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句教人们感恩的话，在泥泞的政坛上似乎变了味道。这种变化是双向的。其一，挖井人的目的不只为某人饮水，也许是想笼络更多与自己一样会“挖坑”的人；其二，哪怕某天挖井人不挖坑了，也渴望吃过自己井水的人没齿难忘。说白了，是一种远见性的投资。
把这种唯心的引申义用在科尔和默克尔身上，不足为过。
在“黑金案”爆出之后，科尔认为自己必须维护作为“德国统一总理”的历史地位。错误的确犯了，可成绩却不能置之一旁不理不睬，免得自己为他人做嫁。科尔想得很清楚，他要为自己的荣誉而战。
朔伊布勒对科尔的“憎恨”来源于施莱伯，施莱伯不止一次表明要将朔伊布勒拖下水。他甚至以威胁的口吻表示，关于政治黑金案的所有细节，在必要的时候一定和盘托出。显然，这是摆明了要跟朔伊布勒明刀明枪地对抗，要让朔伊布勒再也抬不起头来。
朔伊布勒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觉得在这件案子里，他有点受委屈了，施莱伯和科尔明显沆瀣一气，把枪口一致对准自己。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而敏感的时刻，默克尔看准时机，一招制敌。她的那篇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的文章，在将自己推至风口、成为新的民众“发言人”的同时，也是将自己与科尔的关系彻底打入冰窖的开端。
这很好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默克尔早已看清了形势，绝不能在这样的当口选择一条“不归路”，而性情中的谨慎、果敢、稳健的作风，又同时推动着她必须在政治领域有所建树，这一切客观和主观因素让默克尔在被动的情况下，做出了在今天来看明智万分的决定。
2000年11月，《赫尔穆特·科尔——我的日记：1998—2000年》出版，科尔希望通过这本书对自己遭遇的不公平诋毁进行辩驳，其中的关键部分是回应朔伊布勒在《人生》中的辩解。
值得玩味的是，在日记里科尔只字未提默克尔，看来，这个“挖井人”是想通过这种忽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曾经一手提拔起来的得力干将的不满。
不过，在2000年4月的埃森党代会上，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科尔还是用“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竞争，默克尔得到了95%以上的选票，顺利成为第一位女主席”这样的一句话将之带过。毕竟，有些人的光芒是无法遮掩的。
若说科尔与默克尔的关系显得扑朔迷离也在情理之中，两人到底曾是“师徒”关系，再僵也不至于公开叫板。可一旦涉及与朔伊布勒的分歧和矛盾时，科尔的情绪就会变得特别激动。“作为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朔伊布勒之所以失败完全不是因为我和他的政治权力斗争，这样的结论是完全错误分析的结果。”
他甚至公开表示：“我完全没有参与任何政治阴谋。”由此可见，科尔出版这本书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讨好”默克尔，对抗朔伊布勒也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罢了。重新恢复名誉是科尔的燃眉之急，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百倍，而这个过程自然少不了默克尔的鼎力相助。
事实上，尽管科尔已经回到党内，但名誉的损失让他在出席各种活动时显得尴尬不已。他迫切想要恢复自己的名誉，而最好的方法就是重新成为基民盟的名誉主席，这并不是件容易办到的事情。若没有默克尔的首肯，便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故此，考虑到“黑金案”以及默克尔对此发表的那篇文章，科尔也是有怒不能发，他实在需要默克尔这个“吃水人”。
或许，政坛尚不想让科尔马上倒台——在科尔的亲信，基民盟不莱梅州主席诺依曼六十岁生日活动上，“坚冰”终于迎来了第一次解冻的机会。科尔和默克尔在一间小屋里进行了秘密会谈，其后两人还通过几次电话。
从大局上看，科尔想要恢复名誉的想法有望实现，默克尔肯与之会面、通电话就是个好兆头。可实际上，默克尔根本没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压根儿没萌生任何恢复科尔荣誉的想法。与此相反，她甚至越发觉得自己与科尔这样的联系会慢慢成为负担。
科尔是政治老手，怎能不知默克尔的真实想法？当他感受到默克尔没有“救心”之时，也不再对借助默克尔的帮助重新获得名誉抱有希望，尤其是他不再指望能再次当上基民盟的名誉主席。
德国的历史继续前行，科尔继续被忽略。经过党内和议会的不断协商，科尔终于有了两次发表公共演讲的机会。其中一次是正式纪念德国统一十周年的大会，该大会在萨克森州举行，可惜的是州长没有邀请科尔。
为了应付党内对科尔的呼声，默克尔不得不重新安排科尔在2001年10月1日参加柏林的一场活动。只是，当时科尔已经参加阿登纳基金会9月27日和28日在柏林举行的大型庆祝活动，也已经作了德国统一与欧洲联合关系的报告。可见，默克尔几乎是在完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这件事在党内的影响并不好，当时基民盟总书记波伦茨为了维护政党形象，不得不重新申明——默克尔在基民盟的地位和重要性并不会因科尔参加活动而受到影响，但若认为科尔和基民盟已经重修旧好，那也是不正确的。
直到2002年6月17日，政治献金事件两年之后，科尔才再次站在基民盟党代会上。当天正好是东德爆发反抗苏联的工人运动的纪念日。他的演讲题目即为《从1953年6月17日到2000年6月17日——从人民起义到欧洲联合》。
面对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默克尔，科尔怀揣着强烈的不满，但他不会在公开场合将这种情绪表现出来，只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才对其表示蔑视。尽管这份怨恨可能永远留存在科尔心中，可事实上，真正能让一个人垮掉的，只有他自己。外力的存在只是个体行将就木时自然而然找到的借口罢了。
外界普遍认为，默克尔能走到辉煌的位置，科尔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助推作用，不过默克尔本人不这么看。“在很多层面上，我的确从科尔那儿学到了很多，也确实对他抱有感激之情。但是‘感谢’这个词，我认为用在这里不太恰当。因为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没有任何成绩的取得不是靠自身的付出，没人会平白给你任何东西。”这是默克尔在被问到是否应该感谢科尔时做出的回答。
诚然如此，内因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许没有科尔，注定要领导德国大步向前的默克尔也会遇到另一位贵人。
在处理科尔政治献金事件时，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联邦议员博霍莱克提到，自己被要求“完全依据事实去处理事件”，这里不仅仅是指黑账和黑钱，还包括科尔领导之下的政治体系问题和科尔事件给基民盟带来的政治后果。
《法兰克福汇报》的君特·诺恩马赫也说道：“政治家除了遵守法律的要求，还必须遵守自己的操守德行，必须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这样的批评直到2005年默克尔上台时仍在持续，党内时不时有人提出要求算总账。
2000年8月，基民盟成员要求科尔回到基民盟的声音越来越大，默克尔如此回应道：“科尔，就好像阿登纳一样，永远都是基民盟的人。但是现在的我们——默克尔和迈尔茨——比起他，是全新的一代人，我们向作为前辈的他请教问题是一定的，但是党的发展不能够再掌握在老一代人手里。曾经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新一代要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
默克尔与“恩师”科尔的情谊算是彻底结束，她将用自己的方式开拓新纪元。当然，路要一步步走，盘错于其中的枝节性问题也等待着默克尔这个“铁娘子”逐一解决。有理由相信，她在日耳曼民众面前，会用自己的举动证明，自己果真是个不错的领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