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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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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与实际政治运动

思想并不是悬空的,他是要与实际社会政治发生交涉的。中国已往的思想运动影响于实际政治社会的,如晚周诸子的救时之弊,北宋新旧派之争,明末东林、复社的运动,都是以思想为原动力。但是求其旗帜鲜明,影响广大的,则莫如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了。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在极端专制的淫威之下,人民是没有丝毫自由的余地的。鸦片战争以后,跟着就来了太平天国之乱,和英法联军战役,从此以后政府已不是从前的政府,中国也不是从前的中国了。中国国民受了几次外力的刺激,渐渐觉悟干涉国事的需要。最初只是用以对外,如各地的教案,即此种性质的运动,后来屡经失败的结果,知道单纯的对外也不足以收效,因此对内改革的思想就渐渐复活了。

英法联军战役以后,国内起了一派政治运动,叫做清流党,大半都是当时的名士,他们多骛大言而不切实际,盲目主张排外,对于当时主张对外和缓的疆吏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多加以攻击。但他们自己却一点成绩也没有,如张佩纶马江之败,即其一例。此外通达洋务的人如郭嵩焘、李鸿章辈,其思想则多主革新,不过这两派思想虽然不同,但彼此都尚无鲜明的旗帜,界限也不分明,因此算不得正式的政治运动。

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以后,清廷昏聩糊涂的情形都尽情暴露出来,有志之士知非改革不足以图存,因是发起种种改革运动。康有为屡游京师,伏阙上书请实行变法,孙文也因上书李鸿章不报,转而运动革命。及中日战后,这两种运动遂均渐趋成熟。康有为联合应试举人为公车上书之举,又开保国会于北京,孙文也联合同志谋举事于广州,又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政治运动遂渐成为具体的表现了。这时候在思想方面还是君主立宪派占优胜。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时务报》,鼓吹变法思想甚烈,又在湖南主持时务学堂,造就人才很多。当时康、梁的思想已渐为国人注意。湖南的守旧派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来痛驳康、梁的主张,张之洞也著《劝学篇》来调和新旧思想。《劝学篇》中所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语,成为后来多数调和派的口号。

康、梁这种运动渐渐为政府所注意,清德宗毅然采用他们的主张来实行变法,不意旧势力反动太大,终于失败,但是就他们在短期间所实行的废八股、兴学校等主张,已震动一时的人心不少了。

康、梁失败以后,都逃至国外,仍做他们的维新运动,但清廷的反动日烈,遂至酿成拳匪之乱,人心渐知满清政府的无望而趋向于革命运动。本来清朝因种族的关系久已受汉人的含恨,太平天国乱后此种思想潜伏于下层社会始终未灭。康、梁虽然主张和平变法,但其同志谭嗣同著《仁学》一书,已鼓吹排满革命之说。梁启超早年也很赞成这种主张,只有康有为感恩知己,始终图为清室效力不变。拳匪之乱正盛时,康、梁的党人唐才常联络两湖会党起事于汉口失败,但因此革命思想深入于两湖青年之中。黄兴组织华兴会,就是以两湖会党为基础。此外江、浙文人章炳麟、蔡元培、吴敬恒等因受明末遗老思想的感化,也组织光复会,鼓吹革命思想。四川人邹容著《革命军》一书,语意直捷痛快,风行一时,革命思想的普遍,这本书的影响最大。但邹容也卒因这本书受清政府之忌,以《苏报》案之牵累而下狱瘐死,章炳麟等逃至日本,仍聚徒讲学专鼓吹种族革命主义,以文献为宣传的工具。革命运动得了这一支思想上的生力军,就轰轰烈烈膨胀起来了。不久孙文因在海外运动华侨有效而来日本,黄兴和他的同志宋教仁等也来到日本,三派联合,共组中国革命同盟会,中国革命运动从此遂有了统一的组织了。

康、梁变法失败以后,俱逃出国外。康有为遍游各国,联络华侨,组织保皇会,梁启超则伏处日本横滨,办《新民丛报》及《新小说报》,鼓吹思想革新甚烈。梁启超的文章很有条理而能动人,国内同情者又多,因此他办的刊物就不胫而走,传遍了全国。最初的《新民丛报》多注意于学说思想的介绍,但是内容肤浅零乱,仅合于当时的需要而已。到《民报》出版以后,因为彼此论战的关系,才另外添了一种生气。

《民报》是同盟会鼓吹革命思想的有力刊物,执笔者为章炳麟、胡汉民、汪兆铭等人,都是有学问能做文章的人,因为他们的主张激烈,故青年同情者很多。梁启超早年本也同情于革命主义,后因受其师之劝告,加以当时一般革命人物的行动难免有不慊于人意的地方,因此引起反感,就极力倾向于君主立宪主义方面,恰好与革命派的主张针锋相对。于是《民报》和《新民丛报》两方面便开起笔战来了。这一次的论战实在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极有光荣的论战,因为两派都是以学理为根据,堂堂正正旗鼓相当,在训练中国人的系统的政治思想上,影响是非常之好的。

当时立宪派的主张是根据于现状立论,别无什么根本主义,虽然比较的易于实现,但缺少刺激性,不易引起同情。革命派则主要的立足点在民族主义,专从满、汉的恶感方面鼓吹,尤其易于鼓动人。章炳麟一派对于此点尤发挥净致,他们用历史的方法,专搜罗明末亡国的故实,借以挑动汉人的亡国之痛,这种方法非常有效,不久革命思想便传遍了全国。

革命的三派领袖之中,孙文长于联络奔走,黄兴勇于实行,章炳麟有学问能文章,三派携手,相得益彰。在思想方面自以章炳麟的贡献为多,但孙文也有他的特别贡献,就是“三民主义”的主张。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三种主张的联合名词,当时革命派的主要立足点本在民族主义,所以与立宪派相异者在此,所以鼓动人心者在此。对于民权主张,革命、立宪两派都不相反对,自然革命派更接近些,但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预先拟定,并且同盟会的同志中也不少怀抱帝王思想的,至于民生主义更无人闻问。孙文在这个时代能提出他的具体主张来,这是他的特识,不过在当时并没有发生多大影响罢了。

革命、立宪两派的主张在国内都有同情的人,留学生归国以后,在各省创办许多杂志报纸,大半是鼓吹立宪之说。清廷受了这种舆论的催迫,也不得不派遣大臣出洋,考察立宪,并宣布九年立宪之说,但是粉饰门面,毫无诚意。清德宗死后,中央的资政院,各省的咨议局相继成立,立宪派从此有了公开活动的凭借,但人心已倾向于革命了。

革命派在国内自然不容易立足,在思想方面鼓吹的,仅有章炳麟的弟子邓实等所办的《中国学报》、《国粹学报》等,假借研究国学的名义来鼓吹种族思想,影响也不少。此外则多于实行方面努力,黄兴等的武装革命运动,徐锡麟等的暗杀运动,比文学宣传的效力自然更大得多。

昏聩糊涂的清朝,终于不能实行立宪派的主张,因此全国人心一步一步倾向到革命派方面,末了连立宪派所办的《国风报》也鼓吹起革命思想来了。于是武昌一动,全国都响应,中华民国遂正式出现。

民国成立以后,革命派得了地位,自然气焰日高,但立宪派也还不甘雌伏,仍旧变了名目来活动。于是政治上的国民、进步两大党对立的形势遂出现了。但两派都不注重思想的宣传,故在思想史上都没有什么位置。

两派后来的分合变化不一,成功失败也不同,但在政治思想上对抗的形势仍然绵延不绝,就是一派主张比较急激,一派比较稳健;一派趋重理想些,一派趋重现实些。二者截然不同,不过面目却慢慢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