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他在阿姆斯特丹时去过沃斯的家，但自那次之后，他再也没有和表姐谋面。三年来，两人的生活都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那次见面之后不久，凯生病的丈夫克里斯托弗尔去世——正好在文森特从福音学校退学并前往黑色乡之前。1879年夏末，当凯来埃滕时，他们很可能恰好错过了碰面的机会——大约是在那一段时间，出乎意料地，文森特从博里纳日出现在这里，并同父亲发生了那次后果严重的冲突。显而易见，他们相互之间也未曾有过信件往来。
1881年8月，当来到牧师公馆长时间造访时，35岁的凯已不再是文森特记忆中的样子；那时在阿姆斯特丹，住在“洋溢着爱”的屋子之中，她是一位勇敢的母亲，总在为孩子的事烦心不已。她因丈夫的英年早逝而悲痛万分，至今仍沉浸在深深的哀悼之中，无法自拔：一个严肃的、不苟言笑的身影，穿着高襟的黑色缎子衣服，始终悲痛地思念亡夫；丧父的胆小的儿子简占据着她全部的心思，这一年简八岁。
凯的丈夫的去世让曾经在阿姆斯特丹使文森特怦然心动的形象，现在变得更为完美。“她内心深处的痛苦触动并感动了我。”他写道。现在和以往一样，她的悲伤渴望获得安慰（对文森特而言，这仍是来自内心最为强烈的呼喊），她两度遭到伤害的小家庭似乎更加需要恢复完整（这正是他一直都渴望要去做的）。将目光投向凯，文森特还有一层考虑。为抛却那种效仿基督式的自我否定，重新获得家人的认可，文森特认为他需要一位妻子。“我反对孤独。”他后来回忆说。希望孩子们成家立业，是父母经常挂在嘴边的心愿，尤其是对文森特，在他们看来，婚姻不仅能让他脚踏实地，同时还能“鞭策他在社会上获取一席之地”。
7月，在凯抵达之前，文森特和提奥讨论过自己的新目标，倾诉了自己长久以来的郁郁寡欢（“女人是所有正直的人的伤痛”）和全新决定。“在辽阔的外海，任何人都无法长期坚持，”他说，“必须得在海边有间小木屋，在炉子里生上火——妻儿围坐在炉火周围。”他废寝忘食地阅读大量维多利亚时期关于爱情与婚姻主题的文学，这种全新的使命感也由此而变得更坚定。只花了三天，他就读完了夏洛蒂·勃朗特的《雪莉》，这本800页的大部头小说描述的就是求爱与婚姻的好处。同时，他还读了她写的《简·爱》，这是一个关于爱情（和婚姻）战胜自我否定的故事。此外，文森特还阅读过哈里特·比彻·斯托的《我妻子和我》以及《我们和我们的邻居们》这两本小说，这两部作品都是对家和家庭的神圣性的冗长确证。
凯·沃斯-斯特里克和儿子简，约1881年
当凯于8月抵达时，一定是这种先期的迷恋让文森特已经有些头脑发热了。仅仅在一两个月之后，在感情还未得到任何回应的迹象之前——或者不在乎有没有得到回应，文森特就向凯表达了爱意。“我像爱我自己一样地爱你。”他向她表白，并问她是否“会冒险同我结婚”。突兀的求婚显然让害羞而又规矩正派的表姐措手不及——又或许是被文森特的热情所冒犯。一反常态，她的回答“冷漠而粗鲁”。“绝不，”对文森特思虑欠周的提议，她气愤地说，“绝不，不，永远都无可能！”
之后不久，凯就带着儿子离开埃滕，回到了阿姆斯特丹。
但文森特不肯就此罢手。即使是如此激烈的拒绝也无法抹除他脑海中的那幅画面。正如开始时认为同凯的婚姻对自己开创全新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避免地，他认为凯的拒绝与自己过去所遭遇到的接二连三的拒绝并无二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的执念将所有的企盼汇成一个唯一的、强大的、关于救赎的全新幻想：如果能够让凯转变态度，收回之前所说的“绝不，不，永远都无可能”，自己就不仅仅能安慰这位失去亲人的寡妇，给失去父亲的孩子以父亲的关怀，完成父母的期待，告别自己的孤独，享受小说中津津乐道的破镜重圆式的团聚，还能扭转过去人们对他的糟糕看法。
凯一离开，文森特就发动了又一轮的信件攻势，想要证明自己同表姐是般配的。这意味着他最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创作出在市场上有销路的作品来养家糊口。“你必须要明白，在很多方面，我都在非常努力地改变自己，”在信中，他对提奥说，“尤其是我糟糕的经济状况。”他这样说服自己：他如果一年能赚到1000荷兰盾，就可以“让很多人的看法有所改观”。
为了实现目标，在整理好自己最好的作品之后，文森特启程奔赴海牙——差不多一年以来，他一直就扬言要去一趟海牙。在短短的两天中，只要是他能够想到的可以帮他销售作品或者使这些作品更畅销的人，他都一一登门拜访。就这一方面而言，泰斯提格的重要性可谓是无人能比。尽管前年春天二人的关系交恶，文森特还是鼓起勇气，打电话给普拉茨大街上古庇尔画廊的前任老板。“泰斯提格非常友善。”在给提奥的信中，他明显地表达出了自己的释然。看了文森特临摹早期绘画大师作品的画作后——这些并非是他的原创性作品，泰斯提格表示说这些作品有“一些进步”。“我画的这些作品，他至少认为还有些价值。”文森特兴高采烈地汇报说。
经提奥介绍，文森特参观了特奥菲尔·德·波克的画室，在海牙画派中，他可是商业方面最成功的艺术家亨德里克·梅斯达赫的门徒。德·波克刚从巴比松回来，协助梅斯达赫完成他的巨作《海事全貌》。这幅长达400英尺的作品全景式地描绘了席凡宁根附近的海岸景观，被放置在为这一画作专门建造的亭子中。展出伊始，其他艺术家们不屑地认为这幅作品完全是商业性的，没有“艺术气息”。但当德·波克领着文森特参观这一画作时，文森特赞扬了海牙的这一最新旅游景点。“这件作品值得世间一切的尊重。”他在给提奥写信时说道。
在参观画室以及展览的过程中，文森特还见到了画家威廉·玛丽斯，这是玛丽斯兄弟之中最年轻的一位。威廉擅长画水彩画，尤其是雾中的荷兰农场，这为他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同时，文森特还遇见过约翰内斯·博斯波姆，他在海牙画派中可谓举足轻重。通过创作以教堂内景为题材的怀旧画，并出售给越来越世俗化的公众，64岁的博斯波姆早就过上了养尊处优的舒坦日子。文森特随身带着画夹，经常向上了年纪的博斯波姆（他是森特伯伯最为欣赏的画家之一）寻求“指点”，希望绘画技巧能够有所提高。“真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机会得到这样的指点。”他惋惜道。
但来到海牙，文森特主要是打算探望另一个人：表妹的丈夫安东·莫夫。在1877年初夏，文森特同提奥一起参观过莫夫在席凡宁根的画室；对那次旅行，他一直都有着美好的回忆，并且几乎是在他自诩为艺术家的那一刻起，他就打定主意要故地重游。在这四年中，莫夫声名鹊起，已成为荷兰最赚钱的画家之一。莫夫最得心应手的是柔和色调以及柔和光线下的农民和渔夫的形象，这些内容所构成的忧郁的画作深受收藏家们的喜爱。他还十分擅长水彩画和油画，使用的是那些随着法国巴比松画派画家的努力而变得时髦的笔法。最为单调的小插曲（孤单的骑手或牛）在他的画笔下都能幻化为激情澎湃的交响诗。在席凡宁根，他的目光不仅会投向那些如诗似画的渔船（这些渔船必须由马群拖到没有港口的沙滩上），也会关注那些头戴高帽、驾着更衣车来到海边的时髦贵族们。这些画作，不仅为资产阶级买家们提供了一个被理想化的过去，同时也营造出一幕幕关于当下的光鲜景象。
莫夫广受欢迎的作品与和蔼可亲又有点郁郁寡欢的性格，使得他不仅深受收藏家们的喜爱，同时也深受海牙艺术家同行们的欢迎。在这里，他不仅协助成立了一家画社，同时还是普赫利工作室董事会的成员，这可是海牙最重要的艺术家协会。自从在1874年和安娜·卡本特斯的侄女结婚后，莫夫深受梵高家族的喜爱。莫夫一家除了为提奥在海牙提供住处，在他们位于席凡宁根沙丘的房子里，还招待过梵高的父母，两家人在假期还经常互赠礼品。
成为一位这样的艺术家，正是文森特的理想。有一间装修精美、设施一应俱全的画室，幸福美满的婚姻，四个茁壮成长的孩子，商业上的成功和良好的社会地位，42岁的莫夫无疑是家庭和事业双丰收的典范，这些正是文森特一直梦寐以求的。在席凡宁根短暂逗留期间，文森特说他见识到了“许多美好的东西”。他同莫夫都十分敬仰米勒——米勒是商业和艺术双丰收的代表人物，莫夫还就文森特的画作给予了“很多指点”。离别之际，莫夫邀请文森特几个月后再回来，以便看看他的进步。文森特来到海牙正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得到事业有成的表妹夫对自己全新事业的支持，以便扭转过去的不利局面。“在我最需要勇气的时候，莫夫给了我，”他在给拉帕德的信中说道，“他真是一位天才。”
回到埃滕后，文森特全身充满了新的能量：动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等不及到达埃滕之后再去释放。火车缓缓驶往家乡，文森特中途在多德雷赫特就下了车，顶着狂风暴雨，挥笔画下了自己在开走的火车上看到的一些风车。在一生之中，他为了完成一幅作品，往往可以像李尔王一样，无视严酷的自然环境。回到牧师公馆，在长达一整个夏天的时间里，他继续专攻人物素描。为了寻找模特，他找遍了乡村的角角落落，画了一张又一张僵硬的、关于各种人物造型的习作：挖地者、播种者、牧羊人、扫地和剥土豆的少女们，以及“一位年老的、病怏怏的农夫，坐在火炉边的椅子上，双手托着脑袋”——这一姿势时常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直至生命尽头。他的信中满是一长串一长串自己敬仰的人物画家的名字，以及一页又一页的速写练习：这是一份辛勤工作的清单，十分狂热，并且有自我辩护的意味，就像他之前为了证明自己的虔诚，在信中引用大段的经文一样。
《多德雷赫特附近的风车》，1881年8月，纸上水彩、铅笔和粉笔，英寸×英寸。
他尝试了一下莫夫推荐的新材料——炭笔以及色彩繁多的粉笔，有时只是最后剩下的一些钝笔头，从稀薄透明到像油漆那样不透明的各种水彩，还有一种铅笔形状的、柔软的、用油彩调配而成的彩色蜡笔。就像是在同这些画面吵架，并强行让其屈服一样（他总是说要去“对付”一个人物并且“坚持不懈”），在同一张画布上，他会运用所有的材料。作画时，他总是如此激烈和用力，要想经得住他狂风骤雨般的攻击，似乎只有最厚实的纸才行。“在用新材料作画时，我就像走火入魔了一样，”他随后也承认道，“时常会变得非常没有耐心，在炭笔上一顿乱踩，心情极为沮丧。”虽然遇到困难和挫折，他仍旧顽强地保有这种传教士般的乐观态度。“对我而言，一些之前看似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正逐渐变得有可能。”他说道。当提奥写信说，从文森特最近的写生中，可以找到一些进步时，文森特以庄严的誓言回复说：“我会全力以赴，绝不会让你失望。”
在父母面前，他同样表现得彬彬有礼。那个夏天，他在向凯·沃斯求婚时，父母没有给予他支持，但以少有的克制，他将失望隐藏在心中。在求婚遭到拒绝后，母亲对他说了“不少安慰的话”，在凯·沃斯来访的余下日子里，还避免让文森特见到凯。“母亲对我未免过于同情了。”他向提奥抱怨。与母亲的行为相反，父亲则给他讲了一个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寓言故事，说什么“一个人吃得太饱，而另一个人则吃得太少”（很明显，这个故事是要说明二人不太合适）。但这些琐细的事情都被文森特抛于脑后，因为有更宏伟的目标需要他去实现，从而赢取整个家族对自己的好感。从海牙回家后，他还去了趟普凌桑那格，去拜访森特伯伯，希望能与他修好，因为对他梦寐以求的新生活而言，这一人脉关系至关重要。令他非常吃惊的是，年迈的森特居然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还告诉他：“如果我努力，并且有进步，真的可能会有机会。”这次拜访后，森特送给文森特一个颜料盒，对于这一鼓励，文森特异常感动。“收到这一份礼物我非常高兴。”他说。
与森特的修好、莫夫的支持认可、对工作的不懈努力、对经济独立的反复承诺，以及对“抛弃一切沮丧忧郁”和“对生活保持更为乐观的态度”的誓言，终于使得牧师全家人又开始觉得有一丝曙光。文森特汇报说，父母“对我非常好，并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还要好”，还神秘兮兮地炫耀说自己已经“不仅在绘画上，而且在很多其他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进步”。
儿子与安东·范·拉帕德之间不断发展的友谊给文森特的父母带来了对未来的最大信心。结束普凌桑那格之行后不久，文森特便邀请拉帕德再次来埃滕。“如果你能再一次来和我们一起待一段时间，我们将非常开心。”在一封摇摆于谄媚和命令之间的长信中，他写道。“我的朋友拉帕德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他用在给提奥写信时惯用的傲慢的第三人称开始写道，“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你已达到一个发生革命性变革的临界点。这样很好。”为了让这一邀请更诱人，文森特还暗示，表妹夫莫夫、在法国当经理的弟弟，尤其是普凌桑那格那位赫赫有名的伯伯，可以为拉帕德提供一些职业发展上的帮助。他甚至宣称已经将自己朋友的一些信中的草图给伯伯看过。“他觉得这些画非常不错，”文森特汇报说，“并且很高兴看到你在进步。”
10月末，在返回布鲁塞尔的途中，拉帕德在梵高家逗留了一下，他在布鲁塞尔又报名注册了一所学院，打算画一些裸体模特。一听到这一消息，文森特就强烈反对。他反复地说拉帕德应该待在荷兰画画，画“那些穿着衣服的普通人”——正是文森特自己现在所做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国外，”他义愤填膺地说道，“因为自从回到荷兰之后，在画技上，我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了让拉帕德能够忠实于兄弟情义，他试图唤起朋友的爱国心。“在我看来，对你我而言，留在荷兰摹写大自然，才是最好的选择，”他写道，“只有这样，我们才是我们自己，这样我们也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舒适……我们的根就深深地扎在荷兰的泥土之中。”但这并没奏效。当文森特还在大谈“精神上的亲密关系”时，拉帕德已启程前往布鲁塞尔。自己的热情再次遭到拒绝，文森特只能独自尴尬。
在阿姆斯特丹，更具毁灭性的失败开始浮现：他对凯·沃斯的追求已陷入僵局。用充满相思之苦的信件，他向凯实施了连续不断的狂轰滥炸。持续数月后，文森特收到了凯的父亲寄来的一封义正词严的警告信。“她所回答的‘不’，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斯特里克牧师写道。他要求文森特终止一切联系自己女儿的企图，还警告说，文森特要是执迷不悟的话，后果将十分严重，他们将不得不“断绝两家的友好关系及多年以来的交往”。以又一轮的战斗性恳求，文森特反叛地进行了回应——这些话既是说给凯听的，也是说给她的父母听的。他要求他们给自己一整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他可以不受约束地接近凯，以说服并让她相信他们是“合适的一对”。
不久，家族在普凌桑那格的“最高法院”就收到了双方关于这一争端的上诉。为了安抚这个麻烦不断的侄子，行事谨慎的森特伯伯对此表示了理解，作为交换条件，他希望文森特“不要再提及这件事”。但文森特拒绝了这一提议。“公允地讲，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应该要求我这样做，”他抗议道，“就像在春天时，你无法阻止百灵鸟引吭高歌。”他控诉这些长辈，不管是森特，还是斯特里克，说他们“试图干涉自己的私事”。
对森特伯伯的挑战不可避免地将文森特的父母也卷入了争端。那个夏天，在对他给予了一些随意的安慰之后，安娜和多洛斯就没有再插手儿子那奇怪的、不受欢迎的求婚事件——毫无疑问，他们担心，任何反对意见只会是火上浇油。最后，由于来自阿姆斯特丹和普凌桑那格的压力，他们还是不得不开始约束文森特那令人尴尬的坚持。他们批评说他的求婚（这让他们全都惊讶万分）是“不合时宜和不得体的”，然后催促他就此放手，认为这件事“已经了结，并且结果也已经一清二楚”。但当一切劝说都失效后，除了干涉，已经别无选择。11月初，他们明确地表示文森特必须停止一切通信。
直到和父母的关系陷入僵局，文森特才最终写信给弟弟谈起凯·沃斯的事情。在一封满是沮丧情绪的信中，他将之前两个月之中发生的事情都叙述了一遍。“我心头有一些东西想告诉你，”他写道，“这个夏天，我对一个姑娘心生深深的爱慕之情。”为什么拖了那么久才向提奥诉说浓浓的爱意呢？“如果你能劝一下爸妈，让他们不要那么悲观，我将会非常地感谢，”他写道，希望在这场不断发酵的家庭纷争之中，提奥能施以援手，“你说的他们才会听。”
就这样，文森特完全把弟弟卷入了一场疯狂的劝说行动——要知道，在文森特的生活中，已经充满了各种狂热的行动。一年来，文森特平均每月只给提奥写一封信，但他在接下来的三周里给提奥写了九封长信，有时候两封信之间仅有一天的时间间隔——第二天通常就接着前一天结束的地方继续写。经常写好一封信刚刚寄出去之后，他马上拿起另一张纸又开始继续写，所有信件最后汇成一股文字洪流。
文森特将自己视为爱情战场上的一位勇士和烈士，发誓要“全力以赴”，并且“全身心地、彻底地和永远地”献身爱情。他宣称，在凯之前，自己从来都没有真正地懂得什么是爱情，仅仅“幻想过陷入爱河”。他的生活“毫无生机、备受打击并且充满着各种苦难”，而现在真爱将他从中拯救了出来。要是无法让她爱上自己，那么“我也许只能一辈子孤独终老”。
一封信比一封信更热烈，甚至还不时地夹杂着一些法语，这可是来自他内心深处的呼喊。他再次拜读米什莱的《爱》和《妇女》，这些书被誉为是患有相思病的人的福音，他的信中满是从书中摘录出来的句子。“米什莱神父告诉所有的年轻人说：‘只有女人的呼吸，才能让你成为真正的男人。’”全新的热情很快就演变为一种老年人特有的抑扬顿挫的说教。“我心灵的苦楚，不会是毫无用处的，”谈起被拒绝的求爱，他这样说道，“哪怕是摔倒99次，在第100次时我还是会站起来。”“毫无疑问，在全部的力量中，爱情的力量最强大。”
通过近乎疯狂的重复，文森特把凯令人心碎的“绝不，不，永远都无可能”转化为一个标题，用来形容所有让他遭受挫折的力量——不仅指凯的拒绝，也指家里的干涉。为了表明自己绝不会屈服于这些力量，他发表了自己的爱情宣言：“就是她，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以及“依然爱你”2。“和‘绝不，不，永远都无可能’相对的是什么？”他向提奥解释道，“是依然爱你！……‘依然爱你’将是我呤唱的唯一旋律。”
在这一由比喻、情节剧、传教士般的热忱和法国式的浪漫构成的复杂场景中，却始终未能见到女主人公的任何踪迹。在文森特的笔下千言里没有一个字是写给自己深爱的这位女性的：没有深情的描述、愉快的回忆、对这位寡居女性的英勇以及她贤淑母爱的赞美或分别的伤感，什么都找不到。一张又一张的纸，一封又一封的信，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未曾提到。即使偶尔出现时，她被描写为仿佛是他收藏的画作中的一个人物，或者是安徒生故事中一个角色：“噢，提奥，她的个性多么深邃……外表无忧无虑，可内心却坚如磐石，不管怎么说，她极为出众。”甚至连弟弟提奥都忍不住指出，在文森特的信中，找不到“亲密和充满柔情蜜意的情感”。
在几周的时间里，在滔滔不绝地对提奥讲述自己无法抑制的狂热情感时，文森特却在写给安东·范·拉帕德的四封长信中，只字未提自己和凯·沃斯之间的情感纠葛。相反，他在进行着另一场同样狂热的战斗，致力于让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心灵屈服于自己的意志。文森特一方面甜言蜜语，另一方面又以语言相要挟，试图以软硬兼施的方法让对方屈服于所谓的兄弟情义；即使在拉帕德在10月末离开埃滕后，这一努力也未曾被放弃。他对学院艺术的反对（特别是画裸体画）恰好与求婚风暴碰撞在一起。在温文尔雅的拉帕德抵达布鲁塞尔之后，像炮弹一样袭来的信件之中，充满了争辩性和情绪激烈的语言，这让他十分生气，他谴责说文森特充满“争辩的欲望”。
然而，不同于写给提奥的信，写给拉帕德的信中并没有那些反叛性的论争，里面满是表示歉意和谦逊的言辞，以及由于怀疑而作出的让步，因为在穿越友谊的警戒线时，他必须得小心翼翼。“让我变得细心起来吧，因为我就是那种会把好的东西给破坏掉的人。”他写道，在其他场合，这样的忏悔根本无法想象。他一边使用火上浇油的话语激怒家人，一边为了逢迎朋友，使用各种巧妙的滑稽模仿式的三段论、含沙射影的性笑话以及风趣的文字游戏。对提奥，他不断表白自己对凯·沃斯的爱是纯洁和忠贞的。而对拉帕德，他则不断宣扬浪漫爱情转瞬即逝，以及满足肉欲的必要性。
1881年11月，文森特的情感火山般爆发，如果说这与凯·沃斯或浪漫的爱情并无瓜葛，那又会是何故？答案埋藏在文字的灰烬之中。“父母对‘依然爱你’完全不理解，”文森特写道，“他们无法体会到或无法同我内心的感受产生共鸣。”“他们完全缺乏那种温暖的、洋溢着生命气息的同情心。”“他们在自己的周围，制造了一座沙漠。”“他们的心已经变得很坚硬。”“他们的心肠比石头都还要硬。”
离开黑乡之后的文森特渴望全新的生活，将全部的赌注都押在了凯·沃斯的身上。在他的想象中，只要和沃斯结婚，过去的一切罪恶就都能被抹得一干二净，自己刚起步的事业也会有巨大的飞跃，从此可以像安东·范·拉帕德等朋友那样过上舒适的生活。父母却都不支持自己堂吉诃德式的爱情，这让他万分失望，并将他钉在了过去的耻辱柱之上。“他们认为我很懦弱，只会四处讨好，”他痛苦地对提奥说，“对父母而言，我就是一个有些怪里怪气的、令人生厌的人……在家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一种孤独、空落落的感觉。”
甚至当父母试图保持距离时（“父母承诺，只要不把他们牵扯到这件事情中去，他们就保留自己的反对意见”），文森特却拒绝让他们置身事外。当父母说事情跟他们并无“瓜葛”时，文森特十分诧异。事实上，他们的认可才是真正的目标；他们的“绝不，不，永远都无可能”，才是真正的障碍。如果他们当初能够积极支持他的主张，凯·沃斯的拒绝也就只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正是父母而并非凯·沃斯的冰冷的心需要被融化和“再爱一次”。
到11月中旬，文森特认为，追求凯和为自己的“生存权”而战斗一样重要。他辩解说，自己已经在地下憋屈太久，不愿意“再次回到深渊之中”。他伤心地说，他所要求的，不过是能够“去爱，并且有人来爱——以便活着”。他越来越偏执，想到父母曾想将自己送去吉尔，他指控父母阴谋除掉他。当他们警告他不要用荒诞的固执断绝和家庭的联系时，他却认为这是威胁。他开始报复，对这一切置之不理，就当自己根本就不存在——当别人和他说话时，他一言不发，也不回答。“已有好几天，我没跟父母说一句话，我对他们的存在视而不见，”他向惊恐万分的提奥汇报说，“我想让他们看看，如果这个关系真的断了的话，究竟会发生什么。”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自己的妄想之中，他越陷越深。他骄傲地给了自己一个“崇高的傻子”的称号，并将这种盲目而疯狂的示爱行为视为一种精神上的表达。“任何事物都可以交换，这才是真实的本质，”他宣称，“事情不过如此。”在一阵凭空臆造的狂热之中，他想象凯的心开始有些软化。“她开始明白我既不是小偷，也不是什么罪犯，”他宣称，“恰恰相反，相对于外表，我的内心更安静、更理性。”他描绘了一幅他们将来在一起的画面——“我众多的艺术活动，我想她肯定会乐意加入”，并且还使用了自己所知道的最能给人以希望的意象来加以润色：“天空中乌云密布，各种争吵和咒骂的声音都被裹挟于其中，在她的侧面，一道闪电划过。”
最终，完全沉溺于自己的这些幻想之中，他决心去阿姆斯特丹“拯救”自己的挚爱。“我必须在哪天出其不意地去做这件事，”他说，“让她毫无防备。”
然而，去阿姆斯特丹需要钱，因此必须要有提奥的支持才行。面对文森特一番暴风骤雨般的激烈语言，提奥努力保持中立。他总是和事佬，事情一开始，他就让大家谨慎冷静。“在确定自己的努力不会是徒劳之前，不要修建太多的空中城堡。”他写道。这一番模棱两可的话，不出意料地引来了文森特斩钉截铁的回应：“在这段爱情的最初，我就明白，除非我不顾一切地投身于其中，完完全全地、永远全身心地追求这段感情，否则我就只可能彻底完蛋。”仿佛为了减慢哥哥的速度，对文森特所有的紧急信件，提奥一律都迟迟不回，文森特因此十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你不会背叛我吧，弟弟？”在父母收到一封从提奥那里寄来的信，而他却没有收到时，他询问道。
尽管没有明确的答复，在告诉提奥这一“事件”之后，文森特立即开始游说弟弟，希望他能资助自己。他信誓旦旦地说，对凯的爱情可以帮助他在艺术造诣上更上一层楼。他给提奥寄去了很多画作，并保证：“我真的已经坠入爱河，从这些画作之中就能体会得到。”当提奥提出批评，说这些画作仍然过于粗糙和呆板时，文森特争辩说只有凯才能让自己的画作变得更为柔和。他向弟弟保证，自己会“创作大量的画……不管你想要什么”，还保证说，“再次去爱也是让我能够继续作画的最佳动力”。但是当提奥仍然反对时，文森特威胁说，如果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那么很有可能会引发一场家庭纷争：“如果我不能马上启程的话，可能会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这也许会让我受到极大伤害。不要逼我这么做。”
在提奥还未来得及回应之前，在埃滕发生的一些事，破坏了文森特进行一次终极较量的计划。11月18日，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多洛斯威胁说要把不服管教的儿子逐出家门。很显然，引发这一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文森特对任何事情不闻不问、让自己成为家里的“隐形人”的怪异行为。（“对我的行为，他们十分诧异。”他骄傲地汇报说。）但事实上，这次爆发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尽管最开始多洛斯采取中立的态度，但他实际上已经被双方卷入到这场战斗之中。一旦他被卷入，长期以来因文森特的教育和吉尔的那一段插曲而形成的敌意再次浮现出来，父子很快又开始陷入敌对状态。多洛斯指责文森特故意让父母的生活充满“痛苦”，并谴责他那有悖常理的行为和不道德的法国思想。作为回应，在父亲面前，文森特挥舞着米什莱“被腐化”的作品，并嘲弄他：“对我而言，米什莱的建议比你的更有价值。”他谴责父亲“令人愤怒的”固执，并且以暗示的方式威胁道，如果父母继续阻挠自己的爱情，“我可能会无法控制自己”。多洛斯告诉儿子说：“你这是要杀了我呀！”
这场争吵造成的伤害越来越大，无可避免地，文森特开始讨伐父亲的宗教。他认为，真正的上帝“会鼓励我们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将爱情进行到底”。他宣称，“如果一个人把真爱埋藏在心底，并且不被允许按照内心的召唤行事”，宗教将会是“空洞的”。对于像父亲那样反对勇敢地去爱的人，他一股脑地进行谴责，认为这些人都是“偏执的、温文尔雅的假正经”，而他们关于道德和美德的观点，全都是“废话”。他还公然否定《圣经》的神圣权威，这一令人震惊的彻底叛逆明显将会引发最为激烈的愤怒。“我偶尔也会读读《圣经》，”他说，“就像我有时候读米什莱、巴尔扎克或艾略特一样。……对于所有有关善与恶、道德与不道德之类的废话，我从来都是不屑一顾。”
牧师公馆里充斥着如此这般的挑衅，冲突已无法避免。由于极度愤怒，关于博里纳日和吉尔的痛苦记忆又开始涌上多洛斯的心头，他开始痛斥儿子在追求凯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令人无法容忍的坚持以及“给自己人制造麻烦”的行为。但是文森特拒绝退缩。他告诉提奥，“有些事情男人无法轻易错过”，有些事情“任何有情有义的人都会拼尽自己所有的气力进行抗争”。相互之间长期不断的争吵终于使得多洛斯怒不可遏，他最后终于愤怒地说出了自己平生最恶毒的咒骂——“该死的”，同时命令文森特“搬到其他地方去”。
文森特想到要离开埃滕，自己还得去找新的住处和画室，不由得陷入恐慌。“不，不，不应该是这样的！”当天，他就给提奥写信，请求他出面和父亲谈谈，“如果突然从熟悉的环境中离开，我就只得重新开始做点什么别的。”“绝对不能这样！”他抗议道，“他们绝对不应当让我现在就离开这个屋子。”但这个驱逐令也无法驱散那寄托着他所有希望的妄想。“刚刚开始的工作以及这个家所带来的一切舒适，我都可以放弃，”他宣告，“但我不愿意放弃给她或她的父母写信。”再一次，他恳请提奥给他寄钱，这样他就可以执行去阿姆斯特丹的计划，“这样我至少还能再多看她一眼”。
几天内，哥哥提出了两点要求，提奥都一一照做了：给父母写了封信，以便缓和这一危机，同时还给文森特汇去路费，让他去阿姆斯特丹。文森特立即给斯特里克家写了一封充满愤怒言辞的信，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让牧师说一些“在讲道中肯定不会用到的咒骂的话”。信一寄出，他立刻就奔赴阿姆斯特丹，对于很快就要面对的那场争吵，他在自己的脑海中，无疑已经演练过无数次。
为了通过凯的父亲这一关，他准备上演一出出其不意的戏剧性抗争，一定要让这位可怜的牧师“别无选择，为了息事宁人，只能对这件事坐视不管”。一直等到晚餐时间，文森特才来到他们家在凯泽运河畔的住宅前按门铃。然而，当仆人把他领进餐厅时，四处都找不到凯的身影。只有她的儿子简，但凯却不在。文森特检查了盘子。“在每位用餐的人面前，都只有一个盘子，并没有多余的，”他回忆道，“这一细节让我很吃惊。他们希望让我觉得凯并不在那里，所以拿走了她的盘子。但我非常清楚，她就在那儿。”
当文森特要求见凯的时候，斯特里克牧师告诉他，凯出门了。“一听说你在这里，她就离开了。”他说。但文森特拒绝相信这种说法，马上摆出与斯特里克吵架的架势，两人开始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文森特已经排练过很多次。“我有些生气，”他向提奥承认说，“我没有留任何情面。”同样，斯特里克在这一刻也彻底爆发。“他也没有留任何情面，”文森特叙述说，“一位牧师所能说的最恶毒的话他全部都说了，虽然还没有说出‘该死的’这类的话。只要不是牧师，处于斯特里克姨父当时的心情，任何其他人都会说出这类话的。”
第二天晚上，文森特又去了一趟，再一次，凯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的父母和兄弟都指责文森特“试图强迫她”。他们一再告诉他，“这件事已经结束，到此为止”，并且他应该“把这些记忆清除出脑子”。他们嘲笑他作为求婚者讲的那些大道理，他们说，除非他的财务前景有所改善，“否则没有丝毫机会赢得她”。他所说的“她是我的唯一，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也遭到了讥讽，他们告诉他她的回答是：“绝对不是他。”关于他的依然爱你的爱情宣言，他们给出的拒绝更是毫不留情：“你的坚持让人恶心。”文森特一再要求要见凯，说只需要几分钟时间，以便当面将这件事向凯说清楚。他甚至将手放在煤气灯的火焰上，要求道：“我只要求见她一面，只需要我能忍受我的手被这火焰灼烧这么长的时间。”后来有人灭掉了灯，但是好几周之后，肉上被烧伤的痕迹，在很远的地方都还能看得一清二楚。
第三天他又来了，但大家仍告诉他：“你不可能再见到她。”“她总是像幽灵一样踪影全无。”他沉痛地说。当最后一次走出这扇门时，他无力地发誓：“不会就这样结束的。”但事实上，这一插曲已到尾声。他后来承认：“我对她的爱遭到了致命一击。”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带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惆怅……空虚以及内心无法说出的痛苦”。那幅让他落入到自我毁灭性的极端之中的画面，那幅全新生活的画面，那幅“和妻儿围坐在暖炉边”的画面，永远地消失了，就像在博里纳日的黑色荒地之中，跟随父亲脚步的梦想破碎一样。
那时，他考虑过自杀。“是的，为什么有人会投河自尽，我终于能够明白。”他说道。但是，他记得米勒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都认为，自杀是不诚实的人才会做的事情。”“这句话给了我力量，”他写道，“并认为最好还是重新振作起来，在工作中疗伤。”
文森特再也无法回家。尽管有过很多次尝试，但每次都是以灾难性结局收场。在阿姆斯特丹遭到的这次拒绝是那么彻底和刻骨铭心。在凯的“绝对不是他”的拒绝中，以及斯特里克家的人所说的“你的坚持让人恶心”这句话中，文森特听到了整个家族的声音，也再次看到了自己全部的过去。在阿姆斯特丹事件之后，在他越来越黑暗的世界之中，只有两个人能提供一丝亮光：弟弟提奥和表妹夫安东·莫夫。“我对父亲的感觉不是我对你和莫夫的那种感觉，”1881年圣诞节到来时，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我真的很爱父母，但这和我对你和莫夫的感觉不一样。父亲无法感觉到我的感受，我们之间无法产生共鸣，我也无法融入父母的生活，这太令人压抑，我会窒息。”
经历了阿姆斯特丹的沉重打击，文森特就像是渴望新鲜的空气，不曾提前打一声招呼，11月下旬径直来到了海牙的莫夫家里。他没有回家，甚至都没有告诉父母要去哪里。莫夫曾承诺过冬天会去埃滕看文森特，教他“调色盘的奥秘”。可是现在，文森特却来到了莫夫家里。他害怕再次遭到拒绝，他的心“怦怦地跳得厉害”，祈求表妹夫能让自己待上“大约一个月左右”，并允许自己能“时不时地麻烦他，寻求他的帮助和听取他的意见”。为了说得更加明白，表明自己痛苦的紧迫性，他借用了一个意义比较隐晦的法语表达方式：“J’ai l’épée dans les reins。”（在我的肚子之中有一把剑）
他待在附近一个小旅馆里，每天都步行到城市的东边，去莫夫运河边的那间舒适的画室。因为文森特坚持要创作出有销路的作品，莫夫开始引导他创作水彩画。水彩画比较容易挣钱，但掌握起来比较难，但这却是莫夫本人最擅长的。“水彩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物啊。”在仅用了几种柔和的颜色画出一幅农村姑娘的肖像后，文森特狂喜不已地说道，“它营造出一种氛围和距离，这样人物就能够沐浴在空气之中自由呼吸。”在表妹夫的指导下，文森特几乎马上就开始感觉到进步——“真正的光芒在闪烁。”他说道。“我真希望你能看到我的水彩画，”他写信给提奥，谨慎地说明了自己涌动的希望，“我想自己现在正在开始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自从文森特恢复了对艺术的自信，他开始想办法修复之前几个月的暴风雨所造成的破坏。为了不在提奥面前丢面子，除了提到“斯特里克姨父很生气”之外，他对在阿姆斯特丹的彻底失败绝口不提。他将这一失败归咎于凯。她关于“神秘的爱情”的愚蠢观念已经向他证明了，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妓女。
离开阿姆斯特丹斯特里克姨父家之后，他就给弟弟寄去了一份十分详细的报告，说自己刚好就与这样一个女人有过遭遇。就像父亲所排斥的法国小说中所描写的一样，文森特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描述了她“简陋的小房间”，以及她“极为简单的床”。她是“粗鲁的，但不普通，并且已经不再年轻，可能和凯·沃斯的年纪相仿”。同凯一样，她有一个孩子，“生活已经在她身上留下痕迹”。但是与凯不一样的是，“她强壮、健康”——并没有因为对前夫的“被冰封的”忠贞而将自己封闭起来，画地为牢。
为了报复父亲，文森特决心与自己的信仰和浪漫的爱情决裂。“世上没有上帝！”他申明，“对我而言，牧师们口中的上帝是死的，与钉在门上的钉子没有任何区别。”他大言不惭地告诉提奥，说父亲和斯特里克姨父“认为我是一位无神论者”，并兴高采烈地引用莎拉·伯恩哈特的讽刺语“那又怎样？”来表示自己对他们的谴责不屑一顾。在宗教中，就像在爱情中一样，文森特想象自己总是在拒绝，而不是被拒绝。对凯的长期迷恋被他比作“太长时间地倚靠在教堂里一堵冰冷、坚硬的白墙上”，现在他宣布他已经挣脱出来，走出了这一让自己心灵衰弱的囚笼。
通过这一系列的决裂，文森特想象着一次性地逆转这个冬季苦涩的失败局面——并且在较长时间内逃避过去的那些关于自己的断言。“我全身上下正开始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这一点你无法想象。”他写道。12月上旬，他通过“现实主义”来强化这一全新的神话，保证说自己“在任何事情中都会变得更现实”，并且画了一张又一张关于荷兰农民的“现实主义”作品以及关于乡村生活的小插图。
《驴车》，1881年10月，纸上炭笔和粉笔，英寸×英寸。
无疑是感觉到这一决心的虚妄，他强烈地拒绝回到埃滕，因为在那里他将会受到现实的考验。“在这里，我想多待上一段时间，”他从海牙写信回来说，“甚至在这儿租一间房间……住上几个月（也可能住得更长）。”他恳求提奥给自己多寄一些钱，因为模特和材料的开销非常大，他找了一个简单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说：“继续做一位现实主义者是有风险的。”
圣诞节前一周，文森特的挥霍让多洛斯惊恐不已，他来到海牙希望再次劝回这位不断制造麻烦的儿子。文森特徒劳地请求莫夫帮助自己，为了安慰他，莫夫承诺去埃滕拜访他，并且含糊地保证让他在春天继续跟自己学习。然后，文森特不断地勉强父亲，让他答应自己在埃滕租一间独立的画室，并保证不干涉自己的艺术事业，“父亲必须置身于这一切之外，”他向提奥写道，“不言而喻，我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
但情况并没有任何不同。在文森特启程回牧师公馆的那一刻，结局就已注定。开始几天，他尝试着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并且通过工作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无法避免的事情中转移出来。他甚至找了一个可以作画室的地方，附近海克的一座小棚屋，他经常在那里雇用和临摹模特。但在圣诞节时，离他回来还不到一周，所有幻想彻底毁灭。
文森特拒绝参加假期的教堂仪式是这次矛盾的导火索。“我很自然地告诉他们要我这样做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告诉提奥，“在我看来，他们的这一整套宗教糟糕透顶。”火焰一旦被点燃，很快就从上帝蔓延到凯·沃斯、吉尔以及一些更为久远的事情，以至于到最后，之前四年之中所发生的一切全部都被牵扯到这场大风暴之中，两人不断地诉说着对方的罪恶并相互指责。“在我的记忆中，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如此愤怒的时候。”文森特承认说。
在接下来的“暴力事件”之中，文森特义愤填膺，在各种亵渎神明的咒骂中，压抑已久的挫败感一股脑儿地奔涌而出。在太长的时间之中，他一直顾及父亲的感受，并且忍受着无法容忍的侮辱。他说：“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了。”
直到多洛斯大喊“够了！”事情才宣告结束。他命令儿子离开牧师公馆，再也不要回来。“滚出我的房子，”他雷霆般大吼，“越快越好，最好是半个小时之内，而不是一个小时之内就离开。”这一次，再也没有任何的延缓和恳求。一直以来，文森特内心都非常害怕父亲会这样将自己驱逐出去。刚一离开，他就听见门在背后被锁上了。
文森特一直都没有从1881年圣诞节发生的事情之中恢复过来。“不管走到哪里，这始终都是一个无法忘却的伤口，”他在两年后写道，“它在我内心的深处，并且无法治愈。多年后，这件事依然历历在目。”对他而言，在这些年中，他遭受到的全部的伤害和不公正的对待，不断地将他抛入自我毁灭性的绝望的阵痛之中，而这件事则是一个顶点。然而，这一次他没有再折返回黑乡。这一次，他有了全新的前进方向：一种新的宗教，现实主义；一位新的传道人，安东·莫夫。
当他还在海牙的时候，莫夫带着他到自己的画室，竖起了一幅有着一个罐子、一个瓶子和一双木底鞋的静物画。“调色盘该这样拿。”在向他展示调色盘时，莫夫向他解释说。
“正是油画，”文森特兴高采烈地给弟弟写信道，“让我开始了真正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