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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故家》六 抄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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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碑的目的本来也是避人注意,叫袁世凯的狗腿看了觉得这是老古董,不会顾问政治的,那就好了。直到复辟打倒以后,钱玄同和他辩论那么一场之后,这才开始活动起来。那场辩论也正是在补树书屋的槐树下进行的。他的抄碑的起因既然如此,那么照理在袁世凯死后,即是从民国五年下半年起可以停止不再抄了,可是他还是继续抄下去,在民国七年给《新青年》写稿之前,他所忙着写的差不多就是碑文或是碑目。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最初抄碑虽是别有目的,但是抄下去他也发生了一种校勘的兴趣,这兴趣便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才被创作和批评的兴趣替代了去。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的《金石萃编》对比,看出书上错误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行末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的字,昔存今残,昔缺而今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从前吴山夫的《金石存》,魏稼孙的《绩语堂碑录》,大抵也用此法,鲁迅采用这些而更是精密,所以他所预定的自汉至唐的碑录如写成功,的确是一部标准的著作,就是现存已写的一部分我想也还极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