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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12 关于丽尼同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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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我写过一篇创作回忆录《关于〈春天里的秋天〉》,谈了一些郭的事情。其实关于郭可谈的事不少,我虽然同他相知不深,可是我的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善良人的形象。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倘使他能够关起门来写作,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不少的好作品。我在这里用了“关起门来写作”这个词组,并没有特殊的意义,我只是想说不受到干扰。而在郭,这就是生活上的干扰。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的小家庭给打掉了,他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东奔西跑,最后到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工作,混一口饭吃。朋友分散了,刊物停了,没有人向他约稿逼稿,他写好文章也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去换稿费。我同他失去联系大约一年的光景,忽然在桂林的街头遇见了他。我是从广州“逃难”到桂林的。他跟着机关从湖南某地迁往四川,经过这里,暂时住在旅馆里面。我们交谈了几句,听见警报声,就匆匆地分别了。当时我准备在桂林复刊《文丛》,向他拉稿,他答应把身边写好的稿子给我。第二天早晨他到东郊福隆街我住的地方来找我,把一篇散文放在桌上。他说,还有好几篇文章,打算校改后全交给我。他还说,他翻译了契诃夫的几个剧本,译稿都带来了。我们正谈得高兴,警报的汽笛声又响了起来。我们一起从后门出去躲避。

我们这次到了月牙山。在山上庙里看见敌机向城内投弹,看见大股上升的尘土,看见火光。郭担心他的行李,他估计他住的旅馆就在中弹的地区。警报刚解除,他急匆匆下山去。我后来进了城去找他。但是路给拦住了,走不过去。这次大概是这座古城第二次遭到大轰炸,街上乱糟糟的。

下午我进城去找郭。我到了他住的那个旅馆,眼前只有一大堆还在冒烟的瓦砾。他也来了。他想在瓦砾堆里找寻他的东西。有两三个老妈妈和中年人也在挖掘什么。他看见我,摇摇头说:“烧光了。”我问他:“怎么办?”他笑了笑,说:“今天就走,都准备好了。我来看一下。”他的笑中带了点苦味。我问:“稿子呢?”我感到留恋,又感到茫然。他说:“反正现在没有用,没有人要,烧了也就算了。”我心里难过,知道他也不好过。我还记得一九三三年年尾到一九三四年年初我带着他的散文到北平,终于把它介绍给靳以在《文学季刊》里发表了一组,后来又介绍给上海的黄源在《文学》月刊里发表了另一组,然后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散文集《黄昏之献》,我不仅是丛书的主编,我还是这本集子的校对人。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喜欢他的散文,我甚至想说他的散文中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在《黄昏之献》以后,我还编印了他的两本散文集《鹰之歌》和《白夜》。我准备着编辑他的第四本散文集子。“烧了也就算了”,短短的一句话,仿佛迎头给我一瓢冷水。但是我摇了摇头,我说:“不要紧,你再写。你写了给我寄来。”

这一天他离开了桂林。我回到福隆街的老式屋子里,摊开他给我送来的手稿,我读着:

……我记得,在一次夜行车上,我曾经一手搂着发热的孩子,用另一只手在一个小小的本子上,握着短短的铅笔,兴奋而又惭愧地,借着月光,写下了几个大字: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他写得多好啊!我记得就在我来桂林之前在广州市一个码头,雇小艇转到我们租赁的木船,小艇沿着沙岸缓缓地流去,岸上的景物开始变为模糊,我用留恋的眼光看那些熟习的街道,和熟习的房屋,我不敢想象敌军进城以后它们的“命运”,我不停地在心里说:“广州,美丽的土地,我们的!”那个时候我多么爱这个我们就要失去的美丽的城市!那个时候我才懂得它是多么美丽,多么牵系着我的心。

短短的一句话里包含着多么深、多么丰富的感情。在抗战的年代里我不知道多少次反复说着这一句话,我常常含着眼泪,但是我心里燃起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时候我也相信我们美丽的土地是敌人夺不走的。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从台北坐车去基隆,在那里搭船回上海,小车飞驰着,南国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么明亮,那么茂盛!我上了船,望着美丽的海港渐渐退去、朋友们的挥动的手终于消失的时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着栏杆,摇着手,低声说:“台湾,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写的一篇庆祝上海解放十周年的文章里,还用了这样一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今天单单念着这个题目,我就十分激动。我在文章的开头写着:

一九三八年一个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间平屋里,一位朋友交给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我激动地读着那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这里写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写的“第二天早晨”相矛盾,现在记起来,应当是“早晨”。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丛》第二卷合订本,重读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题目原来是《江南的记忆》。我把这篇散文发表在《文丛》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当时在桂林就只编印了这一册刊物。至于《文丛》第二卷第四期还是在广州排好的,刊物来不及付印,广州就受到敌军的围攻,我带着纸型逃到桂林。刊物的主编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还是他留下来的。

我在桂林印出两期《文丛》,后来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里重新排印出版了合订本,印数仅一千册,送了十多本给我。一九四〇年七月我离开上海经海防去昆明的前几天,忽然听说日军要进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几次在报馆工作的朋友们的电话。从下午起我燃起火炉,烧信烧书,一直烧到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丛》合订本全烧了。倘使借不到这本书,我今天还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题目。

以后我在重庆、在上海还看见郭。他重新翻译了契诃夫的剧本。可是他始终摆脱不了国民党政府机关里的工作,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全国解放后,他起初在武汉,后来在北京工作。我在北京见过他多次,他讲话很少,只是默默地微笑着,偶尔讲两句有关翻译工作的话,很少谈起散文。他重新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和《贵族之家》,他还校改了陆蠡翻译的小说《罗亭》。

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江南的记忆》以后他似乎再也没有写过散文了。他为什么沉默呢?为什么不争取一个机会写出他心里的感情、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新社会的感情呢?可能是过去那一段时期的生活像一个包袱重甸甸地压在他的肩上,他感到举步艰难。他从事电影艺术书刊的翻译。他响应号召去广州担任华侨学生的教师,一九六八年他在“劳动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十年以后一九七八年,广州暨南大学开追悼会,宣布了对他的历史的审查结论,给他恢复了名誉。

在我靠边的期间有人从广州来“外调”郭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谈起来,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个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损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两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样响亮的声音,这样深厚的感情!我永远忘记不了《江南的记忆》的作者。

郭的名字是安仁。他发表文章,用了一个奇怪的笔名:丽尼。这是他幼小时候一个女友的名字,这个外国女孩早早地死去了,为了纪念她,他写了《月季花之献》、《失去》等散文,还把她的名字的译音作为自己的笔名。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主张翻印《文丛》第二卷合订本的友人是雨田,她几个月后就离开上海,后来到了福建永安,同黎烈文结了婚。抗战胜利后他们夫妇去了台湾。一九四七年我去台湾旅行曾到台北他们家作客,当时烈文在台湾大学教书。三年前我听说烈文病故,家境萧条,友人建议为他们的子女教育费用募款,雨田拒绝接收。去年我在北京见到在报馆工作的朋友,他证实了这个消息,说雨田表现得很坚强。分别二十二年,我非常惦记她。台湾回归祖国,我相信这绝不是梦想。我一定会看到它成为现实。只要有机会我愿意再到台湾旅行。一九四七年因为大雨冲坏了公路,我没有能去风景如画的日月潭,至今感到遗憾。倘使能再一次踏上美丽的南国宝岛,这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

3月9日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三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