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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一五〇 中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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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对于中日问题,还不能没有幻想,希望它能够和平解决,因此徒劳的作些活动,第一次的中日学术协会,已经失败了,第二次又来计划改革同文书院,设立了中日教育会。这也是由于坂西和土肥原的介绍,与东亚同文会的代表大内见面,商议将天津的同文书院改为中国学生的留日预备学校的事宜。这同文会本是经济文化侵略的机关,它在上海汉口天津各地设立同文书院,养成说中国话的人材,熟悉中国习惯,来中国作种种的活动。这一回却愿将天津的一处学校改作私立中学,招收中国学生,就只是用日本文作为第一外国语,毕业后可以留学日本,直接考入大学。他们请中国人合办这学校,总务即经济一切归日本人担任,教务由中国方面主持,都照教育部章程办理。平常他们办事,凡是要中国人给他帮忙时,总是拉些有小功名的如举人秀才的人,这回却找到大学里来,仍旧在中日学术协会中间找了几个人,即是陈百年,马幼渔,沈尹默,张凤举和我一共是五个。日记上留存着这几项记事: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往百年处,商议同文书院事。”

九月五日,午在东兴楼与尹默幼渔凤举百年,共宴大内江藤土肥原,及方梦超四人。”这以后中日教育会便算成立了,议定以天津同文书院为基础,设立中日学院,先办初中高中部份,再扩充到大学部,其教务方面完全由中国人主持,教务长则请原有的张子秀担任,另外请会里派一个院长前去,并请会员二人去任两门功课。结果推定陈百年去教论理学,马幼渔去教国文,每周一次,院长则请沈兼士任之,因为在北京住家,不能常驻天津,所以只好时常往来京津之间。我虽是会长的名义,但只是在有一年的学校纪念日特别开会的那天,我被邀去到校讲演,去过一次,所得的印象实在平凡得很,校舍足够中学之用,但要想办大学哪里能行呢,好在学院方面也是没有诚意,姑且说一句话,后来不再提起,这边也觉得反正不能实现,也没有人认真去追问,便这样虚与委蛇的拖了好久。后来一个时候陈马二君也懒得跑这一段长路了,就都辞了兼职,只让一位由这边介绍去的北大的研究生在枝撑门面,总务长江藤则已去世,由藤江递补,这人也看不出别样坏处,就只喜欢钓鱼和喝酒,大半天在学校边的水池里垂钓,院长则时去时归,很有倦勤的样子,等到一九三一年柳条沟的枪声一响,他也就正式的辞职了。土肥原介绍我们改革同文书院,未能成功,可是他在另一方面进行的捣乱工作,却是着着进行,终于引起芦沟桥事件,结果是“神国”成麦克阿塞的领土,而自己也遂为巢鸭殉国的“七英灵”之一人。凡是见过土肥原贤二的人,似乎不大会预料他能做大事情的人,语云,时无英雄,遂使孺子成名,我们看现在的日本好像还缺少真的英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九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往土肥原宅,议定中日教育会契约,午大内约往东兴楼午餐,共计宾主九人。

“九月二日,下午往土肥原宅,与大内江藤及北大同人共商同文书院事,晚八时回家。”

中日学院的院长当初原是想把学校办好所以前去的,事实上他有识力可以足够办好一个大学部,但是事与愿违,使他不得不转为消极,然而却有一件事,着实使他受累不浅,这便是从天津得来的一份小家眷。他本有一子一女,家庭很是圆满,不幸他的夫人得了一种不很利害而是经常的精神病,他就在天津营了一所“金屋”,后来回到北京时又不得不把她移回来,日后他的夫人也常见到,旁人便以某女士的资格向她介绍,这真是一种可悲的喜剧了。我自己虽然没有受什么累,可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元旦来访的那位刺客,也声称是中日学院的李姓,这当然是假冒的,但是为什么要说是中日学院来的呢?这时土肥原已经阔了起来,称为“土肥原将军”了,我于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前去访问他一回,拟问此事,没有见到,从此以后就没有看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