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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米亚楼》南京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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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祭
    母亲去世后的第八天,我已在南京夫子庙状元楼酒店的会议大厅里了。这里是“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会场。我似乎急于要从令我喘不出气来的悲哀中走出来,或说,是想借集体性的祭奠来疏导自己个体性的悲哀。母亲恰是南京人,一九三七年岁尾的那场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她只有四岁,并不记得什么,因此我是从未听她讲到哪怕是极不可靠的一点印象。例如外婆在世时,常念叨“跑反”或是“跑鬼子反”,想必指的就是逃避这场浩劫吧。
    我早就听说了这个大会,还听说一些日本人也会来参加。我只是把会议日期记得很牢,并不知道会址。八月十二日这天,两位《南京日报》的记者来为我做一个专题采访,谈的都是我近年的写作。我忽然想到,一场重大的国际会议,对于记者们,一定是个顶热门的选题。于是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会址所在,他们相互看一眼,回答说:“不知道有这个会议啊。”我说;“这么大的事——尤其对南京人,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朋友大老远从美国回来参加呢!”看见我一脸的不可思议,他们略带惭愧地解释,因为报社有各种分工,也许这不属于他们的分工范畴。我“哦”了一声,表示认同他们解释的合理性。但我面孔上的困惑一时消散不去。两位记者都十分年轻,举止言谈以及穿戴都还是十足的校园气。对于他们,生活中有太多更为贴切的选题。已作史的事物,再重大,也难引起他们的激情了。早些天,我托了一些亲眷去打听会址,最有成果的消息是:有座纪念馆在江东门,到了那里可能就找到这个国际性大会会址了。
    江东门我不止一次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文献中读到过。它是当时集体屠杀的地点之一。我问亲戚们,可知道去纪念馆的路怎么走。他们都说没去过。南京可供他们度周末的地方太多了,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矶、夫子庙……他们和全国的人一样,正从人人平等的贫困中起飞,正忙碌于家庭的建设,比如装潢修饰他们很有限的生存空间。至于参观一场发生在六十年前的大屠杀,他们不具备亦不需要这番心情。这场震惊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浩劫,对于他们已变得遥远而抽象;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符号。假如我没有出国,或许也不会和他们有太大区别,也会呵护好刚得到的这点机会和权利,抓紧时间营造和改善自己的实际生活。想想看,上下五千年,我们有过多少太平无事的片刻容我们沉耽于小康之乐呢?其实我们祖祖辈辈的梦想,并不是任何大得不着边际的主义,而是泥土般扎实的“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仅这点,我们祖祖辈辈念叨至今,却少有实现的时候。假如我今天仍居住在祖国本土的一隅,就轮不到我来感叹人们对历史的淡漠了。
    我终于得到大会的会址了。我的朋友史咏专程从芝加哥赶到南京,在开会的当天早晨给我打了电话。史咏近年来常常往返于南京和芝加哥之间,为他出版的大型图片册《南京大屠杀》增补资料。当我捧起这册大书时,它的分量和质量使我不禁想到他近年来每天十二小时的劳作,也不禁会想他的这份良知和激情若有传染性就好了。
    到了会场已九点多,会议已开始了。厅是很堂皇宽敞的厅,主席台上方有幅横栏写着大会的名称,左右各有两条木匾,是副对联,属于大厅原本的装饰。我听着中日双方学者的发言,不自觉地研析起这两行以篆书刻在木牌上的对联来。上联:一张琴半壶酒,下联:一尺剑万卷书。字迹是深绿,篆刻在深赭色的木质上,显得颇古雅。与“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横披当然是各说各的。那么,这副对子要说的,或要喻示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一种境界,一种潇洒、简朴、不无美好的生活趣味,一幅象征太平和睦、高雅淡泊的静物图景,一份对于素净宁静的人生的向往。
    那把剑是供你去舞,而不是供你去征战的,与六十年前日本军人手里使我们同胞身首异处的那把毫无相同意义。对联的十二个字告诉人们:就这些了;这就是我所要的全部。正如我表妹和其他的南京亲戚们,他们一块泥一根草地在重重废墟之上,搭建他们的一份理想与温馨,我难道可以伸着怪罪的食指说:“该醒醒了——你们也是南京人!”他们也只要那一点,虽不如对联所提示的那般清雅,但他们也只要废墟与废墟间那个空隙,容他们耕一耕仅仅两亩的田园,容他们几季收获,容他们片刻的丰足。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有着与他们相同的、贯穿世代的集体潜意识,那就是:趁着天好,能得多少收成就得多少吧,谁知明天会怎样。我们不得不学会眼光短浅、及时行乐,不得不如此健忘和无限度的宽容,我们要抓紧时间过几天好日子,因为集体潜意识暗示我们:这些好日子是赚来的;从内忧外患、从外族铁蹄、从自相残杀中赚来的。
    我怎么可以对两位记者拿出怪罪的腔调呢?
    会议之间,我走出状元楼酒店,步入热闹的夫子庙街市。人真稠密,终日像剧院刚散了戏。夫子庙在一九三七年岁末也被烧成一片废墟,也有过横尸遍地的冷清。现在的房院街道以及喧哗人声是从那残垣上和冷清上重建的。据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又经历一次摧毁,现在的一切是一劫再劫之余生了。能走在这样热闹安全的街道上,我应感到幸之又幸。
    望着迎面而来的面孔,数不清的面孔,我不由地猜想,这当中的谁是幸存者或幸存者的后代呢?他们可知道有座豪华酒店里正在开着一个什么会议?可知道一些人万里迢迢地来了,为了一笔几乎被勾销的重大血债,而他们正是血债的债主?他们对那个修得草率并字迹斑驳的草鞋峡遇难者纪念碑可有想法?……
    三天的会议结束后,来了一批日本的高中生。他们将和南京市的高中生一块儿度过一个夏令营,以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我看见这两个民族的青春如此融为一体,如此地反衬着日本国内对大屠杀持否认态度的人们,以及中国对此麻木不仁的同胞们。这是个令人欣慰又令人苦楚的反衬。内心深处的和解最终会在两个民族之间达成,却不再是稀里糊涂的和解。我这样想着,乘坐的一辆Taxi被突然拦截在状元楼一侧的路口。拦车的是两个穿白衬衫系领带的年轻人。他们冷峻的面孔告诉我,他们是在执行公务,我问此处不可走,哪里可以通行。他们说任何计程车都不允许接近状元楼,因为有一批日本中学生住在此地。
    “你们知道这批日本中学生是来干什么的吗?”我问,顿时觉得好笑又可憎。
    两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只是执行上级命令。
    我说:“他们是来哀悼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五万遇难中国人的。”
    他们没有搞清这个消息和他们执行公务有什么相干。
    我很想再问他们一句:“你们知道那三十五万南京人是谁杀的吗?”但我控制了自己的尖刻。闹到最终他们也没放我的计程车过去,我只得拎着沉重的行李在炎热中走到酒店门口,那儿停着大轿车和小轿车,是会议用来送与会代表去机场的。
    最后的这个小插曲又使我想到很多。在世界上,我们的民族大概属于灾难最深的民族之一。经历这么多灾难却仍然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人口基数。似乎每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都有高于其他民族的人口基数。似乎愈经摧残,人丁愈旺;愈是战争、饥荒、贫穷,愈是生养繁衍得不可收拾。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是杀不完的!”这样一句豪言壮语,也就有了“砍头只当风吹帽”、“杀人不过头点地”之类的对残忍的浪漫化接受。这些统统成了我们善良、宽容的组成部分。有人说,德国人因杀犹太人而真诚忏悔了,日本人为什么连错也不认?德国人的忏悔,是跟犹太人认真、负责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要想结清一笔债务,债权人和负债者双方都必须认真、负责,必须合作。而“砍头只当风吹帽”之类的浪漫语言;不可能不影响我们民族对生命价值的态度,进而影响对于生命权利(人权)的态度。假如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价值都如此不珍视,抑或过分慷慨,我们又能到哪里去讨人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