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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一〇四 去乡的途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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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绍兴住得有点烦腻了,想到外边,其实是北京方面,找点别的事情做做看,也就是什么科员之类,这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情了,总之是袁世凯势力很旺盛的时候吧,所以这事就一直搁下来了。查鲁迅的甲寅日记,在八月项下有记录道:

“十一日下午,得朱逷先信,问启孟愿至太学教英文学不?

十二日晚,覆朱逷先信。”这事在我的日记上没有什么记载,大概鲁迅也不曾写信告知我,因为他知道我自揣没有能力到大学去教英文学,也无此兴趣的,所以也不用问我的意思怎样,便径自回信谢绝了。朱逷先是在东京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的同学八人之一,平常虽然不常往来,却是很承他的关切,壬子年的在浙江教育司的位置,当初是课长随后改为视学,也是由他的介绍,这一回的事虽未成,但是其好意总是很可感谢的。其后过了两年,洪宪帝制既然明令取消,袁世凯本人也已不久去世,北京人心安定了下来,于是我转业的问题乃重新提起来了。这回的事却不知道是谁的主动,大约不是朱逷先总是许季茀吧,那时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范源廉,请蔡孑民来做北京大学校长,据说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课有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担任。我因为好奇,有一个时候曾经自修学过古代英文,就是盎格鲁索逊的文字,这经过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Ivanhoe)的提倡,我们对于这民族有相当的敬意,便就史诗《倍阿乌耳夫》的原文加以研究,这种艰苦的学习没有给我什么别的好处,只是在后来涉猎斯威忒的《新英文文法》的时候,稍有便利而已。

关于此次北行的事前的商谈,在我们的日记上都没有记载,只于鲁迅丁巳日记的二月项下,有这两条:

“十八日上午,得蔡先生信。”虽然没有说明事件,可能是关于这事的。二十日得北京十六日信,隔了三天特别寄一封快信去,此信于廿八日到达北京,即日有一封信寄给我,这北行的事就算决定了。我在日记上记着三月四日接到北京的廿八日信之后,次日写着:

“十五日,寄蔡先生信。”

“十一日,得北京七日信,附兴业汇券九十,又挂号信一,内只《群强报》一片,不具寄者姓名,不知何为也。”这里我们查对鲁迅的日记,在三月七日条下写道:

“五日上午,至中校访徐校长,说北行事。”隔了一个星期,又记道:

“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季茀买书泉卅。”上文汇票九十元的来源是明白了,但是同时寄到那一封挂号的《群强报》呢?当初一看,似乎是大有文章隐藏在后面,值得用显微镜看,或是化学药水去泡,仿佛是什么秘密文件似的,但是仔细的反复一想,这里的用意也就清楚的了解了。先祖介孚公当了二十多年的“京官”,没有什么好处,可是因此懂得北京的“听差”哲学,有些简直可以和斯威夫忒的《婢仆须知》媲美,我因为得闻绪论,所以也就能够了解此种疑难问题了。我们首先要知道,这类附寄汇票的信件,照例应当挂号,而这却没有挂,这是一个要点。同时寄来的一封却是挂号信,而信内别无他物,只有《群强报》一片,《群强报》不《群强报》且不去管它,但这总就有了一张挂号回执了,这又是一个要点。两个要点归并在一起,这问题便解决了:寄信的听差忘记了挂号,就将报纸一片装入信封,追补挂号,拿了回执可以消差,至于收件人得到这样怪信,将如何惊疑,则他是不管的了。日记里的话多少还有当时惊异的口气,但当时得到了解答,也就付之不问了,后来见到鲁迅,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也只是微笑,说我的推测是不错的,这正是“公子”所干的事。“公子”便是那时所用的听差的“别号”,因为他有那么从容不迫的态度,无论什么困难的事都有应付的办法,自己可以免于“老爷”的责骂,至于达到这目的的手段如何则在所不问的。这种高明的手法也只是在“辇毂之下”才有,若是绍兴小地方,那还似乎没有,所以在《阿Q正传》里边,也还缺少这种人物,作者不曾借用“公子”,也正是他描写忠实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