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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光运动》第九章 关于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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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飞翔的黑色大氅

残雪

大约是在五岁那年,我偶然听到父亲对母亲谈起他的心脏病。其中有一句话是“活不过五十岁。”当时我听了就像被雷击中了似的,全身都麻了。我想啊,想啊。无论是在干什么事当中,玩也好,走路也好,睡觉之前也好,这个问题就像毒蛇一样缠着我。“死”就是“没有”了吗?怎么能够没有爸爸呢?我自己将来也会“没有”吗?那是怎么回事?是被埋在深深的地底,自己没有知觉吗?有时夜里中途醒来,会被这个黑色的问题吓得一动也不敢动,赶紧闭眼重又睡去。

我开始焦虑,每天盼着父亲从劳教的地方回来,他一回到家我就跟着他转。我多么害怕他哪一天突然就从家里消失!

虽然后来父亲并没有“活不过五十岁”,我对于死亡的体验却从此没有停止过。当我静下来之际(一般是夜里)毒蛇就会悄悄地潜入我的心里,使得这颗幼小的心灵发狂似地去深究这个问题。我曾设想自己在一个封闭的水泥管里无限止地向下坠落,坠落……这就是死吗?还有那些被活埋的设想。这好像成了我夜里的一门功课。然而生命力是那样旺盛,白天里,我忙忙碌碌的,我情绪高昂地投入那些游戏,聚精会神地做好作业,兴致勃勃地陶醉于同某人短暂的友谊……一天又一天过去,我终于悟到了:毒蛇是摆不脱的,在人生的旅途中,你将永远带着它前行。

大弟的意外出事使我对那个东西的体验更为贴近了。那是在文革年代,他在浏阳河里被旋涡卷进了取沙的农民弄出的沙坑里。那个恐怖的下午,我没敢出去看尸体,我躲在家里,觉得自己也要死了。这一回,日日相伴的人是真的从家中消失了。在无数个梦里(这种梦我做了几十年),我一直在纠正,在反驳,在挽回这个不可逆转的铁一般的不幸。他活在我的梦里。一次他告诉我,他只不过是走错了路,然后上了一辆运沙的车到了外省,现在回来了;还有一次,我捧着他的衣裤对同伴说:“他在那边游泳,他没死,你看,他的衣服还在我手里呢。他要我帮他守衣服的……”凡是在那些关于他的梦里,他总是活着的,活生生可以触摸的。而我,常常在梦里振振有辞地讲述为什么他还话着的理由。直到如今,不久前有一次,我还在梦里对人说:“这些年,他是被送到一个叔叔那里读书去了,所以我们才没看到他嘛,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父亲终于凄惨地死了,我整整一年多无法创作。那是最为绝望的,越不过去的铜墙铁壁,毒蛇终于咬坏了心脏。仍然有梦,但那些梦不再振振有辞,它们成了可怜兮兮的乞求。在阴暗的房里,老人从沙发后面掏出几个苹果递给我,说:“你看,这是我留给你的嘛。”他的表情有点嗔怪的味道。我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动,我想,他还留了东西给我,所以他还活着。我面对那个坚不可摧的事实,无力地辩驳着……

所谓“我”,不就是由这些记忆构成的吗?为了活下去,我不得不彻底将表层的记忆埋葬,我像一个没有昨天的人一样轻装上阵,勇往直前。但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夜深人静之时,黑色的大氅便从地狱里游出,它在我的前方指路,带领我返回故乡,让我那颗被毒害的心重新生出最柔嫩,最虚幻的情感。我很少在梦里用语言来忏悔,比起这种奇异的死人复活的场面来,语言算得了什么呢?当你面对老人,当你在逼真的情境里同他有了肢体的接触之际,你的心,便会因无望的哀求而抽缩——我知道这是梦,可我愿自己永远不醒,永远不……啊,让屈死者复活吧,那座独木桥,我过不去了啊。

他们复活了——在我的奇异的作品中。

2.逻辑

残雪

同所有的革命者一样,我的父母都是那个年代的所谓理想主义者。尤其父亲,作为对马列主义有过研究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有信仰,还有一整套贯通在生活中的逻辑。这套逻辑支撑着他,使他在最困难的年月里头也没有垮掉,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去分析形势。在今天看来,父亲的那些思想当然不无幼稚和教条之处,他也许还用这教条加害过某些人。但与大多数革命人不同的是,他的逻辑和原则的确是用自己的脑袋“想”出来的,甚至可说是深思熟虑。他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他不是超时代的天才,只是一个爱思索的革命知识分子。他由于自己的思索在57年导致了惨祸,但这惨祸并未打垮他那铁一般的逻辑。他是一名大无畏的革命者。

我们姊妹是伴随着父亲的劳教生活而逐渐懂事起来的。家庭一下子陷入困境,吃的,用的,烧的全没有。父亲和外婆带领全家在屋前屋后开垦了好多块菜地,每天都要去伺弄,可是那些蔬菜因为缺肥长势一点都不好。忙完之后,父亲只要一有时间就坐在书桌前,就着那盏从报社带过来的旧台灯读书。父亲读书是真读,一本书他要反反复复读,每一段,每一章都要深思,都要在脑子里贯通。那些马列哲学书上写满了他的批注。五六岁的我经常看见父亲的眼睛在镜片后面进入冥思的状态。我那时也许似懂非懂地感到了,这每日的操练该是多么的惬意和自足!我当然不知道他读的是什么东西,但这耳濡目染的身教,使敏感的小女孩记住了,世界上有种最快乐、最令人充实的生命活动,她可以在最为简陋,非常恶劣的物质环境里头进行,她还可以给人带来巨大的生活勇气!

回忆那些年头里父亲的精神状况,我一点也想不起他有过任何的消沉。我知道他是有过失望的,因为他的申诉失败。他认为当时的政府和领导人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很大,但他从未放弃过对于马列主义的信念,他沉着地在逆境中抗争。好多年以来,我老想这个问题:父亲是如何样做到沉着冷静,又是如何样做到随遇而安,不悲不躁的呢?一直到我成为成熟的艺术家之后,我才自认为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前面说的,他是因为不放弃精神生活才保持了做人的风度的。在我的记忆里,他始终是个有风度的父亲。

父亲在家庭里营造出一种理想至上的氛围。正直,不攀附,不随风倒,不与人争物质利益,这成了我们姊妹做人的原则。虽然他的精神世界是不完美的,缺乏根基,打上时代烙印的,但那种追求的模式,那种对于精神生活的执著,同我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重的都是“虚”的东西。在那种混乱的,被人牵着鼻子跑的年代里,又有几个人能像父亲那么天天阅读,天天对社会做冷静的反思,用理论联系实际,来分析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今老革命的回忆录铺天盖地,似乎人人都在揭历史的真相,但绝大多数都是事后聪明,所谓的“真相”,恐怕永远是在一团迷雾之中了。揭出一些记忆表层的点点滴滴,并不能改造国民的灵魂,反面越来越清楚地显出我们的民族原先没有魂。

父亲在他的盛年时期一直不知不觉地努力,要凝聚起自己的精神,使之成形。他的追求以失败告终。他的清高而倔强的姿态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里了。我感到,我是生长在盐碱地上的一棵树,我只能将自己的根扎下去,扎下去,扎到下面的黑暗处所,我的生存的逻辑便在那里。父亲的根扎得远不如我深,所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的逻辑终于崩溃,那是多么可怕而又绝望的一刹那啊!不,那逻辑并没有真的崩溃,她在我,我们姊妹身上得到了再现。

3.冷静和勇气

残雪

风声越来越紧了,到处都在抓人。父亲知道自己迟早要被抓走,也没地方可躲,就整天在家看书。我从周围的紧张氛围里也预测到这件事了,虽然小小的心里还抱着侥幸的念头。不久邻家姐姐的父亲就被抓回监狱去了,他本来就是劳改政治犯。他从家里跑出去,躺在后院的树丛里,那些人当然更不会饶过他,说不定打了他一顿。似乎每个单位都要将自己单位的牛鬼蛇神抓起来,拷打,然后关起来。我每天惴惴地观察父亲,但看不出什么异样。他照旧每天看报、看书,做他该做的事。

他们大概是11点多钟来的,有辆大卡车停在街上,下来好多人。父亲放下书本,对我们说:“抓我的人来了。”接着他们就冲进来了,吵吵嚷嚷地,将父亲的手臂反扭着,揪着他上了大卡车,然后开到他劳教的地方去了——那是一所大学。

全家人都焦虑不安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母亲就带了我去学校找父亲,因为特别担心他被打伤。那时有好多人因为别人的举报就被打死了。问了革委会的好几个部门,终于打听到了,头头阴沉地垮着脸,说:“我们放他回去了。”于是我和母亲来到父亲住的单身宿舍里。父亲对我们讲述了夜里发生的事。原来是大学里搞“外调”的人在外面搜集到材料,有人举报父亲是“叛徒”。也许那个人是被打熬不过,瞎说一气。夜里他们几个人用扁担拷打父亲,逼他承认,还将一把匕首插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问他还要不要命?父亲说,他看了匕首一眼,还是没承认。那几个人见榨不出什么油,就在天亮时放走了他。我完全相信父亲说的情况,他是在敌占区出生入死搞过地下工作的,当然不会怕那几个小流氓。大概他也估计到了那种情况下他们是不敢杀人的。就这样,皮肉受了些伤,一场祸暂时化险为夷了。

既然被抓到了学校,就不会让他回我们那个家了。母亲不放心,让我住在父亲的单身宿舍里。过了几天,就勒令父亲去游街。高音喇叭里头报了他的名字:“大右派邓钧洪”。那几个打手很快就来了,又是反扭他的双臂,从我们所住的高坡上推着他很快地往下走。我担忧极了,一边跑一边高声对他们说:“我爸爸有心脏病!我爸爸有心脏病!”那些打手嘿嘿地笑着说:“你不要挡我们的路,你也想挨打了吧!”我紧紧地跟着。在礼堂开完批斗会,父亲就同另外一些挂牌子的牛鬼蛇神一道被押上卡车游街。他的木牌很大,上面写着“大右派”。我一直站在车下,我一点都不怕,父亲和我坚定地对视着,我们仿佛在这深情的对视中达成了什么默契。

游完街就要他收拾东西去“牛棚”里住。“牛棚”在学生宿舍,是长长的走廊尽头的几间寝室。家属可以一星期探望一次。到了探监的那一天,很多人都挤在铁门外面。从铁门到父亲他们那里似乎有一百多米远,所有的家属都不准进去,要轮流隔着这一百多米喊自己亲人的名字,让他出来会见。这些打手想出了这个好主意,正翘着二郎腿在那里看我们受辱,自得其乐呢。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腼腆的女孩子,平时我和生人讲一句话都是一脸通红,可这时,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用很嘹亮的声音叫出父亲的大名——邓钧洪!因为我知道他耳朵不那么灵,反应也迟钝,不高声叫喊他就听不见。不知是心有灵犀还是怎么回事,我叫了第一声父亲立刻就出来了,背有点驼,步子匆匆的,头上戴着那顶旧呢帽。我交给他换洗衣服,还有一包刚买的零食。他说,别的犯人都要每天出操,跑步,他呢,因为有医生证明就免了,可以站在场外活动活动。说到这里,他因为自己受到优待而笑起来。那一刻,我的心里真是无比的舒畅!是的,蔑视!我俩都蔑视这几个可怜的打手。

我拿着父亲换下的衣服往家里走,一路上,心中有过的疑虑烟消云散。天很蓝,岳麓山顶盘旋的那些鹰啊,飞得那么高!

4.关于父亲

残雪

一般来说癌症的痛是最可怕的。到了服吗啡的阶段,痛就无法消除了,日日夜夜,每时每刻,每分每秒,啊!另有一种精神上的痛类似肉体的癌症,只有死亡才能解脱它。只要你还在生活,它就对你发挥它的影响力。我一直在服吗啡,好久好久了,父亲死亡带来的剧痛仍然在拉扯我的神经。我的吗啡就是写作和负罪生存。人的精神远比肉体顽强,所以作为肉体最后治疗的吗啡,在精神上却可以相伴一生。

俗话说:“米汤浓了要开裂。”

似乎是,从我出生不久,父亲对我就有种特殊的爱。那是由于我超常强烈的个性呢,还是由于某种隐秘的、暧昧的原因?反正如今已是没法弄清了。他是一个复杂的,性格不外露的人,所以根据常理根本就无法判断他的内心。在童年的我的眼中,父亲无疑是非常有魅力的。他具有一种沉稳的男子汉的风度——我从未见到他慌慌张张,没有主见的样子。如果灾难来了,他就平静地咬紧牙关:熬。如果生活透出一点点希望,他马上就积极地行动,而且不怕承担行动的后果。这样一位父亲,而且又喜欢小动物,自然而然地就被女儿崇拜了。从我儿时的角度来看,他同我之间无话不谈。但事情远远不是这样。

除了母亲以外,父亲生活中还有别的女人。那是夫妇被迫长年分居的年代。他做得多么的隐秘啊。我们姊妹都人到中年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地回忆起他那些“地下工作”的蛛丝马迹。不,就连那些蛛丝马迹都是拿不准的,完全不可靠的。他是二重人格,我们当中几乎没人能破译他的性格之谜。

算起来,我在父亲身边生活了将近40年。即使是我在街道工作的那十来年,每个休息日我也回到家中。我们之间的关系由亲密无间的爱,出自内心的相互同情,体贴,慢慢磨擦出难以言说的矛盾。到了父亲晚年的最后几年,我感到他的整个生活就如同一只老蜘蛛织成的奇诡无比的网,没人弄得清那里头的结构,而他自己,也只好在那张巨网中爬来爬去,再也找不到出口了。我的这位最亲爱的人,我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精神支柱,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他变了,还是我从来就没有进入过他的内心?

我终于在快40岁的时候硬着心肠选择了同父亲分居——这一直就是他的意愿,他想独自生活,我和我的家庭的存在对他是种妨碍。然而,社会生活是何等的险恶,以他因早期老年痴呆而蜕化了的大脑根本预感不到后来的厄运。其实,我撒手不管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的死期很快要到来。父亲是我生活中的深渊,永远的不解之谜。在深渊边上,任何的轻率都将“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应该分居,但我不应撒手”。十多年了,这句话铭刻在我的心底,我必须用吗啡来治疗心的疼痛——每天。

难道我不是二重人格吗?从前,我为什么同大家一样看不起他呢?他又不搞文学,难道非要“独善其身”才能得到我的尊重?他晚年选择了一条无视常规的歧路,所以才为这个社会的正人君子们所不齿,所以才在没有任何人关注的情形下死了。脑子坏掉了,又丧失了语言的能力……那栋阴森的大房子里发生的一切我不能细想,一想便要陷入疯狂。可当时,他在大冰窖里头挣扎之际,我也充当了其中的一块冰。正是我,同别人一道,对父亲这样的异己分子判处了死刑。而我的心,早就应该死了。可我又不甘心死,所以才日日服吗啡。现在我也快要进入老年了,我突然就理解了他那种要抓住生命的急迫感,那种赤裸裸的欲望对人的理智的控制。可是从前,我却是冷漠的。

人心是在黑暗里上演的莎士比亚戏剧,也是永不见天日的蜘蛛巢……

5.不可能的戏

残雪

这件事,我在少年时代就得出了结论。这就是,尝试了无数各种各样的沟通之后,我懂得了只有一种沟通是最无望的,那就是同死亡的沟通。失败成为我心中的死结。对于死者,我放不下的不是记忆,而是自身无穷的悔恨以及要将这悔恨传达给对方的冲动。越受挫,越强烈,越要重演那种不可能的戏。

在栽满夹竹桃的后院,野草有半人深。太阳晒着,水红色的花儿怒放着,大弟在采集霸王草,他的蓝衬衫在草丛和树丛间一闪一闪的。咦,大弟不是淹死了吗?怎么在这里?不,不要那样想,既然他此刻在这里,我就还有希望。我可不能乱跑,不然就见不到他了。

“大弟!大弟!”我压低了嗓门唤他。

“啊?”他回过头来,“我这么久没来了,这里的霸王草真肥。”

“你要多多回来,我收集了好些邮票,全给你。”我热切地说。

但是场景转换了,我看不到他了。我的小朋友告诉我说,他其实已经没有了。知道自己没能成功的那一刻,我的眼前黑黑的。

我决心重演,重新开始,一切从头做起。虽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决心,也没有发过任何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在持续。

这一次是在长途汽车站。我在送朋友,大弟忽然就从一辆车上下来了。朋友告诉我说,那是你弟弟啊。我跑过去了。

大弟像往常一样害羞,我们相互看着,不说话。

我希望他不要走了,我这句话在喉咙里憋了好久,没有说出来。为什么说不出?我急。瞧,他终于出现了,我盼了多少年了?

“我们坐那辆车回去。”他说。

人太多,我挤不上去,他上去了。我的力气用完了,车还是开走了。那么,上第二辆。啊,第二辆,第二辆在哪里?还有车吗?快!终于来了一辆,却不是回家的,它将开到离家不远的另一条街。我拼尽全力挤上去了。转了一个弯又转一个弯,啊,来到危险的陡坡上了,居然开到这种地方来了,我算是完了。眼前又变得黑黑的。

还有那种场景,就是睡到半夜,忽听大弟在窗外说话。我警告自己,可不能睁开眼啊,一睁眼他就消失了。我闭着眼伸手到床垫下面去摸我藏起来的宝贝——那些包水果糖的透明纸。朦胧中下定决心,一旦大弟进来就将糖纸赠送给他。但他叽哩咕噜了一阵,忽然就没有声音了。我于极度失望中睁开眼,再次看到可耻的失败。

一切过去了的,都无法重演,多年后我才真正深入地懂得了大自然的规律。这种知识使我于冥冥之中选择了现在的职业,这个职业的宗旨却恰好是上演那种不可能的戏。最初的创作曾使我大大地惊讶:为什么写下的事物越不可能越有意义?我到底要干什么?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我就是要将那种无望的沟通进行到底,我要自己来扮演死神,打通灵魂与灵魂之间的那些墙,演出真正属于我自己,也属于我们大家的好戏。

昨天夜里,我又听到了我弟弟和我父亲的说话声,他们就在我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