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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鲁迅一生骂人无数却唯独不骂谁 鲁迅和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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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骂人无数,主任、主编、校长、总长、将军、元帅、总统,不管是恩人或仇人、领导或下属,他一不开心张口就骂,却没有骂过路矿学堂的俞明震,也就是陈寅恪的舅舅,也没有骂过陈寅恪。

身穿长衫的陈寅恪出现在绍兴会馆时,正是槐花盛开的初夏,一串串雪白的槐花像小白蝶似的,“啪嗒”落下一朵,“啪嗒”又落下一朵。陈寅恪四下里看看,然后在石桌前端然坐下:“树人兄,你这补树书屋可是诗情画意啊!怪不得我兄衡恪老夸你这里好,是真正做学问的地方。”鲁迅泡上孙伏园送的绍兴茶,然后说:“衡恪兄这形容词可是用错了地方,实话实说,我这里就如同一座古墓,我就如同一个守墓人,你看看,一入夜这里万籁俱寂,很多时候就我一人,抄古碑、翻古书是我夜夜必做的功课。”陈寅恪说:“这真正做学问就是要能静得下来,正是要在你这样的‘古墓’里,你这座‘古墓’,我今后怕是要经常过来。”鲁迅摇头说:“贤弟,你比我小得多,我记得几年前一同乘船去日本,你好像才十二岁?你虽然是个天才,但毕竟是弱冠少年,看你在你哥那里住一个月,默默无言,像个书呆子——”陈寅恪接口说:“仁兄,其实我骨子里和你一样,静得下心来,这样的‘古墓’,是最适合我的地方。我交友从来不看人而看世家,世家子弟都能静得下心来,坐得住,坐得稳,方才能成就大业。你看看我,何曾与来自乡村的土财主和城市的暴发户交往过?”陈寅恪深深地看了鲁迅一眼,那一眼分明是在说,你我才是最宜交往的人,你我都是做学问的人。鲁迅说:“看来你和你兄是一样的人,我和你哥一向来往频繁,关系密切,你看——”鲁迅进屋取出一抽屉的篆刻与书画,说:“都是你哥送我的,这是名印、笺名印、收藏印,全是他为我篆刻的。”陈寅恪拿起几枚欣赏着,说:“我知道他有收集碑石拓片的兴趣和爱好,这一点与你也是相同的。”鲁迅说:“就是,我和他经常一同游‘小市’,一同走访琉璃厂的书肆、碑帖店。每年都有几十多次的往来,吃饭、串门——”陈寅恪说:“我知道的,我哥也和我说过,我一到教育部供职,他就告诉我:‘树人那里你可以常去走走。’好啦,今后你这‘古墓’里又多了一个抄古碑的夫子。”鲁迅说:“你是胡同串子,就怕你坐不下来。”

鲁迅与陈寅恪说话如此随意,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当年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陈寅恪和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同船出洋。那是1902年,鲁迅与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同时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亲自带领下,乘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出发去日本,小小少年陈寅恪也同船随行。俞明健即是陈寅恪的大舅,他可是个新派人物,鲁迅对他的印象不坏,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对他有这样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鲁迅与陈寅恪的交往从此开始,以下几则材料可以印证陈寅恪与鲁迅的同窗之谊: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有“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活动简表”,在1902年“生平事略”中有:“3月24日,鲁迅随明震总办乘大贞丸离宁经沪赴日本。同去日本留学的矿路学堂同学有:顾琅、张协和、伍崇实、陈衡恪。”周作人日记也有记载:“鲁迅、张协和、伍习之和顾石臣,加上随同前往的自费生,俞总办的亲戚陈师曾,都改进了弘文学院了。”陈寅恪的《乙酉冬卧病英伦医院》一诗序中有言:“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到日本后,他们又同在建校不久的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到1904年毕业,同学两年。在弘文学院,鲁迅与陈寅恪同住一舍,朝夕相处。

鲁迅一生骂人无数,主任、主编、校长、总长、将军、元帅、总统,不管是恩人或仇人、领导或下属,他一不开心张口就骂,却没有骂过路矿学堂的俞明震,也就是陈寅恪的舅舅,也没有骂过陈寅恪。当年陈寅恪名篇《王观堂先生挽辞》,就发表在吴宓主持的《学衡》杂志上。《学衡》还刊登过陈寅恪《与妹书》、《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鲁迅把吴宓骂得狗血淋头,对陈寅恪的“古董”文章却很难得地保持着沉默。不知道是因为与陈寅恪家族友好的原因,还是学力不逮、不敢妄评,反正终生未见微词,这在脾气不好的鲁迅来说,几乎是一个特例。要说起陈寅恪的家族之大,怕是在中国难有望其项背的。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原任直隶按察史,甲午倭寇犯高丽,陈宝箴充任大清国战时军需指挥官,以粮台转运史的身份负责为前线准备军械粮草,终日与荣禄、刘坤一、聂士成、袁世凯等面商或电文往来,做的是保家卫国、名垂千古的大事。陈寅恪著《寒柳堂集》也谈到身世,说自己祖父任湖南巡抚“仅得小省”,在他眼里,小省当个省长算不上什么官。就说亲自护送鲁迅、陈衡恪、陈寅恪去日本留学的俞明震,出生绍兴俞家,也是真正的大家族。单说老俞家有个儿子叫俞大维,读哈佛、读柏林,与陈寅恪同学,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嫁给俞大维。寅恪与大维原本就是姑表兄弟,亲上加亲。俞大维后来做了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自称与陈寅恪“二代姻亲、三世交情、七年同学”。俞大维的儿子叫俞扬,后来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

陈寅恪

陈寅恪最初从国外回国,任蔡锷的秘书,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却和鲁迅来往频繁。鲁迅那时候刚刚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还有《炭画》一册,书名是陈寅恪兄长陈衡恪题写。清明节后的那一天,他取了几册书来到蔡将军府。陈寅恪正埋首在案前一摞卷宗里,鲁迅和他打招呼时,他眼睛直愣楞地瞪着他,老半天没有任何反应。鲁迅将书放到他面前,陈寅恪才回过神来,摘下眼镜擦拭了一番,然后找出茶杯,每一只都积满了茶垢。他叫门房给他们送来两盏热茶,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喝了茶,陈寅恪才缓和了些。鲁迅将几本书往他面前推了推:“刚刚出版的几册书,闲来贤弟可以翻一翻。”陈寅恪将书拿起来,随手翻了翻,然后说:“我记得当年在日本,你就不来上课,尽找外国小说看,翻译的底子就是在那时候打下了。”鲁迅说:“我心思不在学业上,但也并非不听课,每个月都要到注册的学校胡乱听几节课。我是官费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额。要看听课记录,方才可以按月从学监处领到33元钱。单纯做学生,这钱绰绰有余,但我后来回国结了婚‘游学’的。抽烟、喝酒、购书,这钱就不够用了。你知道的,加上周作人很快与羽太信子谈起了恋爱,钱更不够用。”陈寅恪说:“不过你会挣钱,给《浙江潮》写稿子,给各种小刊物、同乡会写文章做校对,日子还是过得不错。”鲁迅说:“那跟你们世家子弟是不能比的。当然,你那时还小,我的成就就远不如陈衡恪。”陈寅恪说:“陈衡恪是拼了命的,他生来就是读书的命。”鲁迅说:“你们兄弟均如此,读起书不要命,过目不忘又天资聪颖。”陈寅恪说:“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文学这一块。”鲁迅说:“这是我和师曾(陈衡恪)不同的地方,他用一只眼紧紧地盯着学业,另一只眼关注着绘画、音乐、古诗,广交日本艺术界朋友,完全游离在革命之外。唯一能找得到与革命有一点点关系的是:陈衡恪与李叔同经常在一起讨论、研习中国古诗、古画、古乐。”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忆录》里说鲁迅:“退学后住东京的这几年,差不多全是闲住,正式学校也不进,平常只逛旧书店——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作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怪不得鲁迅能如此全面地编辑出几部《域外小说集》了,正是自由地研究、自由地创作,在俄、法、德、波兰、匈牙利文学的大海里自由翱翔,为日后回国扛起新文学大旗打下坚实的基础。

陈寅恪从蔡锷将军府辞职后再度出国,离开北京时来到教育部向哥哥陈衡恪告别,顺便也和鲁迅打个招呼。那天在教育部附近的一个饭店聚餐,陈衡恪为弟弟送行,鲁迅和几个教育部的同仁也在座。酒过三巡之后,鲁迅与陈寅恪回忆当年发生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趣事。当时陈寅恪与鲁迅床抵着床,两人年龄最为接近,关系十分密切。有一次已回国的同学来信询问弘文学院的近况,鲁迅和陈寅恪、陈衡恪等人联名回信,把学院情况事无巨细地一一告诉了他们。陈寅恪对鲁迅说:“你那时候就看了很多书,我那时还小,并不太懂事。你其实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时候你已认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意见是令人敬佩的,我感到很吃惊——你那时就一直鼓励我,受到你的鼓励,我给家父写了很多信,我记得有许多话比如指出日本包藏祸心,其实都是平常你跟我说的。”鲁迅说:“你从小就与别人不一样,看得出来,你将来的前途无可限量,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

陈寅恪再度出国后,与鲁迅再没有联系。但是鲁迅日记中却不时地提到他,而陈寅恪却再没有只言片语谈到鲁迅。作为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此种反常行为令人不解。一直到晚年,陈寅恪才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一代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所以,晚年的陈寅恪对于与鲁迅先生曾经是同窗的经历从不提及,这也是陈寅恪孤高与自尊的证明。他默默地走着一条漫长无尽的学术之路,最终成为令人仰望的一代大师,他的学问被傅斯年称为“三百年来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