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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19 重来马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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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收到法国朋友从马赛寄来的照片。我一遍一遍地看它们,又想起了马赛。这一次我在马赛只住了一天。但是我找到了一九二八年住过的美景旅馆。我在短篇小说《马赛的夜》里写过:“我住的地方是小旅馆内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就只有这么一句。但是在《谈自己的创作》中却讲得多一些。我这样说:“有时在清晨,有时太阳刚刚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马赛的海景;有时我晚饭后回到旅馆之前,在海滨散步。”在我的另一个短篇《不幸的人》里,叙述故事的人在旅馆中眺望日落、描绘广场上穷音乐师拉小提琴的情景,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实感写的。印象渐渐地模糊了,可是脑子里总有一个空旷的广场和一片蓝蓝的海水。

五十一年后我又来到了这个地方。我找到了海滨的旅馆,还是一位同行的朋友先发现的。我站在旅馆门前,望着这个非现代化的建筑物,我渐渐地回到了过去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起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海员罢工,轮船无法开出,我只好一天一天地等待着。在窗前看落日,在海滨闲步,在我是一种享受。此外我还做过两件事:读左拉的小说,或者参观大大小小的电影院,这是我在《马赛的夜》里也讲过的。我在法国至少学会两件事情:在巴黎和沙多—吉里我学会写小说;在马赛我学会看电影。我还记得我住在沙多—吉里中学里的时候,我的房间在中学食堂的楼上,有时晚上学校为学生们在食堂放映电影,住在我隔壁的中国同学约我下去观看,我总是借故推辞,让他一个人去。不知什么缘故,我那时对电影毫无兴趣。在马赛我只有那个新认识的朋友,他也姓李,还在念书,是巴黎一位朋友给我介绍的,因为是四川同乡,不到一天的功夫我们就相熟了。他约我去电影院,很快我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回到国内,也常看电影。看了好的影片,我想得很多,常常心潮澎湃,无法安静下来,于是拿起笔写作,有时甚至写到天明。今天,我还在写作,也常常看电影,这两件事在我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收到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我和远近七只灰鸽在一起拍摄的。依旧有安闲的鸽子,依旧有蓝蓝的海水,可是大片的水面给私人的游艇占据了,过去穷音乐师在那里拉小提琴的广场也不见了,一切都显得拥挤,行人也不少。美景旅馆似乎还是五十一年前那个样子,我在门前站了一会,脑子活动起来了。我想起当时我怎样从这小门进出,怎样从五层楼的窗口望海滨广场,我有一个印象:旅馆两旁的楼房大概是后来修建的,仿佛把它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样的记忆不见得可靠,人老了,记忆也混乱了。只是当时我没有这个印象,所以我这样说。这天下午我去参观古希腊修道院旧址的时候,法国朋友送了我一本《古马赛图》。书中共收一百五十二幅绘画,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前半叶,当然看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马赛。因此在海滨散步的时候,我常常想,我要是当时照个相那多好。那位姓李的朋友的声音我还不曾忘记,可是他的面貌早已烟消云散了。

重来马赛,我并不感到寂寞,我们代表团一行五人,还有同行的中国朋友、法国朋友和当地法中友协的主人。我们毫无拘束地在海滨闲步,谈笑。微风带来一阵一阵的鱼腥味:我们走过了鱼市,看见家庭主妇在摊上买各种各样的鲜鱼。我们买票搭船去伊夫堡,再从那里回到海滨时,鱼差不多销售一空,一个上午过去了。

去伊夫堡,在我们这些中国客人都是第一次。五十一年前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听那位姓李的朋友讲过伊夫堡的事,它在我的脑子里只是一个可怕的阴影,一个囚禁犯人的古堡。回国以后才知道这里关过米拉波,才知道大仲马写《基度山伯爵》的时候,为他的英雄挑选了这样一个监牢,他当时经常同助手到这个地方来作实地调查。我去伊夫堡,不仅是为了看过去的人间地狱,而且我还想坐小船在海上航行,哪怕只有几分钟,几十分钟也好!

我达到了这个目的。海风迎面吹来,蓝色海水开出了白花,船身在摇晃,我也在摇晃。看见平静的海面起了浪,看见船驶向古堡,我感到兴奋,感到痛快。我不晕船,我爱海,我更喜欢看见海的咆哮。海使我明白许多事情。

我走进了古堡,到了过去囚禁政治犯的地方,看到一间一间的囚室,看到一个一个人的名字。每个给带进来的人大概都会想到但丁的一句诗:

Lasciate ogni speranza,voi ch’entrate.[2]

我站在底层的囚室里,也想到但丁的那句诗,那是写在地狱入口的大门上的。我掉头四顾,那么厚的墙,那么高的小窗,那么阴冷的囚房,又在孤零零的海上小岛上!进来的人还会活着出去么?“铁假面”(居然真有“铁假面”,我还以为是大仲马写小说时创造的人物!)的结果不知道怎样。米拉波伯爵居然回到人间了。我似梦非梦地在囚房里站了一会,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比起我、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这里又算得什么呢?法国人不把它封闭,却对外国客人开放,无非作为历史教训,免得悲剧重演。巴士底狱没有给保留下来,只是由于民愤太大,革命群众当场捣毁了它。我们的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却有人反复地在我们耳边说:“忘记,忘记!”为什么不吸取过去的教训?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健忘”的亏?

走出古堡,我重新见到阳光,一阵潮湿的海风使我感到呼吸自由。开船的时刻还没有到,我坐在一块大石上,法国友人给我拍了照。在这块大石的一侧有人写了“祖国万岁!”几个红色的法国字。望着蓝蓝的海水,我也想起了我的祖国。

马赛的法国朋友对我们亲切、热情。小儒先生从尼斯开汽车赶回来同他父亲一起到火车站迎接我们,还有当地法中友协的瑞罗先生和加士东夫人。他们为我们在一所现代化的旅馆里预订了房间。我们在马赛过了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睡得特别好。的确是现代化的旅馆,我们住进以后,还得研究怎样开关房门。同行的朋友按照巴黎的规矩,晚上把皮鞋放在房门外,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没有人擦皮鞋,擦皮鞋的机器就在近旁。只有在饭厅里才看得见服务员。我们是在同机器(不是同人)打交道。因此在机场跟好客的法国主人告了别,走上了飞机,我还在想一个问题:不搞人的思想现代化只搞物质现代化,行不行?得不到回答,我感到苦恼。但是飞机到达里昂了。

7月6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2]意即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