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注家据说有两千多。《论语》二十篇，我分为五百章。据说几乎每章都有不同解说。现代人程树德（1878—1944）的《论语集释》是最晚出、参考各种注家最多（约六百余家）而选择采录的综合成果。本书的“注”多取自此书，其中何晏《论语集解》据《十三经注疏》本核订。朱熹《论语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康有为《论语注》，则摘自原书的坊间版本。杨伯峻《论语译注》也摘了好些，因为毕竟是现代人写的，文字好懂。在各注疏论议中，朱熹的《集注》仍然简明精锐，极有深度，是本书摘录的重点。有的“注”是因为《今读》的“译”与许多译本有很大不同，为说明并非杜撰或独创而采录；少量则恰好相反，是表明除了本“译”的理解还有别的解释而采录。但所有这些，都只有认为必要时才选录，而非每章每句均如此。在浩如烟海的后代注疏中，《今读》不过抄录千万分之一而已。抄录过多，徒乱人意，反而糊涂。总之，“注”所采录的标准，在于有助于了解原文，或有利于自己的论记。对那些名物考证、史实讲疏、注家争辩等等，都一概不录。
各家注疏，大有异同，许多时候差异和对立很突出。《今读》当然只能断以己意，加以取舍。任何翻译、解释、阐述，必有先见或成见，现代解释学对此论之颇详，《今读》当然也不例外。但我自己也有一些可称为“注”的东西，为不与人混淆，便都放在“记”里。
孔子言行、思想当然远不限于《论语》一书。从《春秋》、《左传》、《礼记》、《大戴礼记》到诸子到《韩诗外传》、《说苑》、《新序》，以及好些所谓“伪书”（其实许多并不“伪”，现代考古资料将日益证实这一点）中还可找到许多记录和记载，包括《孔子集语》甚至《孔子家语》中所辑录，其中常谈政制，少讲心性，虽真伪参半或伪多真少，但去伪存真，仍有许多可以引录作为《论语》一书的补充、见证和说明、阐释。这个工作似乎比在历代注疏中去寻找，更有价值和意义。但只能留待以后去做了。
这里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论语》到底在多大程度的忠实性和可靠性上记录了、反映了孔子的言行，这也是极具争论的问题。例如，主今文、重公羊的康有为就强调认为，由于《论语》一书多是曾子学派的弟子所辑录，所以只反映了孔子思想的一个并非主要的方面，这个主要的方面，毋宁其他学派特别是子张学派传承得更忠实一些（见本读8．3章注）。在《论语》中，曾参的地位的确比除颜回外的其他许多人当然也比子张高许多；如曾参有尊称（“子”），子张没有，两人整个形象也有这样的差异。宋明理学家当然以曾参为孔门的嫡传。叶适稍有非议（见《习学记言》），偏离正统，便被“现代的宋明理学家”（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大加斥责。其实，康有为从现代政治眼光出发，着重“外王”，于是重子张问政等等，认为这才是孔子思想的重心，未必错误。牟宗三从道德心性出发，重“内圣”，恪守理学传统，尊曾子，却未必正确。遗憾的是，不管《论语》主要作为曾参学派的传承，是否忠实记录了、反映了孔子，但它毕竟存在至今两千年了。因此，如崔述等人对第十五篇以下（除第十九篇记弟子言行认为当不误外），以及前面好些章、段，颇表怀疑（参阅《崔东壁遗书》）等等，也只能如此处理，即今日求考证出哪些篇章、言行确乎属于孔子，哪些不是，已极为困难甚至不大可能（也许将来地下发现可有帮助），重要的是，自汉代《张侯论》以来，《论语》和孔子就以这样的面貌流传至今。《论语》本就生存在解释学之中，只是人们未曾自觉罢了。所以，重要的已不在它与孔子的真实关系究竟如何，或孔子的“真实”面目究竟怎样，而在孔子就以这种面目在中国流传、影响着。所以，即使将来地下有新发现，证明今本《论语》及孔子形象不是本来面目，但也仍然不能夺去今本《论语》及孔子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已延续两千多年的重要的“原型”地位。今本《论语》中的孔子就是现实的孔子，即落实在人们心目中的孔子，这是无可奈何的历史事实。也正因为此，在阐释评解中，就得注意如何尽可能弥补这一缺陷，使孔子的形象、思想基于《论语》，又不止于《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