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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无之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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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和嵇康

一、嵇康、阮籍在玄学中之地位

嵇康、阮籍与何晏、王弼不同。王何较严肃,有精密之思想系统;而嵇阮则表现了玄学的浪漫方面,其思想并不精密,却将玄学用文章与行为表达出来,故在社会上之影响,嵇阮反出王何之上,而常被认为是名士之楷模。嵇阮之为名士,与以前之名士不同。汉之名士讲名教,其精神为儒家的;嵇阮等反名教,其精神为道家的。此种转变之故,有四点可述:(一)汉学之穷,老庄乃兴;(二)魏武、魏文出身贫贱,故反对世家大族之名教;(三)曹家压迫汉末名士,荀彧抑郁而死,魏讽之诛,遭难之名士达数百,王粲、宋衷之子皆不免,因此名士乃趋消沉;(四)名士之倾向故主与目睹新朝廷之腐败,乃如嵇康所说“不须作小小卑恭”也。

阮籍为人至慎,口不言人过,但玄远放达,此皆因以故臣立足新廷,怕遭杀身之祸,故饮酒佯狂,终得免于难。嵇康为人,锋芒较显,其《家诫》中以忠义勉子弟,谓“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而终遭钟会之忌,不免于难。嵇阮之放荡,皆有所为而为,或惧患祸,或为愤世嫉俗。其放达并非为放达而放达,亦不想得放达之高名;晋之名士,则全异其趣,而流弊多矣。

放达之士,其精神近庄子,嵇阮开其端,至西晋而达极盛。讲《老》、《易》者如王何,较严正,以名教合自然。讲庄子者则较浪漫(romantic),反名教。以反名教故,乃引起很多人反对之。向秀郭象乃一反当时之风气,给《庄子》以新的解释,谓庄子亦并不反名教,则有“崇有”之学。

二、嵇康、阮籍之学说

(一)元气说。嵇康、阮籍把汉人之思想与其浪漫之趣味混成一片,并无作形上学精密之思考,而只是把元气说给以浪漫之外装。他们所讲的宇宙偏重于物理的地方多,而尚未达到本体论之地步。二人以阮籍的思想较好,他有《通老》、《通易》、《达庄》等论。《达庄论》讲宇宙之实体与郭象等之说完全不同。他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按:指所看见的)。”天地为两个,自然为一个;元气为自然,分而为天地,即阴阳。自然为一体,有时变为山河大地等等,所以他说:“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气”是恒常(con-stant),所以不能增减。“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达庄》)。身与神有何分别,阮氏未之明也。“神”在阮氏学说中极为重要,因“神”也可以说为元气。据他看来庄子之宇宙就是元气、阴阳、五行等等,此说与王弼所说完全不同。王弼之学说,以为“有”是物质的实体(physical entity),“无”是Logical,抽象的,并不离开“有”,不像“气”之包含一切。所以说阮籍之学乃为汉人之旧。

嵇康之《太师箴》说宇宙:“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明胆论》:“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宇宙为一浩浩元气,人生一切皆元气所造,元气衍而为阴阳五行,人乃或有“明(智)”或有“胆(勇)”及其他种种分别(此说并未超出形而下之学说也)。

(二)自然三义。自然为元气,盖就实体说,自然为“混沌”(“玄冥”)、为“法则”(“秩序”)、为“和谐”(“天和”),盖就其状态说。

1.自然之第一义——混沌、玄冥。嵇康阮籍以为自然是一undifferent state(不可分状态),如老子之“恍惚”、庄子之“混沌”一样,宇宙最初之时就是这种状态,或谓之“漂惚”、或谓之“玄冥”。这种状态,可引起人们种种想象,如西洋之浪漫主义时代。“玄冥”者,“玄”为同,“冥”为一,引而申之谓在本体上无分别、无生死、无动静、无利害;生死、动静、利害为一,那有分别,此与庄子“齐物”相同。玄冥是primitive state(原初状态)、是自然的,非人为的,犹如未经雕刻之玉石(朴),这种状态是最好的;社会上、政治上若有太朴之情形,是他们最理想的世界。在这世界内,无礼法之限制,精神上非常自由,诗人文学家多此想象,故嵇阮有此思想。

阮籍《达庄论》中说:“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是以重阴雷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别而言之,则须眉异名;合而说之,则体之一毛也。”故“至道之极,混一不分,同为一体,得失无闻”。此所谓“极”,自与王弼不同,总是“若有物焉”。太初即为自然,人生亦当返乎自然。此所谓“返乎自然”者,返乎太古也。太古人民淳朴,欲淳朴,故反世人之学。阮籍谓:“太古之论,玄古之微言”,“后世之好异者,不顾其本”。“本”即同,即混沌,与“异”即分别对。君臣仁义等分别,即“学”,非本有。今异而古同,故须返古也。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以为仁义亦自然所好。嵇康立论难之,以为“学”非自然,乃出乎抑制,应去此等抑制,让自然流露(此说颇似卢梭)。故为人应显,应坦白,而不可隐匿。嵇康《释私论》谓:“私以不言为名,公以尽言为称”,人欲之私使人不坦白,情不系乎所欲乃为公。“心无措乎是非”即无著,不拘于是非,乃能公。嵇阮崇自然反名教,自然为同,名教为异,名教后天之学也。王弼与嵇阮皆认为道无名不可分,器有名可分。但王弼认为“无”、“有”不二,故并不因崇“道”而蔑视“器”。嵇阮之学未脱汉人窠臼,道器有时间上先后,故道器可分为二截,既崇太古之道,乃反后天之器。但朴素之时代一定要达到名教之时代,混沌一定要被凿,淳朴之太古即已过去,此返自然,自非本来之自然,而圣人治天下亦非废名教。阮籍《答伏义书》认为遇时则可仕,不遇时则逍遥山林,而《乐论》则以为礼、乐是一个东西,“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可见嵇阮并非绝对反礼教,而以虚饰之礼为不好。又,嵇阮并不全然反对君臣之关系,其与作《无君论》之鲍生自不相同。嵇阮愤激之言,实因有见于当时名教领袖(如何曾等)之腐败,而他们自己对君臣大节太认真之故。嵇康《家诫》即说不要作小忠小义,而要作真正之忠臣烈士。东晋人尚知竹林名士与元康名士之不同,前者有疾而然,而后者则为放达而放达也。

2.自然之第二义——法则、秩序。汉人说元气为有法则的、有秩序的,天有三纲,地有六纪,故人亦有纲纪,元气、阴阳、五行、四时皆有法则。嵇阮之学说虽甚浪漫,然亦崇秩序与法则。就“自然”之构成说则为“元气”,而其存在之形式则为有法有则的。阮籍《通老论》说:“圣人明乎天人之理,达乎自然之分”,“道者法自然而为化”;《通易论》说:“易顺天地,序万物,方圆有正体,四时有常位”,“上下合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顺其理也”,“是故圣人以建天地之位,守尊卑之制”。阮籍从天地之法则讲到人事之法则,皆为顺自然也。但嵇康阮籍所谓法则与王弼所说者自不同,此法则是有情调的,富于感情的,有音乐性的,其说为一种对宇宙之poetic feeling(诗意的感情)。

3.自然之第三义——天和、和谐。嵇康、阮籍以为“自然”是一和谐之整体,其所以“和谐”,盖因其为混沌无分别状,故是“和”;又因其有法有则,故是“谐”。此“和谐”盖为宇宙之“天和”(Cosmic harmony)也。嵇阮均为音乐家,常以音乐之和谐说明自然之和谐。阮籍《乐论》谓:“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合;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最好的音乐为尧舜的音乐,乃自然之表现,“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空桑之琴所以最好,乃因天地之和谐在此可以表现。云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滨之声皆如此也。“以此观之,知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和”即天地之性、自然之理,并非人之感情,可以说“天和”为超越主观的分别。此点阮籍之《乐论》虽论及,然不甚圆满。盖使人有喜怒哀乐之音乐,不是真音乐,真音乐“使人精神和平,衰气不入”,此嵇康《声无哀乐》论之甚详。天地是和谐(harmony),音乐乃表现和谐(expressing the harmony),所以他说:“默然从道(按指任乎自然)……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音乐能于天地相应,所以应超乎主观之分别,完全表现客观之特性,不但哀不是音乐,即乐也不属于音乐。此较阮籍更进一步。声音完全代表天地,超乎一切主观之分别,音乐既是表现天地之特性,所以也不应有主观之分别,嵇康说:“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乎天地之间……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声音本身是自然的,所以说“声音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金石管弦都是自然的,所以应该表现自然的性质(“和”),因此可以拿它作音乐之器具。嵇康又说:“声音以和平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神游于辽阔之境,自然无哀乐之苦。

(三)逍遥放任之人生观。王弼之学说,最后归于抱一,即得乎全,也就是反本,此乃老子之学说。嵇康、阮籍之学说非自老子而来自庄子,得到庄子逍遥、齐物之理论,而用文学家之才华极力发挥之。他们虽也主张秩序,但偏于奔放,故其人生哲学主逍遥。其人生哲学之要点:(1)超越世界之分别;(2)既超越分别,故得放任;(3)逍遥为放任之极(神游于无名之境)。

(1)超越世界之分别。所谓“超越世界之分别”者,乃谓不受世间人事的限制,不为礼法所束缚。而人世之礼法,乃至内外情欲、声音颜色等一切外在的东西能剥夺人之天性。至人法天顺自然,故无是非,无喜怒哀乐之情,此所谓“无情”是真正的无情,非以情从理。“无情”则能于世界无分别。盖若有主观之分别,则伤人身体与精神,使人不能表现其天真,如阮籍《大人先生传》所说:“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嵇阮所希望者,乃在自然的状态中,有自然之流露。所谓伦常均非天真,有了伦常就使人有分别,有造作,有争斗,而不得反自然也。“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而“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驱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在此两种不同之境界中,可以看出争与不争,分别与不分别之不同。嵇阮之学说本来自庄子多,而得之于老子少。他们要超出主观的分别世界,而达到无分别之世界,此属其人生观之消极方面。

(2)放任。嵇阮之人生观在积极方面则为放任。放任就能超越分别,即谓因超越分别而放任也。不为是非情欲所累,则其性超越,至人循性而动,应变顺和,超分别而游放,此即阮籍所谓之大人先生也。故曰:“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放任即顺乎自然,有规则无规则之境界,此最和谐之境界也。能代表和谐者是音乐,音乐一方面奔放,另方面有秩序,故人至放任境界是在无规定之中自有规定,如阮籍之“应变顺和”,嵇康之“和理日济,同乎大顺”。

(3)放任之极则为逍遥。受世界之束缚乃在于心,心若能放任,自无世界之累。嵇阮以为人有形神两方面,而神可以超然,所以逍遥即神游也。故至人即世界内的神仙,是神游之人,为理想之人格。阮籍有《大人先生传》,嵇康有《养生论》。他们所说的“至人”不仅心理之描写,而且相信实有这种人,如阮籍《答伏义书》中就有这样的见解:“荡精举于玄区之表,据妙节于九垓之外,……从容与道化同逌,逍遥与日月并流。”此种神仙似的人物在现世界内就有,所以他说:“徒寄形躯于斯域。”至人可既不脱离形躯,又不脱离世界,而精神则能不受限制,故嵇阮之人生观乃由齐物而达逍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