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径直回到了海牙，内心充满痛苦和愤怒。前些年令人心碎的磨难——自己和父亲之间接连不断的冲突，以及围绕凯·沃斯而引发的历时数月的纷争，都在圣诞节的事件中达到了高潮——已使得他的热情演变为满腔的怒火，并使他的自我防卫心理升级为怨恨。“过去，我常常有许多的后悔和悲伤，并常常谴责自己，因为父亲、母亲和我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糟糕，”他写道，“但这已经结束，一次性地得到了彻底解决。”
虽然他曾答应莫夫至少三个月不回到他那里，但他又直接来到表妹夫的家里，请求莫夫让自己马上重新做回学徒。他向莫夫借了一笔钱，在附近租了间房子，这一举动明显就是为了让家人惊恐和担忧。完全不管父亲对自己肆意挥霍的控诉，在装修上，他大手大脚地花钱。他还厚颜无耻地表示，自己打算在这里长住，因此新家具都是购买的，而不是为了省钱而租用的。为了装饰墙壁，他购买了大量全新的版画，桌子上点缀着鲜花。到达后一周，所有的钱就已花得一干二净。他坐下来，给父母写信，骄傲地宣告自己所做的这些事，并宣称同他们断绝关系，还挖苦地祝他们新年快乐。
他还写信给提奥，事无巨细地讲述自己的全新生活，毫无悔意（“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画室，我高兴极了”），并且不无威胁地暗示，如果提奥不能及时满足自己在金钱上的需要，他就只能向莫夫——甚至泰斯提格借钱。为了避免家人陷入另一尴尬的境地，提奥寄了些钱给他，但并没有忘记痛斥哥哥对父母做出的如此恶行。“是什么恶魔让你如此不懂事和恬不知耻？”他责骂道，“终有一天，你会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冷酷无情后悔莫及。”面对指责，文森特终于爆发，他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满是愤怒的言辞，反驳弟弟的谴责。“我是不会道歉的。”他说道。当提奥斥责说这样的争吵会威胁到他们年迈的父亲的健康时，文森特尖酸地回应：“杀人犯已经离开屋子了。”不仅没有降低要求，文森特反而抱怨提奥寄的钱不够用，还坚持要求提奥作出保证，以后会继续给自己寄钱，因为“到底能给多少，我得心里有数才行”。
在这样的愤怒和反叛的情绪中，文森特开始了自己的艺术事业。艺术不仅是一种呼唤，同时还是战斗的号角。他把自己的事业比作“一场军事战役、斗争或战争”，并且宣誓“为之战斗，就算死也要死得其所，争取胜利”。他喊着：“坚持总比放弃好。”对于那些批评者，他异常愤怒——“有些人怀疑我是业余的、懒散的，只能依靠他人的供给过活”，一定要“更激烈地、更野蛮地”同他们战斗，直到用自己的“插画师的拳头”，把这些人全都打翻在地。
文森特动辄挑衅，似乎只有一人能与他和平共处，那就是安东·莫夫。他是一位敏感的、温文尔雅的艺术家，总是极力地维持家族的体面，不让自己卷入家族闹剧。他敞开了自己的家和画室的大门，接纳了这位无家可归的表兄。“以各种可行的、友好的方式，莫夫不断地帮助我，鼓励我。”文森特写道。虽然两人在年龄和性情上相去甚远，但在这个年轻人身上，莫夫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自己的过去。这位牧师的儿子和父亲的关系也闹得很僵，在14岁时就离开家，成为了一位画家，从而粉碎了家人让他子承父业的计划。
像文森特一样，莫夫早期也是一位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一心希望通过创作一些有才华的、中规中矩的传统画作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像文森特一样，莫夫工作极为勤奋，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有时候他为完成一幅画，可以连续几天将自己关在画室里。对此，文森特赞赏有加：“他把生命的一部分倾注在画作中。”工作之余，莫夫也会在自然中寻求慰藉。他和文森特一样热爱长时间的散步，尤其在晚上，他们还同样对壮丽的景象有着敏锐的感知。尽管相对于文学，莫夫更喜欢音乐（在工作时，他经常哼着巴赫的曲子），但他同样喜欢安徒生童话，经常会在亲密的家庭氛围中为自己的孩子们背诵里面的故事，这无疑牵动了文森特的心弦。
莫夫对文森特的慷慨，对一方而言是了不起的牺牲，但对另一方而言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机会。作为一位对独处有着强烈偏好的人，莫夫极少在家中招待客人，更不会允许别人参观自己的画室。莫夫没有收过学生。尽管在海牙艺术界非常活跃，并且备受推崇，总体上，莫夫仍然和各种社交活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一次只接待一位访客，选择朋友也十分苛刻，他的朋友必须有很好的品味，而且“在鉴赏力和幽默感方面有极好的天赋”。喧闹的人群和“空洞的絮絮叨叨”会让他觉得紧张。他虽然很喜欢音乐，但拒绝参加音乐会，因为熙熙攘攘的观众让他心烦意乱。对于一切打扰，或品味和气质方面的“粗暴”，他都深感憎恶，因为这会损害他所谓的自己的敏感性之中的“抒情”品质。
安东·莫夫，1878年
莫夫将珍视的宁静生活向文森特开放，不仅给他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家，而且给他提供了在事业上提升自己的机会，这种机会是其他的荷兰年轻艺术家梦寐以求的。因为莫夫不仅是一位造诣深厚的老师，同时还是海牙画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古庇尔画廊做学徒时，文森特接触过海牙画派，近十年来，作为荷兰艺术界的一场重要运动，这一画派可谓如日中天，好评如潮，在商业上也非常成功。海牙画派的艺术家们不仅被这一黄金时代的霞光所笼罩，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收藏家，特别是英美的收藏家，他们愿意在这一来自荷兰的全新艺术形式上花大价钱，购买这些有着伤感的色彩、灵巧的笔法和美丽的主题的艺术品。到了1880年，海牙画派画家的作品是普拉茨大街上的古庇尔画廊里卖得最好的，一些最受欢迎的海牙画派画家——特别是安东·莫夫——创作的作品在海内外一直供不应求。
当文森特在1881年底抵达海牙时，正如莫夫自己所倡导的这一运动，莫夫已接近成功的巅峰。评论家们对他的作品赞不绝口，他画的沙丘和草地上的动人的生活图景，无论是油画还是水彩画，都受到收藏家的热捧。同行们都开始围绕在他的周围，他后来回忆说，自己那时被笼罩在“由虔诚的崇拜而形成的光晕”之中，被誉为“诗人画家”、“天才”和“魔术师”。1878年，为了表彰他所取得的成就，同行们推选他做了最权威的普赫利工作室董事会的成员。
在文森特到达后只有一周，莫夫就提名他做普赫利工作室的准会员，这预示着光明的前程，要知道，对起步比较晚的新手而言，这可是一项空前的荣耀。在写给提奥的信中，文森特显得雄心勃勃：“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成为正式会员。”
在尤里卜蒙舒适的画室里，莫夫为这位门徒提供的机会无疑更为重要。在全新事业的起点，文森特就可以遥遥领先。文森特几乎每天都会前来观摩学习——在一位功成名就的画家的画架旁向他学习，这样的机会是第一次。莫夫以闪电般的速度画画，对画笔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以精确的、果断的笔法表现出哪怕是最为微小的细节和那些倏忽即逝的效果。经验和不间断的外出写生已使他的技法炉火纯青，眼和手可以完美地协调一致。
在文森特到达时，莫夫正在创作一幅巨幅油画。画中，几匹马正在将一艘渔船拖到席凡宁根的海滩上；就这一题材的不同形式，他已经画过很多次。画面中漂浮着泡沫的水面和潮湿的沙子，让文森特有机会看清老师如何呈现那种珍珠般的感觉，而莫夫正是以此而闻名的。人们赞美（或批评）海牙画派画家，因为他们都喜欢使用独特的温和的色调。他们放弃了明亮的、对比强烈的颜色，选取为数不多的柔和色彩，用弥散的光线创作出一首首忧郁的由色彩组合成的诗。最初他们被嘲讽为“灰色画派”，他们坚信，“有色调的”油画可以更好地表现自己到处是水的家乡那种“芳香的、温暖的灰色”。
对于银色的、海水般的光线，没有任何人比莫夫处理得更好。在文森特所看到的这幅正脱胎而出的画作中，莫夫将整个景色都浸染在这种光线之中：从漂浮在海面上的被迷雾笼罩着的云，到退潮后留下的水坑，到湿滑的沙子，再到墨黑的船只。“提奥，色调和颜色简直是太神奇了，”文森特写道，显然他完全被吸引住了，“在莫夫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去看许多之前无法注意到的东西。”
虽然需要工作和照顾家庭，莫夫还是抽出时间指导这位“新手”表兄。他指出文森特的错误，提出一些建议，修正在比例和视角方面的一些细节，有时还直接在文森特的画纸上修改。莫夫提出的建议不乏权威性，但又充满尊重，因此十分适合易受伤害的文森特。“如果他对我说这一点或那一点不好，”文森特向提奥汇报说，“他马上会补充说，可以尝试一下使用这种或那种方法。”作为一位一丝不苟的艺术家，莫夫对好的材料和精湛的技巧（“用手腕，而不是手指”）赞不绝口，并且在一些常规问题上给出“指导”，如怎样画手和脸——这些正是文森特最渴望的建议，并且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由于起步晚，文森特本以为自己已无法获得这些绘画技法了。
作为对文森特眼下最为急迫的问题——如何创作有销路的作品——的回应，莫夫继续敦促他学习水彩画。文森特过去经常不耐烦地与这种非常精细的绘画技法作斗争（他称之为“恶魔般的”），大多数时候只是使用它来对作品进行强调和填补。但是水彩画大师莫夫向他展示了如何仅用少量的发光颜料来实现薄涂层的效果。“莫夫向我展示了全新的水彩画技巧，我越来越为之而着迷……这很不一样，更有力量和鲜活感。”文森特欣喜若狂地说。
多年来一直遭受各种责备，文森特渴望获得认可，现在终于获得了功成名就的表妹夫的注意。“对我而言，有了莫夫的支持，就像是甘霖终于降临到干枯的植物上一样。”他说道。文森特对莫夫感激涕零，对这位新的良师益友满是溢美之词。“我爱莫夫，”他写道，“我爱他的作品——能够跟着他学习，可谓三生有幸。”他为莫夫购买礼物，模仿他说话的方式，将他的称赞珍藏于心，对他的批评则屈服退让，并将他的睿智都一五一十地传达给提奥。“莫夫说我在学会如何很好地使用画笔之前，至少会画坏十张画，”他写道，“因此即使犯错，我也不会垂头丧气。”
文森特如此仰慕这位新老师，以至于他放弃了所有其他的朋友。他说道：“我不想和其他画家有太多交往，因为每一天我都更能感受到莫夫的睿智，觉得他更值得信赖，我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呢？”他祈求提奥多寄点钱来，那样他就不会因贫困而在有教养的表妹夫面前感到尴尬。他说必须得“穿体面一点”，因为他现在常去莫夫在尤里卜蒙的画室。“现在，对自己必须前进的方向，我已经十分清楚，”他煞有介事地写道，“也无须隐藏我自己。”因为莫夫，他说：“曙光初现，太阳正在升起。”
但这种情感并不长久。没有人可以长久地拥有文森特的赞美，尤其是容易发脾气的、内向的莫夫。文森特狂野的热情注定会消退。1月26日，当莫夫去文森特位于郊外二楼的公寓看他时，二人的关系已经开始变得紧张。当时在莫夫在场的情况下，文森特的一位“模特”出现了：在大街上花钱雇请的一位老妇人——鉴于文森特所能支付的微薄酬金，要想找到模特，也就只能是到大街上去找。
为了掩饰尴尬，文森特让这位不幸的女人摆好姿势，向莫夫展示了自己的素描技艺。但这一努力最终还是以尴尬收场，师生二人争论起来。文森特试图将这种不和视为两种不同艺术气质之间无可避免的摩擦——“我们同样紧张。”他向提奥解释道。但是这件事还是使他大为不快，以至于他在上床睡觉时一直“不安和紧张”。
接下来的几周中，在一系列言辞激愤的信件中，文森特把这次争执放大成宣战的借口。显然，文森特画室中的情景让莫夫深感失望，并视其为最糟糕的业余人体素描。莫夫坚持认为，如果文森特真的想要学习画人物，应该从临摹石膏模型开始——传统的方法，而不是对着街上的行人瞎乱涂画，浪费时间（和弟弟的金钱）。“他对我说的话……连学校里最糟糕的教师，都不会这么说。”文森特愤怒地写道。
战争已无法避免。不甘默默地等待着无可避免地被抛弃，文森特奋起攻击。他谴责说莫夫“心胸狭隘”、“不友好”、“喜怒无常并且不够和善”。他将这次争执歪曲为一场隐蔽的对自己全部艺术创作的攻击，声称莫夫暗地里厌恶他的作品，并且一心希望他“索性放弃”。这次争论不仅被他升级为真人模特和石膏模型之争，更是素描和水彩画之争，进而还演变为现实主义和学院派之争。他宣称水彩画“令人愤怒至极”、“没救了”，完全放弃了掌握这一绘画手法——从而与自己的老师彻底分道扬镳。
另一方面，他挑衅般地继续和模特合作，解释说自己“越来越习惯她，并且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必须继续雇用她”。他似乎铁了心要将争执升级成对抗，并坚持让表妹夫莫夫注意到自己的这些“胡作非为”。当莫夫对他更冷淡时，文森特似乎非常吃惊（“最近莫夫不太理我。”他抱怨道）。而当年长于他的莫夫毫不留情地斥责说“我可不会总是有心情指导你，并且你得识相点，在我方便的时间再来找我”时，文森特真的是受到了伤害。
当文森特仍然力陈自己的立场时，莫夫非常愤怒。在一次充满怨恨的争执中，莫夫“恶意地”模仿自己学生“紧张的、惊慌失措的”语言，嘲笑他那较真的、扭曲的表情。“他做起这些事情来可谓唯妙唯肖，”事后文森特痛苦地回忆道，“那简直是我的一张惊人的讽刺漫画，但却是用仇恨描画而成的。”文森特试图为自己辩护：“如果你曾雨夜在伦敦的街头无处可归，或者经历过博里纳日寒冷的夜晚，你的脸上也会有丑陋的皱纹，声音也会变得沙哑。”
回到房间，他才完全把真实的情绪发泄出来。他将石膏模型猛掷到煤箱之中，砸了个粉碎。“我永远不会再照着模型画画，除非这一破碎的模型能复原，并和原来一样洁白，”带着一种受到伤害的暴怒，他发誓说，“除非世上不再有活着的有手有脚的生物供我临摹。”接着，作为最后的挑衅，他回去找到莫夫，将自己的反叛行为向他炫耀了一番。“不要再跟我提石膏，”他大怒说，“我无法忍受这玩意儿。”莫夫立即将文森特驱逐出自己的画室，并发誓在剩下的这个冬天里“再也不要和他有任何瓜葛”。
从开始到破裂，这一段师生关系还未维持一个月。
与泰斯提格决裂的速度更快。古庇尔画廊的这位艺术品经纪人少年老成，现年36岁，处在海牙艺术界的中心。他一直都在支持海牙画派的画家，随着这些画家的成功，他的事业也如日中天。同泰斯提格相比，再没有人，即使是莫夫，可以为文森特的事业提供更多的帮助。
最初，泰斯提格欢迎之前的这位学徒来到海牙，明显不再计较二人之前的交恶。而在之前那一年的春天，他曾控诉文森特依赖自己的伯伯和叔叔们生活，并建议他去做一位教师，而不是艺术家。文森特也表现出了和解的态度，他说“一切都得到了原谅，并被忘却”，并且还建议“让过去的事情都随风而逝”。但是，一切都未曾有所改变。正如文森特不会轻易放过对自己的任何轻蔑，他也总是充满了挑衅。到海牙还不到两周，文森特就去找泰斯提格，还向他借了25荷兰盾，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了报复，在足足等了三周之后，泰斯提格才第一次造访文森特的住处。
当他最终来访时，两人的争执终于公开爆发。泰斯提格精明狡猾，飞扬跋扈，没有了对于梵高家族的顾忌，讲话也毫不客气，直来直去。他斥责文森特的钢笔素描——这可是文森特的骄傲之所在——“毫无魅力”、“没人会买”，还责备他不思悔改地坚持创作那些堆了满屋的、笨拙的、业余的素描。他诋毁文森特所珍视的模特，傲慢地说：“海牙没有人雇用模特。”泰斯提格还说，如果真的想要以艺术谋生，文森特必须放弃人物素描，一心一意地画水彩画——并且最好是风景画。文森特还应当放弃自己所钟爱的巴尔格式的巨幅画作，转而创作较小的作品。当文森特自辩说自己的素描有“个性”时，泰斯提格却嗤之以鼻；当文森特拿出厚厚一本画集试图证明自己的勤奋时，这位经纪人却不留情面，说这些内容的画作完全是“浪费时间”。他告诉文森特，人物素描“是一种毒品，在没有能力创作水彩画时，可以尝试一下以麻痹由此而引发的痛苦”。
虽然二人素有嫌隙，但这一控诉无疑也是重重的一击。对文森特的弱点，泰斯提格总有一种故意找茬似的直觉，而文森特又对自己前雇主的责备特别敏感。由于深深受到伤害，文森特有如风暴一般进行抗争。他言辞激烈，仅仅两周前还大肆宣扬的信念此时已被他忘得一干二净，并使他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危险道路。他怒斥泰斯提格“没有思想”、“肤浅”，并且激烈地为自己的素描辩护，他坚持说：“它们有很多优点。”他争辩说，比起水彩画，使用模特来创作人物素描，不仅难度更大，也更为“严肃”——更能表达深层次的真理。
这些争论迅速升级，从博里纳日离开时就始终在指引他的目标——依靠出售自己的画作自给自足——现在已经遭到了自己全然的否定。“我不会去追随艺术爱好者和经纪人，”他发誓，“让他们来追随我好了。”与其“迎合大众”，他更想“忠实于自我”——即使那意味着“用粗暴的方式表达粗暴的内容”。仅仅一个月之前，他还承认自己是个如饥似渴的新手，渴望得到别人的指导，现在他摇身一变，将自己打扮为一位遭受迫害的艺术家，拼命地捍卫自己的原则。“试图强迫一位艺术家改变自己的技法或观点，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义愤填膺地叫嚣，“在我看来，这样做简直无礼至极。”“我绝不会屈服于这种威逼，强迫自己去创作无法表现个人独特性的东西。”
到了2月，争论爆发为恶毒的人身攻击。文森特点燃了导火索。他给泰斯提格写信，控诉他与莫夫沆瀣一气，挑起了整个事端。当提奥有一个月没有给他寄钱时，他又开始怀疑狡猾的泰斯提格肯定在弟弟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因为这位经纪人那时刚从巴黎返回。“泰斯提格是不是对你说了什么坏话，你就听信了流言蜚语？”文森特事后在信中询问。那个月的钱仍然迟迟没有寄过来，文森特甚至闯入古庇尔画廊，与“这位尊贵的先生”当面对质。他认为是泰斯提格从中作梗，才导致了弟弟不再履行义务，因此要求泰斯提格给他十个荷兰盾作为补偿。文森特气急败坏地说，泰斯提格的回应则是“一连串的斥责——可以说简直就是近乎侮辱，以至于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泰斯提格又开始了前一年春天对文森特的指控，说他的艺术“使命”无非是伪装和懒惰，他应该尽快放弃。他说，“你必须自食其力”，找个工作，不要再找提奥“要钱”。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文森特：“你起步太晚。”至于文森特最终成功的机会，他激烈地重申了自己前一年春天的观点：“有一件事我确定无疑，那就是，你不是当艺术家的料。”那时他会以一句漫不经心的“过去一无所成，将来也不可能有所成就”，来否定文森特的所有努力。但这一次，他做得更过分，作为梵高家族的朋友，自津德尔特时期就认识文森特的人，他令人备受打击地断言说：“你以前总是失败，现在你还是会失败……你的画，就和你之前所做的其他事一样，一无是处。”
文森特被彻底击垮。他向提奥痛苦地写道，泰斯提格“说的话，真可谓钻心蚀骨，令人痛彻心扉”。文森特强烈地控诉泰斯提格，说他对自己心怀不可名状的憎恶，并且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这许多年来，在他的眼里，我一直就是一位无能的空想家，”他写道，“他永远抱有这一成见，无从改变，认为我什么事都做不好，一无是处。”尽管激烈地抗拒泰斯提格对自己艺术前途的断言（“在我骨髓的最深处，我的的确确对艺术有着很好的感觉。”他坚持道），但他仍然会哀伤地思考这位经纪人缘何不能“要我做到我能做到的事情，而一定要我做我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接着怒气又回来了，在内心之中，他开始隐隐地怀念过去的美好年代，那时像泰斯提格这样的人，会和其他旧制度之中的恶棍们一道，被押送上断头台。
提奥试图平息这场风波，敦促文森特“和泰斯提格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对我们而言，他就像是一位兄长”。在这一事情上，兄弟俩意见的不统一，使得文森特再次狂怒不已。弟弟竟然和这个轻浮的暴发户站在一条战线上，一想到这一点，他对泰斯提格的憎恶更是有增无减。事无巨细地，他把这些年来泰斯提格背叛自己的种种事迹罗列出来。当提奥要求他收回自己的刻薄话时，文森特断然拒绝。攻击被升级为对所有艺术交易人的控诉，他不遗余力地挑拨弟弟和“撒旦”泰斯提格间的关系。又有几周，他甚至再次试图说服提奥辞职改做艺术家，要求他与那个背信弃义的经纪人一刀两断，然后宣布他和胞兄手足同心。“别堕落成泰斯提格那样的人！”他劝道，“当画家吧！”
有一回，文森特同意远离泰斯提格六个月。还有一段时间，他宣称对泰斯提格毫不在意（“泰斯提格是泰斯提格，我是我”），并且发誓要“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文森特向提奥保证说自己和泰斯提格已经“彻底地永远决裂”，可是仅仅几天之后，泰斯提格突然造访文森特的画室，激起了又一轮怒火和对抗。“必须得让他明白，他对我的评判太过草率。”文森特愤怒地写道。
一生中，文森特和泰斯提格之间的关系一直就是这样吵吵闹闹：周期性地暴怒，之后心不甘情不愿地重归于好，然后又毫无意义地发誓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形一直在延续。结怨多年，发生在冬天和春天的这些事情使得这位优雅的艺术品经纪人成为了文森特无法和解的仇敌——文森特在艺术上无法取悦他，就像在生活中永远无法取悦父亲一样。文森特在信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这一无法弥合的伤口，因为他渴望创作有销路的作品，而泰斯提格好像偏偏掌握着金钥匙，因为泰斯提格和提奥之间结成了无法避免却又令他无法忍受的同盟（这两位古庇尔画廊的同僚情同手足，而文森特却早已被从这一群体之中逐出），或者因为在泰斯提格的批评之中，他听到了自己内心隐秘的自我怀疑的回响。
莫夫和泰斯提格并非特例。文森特同每个人都会发生争执。这些争执，他极少向提奥汇报，但这些事件还是可以在信件中找到蛛丝马迹，一些同行画家的名字短暂出现后却再也没有被提起，而这往往就代表了争吵已经发生。在介绍朱尔斯·巴库曾、伯纳德·布隆默斯、范·德·法登伯爵和马里努斯·伯克斯时，文森特经常是充满着希望和热情，但这些名字却见证着文森特注定失败的友谊。
文森特宣称自己无须朋友，贬斥艺术家同行们，说他们沉闷、懒惰、愚蠢，是“无可救药的谎言家”。即使他艳羡不已的那些人，也无法长久地得到他的关注。2月，他去参观了简·亨德里克·魏斯勃鲁赫的画室，魏斯勃鲁赫是海牙画派年龄稍长的一位成员，文森特差不多十年前在古庇尔画廊做学徒时就和他相识了。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年龄比较大的怪人（被人称为“快乐的魏斯”），魏斯勃鲁赫给予了他一些鼓励，让他十分受用，这稍微减轻了莫夫不再和他来往的痛苦。在他看来，文森特的画作“出奇地好”（根据文森特的说法），并且主动提出代替莫夫来做文森特的老师，提供指导。“能够有机会拜访这么聪明的人，无疑是我的荣幸，”他在这次拜访后写信给提奥说，“这就是我想要的。”但是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提到拜访“快乐的魏斯”的事情；到了夏天，只是在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中，他才提到过他。
在之前的那个夏天，提奥曾极力撮合文森特和特奥菲尔·德·波克，希望他们能成为朋友，但两人同样很快就不欢而散。在两人之间，有很多相同点：在艺术事业上，两人都起步比较晚（30岁的德·波克曾经是铁路职员），两人都崇拜米勒。但是从一开始，文森特就怀疑另一方的真诚。当德·波克表示说对巴比松风景画家卡米尔·柯罗仰慕有加时，文森特马上开始攻击，说他背叛了米勒，谴责他“没有立场”。他还抱怨说德·波克拒绝接受建议。“别人提到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他都会生气，”文森特写道，“每次我去拜访他，感觉都是一样的：这家伙太懦弱。”在一次拜访后，文森特尖刻地总结说：“他永远都画不好——除非做出改变。”此后，两人的见面仅限于在街上的偶遇。
1882年上半年，文森特甚至宣称同远方的安东·范·拉帕德的关系陷入冰点，因为在书信往来中，他们围绕学院派绘画进行过一次论战，拉帕德拒绝妥协。在新年时，当拉帕德在信中立场坚定地反驳他时，文森特立即中止了二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在你的信里，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任何说法是成立的，”文森特生气地写道，“相对于写信，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只是因为距离的阻隔和不相往来，在文森特不断增长的绝交名单之中，才没有出现范·拉帕德的名字。
此外，文森特找到了一位新伙伴。24岁的乔治·亨德里克·布赖特纳和提奥同龄，1882年初，他和文森特开始一起深夜到海牙的红灯区盖斯特闲逛。两年前，布赖特纳被艺术学校开除，他现在成为了海牙画派的叛逆者，尽管他同威廉·玛丽斯和有权有势的梅斯达赫有着深厚的友谊，他曾经协助梅斯达赫创作了《海事全貌》。同这位被大家抛弃的梵高交往，他不用担心会有什么损失（同拉帕德一样，布赖特纳也是先认识提奥的）。
就像和拉帕德的交往一样，文森特立即大肆向布赖特纳示好。在开始的一两周里，他们俩多次一起出去写生，互相到对方的画室拜访，当然晚上还不忘一起出去找乐子。像和拉帕德交往那时一样，文森特认为，兄弟情义比艺术使命更重要，并且处处乐于接受这位比自己小的年轻人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布赖特纳已经背弃了之前受到过的经典训练，转而推崇法国作家（如左拉和龚古尔兄弟等人）的那种更真实的自然主义。他们一起去盖斯特闲逛，文森特去那里是想要招聘一些模特，为自己米勒风格的乡村风景画摆姿势，布赖特纳去那里，则是因为城市本身就是他绘画的主要题材。他争辩道，现代艺术家应该找到自己的灵感之所在，但并不能寄希望于过去的神秘的农村，而是应该直接在当代城市生活的夜晚之中寻找。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人民画家”的模样。
文森特积极跟随这位年轻的朋友去施粥场、火车站候车室、泥煤市场、彩票中心和当铺。一开始，他利用这些探险为自己的人物素描找一些新题材，以便日后可以在画室之中，请一位模特来作画。但是不久后，他就加入了布赖特纳，直接对街头生活的一些小场景进行创作——像面包店店面、道路上混乱的发掘现场或者寂寥的人行道，这些题材之前根本就不是他的兴趣之所在。但是结果却并不令人鼓舞。文森特想要捕捉布赖特纳为之着迷的城市生活的喧嚣，但又无法放弃对那些孤独的人物的关注，他的作品经常是古里古怪的。其中有这么一幅怪异的街景，画面上有一位蹒跚学步的孩子，在一条没有封闭的沟渠旁边爬行，还有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妇人撞到了一位挖沟工人。
文森特维持友谊的所有努力都注定会失败。4月初，当布赖特纳住进医院（因为患上了性病）时，文森特已经开始谴责他，说他“没有胆量使用模特”。文森特去病房探望他，但是当文森特在两个月后也住院时，布赖特纳却并没有觉得有义务礼尚往来。事实上，他们彼此间已经有一年没有说话。受到伤害的文森特宣告布赖特纳“已完全破坏约定”，开始不断指责他的作品“乏味”、“没有灵气”，不过是些“杂乱无章瞎涂抹”的东西，并且暗示说他不能接受模特说明他缺乏男子汉气概。
和文森特·梵高发生争吵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3月初，叔叔科尔前来探望时，终于对此有了亲身体会。自从文森特决定放弃在阿姆斯特丹的学习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位从事艺术品交易的叔叔。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文森特不断地抨击科尔叔叔，谴责他没有支持自己刚刚起步的事业。但这次文森特暂且放下傲气，邀请这位财大气粗的叔叔来参观新画室。对这次拜访，他心中充满恐惧，他让自己坚强起来，准备再次面对莫夫和泰斯提格那样的批判，提前就发誓不会再“逢迎”任何经纪人，无论他是谁。
到了约定的日子，积蓄已久的愤怒随时都会爆发。当科尔指出文森特应当“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时，一下子捅了马蜂窝。“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文森特反问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赚钱，还是有资格得到资助？不配得到资助——也就是说，没有获得资助的价值——无疑是一种罪恶，每位诚实的人都应当有口饭吃；但不幸的是，尽管应当有口饭吃，却没有能力去挣得，这是一种悲哀，很大的悲哀。所以如果你跟我说“你不配得到大家在经济上的帮助”时，你是在污辱我。但是如果你作出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说我经常赚不到钱——因为有时我的确是一无所有，这可能是真的，但说这些话有什么用？这么说，根本不会让我有所进步。
朋友和家人抱怨说文森特脾气暴躁时，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争吵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发生。根据文森特自己的叙述，他走进另一位艺术家的画室之后，“马上，有时甚至不到五分钟”，两人就会发生十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最后“没有任何一方愿意作出丝毫的让步”。一句话、一个手势，甚至是一个眼神，都会引起激烈的语言上的争吵，像科尔叔叔这样的听众经常会一时目瞪口呆，感觉就好像自己刚打扰了一场激烈的内部争吵。意见不合很快就会升级，因为文森特的激情和戒备使他投入了一场狂热的争论，没有任何理性，更不懂得克制。“我说的话并不总是公正的，”他后来也承认，“但是让我的想象无视现实地任意漫游吧，并且用奇特的方法来看待事物。”文森特完全被冲昏了头脑，用荒谬而极端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立场，将一切相对的东西都绝对化，不作任何让步，并且以激烈的语言对批评者大加斥责，而事后又总会追悔莫及。
《挖掘工与裂开的街道》，1882年4月，纸上铅笔和墨水，英寸×英寸。
这种伤人伤己的激烈情感释放，没有人比文森特自己更懂。有时他将其归咎于“不安的兴奋”或“由秉性所导致的激烈情感”。“我是一个狂热的人，”他解释说，“我在朝一个确定的方向前进，并且期待别人也和我同道！”他抗议说：“那些内心严肃的人……总是会有些难以相处的地方。”偶尔在坦白的时候——这种情况在这段时间很少出现，他会承认这一事实：“我经常会极度地忧郁、易怒，仿佛是对同情充满着饥渴；当我得不到的时候，我尽量装作毫不在乎，讲话尖刻，甚至经常会火上浇油。”
然而这一次，虽然文森特大发脾气，但并没有阻止科尔叔叔为他提供一些帮助。在浏览完侄子厚厚的一本画集时，他被其中的一幅街景吸引住了，这是文森特和布赖特纳一起画的一幅素描。“你能多画一些此类的作品吗？”他问道。第一次有人找他画画，这无疑让他振奋不已——“一缕希望的阳光。”他说道。此前他曾和泰斯提格毫不妥协地争论，说艺术家无论如何都不能为金钱而折腰，但现在这早就被他抛之脑后，迫不及待地答应创作12幅以这座城市为主题的风景画，每幅作品售价2.5个荷兰盾。虽然科尔在翻阅那几百幅人物素描时，竟然没有作出任何评论，这让文森特的心如针刺一般，但文森特并没有像他对待莫夫和泰斯提格时那样，为了捍卫雇用模特进行临摹的做法，愤怒地反击科尔叔叔。
但在他离开后，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当文森特把画作寄过去，而应付的款项却未到的时候，他马上怀疑这是在污辱他。即使是到了4月，在收到第二份订单，让他再创作六幅画的时候，他仍在继续怀疑这位赞助人的动机。到了5月，怀疑让他身心俱疲，他威胁说要完全停止这一委托工作。“必须时时刻刻将这件事情视为一种施舍，我不愿意这样。”他抗议说。最后，提奥好言相劝，才让他完成了这些作品，但是当科尔付给他的钱少于预期，并且“没有只言片语”时，文森特终于在愤怒中爆发了。
在叔叔的沉默中，他仿佛听到一个轻蔑的质问：“你不会真的认为这样的一些画有任何的商业价值吧？”对这一想象之中的责备，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反驳：
我不会假装自己熟悉作品的商业价值……我个人更看重艺术价值，我更乐于探索事物的本质，而不是一心地为价格而斤斤计较……如果我无法毫无回报地将自己的作品拱手赠人，只是因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必须要填饱肚子和有一个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这些都是人最为基本的需求。
预料到这样的说法会被认为是“忘恩负义的、粗鲁和蛮横的”，文森特想象着叔叔的回答：“作为你在阿姆斯特丹的叔叔，一心地希望你好，并且还待你不薄，为你提供诸多的帮助，批评你也是因为你的自命不凡和固执……但你却如此忘恩负义，这是你的错。”针对想象中的这些责备，文森特想好了一个骄傲且具有挑衅性的回答：“我甘愿失去你的庇护。”
类似的争执场面，将在文森特剩下的人生中反反复复地上演——并且只会变得更为鲜活，因为它们完全是发生在文森特自己的脑海之中。
不仅与自己的老师、赞助人和艺术家同行们发生争执，文森特还同自己的艺术进行着一场持续的战斗。他抱怨说，自己插画师的拳头“并不怎么遵循我的意志”。自从他宣称是艺术家以来，他遭遇到的问题就不断地让他受挫。在人物素描之中，身体往往以不可能的方式伸展、弯曲，面孔消失在不确定的模糊之中。在水彩画之中，该上色的地方没有上色，颜色也凌乱不堪。在透视图中，线条歪斜失真，阴影的角度出现矛盾，人物脱离背景，或者比例不协调。
面对接二连三的挫败，文森特用一种勇敢的乐观主义（这是为了让提奥感觉好一些）和一种静默的痛苦（这一点他后来才披露）来回应。“它们最终让我感到非常绝望，”第二年，他在评论这些早期的作品时说，“我完全弄得一团糟。”他加倍努力，好像要与自己亲眼见到的事实抗争，正如当初在阿姆斯特丹，当学习成绩不佳时作出艰辛努力一样。他用战争的语言来激励自己，发誓要彻底征服这些图像，并且在与自然造化的“短兵相接”之中获得胜利。
他并没有让自己的速度慢下来，对每一件作品精雕细琢，恰恰相反，他挑衅似的让速度更快，因为他认为同精确和技巧一样，速度和数量同样可以带来成功的作品。“很难，不能立刻实现，”他解释，“有时一连串的失败之后才能获得成功。”他这样计算，如果20幅作品中仅有一幅成功，那一周至少可以画出一幅好的作品——“一幅更具特色、更能引起共鸣的”作品，一幅他可以自豪地宣称将“流芳百世”的作品。
当大量的失败中，出现这么一幅作品时，他会一遍又一遍地临摹，有时是连续十幅，就好像不知到什么时候，另一幅才会再次出现。（“后来，他几乎不知道他是如何一口气画完这些的。”）文森特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部分是因为他别无他法：“就生性而言，我就不是做事非常细致的人。”但很明显，这一方法完美地契合他那狂热的、传教士般的想象——不断地与脑海中的画面论辩。在面对失败时，文森特就用自己所知道的最为鼓舞人心的范例来激励自己：“播种越多，也就有越多的收获希望。”
在与整个世界的战争中，文森特始终不忘在自己的艺术中寻找支持。他与莫夫和泰斯提格愈演愈烈的对抗，促使他愈发地沉迷于人物素描，尽管他始终无法将人体逼真地表现出来。“人物素描耗费的时间更长，也更为复杂，”他声称，“但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会更有价值。”偶尔，他会夹杂着画一些其他题材——和布赖特纳一起画街景画或为科尔画一些都市风景，但最终都会回到人物上去，不仅是为了挑战莫夫和泰斯提格的论断，同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那双难以驾驭的手。一切艺术尝试都始于人物素描，并以此为终点，他争论道——甚至风景画也是如此。“必须把去掉树梢的柳树画得栩栩如生，”他写道，“那样，四周的景物自然就会随之跃然纸上。”通过阅读阿尔弗雷德·宋思尔关于米勒（“多么伟大的一位巨人”）的传记，他激励自己以一股战斗般的热情投身于人物素描，他用文字与形象进行了一场围绕人物素描的护卫战，并高喊米勒的战斗口号：“艺术，就是一场战争。”
为了反击莫夫和泰斯提格对水彩画的辩护——以及他们对他所珍爱的钢笔画的嗤之以鼻，让大家不再逼迫自己创作水彩画，文森特试图证实自己的黑白图像可以像水彩画的涂抹一样传达出那种阴郁的色调。他反反复复地画，不断地画阴影、打磨，又擦去。他使用木匠的大铅笔、芦苇笔的墨水、毛笔的墨水、木炭、粉笔和蜡笔，试图表现不同程度的灰色，以便和莫夫水彩画中的“沉寂的黄昏”在色彩的效果上一较高下。“这小小的素描比许多水彩画更费时费力。”他在一次尝试后总结说。另一次，他则指出说：“我是用铅笔画的……就像我在画油画时会做的那样。”
但这个过程使他在图像和材料方面遭遇到了全新的困难。铅笔的印记可以被擦掉甚至是被刮掉（只要他没有将那张纸撕掉，而这恰好是他经常做的），有些木炭的印记可以用手帕或羽毛刷去。但当他不断地修改，想要追求“更温暖和更为深邃的”氛围时，图像总会越来越暗，因此他必须不断努力以免它们变得“厚重、黑暗和迟滞”。他为叔叔所创作的很多作品都展现了这一斗争所引发的张力：低沉的天空令人感到压抑，黑暗的河流流过更为黑暗的田野；即使日光普照，建筑物也都为阴影所遮蔽。当莫夫看到这些素描时，他看出了其中挑衅性的野心：试图不借助常用工具来渲染出颜色的意味。“当你画素描时，”他告诉文森特，“你才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画家。”
4月，文森特寄给提奥一幅人物素描，在与一个不认同他的世界用图像进行的斗争中，这幅画宣告了新一轮的攻势。画上是一个裸女，采取的是侧面的视角，她的腿贴近自己的乳房，头则埋在交叉的双臂之间。
文森特开始画裸体画。
到1882年4月，在抵达仅仅三个月之后，文森特无休止的好斗使他在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一位朋友，尽管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他的家族一直以这里为家。作为普赫利工作室的准会员，每周两个晚上，他可以去该工作室在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上的那幢雄伟建筑里画模特，但他从没写下只言片语，或留下一幅画证明自己曾去享受过这一特权。在仅有的有据可查的两次尝试后，他再也不去参加那里的社会活动了。“我无法忍受挤满人的大厅，”他解释说，“我不喜欢和别人在一起。”
尽管如此，3月下旬普赫利工作室有一系列的展出颇受欢迎，文森特也试图将最喜爱的黑白画作放在这里展出。这一想法虽然得到了伯纳德·布隆默斯这位非常成功的海牙画派画家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大多数普赫利工作室会员的反对，甚至是嘲弄。他们否定文森特热爱的画作，认为这些不过只是一些“插画”：从严谨艺术的角度来看，它们太浅薄、太感性、太商业化。即使是一些很小的异议，都会被文森特视为人身攻击，这些反对意见因此被文森特视为战争宣言。在他看来，这些意见都是“骗人的鬼话”。他尖刻地回应，叫他们“住嘴，除非他们自己能够学会画得好一点”。
此后，他开始完全退出，满脑子都是对艺术家同行们“迂腐的自负”的激烈谴责，以及最终能够得到自我证明的幻想。“一年后——或者我自己都不知道需要多久——我就可以画得很好，”他发誓道，“那时他们会听到我雷鸣般的怒吼‘去死吧’……‘滚远点，你挡着我的光线了’……任何想要阻止我的人都见鬼去吧。”
避开的攻击越多，他怀疑遭受的攻击也越多。他深深地陷入到一种偏执的心理之中，谴责别人在背后嘲笑他，密谋“妨碍”他，并“试图毁灭”他。尽管开始时，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近如莫夫和泰斯提格这样的杰出人物，但他对臆想出来的针对自己的“嫉妒”和“阴谋”表示了震惊。他试图将这些反对的声音理解为是和艺术相关的及无法避免的：“作品越好，将面临的困难和反对也会越多。”但是他的耳朵里却听到了莫夫前一年冬天的无情嘲讽。“如果这些评论是关于我的习惯的——例如衣着、长相和说话的态度，我该怎样去回应？”他问提奥，“我真的那么粗野、傲慢和不文雅吗？我真是一个如此张狂和不懂礼貌的怪物吗？我是不是应该被这个社会隔绝？”
5月，莫夫重新出现在文森特的生命中，这一次的出现刚好证实了他脑海之中的所有偏执想法。即使在4月放逐期满之后，莫夫也成功地避免了与这位之前的学生有更多的来往。“他不是病了，就是需要休息，要不就是太忙。”文森特抱怨道。他曾给莫夫写过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悲惨状况，但没有被理睬。他们只在街上说过一次话，而且还没有说上几句。持续的冷漠终于激怒了文森特，他给莫夫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十分尖刻，从而引发了他们最后的一次争执（关于临摹石膏模型），这一次他拼命地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断绝二人的关系，而不是按照莫夫的方式。“对你来说，指导我太难了，”他写道，“而接受你的指导，对我来说，也太难了，如果你要我对你所有的话都‘绝对服从’的话——这一点我做不到。因此，让我们结束这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吧。”当莫夫没有任何回应时，文森特对他的漠不关心感到“骨鲠在喉”。他抱怨说，莫夫的抛弃让他极为震惊，导致他已经无法工作。“我不能再看见画笔，”他说，“它让我感到紧张。”
但几周后，当他在席凡宁根意外遇见莫夫时，他发现自己又找回了插画师的拳头。他要求莫夫再来看看自己的作品，并且“把事情再好好地谈一谈”。莫夫拒绝了。“怎么我都不会再去拜访你，”他断然地拒绝，“一切都结束了。”当文森特提醒说叔叔科尔已经看过这些作品，甚至正式委托他作画时，莫夫嘲讽道：“那代表不了什么。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之后再也不会有人对你有兴趣。”当文森特坚持表明“我是一位艺术家”时，莫夫再一次谴责说他完全只是业余的，并恶毒地补充说：“你的性格很恶毒。”
这次相遇后来被文森特视为折磨。
就如同在那个春天的每一次灾难中一样，文森特在莫夫的背叛中仿佛看到了泰斯提格那双戴着手套的手。2月，他们发生过争吵，自此之后，他就怀疑这位经纪人在背后阴谋暗算自己。文森特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泰斯提格难以平息的质疑态度会影响到一些在外地的亲友，尤其是森特伯伯，普赫利工作室的会员对自己的敌意全部被他归咎于泰斯提格，因为他在他们中间有广泛的影响力。当莫夫对自己的态度“突然转变”时，文森特立即指责泰斯提格，说他在导师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在偏执的幻想中，他想象着泰斯提格和莫夫在窃窃私语：“你得当心，在钱的问题上，不要相信他。让他走吧，别再帮他。作为经纪人，我实在看不出他将来会有什么成就。”受这些想法的驱使，文森特将泰斯提格想象成一位无情的阴谋酝酿者——“有毒的风”，意图将自己驱逐出海牙。他谴责他诽谤和背叛，咒骂他，说他是“一位嫉妒我的独到眼光的敌人”。
到了4月，文森特又幻想着这位阴谋策划者已经盯上了提奥。“泰斯提格告诉我他会要求你停止给我寄钱，”由于焦虑，他发疯般地写道，“他曾说过：‘莫夫和我一定会亲自结束这一切。’”
到目前为止，插画师拳头的力量还没有伤害到提奥。相对于针对莫夫和泰斯提格的夸张语言和激烈指责，文森特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从来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敌意，虽然有时他显然会很紧张，对旁人动怒。1月，提奥曾写过一封斥责的信，而文森特的回信也充满着反叛情绪，但在此之后，他们之间的交流演变为一种审慎的亲密——文森特往往反复无常，恳求和威胁混合在一起；提奥则在鼓励的同时也不忘警告。然而，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暗潮却在涌动。
他们为了钱而争吵。对文森特而言，没有任何话题比这个更敏感、更具有刺激性了。自从圣诞节被从埃滕赶出来，文森特与所有人都闹翻了，因此，在兄弟俩之间，钱也就成为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在文森特跑到海牙后，父母（令人吃惊地）提出借钱给他，被他轻蔑地拒绝了（“每一分钱的去向，都得一五一十地向父亲交代，我很讨厌这一点。”他粗暴地说），而对这位不争气的侄子，森特伯伯也早就不愿再接济。现在提奥已经是唯一的依靠。但是这一支持并不总是靠得住。12月，文森特逃离斯特里克家之后，打算继续留在海牙，提奥就曾拒绝给他寄钱。
他无疑已经意识到会被拒绝，但还是寄出了一封充满挑衅语言的信，这是他第一次从自己的新家写信要钱。莫夫曾借给他100荷兰盾用于为公寓添置家具和“装修”，在这笔钱花完之后，他就将自己的窘境摆到弟弟面前。“骰子已经掷下，我现在只能这么做了，”他毫无歉意地写道，“提奥，我当然只有向你求助，你是否能在不会给你带去不便的情况下，偶尔尽可能地在经济上资助我。”不到一周，文森特就撕掉了温顺的面具，说话生硬起来：“提奥，你到底是怎么搞的？……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你回信的时候至少得给我顺便寄上一些钱吧。”
2月，当提奥延迟寄第二笔钱过来时，文森特再次感到十分焦虑，他们的关系陷入一种永无休止的怪圈之中，一会儿是充满怨恨的恳求，一会儿是充满负罪感的算计。他自己也很讨厌他对弟弟的依赖，但又无法否认自己对他的亏欠。受到这种情感的打击，他只能在肆意的请求和不情不愿的感激之间摇摆。他不断地用各种誓言来安抚弟弟，保证自己会穿得体面一些，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最为重要的是，他保证会创作出一些有销路的作品——在他的信誓旦旦中，这一愿望的实现永远都近在眼前。他不断地表明自己多么努力地工作，在花钱方面如何节俭，装出精打细算的样子（精心地计算出自己下一次身无分文的具体日子），以此来抚慰提奥。他不断地讲述卡米尔昏厥的故事，“资金匮乏”是引发昏厥的原因。他抱怨说，每当提奥的钱不能及时寄到时，自己就会遭受很大困扰，同时还会忧心忡忡。他抗议说，哪怕只是少寄一个法郎，都会损害到他的艺术，并且反反复复地以各种方式提醒提奥：“画家的情绪和状态，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幅画作的成败。”
他还采用威胁的手段。他以越来越直接的方式不断警告提奥，指出要是不多寄一些钱的话，各种灾难都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尴尬、沮丧、病痛（头痛和发烧）、抑郁——尤其是精神上的问题。“不要忘记，如果顾虑和焦虑太多，我会崩溃。”他写道，不断地提及在博里纳日发生的事情，以及全家人围绕吉尔事件的争论。“我自己的创作所引发的焦虑和麻烦，已经够我受的了，”他强烈地暗示说，“如果我有更多其他方面的顾虑……我肯定会发疯。”
与此同时，文森特挑衅般地继续乱花钱，完全不考虑提奥在经济方面的拮据。文森特总是挥霍无度，从来不会做预算，也不知道节俭。贵族出身的范·拉帕德被他援引为榜样。“从拉帕德那里，我再次明白了一个道理，好东西是多么实用，”他解释道，“拉帕德的画室非常好，看上去非常舒适。”即便如此，每个月提奥会寄给他100法郎，这原本完全是够他生活的。要知道，在那时，一个普通工人每周才挣大约20法郎，这笔钱通常足够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虽然文森特有些工人们没有的开销，但提奥一直在给他寄他所喜爱（当然价格不菲）的画纸，文森特还通过“出售”一些作品给科尔叔叔和泰斯提格来赚取一些外快。但文森特还是常常陷入贫困，或者无法支付房租，因为他将最后的一笔钱都花在了书籍、“别致的”笔架、新的画架、更多的模特、公寓条件的改善、更多的版画和插画上，在这方面，文森特的收藏一直在持续增加（在到达海牙后五个月，已超过1000件）。他还一直雇用一位小姑娘打扫画室。
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挥霍。文森特坚持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资助。不管是一种气愤的挑战，还是一种绝望的自圆其说，抑或两者皆有，文森特辩解说，自己的努力工作和高尚目标使得他有权利获得弟弟经济上的支持。因此，当提奥敦促他创作一些有销路的作品来谋生时，他生气地回击说：“对我而言，这不是挣不挣钱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去做的问题。”文森特自以为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特权，逃避正式训练，不屑于找份工作来支付自己的开销。他要求拥有一间宽敞的、设施齐全的画室，数量充足的各种绘画材料，以及源源不断的供自己临摹的私人模特——这一切他都想拥有，尽管在此时，他不过是一位前途未卜的新手。债务在不断攀升，但最终都被他转嫁给提奥，并且内心没有丝毫愧疚（“我别无他法”）；同时，他给提奥写了大量的信件，以掩饰这种丢人的依赖，还辩解说，自己有权利获得更多资助。他嘲笑那些穷苦的“可怜虫”，他们“用光了自己最后的几块钱购买彩票，而这些钱本该是用来购买食物的”；而他自己一向大肆挥霍，疯狂地购买奢侈品，直到口袋里一文不名，然后眼巴巴地等着提奥下一次再寄钱过来。
泰斯提格的威胁——“我一定会亲自结束这一切”——使得文森特陷入了慌乱之中，“这怎么可能，他着了什么魔？”他写道，心里极度恐惧，害怕莫夫和泰斯提格可能会同与他们有着类似想法的弟弟合谋，切断自己的经济来源——“从我这里夺走我的面包。”他恳求弟弟的同情（“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挣扎着度过这个冬天”），并且痛苦地大哭：“有时候，我觉得心都要碎了。”
但这么做的时候，他仍然带着挑战的态度。他不但没有减少，相反还大幅提高了在金钱上的要求。现在要求的不再是每月100法郎，而是变本加厉地要求每月150法郎——几乎是提奥收入的一半。他还想要一间全新的画室——更宽敞的，因为“这样，模特们摆姿势才会更方便”。更重要的是，他期望得到提奥的保证。“我坚持这样做，让你作出保证，是因为我不想再提心吊胆，成天担心生活必需的经济来源会被剥夺，”他以命令的语气说，“我也不会再总是觉得这是施舍的面包。”不管文森特做了什么——或者拒绝做什么，钱都应当持续不断地寄到他的手中，因为他声称“工人应该总是能够拿到应得的报酬”。这实际上就是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要求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种做法前所未有，文森特一直说得弟弟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和莫夫及泰斯提格一样，提奥面前现在出现了这一令人痛苦的僵局：文森特痴迷于人物素描，他不仅拒绝放弃，甚至让他有所收敛，他都不愿意。他顽固地宣称自己是人物素描的虔诚门徒，拒绝一切形式的妥协，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投降，他会愤怒地反抗，以此回应全部的挑战。甚至缺乏他那样的激情也会被他认为是一种无法容忍的道德上的怯懦行为，就像布赖特纳、德·波克和普赫利工作室的画家们那样。
人物素描为什么对文森特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为此不惜得罪荷兰艺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两位画家，甚至挑战对自己关爱有加的弟弟？为什么他愿意牺牲自己获得成功和被同行们接纳的最好机会，凭借一种已被证明毫无天分的艺术形式谋生，并且抵制一切试图在这方面对他进行指导的企图？这仅仅是因为叛逆的天性吗？要知道，经历了在阿姆斯特丹和埃滕的双重打击之后，他那插画师的拳头仍然在愤怒地向世界挥舞。或者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
对于任何去过他在施恩韦格的狭小公寓的人而言，答案都显而易见。
屋子不大：一个房间、一个嵌在装饰性壁炉内的大肚火炉、一间刚好放一张床的卧室、一扇可以俯瞰木匠那堆得乱七八糟的院子以及邻居的晾衣绳的窗户。整幢廉价的房子毫无特色可言，位于海牙郊区的地块，距离雷金斯普车站不远，到处都稀稀落落的，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这里有菜地、煤渣铺就的道路、不绝于耳的火车的喷气声和尖厉的轰鸣，路过的火车距离前门才几步之遥。这里既不是真正的城市，也不是真正的乡村，三教九流之辈才会居住在这一地块，“体面”人士很少光顾这里，更不要说居住了。
在施恩韦格138号第二层后面的公寓之中，总是有一些奇怪的访客，这无疑让邻居们充满好奇。有时候是文森特带他们过来的，有时候是他们独自前来。从早到晚，都有人来来往往：有男孩和女孩，有时候由他们的母亲陪伴着，有时候没有；年轻人和老人都有——但从没有任何尊贵的女士。从打扮来看，都不像是来拜访的，因为他们都只穿着“平平常常的衣服”，并且很明显，其中很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别的衣服可穿。
这些都是文森特的模特。他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找模特：施粥场、火车站、孤儿院、养老院，甚至是在大街上。一开始，他也想要聘请有经验的模特，就像莫夫那样，但是高昂的花费是他无法负担的。此外，他经常喜欢和陌生人搭讪，请求他们为自己摆姿势，并且乐此不疲。以一种劝说与威胁相结合的方式“猎取”（他自己的用词）模特，非常契合他那传教士般的思维模式。但是比起乡下的埃滕，在海牙要想这样做，困难要大得多，因为在埃滕他可以令人信服地宣称这是艺术家的权利。“在寻找模特上，我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在到达后不久他就抱怨道。
一些人拒绝长途跋涉去他位于市郊的画室；一些人答应去，但从未出现；一些人来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会露面；一些人拒绝是因为不想“赤身裸体”；一些人可以来，但仅仅只限于周日；一些人不屑地拒绝他，因为他穿着破旧、沾满颜料的衣服，还有一些人拒绝他，恰恰是因为他穿了一件体面的外套。当然，在任何时候，报酬都是关键因素。一些孩子为他摆姿势，父母们往往要价不菲，文森特因此不得不去雇请孤儿。因为距离远，模特们再次来这儿时，还会要求他支付额外的交通费用。他为了省钱，有时候碰到一个人，会要求对方待在原地不动，供他作画。但当他真正开始创作时，他很快就发现这样的状况并不能让人满意。“结果往往是，我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他们摆这个姿势的时间能够更长，”他说，“仅仅要求一个人或一匹马短时间站立不动，并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一旦许诺的报酬、恳求或者甜言蜜语奏效，文森特成功地将某人带到画室之后，他就要开始成为他们绝对的主宰。“他一点也不和善。”其中一位模特回忆道。在他只有一间房的公寓的某处，他让他们重新着装，换上自己提供的衣服，然后固定他们的动作。参照自己的巴尔格练习、收藏的画作以及之前的习作，他让他们摆出其中的各种姿势。他经常会让同一个模特穿上不同的衣服，或者让不同的模特摆出自己喜欢的姿势，然后重复不断地画。他还重新设置了一些曾在街道上画过的场景：沿着运河拖着绳子的男孩或在精神病院旁游荡的女人。他总是尽力让每位模特摆出更多的姿势，仿佛害怕这将会是他最后的一位模特。从前到后，从左到右，他会认真地画每一个姿势。
虽然工作速度非常快，但画一幅画通常至少也要半个小时——这还不包括寻找到适合的光线，调整好自己确实想要的姿势；要知道，这个过程漫长而又乏味。当找不到合适的姿势时，他开始仔细研究脑袋、脖子、胸部、肩膀、手、脚——用自己不知疲倦的铅笔和炭笔穷尽每位模特的每一个方面，直到阳光从朝南的窗口消失。当冬天天气稍微暖和一点，他会带模特到室外，或者指示他们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与他见面，这样他就可以固定一幅作品之中人物的姿势，或看到光线照射到他们身体上的哪个部位。他承认，无论对于模特还是他本人而言，这都是一份“艰难的工作”。当光线、姿势或铅笔让他不满意时，他会“暴跳如雷”，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尖叫道：“真该死，这全部都是错误的！”模特们经常怨声载道，有时甚至会直接摔门而出——正如在他人生的其他时刻，朋友们所做的那样。
除了这些问题，文森特的模特总是不够。在埃滕，他可以每天都有模特，因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涉世不深的乡下人，一周就只需要四法郎。但即便在那时，他也在抱怨模特不够。在海牙，专业模特一天的要价就是四法郎，但他仍然会雇用他们，直到身无分文。很快他开始探访海牙的风月场所，在这里，只要支付少量的钱，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就什么事情都愿意做。（要知道，接受救济的母亲们一周才只有三法郎。）业余模特费用比较低，但这往往会促使他雇请数量更多的模特，并且频率也更高。一个月之内，从早到晚，每天他都有模特。当找到喜欢的模特时，他会紧张地开出各种更诱人的条件，希望他们再来，包括固定工资（无论是否会用他们）、加薪和预付款。到了3月，通过这一方式，他至少同三位模特“签订了合同”，承诺每天支付两个法郎：每月60法郎——几乎是提奥给他的钱的三分之二。他已经开始计划在夏天精心安排一次活动，画裸体画。
为了说明这笔不菲开支的正当性，文森特向弟弟灌输每个可能的理由。他坚持认为，花在模特身上的钱越多，创作的作品也就会越好。他警告说，工作时如果没有模特，结果只能是自己的“毁灭”，尝试凭借记忆来画人物太“冒险”。在他看来，模特们给了他成功所需的勇气。他后来说，因为那些模特，他“无所畏惧”。他发誓，为了把更多钱花在模特身上，自己可以牺牲一切，从食物到绘画用品。他说得斩钉截铁，不久前他在泰斯提格和莫夫面前坚定拥护的原则却被他完全忘却。一方面，他宣称人物素描具有道德优越感，因为它是“深入事物本质最不容置疑的方法”。另一方面，他则主张雇用模特作画是保障商业成功的最可靠方法，还举例说流行杂志插画家“几乎每天都有模特”。
在逻辑不清的理由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在画室里，文森特主宰了一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主宰着模特，或试图这么做。每一次面对模特，都被他视为一次为了争夺控制权的战斗，并且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屈服，或者强迫对方屈服。在模特们身上，文森特说自己最欣赏的品质是“逆来顺受”，他充满渴望地谈道“以自己的方式与模特们相处”，“让那些为我摆姿势的模特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多么长时间，都能够按照我的意愿去做”。他总是喜欢把模特比作妓女，因为在他看来，这二者最大的美德就是言听计从。他常常让模特摆出屈服的姿势——膝盖弯曲、低着头、掩着脸。说起模特时，他总是使用充满强制和控制的语言。“管好模特，”他建议道，“不要成为自己模特的奴隶。”
医生施加在病人身上的那种力量，被他奉为心目中的理想。“该如何消除病人的顾虑，并且让病人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医生总是非常清楚。”他不无嫉妒地写道。他表示特别钦佩外科医生，他们处理病人时非常“突兀”，也“不会担心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伤害”。在观察一位外科医生的工作后，他发誓：“将来，我将尝试以医生对待病人的方式对待模特，也就是说严格控制他们，让他们严格地按要求摆出所需的姿势。”当时他最喜欢的画作中，有一幅是这样的：一群警察把一名罪犯摔到椅子上，以便拍照，竭尽全力地让这位不停挣扎的嫌疑犯保持固定的姿势。这幅画作的名称为《腼腆的模特》。
文森特与模特之间的斗争和他与材料之间的斗争类似（他说，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有灵性地倾听并且服从”，而其他人则“无动于衷并且不情不愿”），当然也反映了他同艺术之间更为宏大的战斗。“起初，艺术家总会遭到来自事物本质的抵制，”他解释说，
《埋首坐在篮子上的女人》，1883年3月，纸上粉笔，英寸×英寸。
但如果你真的认真对待它，你将不会被它的阻力所阻碍……你必须和它短兵相接，并且以钢铁般的手腕……在和自然肉搏和战斗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它更加屈服和顺从……这有时有点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驯服这位悍妇”。
只有在画室之中，和模特们在一起，文森特才能在这一殊死斗争中占据上风。在其他任何地方，对他而言，胜利都是那么遥不可及：在家里、在朋友圈中、在和导师的关系上，甚至是在对提奥永无止境地妥协的爱中。只有在画室里，他才仿佛可以获得控制。只有在这里，指挥着那些贫穷的、顺从的模特，他才能使世界顺从自己大脑之中的画面。“要是能只与画室里的那些人打交道该多好啊！”他感叹道，“我个人无法和画室之外的那些人相处，也无法让他们做任何事。”
在这个由插画师的拳头粗暴地控制着的狭小世界中，文森特找到了一个新家。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他都会觉得自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极其弱小（一想到要去埃滕，“我就不寒而栗”，他说道）。在施恩韦格的画室里，从每天在这里上演的统治与屈服的仪式中，文森特找到了心目中理想家庭的样式，他曾试图把这一样式强加给父母及弟弟妹妹，但频频失败。他选择模特们穿的衣服，并设定他们扮演的角色。以父亲般的坚定意志力，他让他们摆出合适的姿势：一位在窗口缝衣服的母亲、一位做家务的姐姐、一位缄默地坐在火炉旁的父亲。在吃饭时间，大家围绕着一张笨重的餐桌一起用餐。他为孩子们举办晚会，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有时他还提供住所让他们过夜。
他不仅小心翼翼地呵护自己掌管的领地，还一直操心模特们的情感健康，渴望用真诚的感情纽带加强与他们之间的这种伪装出来的关系。“我对模特们十分了解时，也就能把他们画得更好。”他争辩说。为实现这一幻想，对于可以雇用同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来为他摆姿势的机会，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在开始的几个月里，他雇用过一位妇女，以及她年幼的女儿和年迈的母亲。“她们都是穷人，”他欣喜地说道，“并且非常配合。”
不久之后，文森特不出意料地渴望使这个残缺的家庭变得完整。5月初，他写信给提奥，说喜欢上了一个怀孕的妓女。他透露说，他私下资助她和她的家庭已经数月了。
他说他打算和她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