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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做人》《中国翻译词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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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颇有一些人喜欢谈论“中国之最”。实事求是地说,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最”是极多极多的。几大发明和几大奇迹,不必说了。即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中,在人民日常生活的饮食中,“最”也到处可见。

然而,有一个“最”却被人们完全忽略了,这就是翻译。

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先秦时代已有翻译活动。这是很自然的。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

至迟到了东汉初年,印度佛教就传入中国。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国僧人和印度僧人,以及中亚某些古代民族的僧人,翻译了大量的佛典,有时个人单独进行,有时采用合作的方式。专就一个宗教来说,称之为“最”,它是当之无愧的。从明清之际开始,中间经过了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和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一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其中间有外国人)又翻译了其量极大的西方书籍,其中也有少量东方书籍。各种学科几乎都有。佛典翻译以及其他典籍的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如果没有这些翻译,你能够想象今天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吗?

这些话几乎都已属于老生常谈的范畴,用不着再细说了。我现在想从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角度上,来谈一谈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上一些大国中,颇有一些有识之士,在认真地思考讨论人类文化的演变和走向问题。英国学者汤因比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他的大著《历史研究》已被译为汉文。他把世界上过去所有的文明分为23个或26个,说明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的想法同这个说法相似。我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具体的例子请参看汤因比的著作。我在这里声明一句:他的例子我并不完全赞同。

汤因比把整个中华文化(他称之为“文明”)分为几个。这意见我认为有点牵强、机械。我觉得,不能把中华文化分成几个,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既然主张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延续不断地一直存在到今天呢?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到了点子上。我必须认真地予以答复。

倘若对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仔细加以分析,中间确能分出若干阶段,中华文化并不是前后一致地、毫无变化地发展下来的。试以汉唐文化同其他朝代的文化相比,就能看出巨大的差别。汉唐时代,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占领导地位,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文化的中心。其他朝代则不行。到了近代,世界文化重心西移,我们则努力“西化”,非复汉唐之光辉灿烂了。

但是,不管经过了多少波折,走过多少坎坷的道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中华文化反正没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复是: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最近若干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翻译问题之风大兴。论文和专著都出了不少,又成立了全国的和一些省市的翻译组织,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最近林煌天同志等又编撰了这一部《中国翻译词典》,可谓锦上添花了。对林煌天等同志编撰这样的词书我是完全信任的。他们在翻译方面,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组织经验。他们编撰的书很有特色,汇集了涉及翻译学术方面的各种词条和有关资料,翻译工作者和文化教育界人士都可用作参考。煌天同志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我乐于接受,同时又乘机把自己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一并写了出来,以便求教于高明。


1993年10月11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