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9日，又一艘名叫“阿芒贝利号”的轮船驶出上海港，前往法国。
在码头送行的人群之中，站着又瘦又高的毛泽东。
船上赴法青年之中，有许多湖南青年，内中有毛泽东的好友萧三。同船的也有四川青年，内中有一位十九岁的不大爱笑、言语不多的小伙子，名叫赵世炎。
赵世炎是四川酉阳县人，字琴生，号国富，笔名施英。后来，他还取了个俄文名字，叫“阿拉金”。那是因为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十二位革命者在法庭受审。当赵世炎1923年由法国去莫斯科学习时，同行者正巧十二人。于是，这十二人各取1905年十二位俄国革命者的名字为自己的俄文名字。赵世炎取了其中阿拉金作为自己在俄国使用的名字。
赵家是多子女家庭。赵世炎兄弟姐妹九人，他是“老八”。他的妹妹，亦即“老九”，比他小一岁，名叫赵君陶。赵君陶便是李鹏之母。
十三岁之前，赵世炎在四川酉阳度过童年，在龙潭镇高级小学毕业。
他的父亲赵登之，是酉阳地主兼工商业主。1914年，赵登之得罪了当地的恶霸，不得不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迁往北京。到了北京之后，赵世炎和四哥赵世琨一起进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学习，而姐姐赵世兰、妹妹赵君陶则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女中。
赵世炎上中学时，很喜欢英语课。学会了一口流畅的英语，使他后来出国受益匪浅。
1918年6月30日，王光祈、曾琦、周太玄等六人，在北京顺治门外岳云别墅开会，讨论成立“少年中国会”，扣里选王光祈为主任，并决定邀李大钊列名发起。后来，在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会在北京回回营陈宅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成为五四时期中国进步青年的重要团体。
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博尔多斯号”赵世炎在1917年结识李大钊。在筹备成立少年中国会期间，李大钊让赵世炎也参加一些活动。这样，赵世炎开始走出学校，投身于社会活动。
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三天——5月7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成立学生会，赵世炎便当选为干事长。这年7月，赵世炎在附中毕业，正式参加了少年中国会。
不久，赵世炎进入吴玉章在北京主办的法文专修馆，学习法语，为去法国勤工俭学作准备。他有很好的英语基础，所以学法语进步甚快。出国之后，他还学会了德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确是一位勤奋而又富有才华的青年。
赵世炎在1920年4月结束法文专修馆的学习，便与萧三等结伴前往法国。
他在路过上海时，看望了陈独秀，跟陈独秀建立了联系。正在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表示赞同。
到了法国之后，他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研读法文版的《资本论》和法共中央的机关报《人道报》。
1921年2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关系，跟张申府建立了联系。
两个月后，陈公培收到陈独秀的信，去见张申府。
这样，如同张申府所说：
于是我和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1]
这个小组，如今被称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
后来，在1922年，他和周恩来等组织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笔者在1984年11月13日访问了郑超麟先生，他亲历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据他回忆：
1922年6月18日上午，十八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二十一岁的郑超麟，当时在法国蒙达尔勤工俭学。蒙达尔离巴黎不算太远，坐火车三小时便可到达。蒙达尔有许多中国学生。郑超麟和李维汉、尹宽作为蒙达尔的代表，来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里，郑超麟结识了一个穿黄色大衣的年轻人——周恩来。
主持会议的便是赵世炎，他有很好的口才。出席会议的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余立亚、袁庆云、傅钟、王灵汉、李维汉，萧朴生、萧三、汪泽楷、任卓宣。
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个圆圈。会议十分热烈。郑超麟记得，周恩来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之所以不同意“少年共产党”，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但是许多人认为“少年共产党”有“少年”两字，即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许多人不知宣誓是什么意思，也引起热烈的讨论。
后来，在讨论党章、党纲时，郑超麟说：“党章、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两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笑他没有常识，连党章、党纲都分不清楚。
会议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
郑超麟先生（左）向作者回忆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郑超麟先生在作者的采访笔记本上写下了这首诗也就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赵世炎任中国共产党法国组书记。
这年，赵世炎甚至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诗人萧三在1960年曾回忆了其中的详细经过：
（1922年）9、10月间，世炎、若飞、延年、乔年和我五个人，由阮爱国同志（即胡志明同志）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胡志明同志当时是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当中，他也起了作用。我们是怎样认识的呢？当时法国党经常组织工人、市民在巴黎示威游行，我们也去参加。在示威游行中，碰到一个越南人，看来像一个广东人，相互间便打招呼。当时他的中国话说的是广东话，我们不懂。但他的中国字写得很好，我们便用笔、广东话、法语混杂着进行交谈。以后便请他到我们住处去交谈。相互熟识了，他便介绍我们五个人参加法国共产党。……[2]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名成员陈公培是与赵世炎同龄。虽与陈公博只一字之差，两人其实毫无瓜葛。他是湖南长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寿康，曾用名吴明、无名。在《赵世炎旅欧书信选》中，好几封信写给“无名”，亦即写给陈公培的。
陈公培在1919年去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在1920年6月他经沪赴法。在上海，他与陈独秀见面，赞同陈独秀关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7月，他前往法国。
陈公培在1921年10月回国。1924年北伐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潮汕失败后，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期，担任了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的代表，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彭德怀取得联系，商谈反蒋抗日，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条。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他退到香港。
1949年后他来到北京，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尊重，担任国务院参事，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3月7日在北京去世。
那位与张申府结合的刘清扬。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中唯一的女成员。
刘清扬是回族人，生于天津。她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女性，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者，担任过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是觉悟社社员，与周恩来、邓颖超都很熟悉。
1920年12月，刘清扬与张申府同船前往法国。
1921年1月，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
刘清扬后来转到德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从事爱国妇女团体的组织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她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合影于巴黎。前排左一为聂荣臻，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后右三为邓小平此后，她仍投身于妇女界爱国运动。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
1949年后，刘清扬担任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1961年，刘清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7年7月19日，她以八十三岁高龄在北京去世。
值得在这里顺便提一笔的，是当年“二十八画生”贴出《征友启事》时，所得到的“半个朋友”，也来到了法国。
毛泽东在1936年跟斯诺谈话时，这么说的：
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引者注：据罗章龙回忆，一个姓萧，一个姓黄）。“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
其实，李立三头一回跟毛泽东见面，一则因为比毛泽东小六岁，二则刚从县城来到长沙，一时语塞，所以什么也没有说。
李立兰是湖南醴陵人，原名李隆那，笔名唯真。他在1919年11月抵达法国。
李立三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庄、刘伯坚等，在1921年2月，曾在法国准备成立“共产主义同盟”。
李立三这么回忆：
当时我和赵世炎商量成立一个劳动学会。我们本来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会”，但因为当时的八个人中有的还不完全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所以叫“劳动学会”。[3]
李立三也曾和蔡和森、赵世炎商量，打算在法国筹建共产党。不过，由于他们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卖国行径的学生运动，李立三、蔡和森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无法实现预定的计划。
1921年10月14日，李立三、蔡和森等一百零四名中国学生被押上一艘邮船，驶往中国。其中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陈公培。一到上海，陈公培便带着李立三、蔡和森去见陈独秀。他俩当即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后，1927年，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赴苏，受到斯大林三次接见。中国共产党“六大”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1930年由于推行“左”倾的“立三路线”，给中国共产党造成莫大的损失，从此他受到批判。后来，他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部长，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直至在“文革”中——1967年6月22日，受尽凌辱，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而痛苦地离开人世。
1980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他昭雪平反。
[1]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2]萧三：《对赵世炎事迹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3]李立三：《对世炎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