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使人感到惊异的是，公元前五百多年孔子讲的话，即当时的口头语言经文字记载后，今天大都能读懂，困难不多。这也可说是世界文化的一大奇迹。今天绝大多数人就无法读懂十一世纪的英文。这成为我一直坚决反对汉字拼音化、拉丁化的重要原因。汉字在培养中国人的智力（记忆力、理解力和思维能力）上，在统一方言，形成强大持久的经济政治局面上，在同化外来种族特别是形成华夏的文化心理结构上，起了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传说“仓颉造字”使“天雨粟，鬼夜哭”，民间也常有“敬惜字纸”的标语张贴，都展示出汉字的既神秘又神圣的地位。可惜至今对这一点仍然研究不多。看来，汉字的根源在于“记事”，而并非口头语言的记录，问题是这两者如何融合起来的。这点已越出《今读》范围，留待以后再说。
既然《论语》已如此好懂，又何必去译呢？而且，早已有了好些译本，为什么要重译呢？理由是：虽然好懂，但毕竟是几千年前的语言文字了，好些地方对生活正急剧变化的今天和明天的年轻读者，已不是那么容易理解。而且古代文字简练而含糊，需要用今天的语言明确或确定一下才好把握。当然，这样一来，也就损失了不少。因为原文的字、句，正因为含混，便经常包含着更多的意思。一翻译成现代语言，虽然更明确，但也可能更狭隘更固定了。幸亏《论语》还不是诗篇，有时毕竟还可趋向或做到“达诂”（准确解释）。《论语》的确已有许多译本，《今读》之所以重译，是因为不同译者对本文以及全书各有不同理解，从而翻译也就不大一样。我细读了我所知道的最晚出的两个译本：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北京）和钱穆的《论语新解》（台北），都不满意。所以我才作这个新译，并加上自己的各种评论。
虽说好懂，但真正翻译起来，却问题很多，困难很大。其中突出的是，那些最常见也最重要的词汇、概念、范畴，偏偏最不好译，甚至不可能译。例如，“君子”、“小人”、“仁”、“义”、“道”、“敬”、“庄”……等等等等，几乎没有一个现代词汇能够代替它们。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们在原文的不同字句里具有相通却并不相同的内容、含义、意义，不可能用同一个现代词汇来通译。
如何办？左思右想，很少办法。只好：第一，在这个前言里先说明一下这个一般情况，让读者有思想准备。第二，再作以下一些具体说明：
1．“君子”、“小人”一律不译。理由：（1）这两个名词至今通用，大家熟悉，不必翻译。（2）它们在不同章、句中，含义不一样。“君子”、“小人”一般都作道德高下的标准，是一种价值区分，例如“小人”是贬义词，至今如此。但在孔子时或孔子以前，却不一定如此。《尚书·无逸》有“知稼穑艰难，则知小人之依”，这个“小人”就是种田的平民百姓，并不含道德不好的贬义。俞樾《群经平议》说：“古书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言，汉世师说如此；后儒专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义也。”可见，“君子”本指“有位之人”即“士”（知识分子）和“大夫”（做了官的知识分子），“小人”则指平民百姓，即一般人的意思。《论语》有“硁硁然，小人哉”作为“士”的道德标准的一章。从而这两个词汇在当时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中性事实描述。但《论语》一书常常对“士大夫”提出道德规范或要求，而以“君子”、“小人”相对称，“君子”指有道德品格的人，“小人”指缺乏这些品德的人，于是这两个词汇也就具有价值含义。这种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的双重含义，在《论语》中经常合在一起，混而不分。总的看来，价值含义的比重大得多，却又不尽然。这就只能看当时讲话具体情景和具体问题、具体对象了。所以这两词不作通译。
与此类似但不如此突出的，还有“士”等词汇。它有时是作为事实讲，有时作为价值（“士”的标准、规范）讲。“士”一律译作“知识分子”；“大夫”译作“官员”、“官吏”，即“做了官的知识分子”。
2．下面再就其他一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词汇说明如下：
A．最重要、最常见和最难译的是“仁”、“仁者”。大多译作“仁德”、“仁爱”、“仁心”、“有仁心（或仁德）的人”等。这是因为《今读》一书强调心理情感本体，而“仁”在《论语》中也确有此层基本含义。朱熹便把“仁”释为“爱之理，心之德也”。它本义与“爱”紧密相关，应无问题。
B．“礼”一般译作“礼制”，因它主要指那一整套非成文的制度规范。
C．“义”一般译作“正义”或“理义”、“合理”、“适当”、“义务”等。
D．“道”字含义极广泛而模糊，一般根据上下文意，分别译作“规则”、“规矩”、“途径”、“真理”、“方向”、“事业”等等。“有道”译作“政治清明”。
E．“天下”不译，因为今天这词仍活着，仍是现代汉语。
F．“文”译作“礼仪”、“仪文”或“文采”等。
G．“敬”译作“恭敬”、“敬畏”、“认真”等。
H.“×君”、“×公”一律译作“×国君”。“邦”一般译作“国家”，实际指的是当时的氏族—部族联合体，所以“邦”、“家”常连在一起。国君之下的大夫世族则有时译作“家族”，有时译作“部族”，并无确定界限，如（鲁）“三家”译作“（鲁国的）三大家族（或部族）”。
关于译事，还有相关的几点，也须说明一下：
1．“子曰”都译作“孔子说”。孔子学生都统一用一个名称，如“子贡”、“子路”、“冉有”、“颜回”，避免一人多名如“赐”、“由”、“颜渊”等。“曾子”、“有子”则仍沿袭原文，保留“子”的尊称，以见《论语》多出于曾、有门人之手。孔子不用孔丘本名，因已约定俗成数千年，不必改动。“问仁”一律译作“问如何是仁”；“问政”一律译作“如何搞（办）政治”。
2．尽量不在译文增加原文没有的字句。如不在译文中加说明词语，如“某国的”国君、大夫，“孔子的学生”等等。非常必要时，只在“注”、“记”中指出。因为“译”就是“译”，不是“译解”。尽管“译”中有“解”，但尽量在译文中不附加解说，以尽可能保存原文的本来面目。又，《今读》不重《论语》章句的特殊的历史内容，虽然讲话均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情境、条件、人事和对象，有些也许能考证明白，但大多数无法确定或讲不清楚，过去大量的注疏、争辩已说明这点。因此这些历史性的解说和考证对本读意义不大。本读重视的恰好是超一时一地的长久价值，这才是真正我所要强调的历史性（积淀性）。这是尽量不在译中加解的原因，亦贯彻不增字解释之古训。
3．尽可能直译，包括原语法构造也如此。这也是为了尽可能保持原文的风格和面貌。但有时也有意识地采用了近几十年来流行的词汇，如“政策”、“干部”、“反映情况”等等，这是为了尽量接近现代语言。
4．几千年前的记录，其中误听误记，定有不少。加上断简残编，因而文理不通、文意不明、文气不贯等等，所在难免。本读不扬高凿深，以求甚解；不刻板阐释，强作解人；仍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原则。我想，某些困难的地方，如将来地下有新的发现，当可迎刃而解。
《论语》篇章的各种对话并无一贯系统，甚至七零八碎，但读毕全书，却仍可有一相当完整的生动印象。在那里，孔子是普通活人，有说有笑，有情有欲，也发脾气，也干蠢事，也有缺点错误，并不像后儒注疏中所塑造的那样道貌岸然，一丝不苟，十全十美，毫无疵瑕。也并非《论语》或“子曰”每章每句都一定具有微言大义、深刻思想，如后人所解释者。学生们也一样是活人，各有不同气质、个性、风貌、特长和缺点。这些在《论语》中相当具体而清晰，使人可以直接感受到。这个“圣哲”群体的形象特色似颇不同于包括《庄子》、《孟子》在内的经、子典籍，为以后典籍所少见。译文想尽可能模拟，以重现这个形象世界，但大概是很难做到了，勉力为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