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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第二部 7 东北一寸一寸向下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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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的军纪变坏,宪兵队冷衙变热,民众纷纷前来投诉,要求制止军人欺压。宪兵巡查沿途取缔违纪事项,每天带回整页记录,有时加上需要“带队处理”的军人。郭伟班长专门负责处理这些案子,我是他的助手,往往忙到三更半夜才得休息。

军纪是怎么变坏的呢?第一个原因是伤兵增加。

军队作战,官兵当然有伤亡。伤者先由野战医院紧急治疗,转到后方医院继续治疗,他们或因留下后遗症,不能再上战场,或因心灰意冷,不愿再上战场,千方百计保留伤员的身份长期留院,于是后方医院兼有收容所的性质。好莱坞出品的电影里有一场戏,炸掉一条腿的大兵和炸瞎一只眼的大兵额手相庆:“对我们来说,战争已经过去,我们可以回家了!”国军的伤兵无家可归,你两条腿离家,怎么能一条腿回去?而且战争对他们并未过去,他们的家乡在解放区,缺一条腿或瞎一只眼,正是他残害人民的罪证,不能掩饰,无法原谅。这些人逗留戏院,游荡街头,心理不平衡,见谁跟谁生气。

那时社会歧视“残废”的人,多少民间故事以嘲笑他们为题材,连儿童都以捉弄聋哑为乐。那时,基督教认为残废是上帝的惩罚,佛教认为残废是前世的业报。中国人把残废改成残障,再改成肢体障碍,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四十年前,给残障的人让路、开门、预留座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政府对伤兵没有康乐服务,没有职业训练,没有教育补习,没有宗教陶冶,甚至连医药卫生也照顾不周。九十年代,我读到美国心理学会一份调查报告,人若生活在困难的环境里,长期受疏忽蔑视,容易产生暴力倾向,这时人经常愤怒,爱打架,任意破坏物品虐待动物,喜欢携带武器。我觉得这番话几乎是为四十年代沈阳的伤兵而设。

伤兵还想活,还想活得有自尊心,只有结队聚众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发现,一个伤兵是弱势,一群伤兵就是强势。他们并不游行请愿、奔走陈情,那时不兴这个,他们结伙横行,强力开辟生存空间,用他们自己的办法向社会讨公道、求补偿,例如成群结队吃馆子,上澡堂子,坐车,看戏,都不付钱,而且动不动把馆子戏院砸了。老百姓众口流传的顺口溜把“四大害”扩充为“十大害”,伤兵入选。沈阳市是东北军政首长集中办公的地方,伤兵还相当收敛,到了偏远县市,他们简直没有顾忌。陕西安康是我和文学结缘的地方,我手头有一部《安康市志》,明文记载安康八二医院伤兵激起公愤,民众冲进医院,杀伤四人,医院连夜迁走。

我和伤兵有很多接触,我纳闷,他们为何不和市民和善相处。有一个伤兵对我说,他也很想发展军民关系,很想和老百姓起码有点头之交,无奈男人看见他就捂鼻子,女人转身就跑。有一次他到公园散步,看见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他走过去朝那男孩微笑,做母亲的立刻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向他怒目而视。他说我们是伤兵,只能做坏事,不能做好事,我们进饭店白吃白喝,社会能接受,大家认为我们就是这么个料子,我们做别的,社会不接受,认为我们不配干那个。

他说将领以前玩弄他,现在政府舍弃他。二十多年以后,我自己有了孩子,孩子玩塑胶小兵,排列阵势,发现缺腿断手的小兵,挑出来丢掉,我在旁想起沈阳的伤兵,想了很久。

他说小时候信奉基督,后来想上教堂,他告诉我在沈阳进教堂的经验。他只有一只脚,腋下拄着大拐杖,礼拜堂的大门正对着讲坛,牧师正在讲道,他走进去的时候,会众正在唱诗,他熟悉那首诗:

为你,为你,我命曾舍,

你舍何事为我?

为你,为你,我身曾舍,

你忍何辱为我?

他说,会众看他走进来,立刻闭起嘴巴。他的拐杖落地,发出沉重的声音,咚、咚、咚,他一步一步往里面走,全堂听众都转过脸看他,好像都在等待什么。他忽然明白了,他闻到的气味,看到的脸色,知道那些人等他退出去,认为他不该进来,他转身往外走,他听见礼拜堂的大门在背后关上。

他向我大声质问:“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年代教会使我们跌倒。后来我知道,不是上帝离弃我们,是上帝的代理人离弃我们,三十年后,我越过代理人,直接恢复信仰,有时想起那个伤兵,猜想他的灵魂在哪里。

第二个原因是通货膨胀。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把东北定为经济特别区,发行九省流通券,希望币值稳定,减低腹地经济波动的冲击,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我们初到沈阳的时候,沈阳市的公共汽车和电车,一张车票三毛钱,另有私营的马车代步,车夫沿街招揽生意,不断喊着“一张票!一张票!”意思是花一块钱就可以上车,你可以坐车到铁西区内的任何地方,越区才加收车资。没过多久,这“一张票”居然变成十块钱了。我把以后的发展提前写在这里,据《沈阳市志》记述,两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六月,公车车票一张涨到两万元。再过三个月,币制改革,金圆券出笼,东北流通券三十万才换得新币一元!

且说我们当时,有一个大兵坐上马车,下车的时候车夫向他收钱,他夺下赶车的鞭子,给车夫一顿狠狠地抽打。

郭班长审问他,问他为什么坐马车不付钱,他说,一个月的饷只能买两条麻袋,拿什么付车钱?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要坐马车?军人坐电车、坐公共汽车都是免费的啊。他说沈阳市这么大,街巷这么复杂,我们外路人哪里摸得清楚?谁知道该坐哪辆车?下了车谁又知道怎么找门牌?

你不付钱,已经过分,为什么还要打人?问到这里,“被告”的语气忽然激昂:“他根本不应该向军人要钱,我要立下规矩,教他们知道军人坐马车也得免费,规矩立下来,你们也可以不花钱坐马车。”

我在旁边制作笔录,听到这番话怔住了。郭班长勃然大怒,抄起木板,命令他“伸出手来!”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手心。吩咐我“写下来!把他说的话都写下来!我们要专案报上去。”

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堪,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三个军人坐一辆马车,找个空旷无人之处,把车夫的双手倒剪,毛巾堵住嘴,面粉口袋套住头,推倒在地,三人赶着马车扬长而去。他们一定是把马卖了,把车也卖了,军营似海,这个案子谁也无法海底捞针。

我记得,四小名旦有一位毛世来,他到沈阳登台公演,门票一张东北流通券五千元,爱好京戏的人想买票还得找门路。公演这天晚上,宪警在戏院四周每一个路口布下岗哨,文官的汽车,武官的吉普车,富商巨贾的私家马车,一望如水如龙,平时看白戏的人个个坐在家里死了心。

我听见这样的对话:

毛世来一张票凭什么卖五千块?

大米卖到一万块一石了,毛世来也只是为五斗米折腰。

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沈阳市有一条街叫太原街,这条街很长,商店很多,街道两旁摆满了卖银元的小摊,军公人员领到薪饷,急忙跑到太原街去买银元,当时叫做“保值”。那时银元市价紊乱,“货比三家不吃亏”,手里攒着钞票的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问价钱,怎么越问银元越值钱?还是开头第一家价码合算,急忙回到原处去买,这“第一家”居然比“最后一家”还要贵!“早晚市价不同”,货比三家吃了亏。

于是国军的“五强”作风,渐渐由关内带到关外: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

强买,商家定价一百元的货物,硬要二十块钱买下来。强卖,拿着东西到商店推销,明明只值二十块钱,硬要一百块卖给你。强借,借用老百姓家的东西,你不借也得借。中国人因为语言不通或腔调不同,互相轻视。有些士兵听不懂东北话,东北人也听不懂他的乡音,借东西沟通失败,自己升堂入室寻找,哪有工夫听老百姓争论,索性举手就打,拿了东西就走。强住,军人不带着房子走路,随地住在民家,眼睛只看屋子不看房主,一句商量也没有。强娶,团长或师长级的带兵官选中了对象要成亲,他的年龄可能比岳父大,说媒求亲纳采下聘样样按规矩来,花轿抬到门口,你还想怎样?强娶的例子关内多,关外少,但是影响面很大。

“五强”本来是个荣誉。大战结束,英美苏并称三强,美国从欧洲拉来法国,从亚洲拉来中国,合称五强。那时“五强”经常挂在要人的嘴边,嵌在报纸的大字标题里,实际上中国的国势很弱,老百姓把军人违纪扰民的行为凑成五项,冠以五强之名,真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个原因是成立许多保安团。

几乎人人都说,政府没有收编东北的青年,犯下极大的错误。我到沈阳以后知道,经过苏联红军占领和中共抢先接收两番淘洗,等到国民政府的大员出现,“满洲国”的军队已不存在。国军也曾收容残余,编了两个师,战斗力平常,军纪也差。(据溥杰写的文章说,日本根本不希望“满洲国”有很好的军队。)第一批出关的军队也曾大量吸收东北青年入营,宪兵第六团也曾立刻招考新兵,我还奉命去监考。

然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保安团,我曾看到保安第四十四团的番号。

保安团是就地取材的“民兵”,军事当局先委派某人做团长,他再找营长连长,四处招兵。政府给他们的薪饷补给诸多不足,他们自己就地筹措,怎样筹措呢?除了“五强”,他们不知道别的办法。有个保安团长在铁西区弄到一栋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带着几个护兵四处寻猎,冲进一个中年商人的客厅,搬走全套设备。商人到西区宪兵队告状,郭班长派我去看他家空空的客厅。

我奉令去找那个保安团长,冒着大雪找到他的家,他让我进门,却任我立正站在客厅里,不理不睬,他和他的朋友一同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锅,我说话他装做没听见。等到酒过三巡,我按捺不住,提高嗓门告诉他,他必须把东西归还原主,究竟哪一天归还,现在必须给我一个答复。他站起来指着我,斥责我目无长官:“你给我回去,叫你们连长来!”谷正伦的灵魂忽然附在我身上:“我正在执行勤务,我现在代表连长,代表警备司令部,代表国家的法律。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一定要归还。”说完,我离开他的家。

他没有归还。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以队部名义起草报告,要求警备司令部处理。两个星期又过去了,我再起草一份言辞激烈的报告去催促,有几句话是:军队是国家的命脉,而军纪是军队的命脉,警备首长一再如此训示,宪兵未敢或忘,所以整饬军纪,锲而不舍,人微言重,要求长官决断。朱连长读了我起草的文稿沉吟良久,终于对“人微言重”四个字表示欣赏,算是批准发文。

然后,我们的努力实现了,保安团副官带着大卡车送还家具。大概我在外面留下一点虚名,常常有市民写“呈文”给我,申诉“五强”遭遇,信末写着“谨呈上等兵王”。且慢高兴,我把那些信拿给郭班长看,他说“烧掉”,我遵命烧信,心里很痛苦。

我的“第一天差事”,曾经和国军编余的一位营长打过交道,他姓庄。我又遇见他,他佩戴中校领章,进保安团当营长。他对我说:“现在我这个庄营长不是假装营长,是真正的营长。”那时许多人冒充连长营长在外招摇,他拍拍我的肩膀,“小兄弟,以后见我这一营的弟兄,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大家都得混口饭吃。”

他沿街招兵,我总是在马路边碰见他,每次他都对我有忠告:“小兄弟,你们宪兵做事不方便,有些事可以来找我。”我不懂什么意思,他望着我微笑。

有一次,他提议喝茶,坐定了,他又提议喝酒,我坚决拒绝。

他说,他投考军校的时候也是个纯洁的青年,“像你一样纯洁”。但是人生漫长,总不能“一条路走到天黑”,以前当军人为“国”,这一次当军人为“家”,合起来还是“国家”。上一次做的是赔本生意,这一次要赚回来。

他说:“我现在是真营长,你来,咱们共患难也共安乐,我给你当排长,你带两三个宪兵来,他们当班长,趁着天下大乱,好好地干它一场。”我急忙站起来往外走。这样的保安部队,我在河南见过,知道他们的三部曲:怕共,通共,降共。真奇怪,军政当局为什么要“一条路走到天黑”!

第四个原因是国军常打败仗。

春尽夏来秋又至,共军连番发动攻势,国军打了好几次败仗,撤出好多据点。败兵入城,自以为“入死”、“出生”,高人一等。这时,首批出关作战的精锐开疆拓土,越走越远,后续部队在训练、装备、教育程度各方面都次一档,基层官兵的旧习气比较深,坏习惯比较多,他们不但扰民,也和友军冲突,也和宪兵冲突。他们的长官多半有“家传”的统驭学,以包庇纵容部下的违纪行为来营造个人威望,维持士气。向来败兵难惹,即使是史可法,也只是一句“悍卒逢人欲弄戈”了事。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用冲锋枪向宪兵开火。

说到兵家胜负,有人认为出关的国军多半从南方调来,难耐塞外的严寒,此言有理。记得出关第一年冬季,团部派几个人到长春出差,他们穿着皮衣皮裤,回沈阳都进了医院,小腿的肉冻坏了,必须开刀。我们的棉军服里面有纯毛的毛衣,外面有厚毛呢和咔叽布缝制的大衣,风雪之夜,卫兵只能在户外停留三十分钟,他得回到室内休息三十分钟再出来,室内有暖气,两班人马轮流取暖。天气影响士气和战力,我们睡在鸭绒睡袋里,睡袋的尺码形状照着人的身体设计,门户锁钥全仗中间一条拉链,拉链失灵,人就变成木乃伊。长春外围的共军半夜摸进国军的哨所,把躺在鸭绒睡袋里的哨兵抬走了好几个。

可是想想共军:抗战胜利,时在夏天,中共急忙从山东、热河、河北、察哈尔抽调十万军队,出关接收,他们是穿着单衣上路的。国军出关以后,共军退到松花江北,那里比沈阳更冷,那时共军的补给十分简陋,纵然组织动员的能力高强,乡村妇女赶制出来的棉衣毕竟水平很低。东北的天气,借用武侠小说家古龙的话:“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众生为鱼肉。”他们如何度过第一个冬天?我在风雪之夜站卫兵的时候常替他们犯愁。

那时有关共军的报道极少,偶然从报上读到一些,从小道消息听到一些。共军雪地行军,把棉军服翻过来穿,军服用白布做里子,白雪就成了他们的保护色,可以躲避国军飞机侦察,读了这条新闻,我知道他们还没有大衣。后续报道说,有一天,共军踏雪行军,头顶上忽然来了飞机,全体官兵一律蹲下,以免暴露目标,飞机盘旋几圈,掉头而去,可是蹲着的官兵大半站不起来,咳!他们冻僵了。

听说国军出动突击,来到乡下,共军的一位军官正站在井旁,指挥民工打水,水桶里的水溢出水来,流到他的脚旁,结成冰,把他钉牢在地上。国军冲进来,他只有站在原地射击抵抗,当然,他阵亡了。由这条新闻看,他似乎穿着布鞋,咳!“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布鞋!

沈阳市区几乎家家用蒸汽取暖,烧煤,煤由抚顺运来,可是共军挖断了铁路。这年冬天,沈阳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三十三度,我们的天花板罩上一层浓霜,还挂下檐溜,我躺进鸭绒睡袋,再盖上毛毯和大衣,还想打哆嗦。那时眼镜的镜片用玻璃制造,同班列兵郭某严重近视,他的眼镜冻裂了,一时没钱去配新的,排长暂时免了他的勤务。夜晚出外巡查,回来指甲发紫,这时暖气降到最低,特准我们到厨房里生火,一面烤火一面发抖。那时国军掌握城市,共军掌握乡村,乡村的建筑水平、取暖设备、食物热量都差一大截,那日子如何度过?咳,布鞋,没有大衣,还半夜出来摸哨,挖铁路。

雪地行军,如大浪中浮沉。冷,人如生了锈的铁。我读到神话,共军入关,七日不眠,三日不食,冰上赤足行走三百里,零下四十五度照常出操。我不相信,他们也无须我相信。他们匮乏艰苦到极点,士气仍然很高,能征惯战,无论如何这是奇迹。毛泽东用兵如神,练兵也如神,其中的神秘性犹待揭开。

无可奈何,有一个国军将领嗟叹:他们怎么没冻死!真是天亡我也,他们怎么冻不死!大家猜想,出关第一个冬天,共军可能冻死许多人,野狗常从雪后的路侧和田野里扒出尸体来,那穿白衣的(翻穿军服)的都是共军。可是直到现在,我没有看到有关的资料或听到传说,征人苦寒也还很少进入以内战为背景的小说诗歌。

国军败兵违法乱纪的事件不断增加,违纪人员的阶级也一再提高,起初只有士兵,后来有尉官,然后出现上校。一名上校在旅馆里企图强暴一名女学生,女生从楼窗跳落街旁,严重骨折。恰巧宪兵巡查经过,举发他的罪行,死生有命,陈诚接东北行辕主任,立即杀他立威。然后出现少将,一名少将高参竟然私带鸦片,那时鸦片行情奇俏,号称“黑金”。宪兵(我还记得他叫周哲斌)发现,移送法办,可是死生有命,陈诚卸任走了,继任的卫立煌放了他!这位朱高参写了一张明信片到宪兵队部,文曰:“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其奈我何!”真名真姓落款,毫不含糊。巡查宪兵见他和美女并坐在吉普车上,从身边风驰而过。

郭班长工作认真勤奋,那时处理过军人违纪,沿用谷正伦时代的老模式,侦讯,制作笔录,或者违纪者写悔过书,盖手印。然后郭班长问他:你愿意送回原部队处理呢,还是愿意打五个手心?大多数人立刻把手伸出来。办公室里有一根粗重的“刑具”,既像棍,又像板,郭班长下手不留情,他双手抡起,重重落下。他用这个板子打过二十几个校官,不计其数的尉官和士兵。他的脑子里有个小谷正伦。但是总觉得狂澜已倒,自己立脚不稳。

夜晚,有人报案,他说一个军官尾随他太太进入客厅,坐下不走。郭班长带着我前往处理,进门一看,还是个少校呢,大模大样坐在椅子上喝茶。班长问他:“谁请你进来的?”他说主人的太太请他来的,太太坚决否认。“你怎知道太太请你进来?她对你怎么说?”太太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太太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太太好几次回头看他,他受到鼓励,一路跟进了客厅。

郭班长听了,脸色一沉,吩咐我“出枪!”我把手枪从枪匣里取出来,退后一步,子弹上膛,班长同时取出手铐。他一脸茫然,反复分辩“她还给我倒茶呢!”我差一点笑出来。

原告被告一同带回队部,连夜侦讯。要少校写悔过书,他说不会写。要他在口供上写名字、盖指纹,他用拿铅笔的方法拿毛笔。侦讯完毕,原告回家,郭班长对那被告说:“你私闯民宅,意图调戏良家妇女,我送你到警备司令部。”他扑通一声跪在地板上。

班长说:“你不愿意?那么换一种处分,我打你五个手心。”他立刻把手伸出来,就这么着,他跪着,班长站起来,居高临下,打了几下,他的手掌肿高,面无人色。

工作完毕,夜静无声。郭班长颓然坐下,他说太累了!低下头去,又抬起头来,他对我说,这种人也当少校,如果我出去干,他们得给我个少将。

后来回想,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有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