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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一一〇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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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丁巳年四月一日晚上到了北京,在绍兴县馆找好了食宿的地方,第二天中午到西单牌楼教育部的近旁益锠大菜馆同鲁迅吃了西餐,又回会馆料理私事,三日上午叫了一辆来回的洋车,前往马神庙北京大学,访问蔡孑民校长,接洽公事。从南半截胡同坐洋车到马神庙,路着实不少,大约要走上一个钟头,可是走到一问,恰巧蔡校长不在校里,我便问他家在什么地方,这其实是问得很傻的,既然不在学校,未必会在家里的,不过那时候胡涂的问了,答说是在遂安伯胡同多少号。我便告诉车夫转到那里去,不过我的蓝青官话十分躄脚,说至再三也听不懂,后来忽然似乎听懂了,捏起车把来,便往西北方面走去。假如其时我知道一点北京地理,便知道这方向走的不对,因为遂安伯胡同是在东城,那么应该往东南方面才是,可是当时并不知道,只任凭着他拉着就是了。后来计算所走的路线是,由景山东街往北,出了地安门,再往西顺着那时还有的皇城,走过金鳌玉桥,——提起这桥来,有一段故事应当说一说,民国成立后这一条走路是总算开放了,但中南海还是禁地,因为这是大总统府所在,照例不准闲人窥探,而金鳌玉桥却介在北海与中海之间,北海不得已姑且对于人民开放了眼禁,但中南海却断乎不可,所以在南边桥的上面筑起一堵高墙来,隔断了人们的视线,这墙足有一丈来高,与皇城一样的高,我们并不想偷看禁苑的美,但在这样高墙里边走着,实在觉得不愉快的很。感谢北伐成功,在一九二九年的秋天这墙才算拆除,在金鳌玉桥上的行人于是可以望得见三海了。且说那天车子过了西压桥,其时北海还没有开放做公园,向北由龙头井走过护国寺街,出西口到新街口大街,随后再往西进小胡同,说是到达地点了。我仔细一看,乃是四根柏胡同,原来是车夫把地名听错了,所以拉到这地方来,这倒也罢了,而这四根柏胡同乃是离我现在的住处不远,只隔着一两条街,步行不要三五分钟可到,所以来时的这一条路即是我后来往北大去的道路,实在可以说是奇妙的巧合了。从四根柏回南半截胡同去,只是由新街口一直往南,走过西四牌楼和西单牌楼(那些牌楼现今都已移到别处去,但名称还是仍旧留下)出宣武门,便是菜市口了。

四月三日上午到遂安伯胡同访蔡校长,又没有见到,及至回到寓里,已经有信来,约明天上午十时来访,遂在寓等候,见到了之后,则学校功课殊无着落,其实这也是当然的道理,因为在学期中间不能添开功课,还是来担任点什么预科的国文作文吧。这使我听了大为丧气,并不是因为教不到本科的功课,实在觉得国文非我能力所及,但说的人非常诚恳,也不好一口拒绝,只能含混的回答考虑后再说。这本是用不着什么考虑,所以回来的路上就想定再在北京玩几天,还是回绍兴去。十日下午又往北大访蔡校长,辞教国文的事,顺便告知不久南归,在校看见陈独秀沈尹默,都是初次相见,竭力留我担任国文,我却都辞谢了。到了第二天,又接到蔡校长的信,叫我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那时因为袁世凯筹备帝政,需要用钱,令北京的中国交通两银行停止兑现,所以北京的中交票落价,一元只作五六折使用,却也不好推辞,便即留下,在北京过初次的夏天,而这个夏天却是极不平常的,因为在这年里就遇见了复辟。

十二日上午又至北京大学,访问蔡校长,答应国史编纂处的事情,说定从十六日开始,每日工作四小时,午前午后各二小时,在校午餐。这时大约因为省钱,裁撤国史馆,改归北大接办,除聘请几位历史家外,另设置编纂员管理外文,一个是沈兼士,主管日本文,一个是我命收集英文资料,其实图书馆里没有什么东西,这种职务也是因人而设,实在没有什么成绩可说的。其时北京大学只有景山东街这一处,就是由四公主府所改造的,设有本科,北河沿的译学馆乃是预科,此外是汉花园的一所寄宿合,通称东斋,后来做文科的“红楼”尚在修建未成,便是大学(即后来的第一院)的大门也还在改修,进出都是从西边旁门,其后改作学生宿舍,所谓西斋的便是。但是校中并没有我们办事的地方,沈兼士是在西山养病,我只是一个人,结果在图书馆的堆放英文杂志的小屋里,收拾出地方来,放上桌椅,暂作办公之用,一切由馆员胡质庵商契衡招呼,午饭也同商君一起在庶务课品吃,所以说也奇怪,我在北大为时甚久,但相识最早的乃是庶务课的各位职员,这可以说是奇缘了。我还记得在那里等待开饭,翻看《公言报》与《顺天时报》,一面与盛伯宣诸君谈论时局的情形,如今已事隔四十余年,盛君也已早归道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