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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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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如果不读太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帮我洗头的时候,惠淑的手机响了。

半躺着的我,闭着眼睛也能仿真她的动作。满手薄荷香的泡沫,她说“对不起”,关了水龙头,把手上的泡沫冲一冲,然后从插满梳子剪刀的围兜口袋里掏出手机。从她说“喂”的音调就知道,一定是她母亲的电话。她听了一阵子,为难地说,“我这里有人客,没法度听你讲,暗时再打给你。”但是那一头母亲巴着不放,继续倾吐,她又听了一会儿,最后决断地说,“不行啦,人客在等。暗时再听你讲。”

不必问也知道,住在乡下的老母亲,又跟种田的老父亲吵架了,全世界唯一可以诉说的人,是那个在台北城里从早到晚忙到没有时间接电话的女儿。

苏格拉底

惠淑是二楼美容院的老板,一人工作室,只做预约的老主顾。因为手脚明快俐落,客人一个紧接一个,一天有一二十个头等着她处理,也就是说,她一天要连续站立十个小时,马不停蹄。

我不是喜欢闲聊的人——凡是滔滔不绝、絮絮不休的按摩师、美容师,不管功夫多好,我是一定夹着尾巴逃命的,但是惠淑不同。

惠淑是台北市井中的苏格拉底。

在贫困农村长大的她,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小小年纪就拎着一个廉价的塑胶袋离乡背井出来学手艺。出师之后,马上用微薄的工资点滴累积,把乡下的弟弟妹妹一个一个带了出来。虽是少女姐姐,担起的却是完整的母责。问她觉不觉辛苦,她说,“我是长女,长女就有长女的责任。”

“很多长女也不负责啊,不是吗?”

她说,“我没读什么书,可是我想长幼有序就是社会安定的根本。我身为长女如果不负起那个责任,弟妹会迷失,会堕落,那就给社会添了两类人:坏人或者穷人,成为社会负担。制造了社会负担对我自己也不会有好处啦。”

正在吹头的时候,突然看见窗外巨幅的政治人物笑呵呵的头像冉冉升起——又是选举季节了。

惠淑忧虑地说,“我看这个人自恋又狂妄,城府很深、机关算尽又故作天真,可是选民吃这一套,台湾怎么办……”

“你怎么看得出他机关算尽却又故作天真?”

她一边用精油摩搓一根一根的发丝,一边列举一件又一件本城发生的事例,证明她的论点,最后在起身去冲洗时做结语:“民粹都是短线操作,年轻人只看到眼前热闹,最后真正被害到的是他们自己,这样下去他们将来恐怕连一个最低薪的工作都会找不到……”

“那……你担心你的孩子吗?”

她想都不想就回答,“我跟女儿说,她一定要把书读好,将来要靠自己。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尤其在乱世。你说这是不是乱世?”

雾米

照顾你的雾米哭了。

听说,是跟在印尼读大学的女儿通电话时哭的。

我到达潮州时,她正在帮你洗澡。她先把热水注入洗脸盆,用手测好水的温度,再帮你脱衣服。我放周璇的歌曲给你做洗澡配乐,然后坐在旁边陪伴。衣服都脱掉了,我就像个医生一样从头顶到脚趾头检查你的身体——翻开肉与肉之间的夹层,看看是否有红肿;端详平常看不到的腋下、股间、腿缝,看有没有疹子。

雾米一边用沐浴乳帮你洗身,一边跟着唱歌。四十岁的她,有儿童似的轻柔嗓音。浴室里充满了水声和歌声,阳光从小小的窗格洒入,缅甸带回来的沐浴乳散发着茉莉花香气。

当你睡下了,我问她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她一下子就红了眼眶。

“我赚的钱不够,”她用生涩的中文说,“不够付女儿学费,女儿说妈妈太辛苦,所以要停止大学……”

“停止大学了要做什么?”

“她想去外国做女佣赚钱,像我一样。她说不要我一个人这么辛苦让她读书。”“你觉得呢?”

雾米抹抹眼泪,抬起头看我,说,“我妈也是女佣。我小时候,她在香港帮人家带小孩,我长到十几岁才见到她,她回家是因为她生病了,很严重,不能再工作。现在我也打工,女儿小的时候,我在阿拉伯打工,后来在香港,现在在台湾也要五年了。我不要我的女儿跟我、跟我妈一样,但是她如果不读大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渔村

“她如果不读大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美君,我听过这句话。

说这句话的你,四十二岁。

我们住在一个渔村里。渔村的屋舍低矮绵延,使天空显得高远辽阔,水鸟在银色海洋和湛蓝天空之间翻跃,海滩上的我们在放白色的风筝。风筝的薄纸被凶猛的海风撞击得猎猎作响,但是无论怎么撞击都饱满坚挺,迎风而上。那声音此刻就在我记忆的海浪里翻腾。

公务员父亲带回家的薪水在一个牛皮信封里,那么薄的一个信封,你把钞票拿出来数,开始算,柴米油盐之外四个小孩的学杂费怎么分配。渔村的女儿们多数是去加工出口区做工的,绑着头巾,骑着脚踏车,沿着两旁全是鱼塭和琼麻的乡村道路,一路踩进工厂大门。她们的工资被母亲们拿去换来一只又一只的金镯,一环一环套上手臂,整条手臂闪闪发光时,女儿就可以结婚了。

你对父亲说,“她如果不读大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跳格子

你说这句话时,有没有前世今生的触电感?十岁的你曾经站在你父亲面前,坚定地告诉他你要和兄弟一样背著书包上小学。十七岁的你,曾经站在父亲面前要求到女子师范学校去注册,你沉默寡言、从无意见的母亲在一旁突然说,“让她去吧。”母亲的坚定吓了你一跳。

人生的曲折路,看不到尽头也猜不到下一个弯向左向右。路面上画着跳格子游戏,你一格一格往前跳。当你跳到四十二岁的那一格,为女儿做主张的时候,前面的路你看得多远?你有没有看见自己的衰老?你有没有闪过念头,要为自己打算,为自己不甘,为自己怨叹,至少,宠爱一下自己?

渔村的日出从水光潋灎的鱼塭那边上来,渔村的日落从深沉浩瀚的大海那边下去。当清新的晨曦照进你的房间,当柔软的黄昏红霞撞击到你心里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跟雾米一样突然地悲从中来?

当你也加入那些渔村的女人,坐在矮凳上开始撬生蚝挣钱而割破了手指血流如注的时候,你是否曾经回想到自己在家乡做姑娘、被人疼爱的时光?

在那数十年流离困顿的日子里,你是否曾经因为思念你那沉默的母亲而潸然泪下?你是否曾经因为自己二十四岁就走出了村子,与她此生不告而别、不曾守护她终老、不曾在她坟头上过一柱香,而自责?

我从来不曾问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