,拥护中央。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复电韩复榘,令其指挥所有驻陕甘宁部队,委任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并送现款500万元作为犒赏。“银弹”的威力迅速见效,5天后冯玉祥被迫宣布下野。

1930年3月,鹿钟麟、商震、白崇禧、张发奎等第二、三、四集团军57个将领通电全国,一面历数蒋介石十大罪状,一面推举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联合反蒋。

面对中原大战爆发之势,杨永泰胸有成竹地向蒋介石建议:一、采取陆战为主、空军协同的战术,威慑联军;采取“银弹”外交,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二、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东北军张学良。

蒋介石立即派吴铁城和张群携巨款到东北,极力拉拢张学良助蒋讨伐阎、冯,并用重金收买了冯部将领刘茂恩,诱捕冯军豫东前线总指挥万选才,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经过5个月激战,蒋大获全胜,阎避居大连,冯移居汾阳。山西晋军被举兵入关的张学良加以整编,西北军则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个个吃掉,仅仅保留了被改编的29军。

这样,冯玉祥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土崩瓦解了。蒋介石采纳杨永泰的“削藩策”后,只用3年时间就达到了预期目的。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逼迫红军长征】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举兵南进,开始向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然而三次“剿共”连连败北。蒋介石尤其不明白,各地“诸侯”人马那么多,都被逐一铲除了,而共产党就这么一点人马,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输了?

杨永泰认真分析了前三次“剿共”失败的原因,发现蒋的失策在于把红军看成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红军的最大不同是实行政治建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是靠政治起家的,那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杨永泰派人向蒋呈递了一份“万言书”,陈述了自己对于“剿共”的意见:“吾随先生出师,细观江西诸地,渐觉共党不足为虑。所难之点为共党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手,实为一严重问题。民众与共党合为一家,在于吾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共党所利用。”

杨永泰的下面几句话更是一下子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上:

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话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共党,不为共党所左右。达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共党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吾认为,如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变军事剿共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会初见成效。

蒋介石对“万言书”大为赞赏。1932年4月,蒋到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决定破格提升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令其随行前往武汉。这样,杨永泰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帐前军师。

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可谓老谋深算。蒋介石照此实施,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显示了威力。由于张国焘的指挥错误和政治上未能适应蒋介石的新策略,没有采取应变措施,致使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退去。

蒋介石大喜过望,对杨永泰更加言听计从。他立即移营江西,全力“围剿”中央苏区。

1933年5月7日,蒋介石改“行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会长行营,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政治事务。杨永泰负责的第二厅专营“政治剿共”,所以南昌行营上下又称杨永泰为“七分厅长”。

第四次“围剿”准备不充分,蒋介石并未得手。尽管如此,他对杨永泰的方针并没有动摇,而是马上组织第五次“围剿”,调集50万重兵对付江西中央苏区。

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第五次“围剿”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他组织求是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组织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的“文化标兵”;实行军人独裁,强化保甲组织,严厉实行连坐制,对苏区民众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更狠的是,杨永泰建议蒋介石对苏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至基层党部、各地乡绅等,组成严密的网络系统,要与红军打一场“政治战”、“经济战”和“立体战”。

仅一年多时间,这些措施便收到奇效,逼迫中国工农红军西去。杨永泰因谋划“剿共”有功,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兵不血刃夺取“天府之国”

1934年底,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入西南,蒋介石派大军尾随于后。

蒋介石因追剿红军入川,发现这一带山川险要,川西平原富饶,不愧为“天府之国”,如果将来中日开战,这里无疑是最好的战略大后方。于是他产生了借追剿红军之机派中央军入川的想法。

杨永泰看出蒋的意图,趁机建议:“应撤销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一来可以继续追剿‘共匪’,二来中央军队可以入川,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蒋介石听从其言,很快撤销南昌行营,任命杨永泰为武昌行营秘书长,伺机图川。

号称“巴壁虎”的四川实力派刘湘对蒋早有防备。他积极组织力量围剿红军,并以此阻止蒋军入川,但遭到红军反击,损兵折将。刘湘无奈,只好跑到南京,请求蒋介石给予经济和武器方面的援助,并声明不要蒋的军队。

蒋介石本打算就此派中央军10个师入川,不料刘湘有拒绝军队入川的前提条件——杨永泰审时度势地献上良策:“目前要先抓到刘湘,答应给钱给军械,不派兵,只要求派遣一个没有武装的参谋团驻重庆,协助川军计划作战。”

贺国光率参谋团随杨永泰一到四川,便如同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般,施展“掏心计”。第一招,便是帮刘湘把四川省政府组建起来,然后拟出一道通电,告示四川大小首脑立即交出防区,拥护四川统一。大小军事首脑怎敢违抗,纷纷复电表示拥护,乐得“巴壁虎”合不上嘴。

杨永泰趁机建议:打破防区划分,重新划定18个行政专署,由省政府派人担任专员;原来的地方官立即调动,由省府重新任命,对原来官员进行专门培训。这个建议立即被刘湘采纳,通令照办。但刘湘哪里知道,杨永泰对督察专员的任命,尽力安排亲蒋人士担任;省政府与委员长行营合办的各种县政训练班,也成了杨永泰控制地方的一大法宝。

趁着“巴壁虎”一打盹的光景,杨永泰把四川省地方官员的后备队伍抓到了手中。

随后,杨永泰借川北驻军田颂尧与红军作战失败之际,“杀鸡儆猴”,将他撤职查办,树立了蒋委员长的权威。1935年夏,驻川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蒋介石任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管理政治、法规大事。面对这样一招“换汤换药”之计,刘湘急得团团转却毫无办法。

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仿照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办法,整训川军军官,以便控制川军。1935年7月,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并调心腹干将陈诚任副团长,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杨永泰经常到训练团讲话,对川军进行拉拢分化。训练团刚结束,一些川军将领便倒向蒋介石一边。杨永泰眼见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在四川扎了根,便建议蒋介石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编会议”,逼迫川军撤防裁兵,实现川军国家化,川政中央化。

至此,刘湘追悔莫及。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调刘湘率川军东下作战,刘湘则与韩复榘合谋倒蒋。事情败露,蒋介石一通训斥,“巴壁虎”口吐鲜血,命丧黄泉。

蒋介石在杨永泰的谋划下,最终将四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政学系与CC系大斗法】

在国民党内,杨永泰以政学系首脑著称。当时,人们将张群、黄郛、杨永泰、吴铁城、熊式辉、王世杰、吴鼎昌、张嘉璈、翁文灏等人称为新政学系。与国民党的CC系、黄埔系等不同,这些人并没有一定的组织,也没有政纲,只是松散的联盟。他们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且大多学有所长,精于政务,才华出众,足智多谋,深为蒋介石器重。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幕僚,杨永泰有着很大的权力。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杨永泰先行过目,然后才能呈蒋;许多军政要人来见蒋介石,也须经杨永泰安排。

杨永泰这种权倾一时的地位,自然引起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和权贵的嫉恨,尤其是陈果夫和陈立夫为首的CC系。

1933年1月,陈立夫、陈果夫等人谈起政学系的“暴发户”:“蒋委员长怎么看上这位首鼠两端的杨永泰。杨永泰有何能力,还不就是会投机吗?”

1934年6月,南昌机场发生大火,蒋介石刚从意大利购买的霞飞式轰炸机被烧毁10多架。蒋大为震怒,命令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负责调查。邓文仪接受了CC派的10万美金贿赂,于调查后宣布大火为意外事故。

杨永泰对这个结论十分怀疑,当即请示蒋介石,与戴笠联合再度进行秘密侦破。结果真相大白,这乃是一场重大纵火案,主犯为航空署长徐培根。徐盗用公款套购黄金,亏空无法弥补,遂放火烧毁库房以销毁帐目。不料天气炎热,大火失控,致使飞机被烧。蒋介石听了杨永泰的报告,下令将徐培根枪毙,免去邓文仪的职务。

杨永泰的这一做法极大地触动了CC系的利益。CC系于是纠集所有不满杨永泰的势力,群起而攻之。

从1928年起,国民党党务大权便集中在二陈为首的CC系手中,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格局。随着国民党内各反蒋势力的荡平,蒋介石越来越无法容忍二陈把持党务的现状,力谋削弱CC系的权力。

在第五次“围剿”中,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了集中党、政、军力量于“剿匪总部”的建议,蒋认为这是削弱CC系的好机会,便接受了杨永泰的建议,把豫、皖、鄂、赣四省国民党组织变更,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由当地军政大员兼任。

杨永泰的这一招,把原来的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打入了冷宫。各县设书记长,又把原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送客”。不论省或县都由书记长负全责,工作报告直接上呈“剿共总部”党政处。这样一来,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国民党省、市组织由CC系手中转到政学系手中,CC系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当地军政首脑的附庸。

CC派遭此打击,当时却敢怒不敢言。因为杨永泰这一辣招是以蒋介石名义去办的,并已由国民党中常会追认为合法。

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民政厅厅长一职陈决定派自己的心腹余井塘担任,可没想到名单报到蒋介石手上后,杨永泰在蒋介石身边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不成了CC的王国?”蒋本来就不满江苏省政府CC色彩太浓,听了杨的话后更加生气,决定“留中不发”。

这可急坏了陈果夫。他素知蒋的习性,只要“留中不发”,一定是表明他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赶忙电呈蒋介石:“如有更适当胜任者,请钧座直接指定。”

本来这是陈果夫作的一个姿态,可没想到正中杨永泰的圈套。杨永泰向蒋推荐自己的心腹辜仁发替换余井塘。蒋遂即电告陈,一切照准,唯民政厅厅长改由辜仁发担任。

陈果夫收到电报,顿时傻了眼:一省中除省主席和秘书长外最重要的民政厅厅长一职,转眼落入了杨永泰手中!

陈果夫大失颜面,恨得咬牙切齿。他提出要“清君侧”,下决心整垮杨永泰。

喋血扬子江畔

1935年10月,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杨永泰颇想乘机爬上这一高位,进一步施展自己的才华,但遭到以二陈为首的CC系的坚决反对。

组阁的愿望落空了,杨永泰决定辞去秘书长职,准备出国考察。正是用人之际,蒋介石岂能放他出国?蒋没有理会杨的辞呈。

蒋介石虽知杨永泰对自己忠心不贰,但为了平衡各派利益,决定将杨调出。早在南昌大火案发前,蒋介石就打算让杨永泰出任南昌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秘书长。

杨永泰闻讯后声泪俱下地对蒋说:“一定是有人向先生进了谗言才至于此,在此国家危机时刻,我决不离开委员长半步!”蒋介石听后大为感动,只好留杨永泰继续在任。

当蒋介石调张群任外交部部长后,便决定发布命令,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主席。

杨永泰离开蒋介石身边,出任封疆大吏,在许多人看来是杨失宠的信号。其实调开杨永泰,固然是蒋为平息国民党内部对杨不满所采取的措施,但也更是蒋介石用心良苦的一招。

虽然蒋介石也感到杨永泰有操纵越权的形迹,但他对杨的忠诚和才能是十分欣赏的。蒋曾对人说:“我生平用人,第一重道德,第二重才具。杨畅卿这个人,办事有相当才具,其它方面就不要求全。”

杨永泰还未到鄂上任,便遭到了CC系及鄂省实力派的迎头反对。CC派的走卒窜入省内一些学校,大肆宣传政学系是“亲日派”,挑动学生上街游行。学生们听到政学系的卖国消息,义愤填膺,到街上游行,高呼“打倒政学系”、“打倒杨永泰”、“反对杨永泰接任省主席”等口号。一时间,武汉反杨赴任之声颇高。

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电令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据报湖北省党部借学生提出打倒杨永泰的口号,向政府示威。如果属实,仰将该党部及其负责人一律军法从事,具报为要。”为支持杨永泰,蒋介石不惜对二陈开刀了。

湖北省党部的CC分子慌了手脚。“十人团”的老大、湖北省党部常委刘鸣皋立即前往何成浚处,声明“打倒卖国贼杨永泰”这个口号与省党部无关,是学生在游行中自发喊出来的。

蒋介石平息了CC系的倒杨风潮后,杨永泰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愁怅,离开南京,逆江而上。但陈立夫恨杨入骨,一旦离开蒋介石的庇护,杨永泰迅速走向了自己的末日。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应邀赴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宴会,宴会结束后,在汉口经汉关乘专用轮渡码头准备回武昌时,突然冲出一个刺客,向其连开数枪,杨应声而倒。

奄奄一息的杨永泰对左右侍卫说:“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说完,这位蒋介石的“诸葛亮”便咽了气,终年56岁。

蒋介石得知杨永泰被刺杀后十分震惊。他一面急电湖北省政府给予杨永泰以公葬待遇,一面责令组织秘密侦查厅,尽快破案。不久,秘密侦查厅宣布刺杨案已破,凶手陈燮起(真名谭戎轩)系受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庐隐指使。刘在上海被捕后,被判处10年徒刑。

杨永泰遇刺案,是国民党历史上继廖仲恺遇刺后第二起重大谋杀案。这个案件实际上是二陈为首的CC系一手策划的,却拿胡汉民派的刘庐隐做了替罪羊。

杨永泰跟随蒋介石多年,出谋划策,铲除“诸侯”,逼走“共党”,为蒋家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一位旷世奇才,却成了国民党派系争斗的刀下冤魂,不能不令蒋介石唏嘘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