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报纸的文学副刊，那年代，一家报纸要有文学副刊才算是一张大报。副刊展露报人的心胸识见，他除了理性，还有美感；除了算盘，还有胡琴；除了店面，还有花园；除了现实，还有想象；除了功利，还有性情。
一步踏进沈阳，我就打听哪一家报办得好。有人推崇《中苏日报》，那时中苏订立友好条约，随着这个条约产生了中苏友好协会、中苏联谊社，我没法喜欢那个条约，也就没法喜欢那些戴着“中苏”帽子的招牌。我买到《新报》、《和平日报》，以非常勉强的心情顺手也买了一份《中苏日报》，没想到它的社论十分出色，虽有官方背景，却勇于批评官方的缺失。《新报》偏重本市新闻，活泼亲切，类似今天的社区报，版面上常有熟悉的身影晃动，它在本市拥有大量读者。《和平日报》只有一大张，副刊和文艺周刊齐全，令我感动。不久，《中苏日报》停刊，中苏友好协会销声匿迹，象征中苏蜜月结束，沈阳《中央日报》继之出现，重视副刊一向是《中央日报》的传统。
我开始投稿，决定以字海战术向三报猛攻。各报都有征文启事，都要求投稿者使用“五百字稿纸”。我在陕西投稿，文章写在白纸上，每行没有一定的字数，每页没有一定的行数，根本不知道有所谓稿纸。我连跑几家书店，他们拿出来的是“原稿纸”，我以为原稿纸不是稿纸，而且每张只能写四百字，跟征稿启事的规定不合，没敢买。我在书店里看见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站在书架前面读了十几页，他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笼统解释社会关系，痛快淋漓。起初我以为这本书是游戏笔墨，近似李宗吾的《厚黑学》，继而一想，艾思奇也许是个俄国人？我做梦也没想到它会是立国的大经大法。我又看见书架上有一本《牡丹亭》，打开一看，里面是中共中央的许多决议和文告，我想一定是装订错误，并未发觉是中共宣传品瞒人耳目。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要限定五百字稿纸，若说计算字数方便，四百字或六百字效用也是一样。我用复写纸自己制作五百字稿纸，那时连队没有油印机，我并未想到编辑的“第一印象”重要，他一看稿纸，就知道你是毫无经验的新手，文章必然青涩幼稚，懒得再花工夫审阅。多年后我看见第一次投稿的人先印自己的专用稿纸，俨然名家，他们比我聪明。
字海攻势并不顺利。我把“出潼关”的经过写成散文，投给《中苏日报》，文章还没登出来，《中苏日报》就停刊了。我写南京令我失望，小学教科书告诉我，浦口过江到南京有“轮渡”，人可以坐在火车上不动，我们还是下车换船。老师说，中山先生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放在玻璃棺里供人瞻仰，我们看见的是仰卧的石像，腿部的裤管粗直僵硬，相当“难看”。我把文章投给沈阳《中央日报》，我并不知道报纸有立场背景，《中央日报》岂能任你非议首都？我也写出我对上海的印象投给《和平日报》，两篇文章都如石沉大海。那时似乎各报都不退稿，我也不知道甲报不用的稿子可以改投乙报，文章像箭一样射出去，一根箭只射一次，我只有加紧造箭。
经过一番观摩和琢磨，我发现关外的报纸爱登关外的事情，关内似乎太遥远了。后来知道报纸的内容讲求“邻近性”，我那时无师自通，心诚则灵，立刻改换题材，写我最熟悉的铁西区。我说雪降沈阳，铁西区的空气冰冷如铁，因为区内遍布停了工的工厂，房屋空洞高大，外墙坚硬，入夜以后相当恐怖。我说公共汽车的车掌小妹妹嗓音清亮，她本来逐站呼告站名，兴工街、笃工街、励工街、劝工街唤醒国人重视工业，现在怎么保持沉默、寂然无声？《新报》采用了这篇文章。
我满心兴奋，立刻再写一篇，我写铁西区的戏院。这时候，沈阳的军纪渐渐变坏了，军人看白戏，塞满了电影院，一般观众裹足不前。依照规定，军人要买半票，他们硬要无票入场。戏院老板有幽默感，他说这些军人也有票，第一是摇头票，你向他收票，他摇摇头，进去了。第二是挺胸票，你向他收票，他胸脯一挺，进去了。第三是瞪眼票，你向他收票，他朝你瞪眼，进去了。那时军人几乎个个抽烟，剧场中香火鼎盛，数不清缕缕青烟袅袅上升，熄灯后，黑暗中，只见星星点点无数暗红色的烟蒂摇晃，舞台旁边竖着一面玻璃箱形的告示牌，两个朱红大字“禁烟”，烟雾太浓，两个字也模糊了。于是咳嗽声起起落落，吐痰的声音也相继不绝。这篇文章《新报》也采用了。
但是稿费无踪无影。我投稿全用笔名，而且写一篇文章换一个笔名，避免以宪兵身份现形，久等心焦，没奈何，只得到报社查询。这才知道副刊主编是报社的客卿，并不按时上班，经人指点去找另一个部门。这才知道报社并没有“稿费通知单”一类玩意儿，作者要带着剪报上门申请，报社把采用外稿照“交货、验收、付款”总务三部曲办理。我没带剪报，承办人见我穿着军服，特别通融，自己打开存报找我的文章。他抬起头来对我说：“你的文章登在新闻版，新闻是没稿费的。”我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把我当成各机关的新闻发布员了。五年以后，我知道新闻版的特写、边栏仍然有稿费，若是外稿，报社里可能有人把稿费吃掉，通常以新闻版的编辑嫌疑最大。五十年代初期台湾也有吃稿费的主编，那时大家都穷。
我没有灰心的权利，我继续写。经一事、长一智，我在投稿信的信封上郑重写明副刊编辑室。后来我知道，你若只写某某报社，你的稿子八成进了社长室，你若只写编辑部，你的稿子八成摆在总编辑的办公桌上，先失地利，后失人和，结果凶多吉少。文稿必须交到副刊主编手上，无论如何，他替作者想得多一些。
我喜欢《中央日报》的副刊，向她投稿，连续五次都告失败。有一天，我经过沈阳市的万泉公园，看见满池白色的荷花，我们常常把荷花莲花混为一谈，传说菩萨坐在莲台上，我想安得每朵花上有一位菩萨，普遍拯救人世的劫难。那时中共锐意经营松花江北，它在鲁南苏北怎样做，也在东北怎样做。我“不点名”地写了苏北难民的处境，居然登出来了！我在南京欺骗苏北难民，答应为他们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算是有了补救。到底《中央日报》有规模，我第一次看见稿费通知单，辗转把玩，终身难忘。
我迟迟未能进入《和平日报》的“和平花园”，直到有一天，我想起国军青年军二○七师，那时这一师人马驻在沈阳附近的抚顺。一九四四年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我们有些同学编入二○七师，抗战胜利，青年军复员，二○七师全体官兵志愿留营，所以这些老同学也都来到东北。他们都升了官，军官有军官的样子，不过也还有许多人到连队探望我们。我把这些人从军的悲壮、留营的慷慨写成文章，投给沈阳《和平日报》副刊，顺利刊出，也领到稿费。现在回想，《和平日报》前身是军报，我写军人的正面形象，副刊主编爱屋及乌。文章的命运往往由文学以外的因素左右，可惜我没及早参透这个道理。
“该来的终于要来”，沈阳外围作战连连失利，市区也出现了难民。电影院里，难民家庭的小女孩向观众兜售香烟瓜子，看到她，我想起自己的妹妹。她把货品摆在箩筐里，穿一根布条挂在脖子上，两手把箩筐端平了，仿佛流亡学生使用写字板的样子。电影放映时，她在座位和座位之间的通道上慢慢后退，眼睛左右扫瞄观众的脸色，整天吸浓浓的二手烟，寻求顾主。座上全是军人，而且大半是伤兵，他们并非为了看戏，他们来享受冷气或暖气，戏散人不散，由中午坐到晚上，修心养性。那时沈阳警备司令部也曾想加以整饬，一面安排各戏院星期天办理免费劳军，一面通令各部队，除了星期天以外，禁止官兵“任意外出”。可是有什么用？戏院的宪警弹压席渐渐变成令我良心不安的地方，“该来的终于要来”，有一天，卖烟的小女孩向我哭诉，常有一只手伸过来突然抓走她的香烟瓜子，看不清是谁的手，只看见军服的袖子。那时电影院里光线极黑，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那样黑，一个女孩子不能和一个男孩子去看电影，人言可畏，除非你马上要嫁给他。我完全没有办法处理小女孩的投诉，只能朝她的箩筐里放一张钞票，她拒绝我的安慰，擦着眼泪离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写成文章。
沈阳冬天寒冷，家家烧煤取暖，常见煤灰堆积在空旷之处，隆起如丘陵。难民家庭的小男孩围着灰堆挖掘，寻找尚未完全燃烧的煤核儿回家使用，个个小手冻得又红又肿，看见他们，我想起自己的弟弟。煤从抚顺运来，常有整车整车的煤停在铁轨上等待卸运，无顶车厢的底部往往有缝隙，煤屑漏下来，落在铁轨上，踏雪寻“煤”的孩子钻到车厢底下去，一撮一撮抓起来，一粒一粒捏起来。铁路警察看见了，抬起皮靴踢他们，身材大些的孩子，他踢屁股，身材小些的孩子，他踢腿肚子。我问警察，煤屑落地以后，你们不可能再收拾起来，何不由这些个孩子去打扫？警察告诉我，司机开动列车时，可能忘了从车尾到车头察看一遍，铁轮滚动，这些孩子就没命了。那么把他们喊出来也就是了，何必狠狠地踢呢？警察愤愤地说，你不踢，他们不罢手，喊破喉咙也枉然。我彷徨良久，我唯一能做的，也是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稿费，我记得每千字东北流通券五元，可谓聊胜于无。我不嫌少，我写一千字很容易，无论如何比“卖香烟的女孩”赚钱容易，对我父亲来说，一块钱也很重要，我不希求赚钱更容易的方法。那时枪决犯人大多由宪兵执行，有一位班长告诉我，现在团部人手不够，我打靶的成绩很好，足可胜任。他说每次出任务都有出差费，也都收到额外的红包。我不假思索地立刻反射：我反对死刑。“为什么反对？”我说法律常常改变，人死不能复生。“干吗还要他复生？”我说复生才能悔改。他睁大眼睛看我，像看一件从未见过的东西。事后我也奇怪，这反应对我没经过大脑，好像别人抢着替我回答，也许有些东西藏在我的潜意识里，忽然跳出来作怪。
他是一番好意，可是我非常伤心，原来别人对我的看法是如此，这就是别人预测我将来要走的路。我很久很久不能释然，我太难过了，这个题材我无法处理。它的后续发展是，我以后真的反对死刑，我勤读有关的新闻和论文。以后，今天枪毙银元贩子，明天准许银元流通，昨天枪毙“通匪”的人，今天鼓励交流访问，我的感慨比人家深。
有一个故事一直盘桓胸中。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了华北，有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迟迟不能出嫁，她的父亲对她说，现在优秀的男孩子不是去做汉奸，就是去当八路，都不能付托终身，我要等到抗战胜利再为你择婚，抗战必胜，日本必败，好日子很快就会来到。女儿每天在闺房里刺绣，准备嫁衣。
果然，抗战胜利了，女孩子也长成大姑娘，做了新娘，她的夫婿在国军里当连长，抗战英雄，蒋委员长的学生，深受沦陷区人民的敬重。这位连长随部队出关，打过几场硬仗，他忽然厌恶内战，想回老家，但是“无钱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他把妻子卖给沈阳妓院的老鸨，筹措还乡的资金，他老家还有妻子。
陷入火坑的女子写信向宪兵队求救，同时也写信给父亲，请父亲带钱来赎身。连长派我通知老鸨，在女子的父亲来到沈阳以前，不可强迫她接客，可是鸨母还是和她秘密订下最后期限。
她的父亲必须卖掉田地筹钱，农民都等着中共土改分田，没有买主。后来国军进攻，占领了那一片土地，私产有了保障，才把田地脱手，可是时间已经拖延了半年之久。做父亲的匆匆赶到沈阳，首先问女儿失身了没有，女儿说情势不允许无限期拖下去，她业已真正堕落风尘。事已至此，这个父亲认为不值得再花这么大一笔钱，他竟带着赎金独自回家，据说他回到家乡，买回田地，可是国军忽然放弃那一片城乡，成千上万的难民拥入沈阳，他一家也在其中。据说他身无分文，依赖那没有赎回的女儿维持生存。
这个题材太复杂了，我没有能力处理。
我并没有把所有的生活经验都写成文章，许多材料留下来，我等待深度思考、完全的自由和成熟的技巧。沈阳时代，我写作的心态还没完全离开作文簿，投稿是交卷，副刊主编是国文老师，文章登出来是传阅给全班同学看。那时候，我把写文章当做学习一门技能，也把个人的阅历用文字传达出来，社会需要这一个行业。那时文坛先进再三宣告，文章材料要向外开发，不要向内冥想，现实生活的惊险、曲折、诡异，绝对超过所谓天才作家的虚构。也好，我也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感情，既不能以感情做文学的动力，也不能以文学做感情的结晶。
以今日之我观昨日之我，报纸副刊只是文学的窗口，“从窗口爬进来的是贼”，我不是贼，也不是科班嫡传。他们的窗是玻璃窗，透明，没有上锁，我很感激。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主编是谁，我知道《和平日报》社长是阎奉璋，《中苏日报》和《中央日报》的社长都是余纪忠。余先生到台湾创办《中国时报》，我有幸投入成为麾下一员，但我从未向他提到这一线因缘，他不喜欢人家提到东北。我搜集资料，找到《中苏日报》长春特派员袁笑星写的《长春三害》，有警察没有宪兵，我很安慰。后来余先生到台北办报，袁笑星做过一任总编辑。文史资料记述沈阳学潮，也提到余先生在内部会议中反对军队镇压，力主劝导化解，那还是训政时期，东北是战地，他的身份是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难得能有这样开明的见解！由沈阳到台北，看来他对国事有一贯理念，我对他应该有更完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