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论解决什么问题，都须先定原则，后定办法。我们对于原则认为正确的，然后在这个原则之下想办法，想出的办法好不好，当然还是待决的问题，但是原则既定之后，所研究的便是办法问题，不必牵涉到原则问题，否则缠夹不清，愈研究愈糊涂。在另一方面，如果觉得原则有问题，那就要先把原则弄清楚，然后再谈具体办法。
偏重按劳取值的薪水和偏重解决困难的津贴，在过渡的社会中都有它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原则。如果不承认这个原则，那末具体办法且慢谈，先研究这个原则。如果承认这原则，那末可在这个原则之下，研究怎样的具体办法可使“按劳取值”和“解决困难”达到比较最公允而又为可能的目的。
最近我们正在讨论薪水与津贴的问题，有机会听到不少同事关于此事的意见，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在有些意见里面，似乎对于按劳取值的薪水与解决困难的津贴，在原则上还不无疑问，尤其是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所以我想在这篇短文里加以相当的说明。
第一点要说明的是：薪水与津贴，就本质上说，虽不能说绝对无相关之点，但就作用上说，彼此间确有差异。就本质说，都可以归入工作报酬的范围。薪水固然是属于工作报酬的范围，我们所要津贴的是加入本店工作的同事，不是津贴任何与本店工作不相干的路人，那末津贴也未尝不可属于工作报酬的范围。但就作用上说，薪水偏重按劳取值，津贴偏重解决困难，显然有它们的差异，关于这一点，我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的：苏联的工厂里工程师的工资比工人的工资较多，这是根据按劳取值的原则；工程师与工人住相同的屋子（大概都是在一座大厦中各住一屋），工人每月所出的租金可较工程师少些，这便含有津贴工人的意义，这并不是说工程师的“劳”不及“工人”，所以在此处把他的“值”要降低些，却是因为工资较多的工程师，付出租金的困难，比工人的困难较轻些。
第二点要说明的是：按劳取值的薪水与解决困难的津贴并不是彻底的办法，但却是适用于过渡社会的办法。在“各取所需”的最理想的社会中，那时用不着薪水，也用不着津贴，但是我们所处的社会还不是最理想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不必说，即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如苏联，对于熟练工人所付的工资要比不熟练的工人多，对于工程师及厂长所付的工资要比熟练的工人多，为什么呢？因为最理想的社会未到以前，能力的差异（指学识经验等等，尤其是比较专门或高级的学识经验）既为一种现实，如不按有差异的“劳”，给与有差异的“值”，势必责任较重要工作较重要的职务，谁都不愿干，而且也不能鼓励学识经验差者之求进步，所以即在努力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列宁和他的同志们为着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平均工资的幼稚见解的纠正，也视为极重要的一件事（可参看《联共党史》）。但一方面顾到现实而不得不采用按劳取值的办法，一方面又鉴于在现实中有些困难却不是全靠按劳取值所能解决。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苏联，既未能做到房屋全免租金，工人从按劳取值所得的收入，付出租金时，既比工程师较为困难（这里只是举个例子，这种情形当然不限于工人及工程师），为减轻工人的困难，便规定工人应付租金时可比工程师少一些。须按劳取值，既是过渡社会中的现实；有些困难非按劳取值所能完全解决，不得不另想相当津贴的办法来补救，也是过渡社会中的现实。我们如离开当前现实而高谈理想的办法，最好是“各取所需”，其次也最好能使薪水高得完全顾到困难，而无所用其津贴。但是如果我们要把理论与现实联系起来考虑，便不得不承认按劳取值的薪水与解决困难的津贴，是在过渡社会中，为着工作的进行，不得不采用相当适应的原则。
这里所谓过渡社会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严格说来，按劳取值的薪水与解决困难的津贴，只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能充分做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是局部的做到，尤其是关于津贴的一项。在苏联，在同样情况之下（如服务年数等）的同样工作，无论男女，都须给同等的工资，在欧美其他各国，女的工资便特别低廉。关于解决困难的津贴，苏联有的非常多，如各种合作社对于较低工资者，特予廉价（上面所举的屋租也是一例）；托儿所的收费（虽为数不多），对于较低工资者也特予减轻；学校里的学生津贴较低工资者得尽先补额等等。在欧美各国，有些机关遇职员结婚，或婚后生子，都可作为要求加薪的理由，这种加薪已不是按劳取值而是津贴的意义了。但这在欧美各国也还不是普遍的情形。
第三点要说明的是：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薪水与津贴的区别？按上面的说明，倘若我们承认对于结婚的同事，有给与某种相当津贴以减轻困难的必要，这种津贴只是因为他具备了“结婚”的条件，而不是由于他的“劳”有何变化，那末和效同样的“劳”而未结婚的人，便无所用其不平，便不致引起“违反了按劳取值原则”的慨叹，因为津贴的作用原来偏重解决困难，原来不是以按劳取值为出发点。我们一面要注意按劳取值，尽可能使每一个同事能按他所贡献于本店的“劳”而取到相当合理的“值”；但同时希望店的经济力一天天宽裕，对于同事的家属，如妻子生活费的负担、子女教育费的负担、养老金，以及医药费的更优待等等，都能更充分地做到每一个同事都无意外之忧，无后顾之忧。
以上所说的都是属于原则的问题。至于具体办法如有未妥，当然可以另加讨论。最近有一位同事举个例子，说一个社工的总收入（薪水加津贴）等于一个分店负责人的总收入（薪水），认为不妥，这确是应加考虑的一个问题。即在苏联，工人受津贴固然是对的，但是如果一个工人的总收入（工资加津贴）等于一个工程师的总收入，那也使工程师感觉不快的。但这只是办法的问题，而不是原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