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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如何评价蜀将魏延?历史上真实的魏延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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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是一个刚强威猛,颇有点自高自大的人物,既有勇于任事、不畏艰难的优点,也有桀骜不驯、任性而行的缺点。

在蜀汉立国之前和建国之初,上有刘备这个雄主统驭,左右有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等大将并立,魏延还不可能目中无人,他的缺点较多地受到控制,而他的优点则较好地得到发挥,在无数次的拼杀鏖战中建立了累累功勋。随着刘、关、张、马、黄、赵等人相继谢世,诸葛亮独力支撑蜀汉大局,魏延成了开国元勋中硕果仅存的大将,地位越来越高,资格越来越老。这时,他那刚而自矜、目中无人的毛病就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了。他以西汉王朝的开国元勋韩信自许,一心要自领一军,与诸葛亮分道而出,建立吞强魏、复汉业的盖世奇功。而且,他也确实提出过直出褒中,奇袭长安的妙计。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他的妙计,对他分兵的要求也总是“制而不许”。这就使他常常感到不那么得志,对诸葛亮颇有牢骚,甚至认为诸葛亮过于胆小,“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只是由于对诸葛亮心存畏惧,他还不得不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同僚们对他处处让三分,惟独杨仪却偏偏不买他的帐,老是同他争长论短,这当然要引起他的不快,久而久之,双方竟“有如水火”。“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因此,当诸葛亮病逝,由杨仪统兵撤退,要他断后时,他再也按捺不住不满的情绪,竟然失去了理智,忘记了大敌当前,三军新失统帅,亟需加强团结,稳定军心,却非要同杨仪见个高低。不管魏延可以举出多少理由,这种先小忿而忘大局的行为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当然也是不得人心的。所以,尽管他一向“善养士卒”,到了这个时候,却是“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魏延传》)魏延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带着儿子逃跑,终于丢了老命。半世威名,毁于一旦,铸成了千载悲剧。

魏延死后七年,即后主延熙四年(241),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

文长刚粗,临难受命,

折冲外御,镇保国境。

不协不和,忘节言乱,

疾终惜始,实惟厥性。

这段赞语,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惜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所以,人们有理由说魏延并未背叛蜀汉,但也同样有理由说他的悲剧是咎由自取。

孔明曰:“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古人则一直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后人则多因此诟病诸葛亮用人过于挑剔。其实两者皆非,仔细分析魏延一生的所作所为,其成败主要还是与其自身为人处事的性格弱点有着直接关系。

一是不善于与主帅沟通、以开诚布公取得理解和支持,牢骚满腹,口出怨言,不平之气溢于言表,缺乏组织纪律观念。魏延与诸葛丞相在军事战略上有分歧,但他不是主动与诸葛亮沟通,推心置腹地阐述自己战略方案的理由和优势,用道理说服领导,谋求谅解与和好,或是保留意见,服从大局,等待机会,让时间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是无原则地滥发牢骚、背后嘲笑和不负责任地诋毁,难怪会招致诸葛亮对其动机和人品的猜疑。

二是不善于处理与同僚之间的关系和维护内部团结,孤高自傲、争强好胜、妄自尊大,缺少团队精神。魏延和陈式二人因不听诸葛号令大败而回时,孔明曰:“是谁失陷了军来?”延曰:“陈式不听号令,潜入谷口,以此大败。”式曰:“此事魏延教我行来。”二人互相抱怨、互相指责,没有一点勇担责任的精神,往日的情谊无影无踪。有功相争、有过相推,哪里还有同僚之谊,怎能不让人对其人品产生质疑?又怎能获得大家的拥护和信任?所以尽管魏延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所向披摩,在蜀国、在军中却很难找到志同道合之人。

三是不善于维护自己的形象,说话不注意分寸、做事不讲究策略,患得患失、诿过饰非、刚愎自用,难以在群众中树立威信。“自功高,常有布平之心,口出怨言”(董允语)

四是不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恣意妄为,私心太重,终致众叛亲离、留下千古遗恨。诸葛亮死后,蜀国上下本应精诚团结、同舟共济,而魏延却因对诸葛临死安排杨仪统军不满,公然违抗遗命,导致丞相尸骨未寒,蜀国内部先起内讧。

魏延的所作所为令诸葛亮对其人品产生了疑虑,担心自己身后无人能够约束,况魏延与同僚间的不和谐关系、众人对魏延为人的不满更使他深知魏延不得人心,怎会轻易将大权交与这样一位责任心不强、恃才傲物、率性任为、口无遮拦、不能容人的人。所以,魏延悲剧的深层次原因是他自私狭隘、随性妄为的性格,正是他亲手扼杀了自己超群的才干和能力。不能只要求环境适合自己,自己也要主动适应环境。否则,魏延似的悲剧还会在今天一遍遍重演。

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于魏延善始而不能善终的悲剧,身为统帅的诸葛亮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首先,诸葛亮对魏延的使用确实不像刘备那么放得开手。刘备在世时,虽然手下良将众多,却一直把魏延视为特达卓异之才,委以方面之任,让他长期镇守汉中,屏障益州,可谓用之不疑。而诸葛亮呢,尽管北伐时良将寥寥,可与魏延颉颃者几乎没有,但他对魏延总是不那么放心,既不认真考虑魏延的重要建议,也不愿让魏延分兵而进。这种颇有保留的用人态度,自然要使心高气傲的魏延感到不快,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可悲的是,诸葛亮与魏延并无私怨,他的忠诚勤谨、光明磊落、严于律己、赏罚公平,都是举世公认的;他也比较注意选贤任能,培养了一些人才。但是,可能正是由于他律己甚严吧,他在衡量和使用人才时,不知不觉地比较偏爱那些稳重温驯、谨言慎行的人;而对那种颇有才干而锋芒毕露的人,对那种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对那种好提意见时有牢骚的人,总是不那么喜欢,往往不能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对魏延就是如此。对于最高统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性,也是诸葛亮不及刘备之处。

其次,在处理魏延与杨仪的矛盾问题上,诸葛亮虽然“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三国志·蜀书·杨仪传》),却一直未能采取妥善措施,眼看着二人由日常意气之争发展到尖锐对立,“有如水火”的地步。尽管他在主观上“不忍有所偏废”,但由于魏延常在前锋迎敌,而杨仪一直在身边办事,对二人倚重的程度实际上还是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他临终之时,如果把魏、杨二人叫到一起,晓之以大义,托之以后事,二人的矛盾即使不能涣然冰释,至少也可以暂时缓和一下。遗憾的是,诸葛亮仅仅把杨仪、费祎、姜维等人找来安排后事,却把魏延排除在外,只是留给他一个“断后”的命令。既然魏延身为第一号大将,这样做显然是不大妥当的。魏、杨矛盾的激化,不能不说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