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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曹睿为什么能说服司马懿尽忠曹魏不起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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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鹰视狼顾,傲上弄权。很多人都认为他心有异志。但是司马懿终其一生,也没有夺权篡位。甚至在临终之际,还谆谆告诫两个儿子不可轻举妄动,以免玷辱他的清名。受此约束,他的小儿子尽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在有生之年也还是没敢夺权篡位。这是为什么呢?

曹睿为什么能说服司马懿尽忠曹魏不起异心

——示范效应

曹丕一直非常信任司马懿,在他篡汉立魏的过程中,司马懿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曹丕死后,将皇位传给了儿子曹睿,司马懿也一如既往地得到了重用,最后他官升至太傅,位极人臣。这时候,对司马懿的负面议论开始出现,很多人认为他功高震主,有谋逆之心。曹睿是个英明之主,如果他在世,足以制住司马懿。但可惜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六岁。临终之前,曹睿不得不对江山的稳固性加以考虑。

曹睿的儿子曹芳只有八岁,如果不妥善解决好司马懿的忠诚问题,曹芳根本没法掌控全局。大权必然旁落。

那么,曹睿该怎样才能说服司马懿尽力效忠不起异心呢?

刘备在临终托孤的时候,运用的是“理由不足效应”(详见《刘备为什么能说服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文)。曹睿面临着和刘备同样的问题,但曹睿使用的说服策略和刘备的不一样。他非常幸运,用不着像刘备那样费事,因为刘备已经帮助他树立了一个非常典范的榜样。

这个榜样就是诸葛亮。曹睿托孤的时候,诸葛亮已经殒命五丈原,用生命实现了他对刘备许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承诺。

曹睿所要做的就是把诸葛亮当成一个标签,示范给司马懿看。司马懿和诸葛亮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两人在各自政权里的职位、地位也大致相当。而且,诸葛亮已经盖棺论定,这个“拟人化的标签”的内涵已经凝固,不可能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了。所以,用“诸葛亮标签”来约束司马懿就再恰当不过了。

这是标签的拟人化,也是标签约束的延伸效应。

我们来看看曹睿和司马懿的对话。

曹睿说:“当年刘备在白帝城病危,把幼主刘禅托孤给诸葛亮。诸葛亮因此竭尽忠诚,至死方休。一个偏僻之邦,尚且能够做到这样。何况我们中国(意为中央之国,指曹睿自己执掌的魏国)呢?太尉你和一般旧臣,也应该效仿伊尹、周公,竭力辅佐幼主,这才是宗庙之幸啊!”

曹睿的说服相当见功力。他不但用忠诚报主的诸葛亮做标签,还搬出了历史上同样被视为忠诚化身的伊尹、周公做标签,以此来给司马懿一个强化的示范作用,让司马懿必须按照这几个典型的“拟人化标签”的价值内涵行事,不得逾越。

而且,曹睿还用偏邦蜀国和自己的中原大国做了一个对比,意在进一步强化司马懿对忠诚的认知。每个人都会在意社会或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每个人也都有自视过高的倾向。一个身处偏邦的诸葛亮都能做到这样,你司马懿身为堂堂大国的太傅,难道就不能做到吗?司马懿一直以诸葛亮为对手,两人在多方面展开比拼,不相上下,互有胜负。司马懿当然也不想在“忠诚度”上输给诸葛亮。

曹睿的“示范作用”说服策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司马懿当即顿首流涕,表示自己必当忠心辅佐。

曹睿死后,司马懿果然把持了朝政,清除异己,大权独揽,但始终没有越过篡位这条界限。而且,在他临死之前,还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到床前,留下遗言说:“我为魏国效忠多年,官至太傅,位极人臣。别人都说我有异志,想要篡魏自立,我哪里敢这样做呢?我死之后,你们两人,也要好好侍奉主上,绝对不要有别的想法,玷辱了我的清白名声。如果你们违背了我的遗言,就是大不孝之人!”

说实话,司马懿眼见幼主曹芳孱弱无能,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异心?他临死之前之所以要着重吩咐儿子不要有篡位的念头,正好说明了这种想法早已经在司马家成为公开的秘密了。司马懿之所以自己不敢篡位,同时还以“孝”为标签来制约儿子们的行为,主要要归功于曹睿临终托孤时的这一番说服。当然,后来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还是篡夺了曹魏的皇位。但这时距离曹睿之于司马懿的说服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说服的效力也就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了。

在社会交往中,“示范效应”广泛地存在。

曹操为什么能够以少胜多,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

原因就在于袁绍手下的重要谋士大将纷纷向曹操投降,将袁绍的军事秘密全盘托出,特别是曹操采用了来自袁绍阵营的许攸的建议,将袁绍的粮草全部烧毁,从根本上扭转了双方的实力对比。

降将最大的疑虑就是得不到新主人的信任。那么,许攸、高览这些重量级人物为什么会在决战的关键时刻选择投降曹操呢?

这就是曹操此前厚待降将关羽带来的示范效应。关羽降曹之后,得到了无比的恩宠,甚至连曹操最亲信的旧部都及不上他的荣耀。而且,即便是在关羽挂印封金,不告而别后,曹操也没有下令沿路关卡严防死守,将其擒获,而是高姿态地放关羽走路。曹操的这些非同一般的做法,自然会强力建立一个“示范效应”,让其他人认为,自己如果投降了,也能得到曹操的重用厚待。所以,许攸、张■等人才会抛弃疑虑,向曹操投降。

我们再来举另外一个例子。

孙权曾经主动上表劝曹操称帝。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孙权是自己想称帝。但是如果他自己率先贸然称帝,等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当了出头鸟,势必挨枪子。当年,袁术袁绍都迫不及待地称帝,无一例外地被天下非议。而此时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天下最大的一股势力。如果能鼓动曹操先称帝,那么,孙权再追随曹操的示范而称帝,就可以大大减少天下人的非议。

“示范效应”这种说服策略能否奏效,能够奏多大的效,最关键的要点就在于“示范标签”的选择。用于示范的标签性人物选准了,选好了,说服自然就事半功倍。反之,说服就失去了立身之基。

曹睿选择诸葛亮当标签,曹操选关羽当标签,以及孙权选曹操当标签,都是从正面出发,选了最有表率作用的人物来进行示范。这种示范作用是很强大的。

而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站在相反立场去选择用于示范的标签人物,同样也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超常效果。

诸葛诞是魏国的大司马,因为担心权臣司马昭清除异己,会对自己下手,就和大将文钦起兵造反。司马昭亲率大军围攻。诸葛诞和文钦父子困守孤城。眼看城中军粮断绝,文钦就向诸葛诞建议将北方之兵放出,以减少粮食的消耗量。诸葛诞却认为文钦是想削弱自己的实力,不由分说,当即将他斩首。文钦的两个儿子文鸳文虎闻知噩耗,立即逃出城池,向司马昭投降。

文鸳勇猛无敌,当年曾经以单人独骑阻挡住司马昭的大军,坏了司马昭的大事。司马昭对他恨之入骨。这次看他前来投降,就要把他杀掉泄愤。但钟会出来劝谏说:“文钦反叛,此罪当诛。如今他的两个儿子无路可走,前来投降。现在城池未破,如果杀了降将,那么城里的守兵知道,即便是投降也难逃一死,恐怕就会更加坚定了拼死一战的决心。因为这是唯一的生路。我们不如宽恕、重用这两个人,以瓦解敌军之心。”

司马昭觉得钟会说得很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司马昭将文鸳文虎叫了进来,好言抚慰,并赐给他们骏马锦衣,还加封他们为偏将军,关内侯。文鸳文虎称谢不已。出来之后,绕城大喊,主动为司马昭做宣传工作:“我们兄弟二人已经投降了司马大将军,不但蒙他宽赦了反逆之罪,而且还加封我二人为偏将军、关内侯,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啊?难道还想顽抗到底吗?”

城内守军本来已经军心动摇,只是畏惧造反是无可宽恕的死罪,这才拼死守城。这时听了文鸳的话,立即军心涣散,都想:“文鸳是司马昭的大仇人,连他尚且都不予追究,还得到重用,何况我们这些本来和司马昭无冤无仇的人呢?”

由此,城内军心大乱,城池终于失守,降者无数。

按照常理,文鸳是司马昭的大仇人,文鸳去投降就是自投罗网。但司马昭不但不杀他,反而重赏恩赐,这等于是逆反常理。司马昭有意选择了文鸳兄弟为“逆反标签”,将攻心之战发挥得淋漓尽致。

逆反标签的示范作用比正常标签更加强大。如果文鸳本是司马昭的恩人,那么司马昭宽恕厚待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会被人视为报恩之举;同样,如果司马昭厚待一个和他并无瓜葛的人,也会被人视为收买人心。但现在,司马昭厚待一个仇人,效果就大不一样了。这不但彰显了司马昭的心胸气度,也对其他敌军形成了很强的诱惑力,让他们也想像文鸳一样,投降并获得优遇。

一个逆反性的标签示范,不但能有效瓦解人心,也能有效安抚人心。

汉高祖刘邦就曾经用过“逆反标签”来缓和局势,平定混乱。

当时,刘邦刚刚打下天下,事情繁杂,虽然已经分封了一批首要的功臣,但还没来得及对人数更为众多的一起打江山的老弟兄进行分封。这些功勋元老急不可待,以为刘邦过河拆桥,当了皇帝就把老兄弟们给忘了。群情汹汹,聚在一起,如果稍微有人煽风点火,就会出现叛乱。

刘邦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着急。但论功行赏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不可能在促间完成。如果胡乱加以分封,势必不能公平合理,也就会造成更多大攀比和更大的骚乱。但当前的紧急状况,如果不加以处理,也是不行的。

为了应对眼前人心不定的紧急局面,张良为刘邦出了一个主意,让他立即先对雍齿进行封赏。刘邦当即封雍齿为什邡肃侯,食邑二千五百户。

张良为什么要选择雍齿,而不是别人呢?

雍齿曾经多次背叛刘邦,最后才重新回归投靠于刘邦手下。这样的人,肯定不是刘邦所喜欢的。但如果连雍齿这样的人,都能得到如此丰厚的封赏,更何况其他的人呢?这伙老兄弟这么一想,大家也就安心等待,不再聚众闹事了。

在这个案例中,雍齿由于此前的不良行为记录,被张良选择为“逆反标签”,并通过对他的封赏来起到“示范作用”,从而轻而易举地力挽狂澜,让局面重归于稳定和谐。

“示范效应”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往往会将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做对比,以此得到相对的心理优势和心理平衡。这种对比本来是散状无序的。而当我们有意识地设立“标签人物”(正反两方面均有其效用)后,就能够将“示范”的主动权抓在手里,让“标签人物”所附随的影响力成为我们说服力的有机构成。

所以,在说服的时候不妨先试着找出一个标签性人物,利用“示范效应”,来轻松自如地说服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