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根斯堡回声》周刊以赫然醒目的大字通栏标题在头版报道：希特勒公寓发生自杀案。当时德国各地报刊均刊载了阿道夫·希特勒23岁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于1931年9月18日自杀身亡的消息。有人发现她死在与单身汉舅舅希特勒合用的慕尼黑公寓里，而且显然是开枪自杀。当时希特勒已经是国内第二大党派的领导人。对他而言，这起个人悲剧有可能会损害他的公众形象，因为这触及希特勒的一个软肋——他那不随俗流的生活方式。
历史学家根据后来使德国全民陷入集体迷狂状态的对希特勒个人崇拜的实际情况推断，希特勒决意单身不婚确实是一种赢得女士们选票的有效手段。第三帝国的无数媒体报道均将希特勒描述为国内最令女士们心仪的单身汉。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女士们欣喜若狂，纷纷向面带微笑的元首挥手致意，或者千方百计要亲自触摸一下希特勒的手。但是在他大权在握，使贬低者闭嘴沉默之前，仅仅作为一名一心想成为国家总理的单身中年男人，这本身并无任何明显的优势。那时的选民同如今一样，更希望国家领导人拥有稳定的个人生活，这大体上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家立业、结婚生子。
德国纳粹党在1928年5月20日的大选中遭到惨败，只获得2.6%的选票。随后纳粹党振奋精神，为了努力扩大自身影响力，特别是针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力，增强了其政治思想和领导阶层的社会主流色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希特勒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公众形象，从激进的狂热分子转变为资产阶级政客。其他变化还包括：希特勒终于安顿下来，结束了长达20年的漂泊生活。1908年随着母亲去世，他也离开了德国小镇林茨，住过陈设简陋的房间，睡过公园长椅，睡过青年旅社的床铺，也曾混迹于兵营。1920年5月1日，他从30多岁的马利亚和恩斯特·赖歇特夫妇那里分租了慕尼黑市蒂尔施大街41号的一个小房间（还可以使用宽敞的门厅）。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929年，其间仅在1923年因“啤酒馆暴动”事件被拘押收监而离开一年的时间。那是一条破烂的大街，当时也是一名军饷早已用完花光的老兵的栖身之地。曾担任过希特勒对外首席新闻官的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在回忆录中说，希特勒长时间租用那个狭小的房间有其政治目的：
他就像一位衣衫褴褛的职员住在那里，从一个名叫赖歇特的妇女那里分租一个房间，并使用宽敞的门厅。虽然居住条件极为一般，但他在那里一住就是好几年。另外他也想通过实际行动向外界表明自己如何同世界上的劳工和无产者打成一片，亲如兄弟。他租用的房间非常狭小，依我看还不到9英尺宽。倒是角落里的那张床显得太宽了，床头一直伸到仅有的一扇狭窄窗户那儿。地上铺着廉价破旧的油毡，几张已经磨光露线的地毯。床对面的墙上立着一个临时拼凑的书架，那是除了一把椅子和一张粗陋的桌子以外仅有的一件家具。
希特勒在1925年的纳税申报表上写道，他仅有的财产就是一张书桌、两个书架和一些图书。这同汉夫施丹格尔的描述大体相符。
1928年10月15日，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山上租了一间小木屋，总算在39岁那年首次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栖身之处（见彩图1）。在拜访过迪特里希·埃卡特之后，自1923年4月起，希特勒经常来到这个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幽居之地。迪特里希·埃卡特是一位激进的反犹太主义作家、纳粹党运动的早期发起人。他曾诋毁德国总统弗雷德里希·艾伯特，说他是全世界犹太人的傀儡工具。埃卡特当时就藏身于上萨尔茨堡的一家小旅馆里，躲避当局的追查。纳粹党内部传言说，十一月革命的行动计划就是在前往此地的行程中酝酿而成的，结果致使希特勒被关进了兰德斯堡监狱。希特勒后来声称“爱上了这里的风景”，虽然当地居民对纳粹党政治主张的有力支持也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印象（埃卡特感到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纳粹党贝希特斯加登[1]分部成立于1922年2月14日。凡是有反犹太主义演讲者（1923年夏季还包括希特勒本人）出席的活动都有众多人士参加。那些年里，希特勒曾经在当地下榻于各种旅馆。1925年希特勒出狱后，有位支持者把上萨尔茨堡的一个小木屋租借给他居住。希特勒正是在这个小木屋里撰写了他的政治生涯自传《我的奋斗》第二卷的书稿。1933年以后，小木屋被命名为“奋斗木屋”，并成为纳粹党人的朝圣之地。也许那段人生经历在他的心中唤起了拥有一座山中别墅的愿望。即便如此，数年之后他才开始以实际行动努力实现这一心愿。
1942年，希特勒在东线战场指挥部回忆起上萨尔茨堡地区的早年活动岁月时，曾经提到过在1928年他如何获悉山北坡有一个小木屋要出租。这个度假小木屋于1916-1917年由来自布克斯泰伍德（位于汉堡附近）的皮货生产商奥托·温特尔建造，并以妻子的婚前姓氏瓦申菲尔德为它命名。这个两层高的小木屋依照巴伐利亚州北部农舍的风格建造而成。希特勒回忆道，小木屋的建筑材料质量低劣，但是其可取之处是绿树成荫，景色壮观。从小木屋的正面阳台上，他可以看到故乡奥地利的萨尔茨堡，看到富有中世纪传奇色彩的翁特斯伯格山。温特尔的遗孀玛格丽特·温特尔-瓦申菲尔德是纳粹党成员，她把小木屋租给了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劳巴尔。希特勒此前劝说姐姐同她的小女儿弗赖德尔离开维也纳，搬到上萨尔茨堡，为他操持家务。这看上去有些令人不解，因为自从希特勒离开德国小镇林茨以后，他们姐弟两人已经失去联系长达十多年之久。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又同姐姐联系上，而且很可能姐弟两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了。劳巴尔在操持家务方面可谓本领高强。除了在守寡后独自养活三个孩子和一个同父异母妹妹鲍拉之外，她当时还在维也纳经营一个专门为犹太学生提供伙食的厨房。无论出于情感原因还是从策略方面着想，希特勒同姐姐生活在一起的决定使他的个人形象增添了几分温和的色彩。他拥有了一个现成的家庭，而且在后来的岁月里，劳巴尔就为他担当起家庭生活对外女形象代言人的角色。
1928年后，希特勒的居家转向与《我的奋斗》一书为他提供了一笔新的个人收入这一事件同时发生。此书第一卷于1925年夏季出版，第二卷于1926年出版，后来两卷合为一书。虽然《我的奋斗》直到1933年以后才成为畅销书，但自1925年起，希特勒的纳税清单显示，其版税收入颇丰。也许希特勒可能以姐姐的名义租用瓦氏小木屋，以避免为第二住所纳税。尽管有《我的奋斗》一书的版税收入，希特勒在其纳税申报单上仍然否认还有还债能力，声称负有外债，而且职业支出费用很高。对此慕尼黑财政局表示质疑。他经常由于疏忽或无力支付等原因拖欠税金。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以后，《我的奋斗》一书的版税收入使他一跃成为百万富翁。到1934年他逾期未纳的税金高达409-494马克，相当于如今的数百万美元。当年希特勒就通过一举免除自己纳税义务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难题。
然而手里有了钱并不能使每一扇门全都自动地为希特勒打开。1929年9月，当他想要在慕尼黑市博根豪森区摄政王广场16号租用一套豪宅时，雨果·布鲁克曼充当他的法定代理人，负责征得慕尼黑房产局的租用许可。虽说20世纪20年代慕尼黑的纳粹党运动早已开展起来，希特勒在当地拥有众多追随者，后来又定都在这里，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纳粹党成员在慕尼黑市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到1%（在博根豪森区只有0.64%）。另外，尽管纳粹党成员社会背景广泛多样，但其中大多数人来自中下阶层和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并不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相比之下，布鲁克曼则是慕尼黑市的一位重量级社会文化大佬，居住在卡罗琳广场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里。这座优雅的新古典式豪宅由卡尔·冯·费舍尔于1809年设计建造。布鲁克曼经营着由他父亲创立的F.布鲁克曼艺术出版公司。他父亲把19世纪一些著名建筑师、艺术家招至门下（其中包括戈特弗里德·森佩尔、威廉·冯·考尔巴赫），请他们著书立说，从而使自己的艺术出版公司名声大震。1899年，雨果·布鲁克曼为了传扬他那一代人正在形成的思想观念，出版了《十九世纪的思想基础》一书，轰动一时。这是一本论述雅利安文化的反犹太主义专著，很有影响，作者是休斯顿·张伯伦。后来此书被德国纳粹党奉为思想圣经。布鲁克曼的妻子爱尔莎原是罗马尼亚康塔屈泽娜公主，在德国举办一个著名的文学沙龙，而张伯伦则是出入这一文学沙龙的一名贵客。20世纪20年代初期，布鲁克曼夫妇热情支持希特勒的事业。正是在他们的家中，希特勒被引见给慕尼黑市的一些文化名流，其中包括建筑师保罗·特鲁斯特。后来希特勒委托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纳粹党第一批大型建筑。通过布鲁克曼夫妇，希特勒进入了很有影响的新社交圈子。当他寻机接触慕尼黑市最有威望的名人权贵时，他再次利用了布鲁克曼这位出版商的社交资本。虽说布鲁克曼属于慕尼黑的社会精英，但是同希特勒打交道的人则提醒一些观察者注意慕尼黑的犯罪率较高的底层社会。1929年9月，正当希特勒向有关当局递交租房申请时，一则在国际新闻界流播的传闻将他的名字同一伙一直使德国北部城镇恐怖不安的“投掷炸弹的人”联系在了一起。布鲁克曼的支持无疑具有定心丸的作用，但是公寓大楼里的其他租户，包括一名律师、一位工厂经理的遗孀和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肯定会以惊恐不安的神色打量希特勒这位新来的租户。
1929年10月1日，希特勒进住新公寓，占用整个第三层的所有房间。这幢公寓大楼共有五层，气势雄伟，由慕尼黑建筑师弗朗茨·波普于1907-1908年设计建造。新公寓面积约4300平方英尺，包括一个宽敞的门厅、九个房间、两个女佣房间、两个洗手间、一个厨房（见图1、2）。进入公寓要爬上一段造型优雅的楼梯，或者使用电梯。靠近厨房的地方另有一个楼梯井通向地下室（洗衣房就在这里），还通向后面的庭院。所有的房间布局分为两个相连的翼部，同这幢街角大楼的临街正面紧密相接。尽管希特勒向税务局屡次声言纳税的难处，他仍然能够通过自己的收入或接收的礼物支付每年高达4176德国马克的房租，这大约相当于一名熟练金工工人一年薪金的两倍。除了这笔租房费用以外，还要花钱装饰房屋，置办家具，支付管理人员工资。与家具一应俱全的瓦氏小木屋不同，新租用的摄政王广场的公寓室内空无一物，希特勒仅有的那几件家具根本无法装满公寓内宽敞的空间。因此他又向爱尔莎·布鲁克曼求助，设法使公寓成为可以入住的地方。她欣然同意接手这项任务，因为布鲁克曼夫妇原本就非常喜爱室内设计。1897年，雨果·布鲁克曼同艺术批评家尤利乌斯·梅耶-格拉夫共同创办了一个新期刊《装饰艺术》，致力于传播将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的审美环境理念。布鲁克曼夫妇自己的家就体现出这一艺术精神，优雅高大的房间里到处可见琳琅满目的绘画、家具、雕塑、花瓶与各种图书，为沙龙里的文学艺术讨论提供了一个理想环境。爱尔莎在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希特勒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家就有一种茅塞顿开、见识大长之感。
在爱尔莎·布鲁克曼为希特勒公寓购买的家具中，有一些购于犹太人经营的皇家巴伐利亚家具厂（M.巴林家具厂）。这家著名的慕尼黑公司由橱柜生产商莫里茨·巴林于19世纪创立，承接欧洲皇室的家具订单，同时也为豪华旅馆、别墅、商行和远洋客轮提供各式家具。这家公司在20世纪同一些艺术家开展合作，其中包括布鲁诺·保罗和保罗·特鲁斯特。这两位艺术家均赞赏新古典风格，希特勒也对这种艺术风格青睐有加。然而，希特勒对一家犹太人公司的惠顾并不符合纳粹党抵制犹太人商行的一贯立场。这也许是因为公司老板的妻子、曾经当过护士的贝拉·巴林女士在抢救赫尔曼·戈林的过程中发挥过作用。1923年11月9日，戈林这位纳粹高官在“啤酒馆暴动”事件发生时，在巴林夫妇家附近被警察开枪击伤。但是1933年以后针对犹太人商行采取的限制措施致使公司客户丧失殆尽，银行信贷遭到冻结，巴林家具公司被征用，并按着雅利安文化标准加以改造。1938年11月10日“水晶之夜”当晚，罗伯特·巴林同其兄弟一起被关进集中营，遭遇当时德国数千犹太人的相同厄运。后来由于戈林出面干预，他和他的兄弟们立即从达豪集中营[2]里被释放出来。1942年，当他们一家人面临着被驱逐到死亡集中营的危险时，由于戈林的帮助他们很快获得了移民签证。近年来在纳粹收藏品拍卖会上，巴林公司为希特勒制作的家具拍卖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希特勒搬迁入住博根豪森区豪华公寓象征着希特勒受到慕尼黑市上层社会的尊重，但同时也招致一些政治风险。虽然纳粹党在1928年放弃了对工人阶级选票的重视立场，但他们仍然将希特勒塑造为人民的领袖。但是接连两次搬迁入住高档公寓改变了上述政治形象。一次是搬迁至德国名流富翁经常光顾的阿尔卑斯山度假区，另一次是搬迁至慕尼黑市的富人区。担心同工人阶级疏远也许是希特勒的姐姐签约租用瓦氏小木屋的另外一个原因。希特勒搬迁入住摄政王广场豪华公寓的消息不胫而走，左翼自由报纸《柏林人民报》立即刊文揭露希特勒的虚伪行径。该报以嘲讽的笔调报道说，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意志，希特勒已经搬进“慕尼黑市最具封建特色小区”的豪华公寓里。该报指出，希特勒入住的公寓里有一名贴身男仆和两条同一品种的狗，这两条狗颇似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当年的爱犬。该报意在暗示希特勒正在刻意模仿旧贵族阶层。《纽约时报》也跟风报道说，希特勒奢侈的新生活方式体现了对德国富有的实业家当中“未来德国法西斯党人”的“物质与道义”上的支持。
图1 慕尼黑摄政王广场16号，1907-1908年由弗朗茨·波普设计建造。照片中展示的是其今日风貌。希特勒的寓所曾占据了第三层。
图2 慕尼黑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公寓楼层平面图。此图标明时间为1935年1月，即在特鲁斯特工作室对其进行改造修缮前夕。右面是公寓大楼截面图及其总设计图，表明公寓大楼拐角部分跨占摄政王广场和格瑞尔帕扎大街两个地段。
两年后使希特勒租用的新公寓处于新闻界严密注视之下的原因不是其经济状况，而是其公寓里的私生活，因为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希特勒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的大女儿）被人发现死于开枪自杀。这位年轻女子的自杀内幕扑朔迷离，引发外界对于希特勒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外衣掩盖下反常生活状态的猜想。1931年9月19日上午，当警察奉命赶到出事公寓时，劳巴尔已死多时，而且公寓工作人员对这起自杀案的描述大有事先演练的嫌疑。当时希特勒本人没有在场，前一天晚上是在竞选旅途中度过的。公寓工作人员称希特勒在前一天下午就已离开了公寓，劳巴尔显得躁动不安，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第二天上午她既没有现身，也没有对敲门做出任何反应，于是警方破门而入，发现她脸朝下躺在地上，胸部中弹而亡。那支原本属于她舅舅的手枪就放在她身边。现场没有发现自杀遗言，桌子上放着一封刚写到一半要邮给维也纳一位朋友的信，信中提到她将前往维也纳。工作人员称无法解释这位年轻女子自杀的动机。纳粹公关人员后来发表一份声明说，劳巴尔原本一心想当歌星，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对于即将举行的一场演出深感焦虑（那将是她第一次公开演出）。几乎没有记者相信纳粹官方的这个说辞。
没过几天，有关这起自杀案的报道便刊登在德国各地的报刊上，使希特勒担心自己的政治生涯会因此受到损害。有几篇报道对自杀身亡的这位23岁年轻女子生前同其42岁舅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左翼自由周刊《雷根斯堡回声》认为，已经很久没有人相信这仅仅是一种亲属关系。希特勒曾经在公开场合让他这位漂亮的外甥女频频亮相，带她去剧院看戏，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文章认为，即使是最奴颜婢膝的纳粹党人也会躲在这位过于招摇的舅舅背后偷偷地笑出声来。但是随着希特勒在政治仕途上吉星高照，平步青云，他一再推迟同这位年轻女子的关系合法化，而后者希望成为他的妻子。她发现自己只不过充当希特勒的护士或女佣的角色，在希特勒精神崩溃日益频发之后，悉心地照料他。各种苛刻要求使她筋疲力尽，不负责任的舅舅又使她感到失望，最后她走上了不归之路。由此这家新闻周刊围绕着劳巴尔自杀案创作了这一报道，使希特勒显得荒唐可笑，有失检点，又软弱无能。
同其他报刊一样，《雷根斯堡回声》周刊也报道说，劳巴尔曾经居住在同舅舅相邻的一套公寓里，也是在同一楼层。这一信息透露给新闻界，目的似乎是为了掩盖外甥女和舅舅同住一室的事实。1929年秋季劳巴尔刚刚搬进公寓时，他把她登记为蒂尔施大街前房东恩斯特和马利亚·赖歇特的转租承租人。赖歇特夫妇同希特勒一起搬进了新公寓，马利亚担当公寓管家。做出这样的安排无疑旨在使外界看来21岁的外甥女没有同其单身汉舅舅住在同一间公寓里。事实上也确实只有很少的公众知道希特勒同其外甥女住在一处。
早在纳粹势力上台执掌大权之前就对其进行了无情抨击的社会民主党报《慕尼黑邮报》力图揭穿希特勒私生活体面正派的谎言。同年9月21日，该报刊登一篇题为《神秘事件：希特勒外甥女自杀案》的文章。据该文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希特勒离开摄政王广场公寓之前，他和外甥女“又发生一次激烈争吵”。原因是：“生性活泼开朗的格莉是一名音乐专业学生，想去维也纳。她打算订婚，但是希特勒对此事坚决反对。”该报还报道了有关格莉遗体令人不安的一些细节，比如鼻梁骨被打碎，身上有受伤的痕迹。该报因此意在暗示，格莉是被她妒火中烧的舅舅打死，甚至直接杀死的，迫使慕尼黑警方重新对这起死亡案件展开调查。
希特勒迅速采取行动以遏制住可能对他造成的伤害。他的律师扬言，如果《慕尼黑邮报》不刊登一份撤回有关报道的声明，当以诽谤罪提起诉讼。于是该报第二天被迫发表一份希特勒否定有关指控的声明。希特勒在声明中写道，他没有同外甥女发生过激烈争吵，他并未反对外甥女去维也纳发展，格莉并未想订婚，他对订婚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那份声明振振有词，对《慕尼黑邮报》提出的指控逐一进行了反驳。
十天之后，具有反法西斯立场的柏林报纸《号角报》再次发出性暴力的指控。在《希特勒情人自杀：作为纳粹领导人的单身汉和同性恋》这一标题下面，该报还刊印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名肥胖的纳粹冲锋队员——看上去很像冲锋队队长恩斯特·罗姆——挥舞皮鞭，站在一位俯卧在地上、双臂护头的妇女身旁。文章引用柏林《新周一报》上的一篇报道指出，纳粹党圈内人士已经知道劳巴尔长期以来一直是希特勒的情人，她因为绝望厌世而自杀身亡。“希特勒的私人生活已经发展到令那位年轻女子无法容忍的程度。”这种措辞委婉的说法暗示出最令人发指的性变态行为。接下来文章又抛出一颗重磅炸弹：劳巴尔并非希特勒的第一位女性受害者。该报报道说，早在1928年，有位贝希特斯加登的年轻女子也因希特勒自杀身亡。文章在报道这起自杀案实况方面有失实之处。文章中匿名的那位女子名叫米米·赖特尔，在被希特勒始乱终弃之后企图上吊自杀。她同希特勒开始那段风流韵事之时只有16岁。《号角报》因此暗示，希特勒的女性恋人们亲身经历了可怕又可耻的人生遭遇后才会被迫自杀。文章接下来又进一步披露纳粹领导层的反常行为，提醒读者注意《慕尼黑邮报》在前一年夏季已经揭露过冲锋队队长罗姆的同性恋倾向。文章发出这样的疑问：当纳粹党的领导人喜欢希特勒青年团中的年轻小伙子陪伴左右，或者迫使女人自杀身亡之时，希特勒开口大谈家庭的神圣性又有什么价值呢？文章进而推断道，纳粹党内的单身汉及同性恋者非但不能保护家庭，反而会对其进行掠夺。
荣·罗森鲍姆在调查劳巴尔自杀案时写道：“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格莉·劳巴尔之死的宣传报道多么广泛，多么公开，多么丑陋，该当天诛地灭——不仅仅在慕尼黑是这种情况。似乎她的死突然之间使以前没有言说的、关于希特勒的最为恶毒的窃窃私语合理合法地得到宣泄言说，体现出他的对手们的一种信念，甚至是愿望，那就是希特勒无论私下里还是在政坛上，都是一个变态的魔鬼。这种信念和愿望已经远播到德国境外。”当时担任纳粹党律师的汉斯·法郎克表示，希特勒对于泼向他的“可怕脏水”深感痛苦，并发誓永世不忘。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掌大权时，他终于履行了这一诺言，命手下的冲锋队暴徒袭击有关报社和文章作者。在丑闻暴露、流言蜚语到处传播之后不久，那些攻击对手们的私生活时毫不手软的纳粹党成员立刻意识到需要严加控制有关希特勒私生活的新闻报道。
1932年3月，在劳巴尔死后六个月，希特勒的摄影师兼公关官员海因里希·霍夫曼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不为人知的希特勒》。该书揭示并赞颂了私下里的希特勒形象（见图3）。这本书标志着一种深刻转变的开始——通过图片、文字和建筑——将希特勒的私人生活空间从传言中的性变态和道德堕落之所变成了广大公众心目中的希特勒人道与荣耀的可靠保证之地。新闻记者曾经利用希特勒私生活中的流血事件来解释其政治活动中的暴力行为，而在纳粹党公关官员那里，希特勒的家庭生活是反映其领袖内在文明教养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位温文尔雅的私家生活里的男人形象，抹去了他在公共演讲和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凶猛锋芒。该书是一部对希特勒政治生涯绝妙有效的粉饰的作品。然而，只要看一看为了树立希特勒这一私人生活新形象以及在以后的年月里维护这一新形象方面所做的努力，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从未彻底结束。而在劳巴尔死后针对希特勒私生活不检点的种种怀疑猛然爆发出来，说明单身汉希特勒的非典型私人生活仍然难以逃避有关责问。
图3 海因里希·霍夫曼摄影集《不为人知的希特勒》（柏林：现代史出版社，1932）封面。
在对于自己的私人生活环境似乎毫不关心的情况下度过大部分成人生活时光之后，希特勒于20世纪30年代对自己的私家建筑空间以及这些空间环境如何反映出自己的身份个性变得敏感起来。本书的关注重点将放在希特勒私邸家居上，但是希特勒的上述思想转变必须从旧总理府谈起，因为正是在那里，他同后来成为他忠实的室内装饰专家的戈尔迪·特鲁斯特女士进行了首次密切合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但是他拒绝搬进位于柏林威廉大街77号的总理官邸。他围绕这座18世纪的旧皇宫环视一遍之后认为，此地破败寒酸，不适合元首居住。1934年在修缮旧皇宫的过程中，纳粹党人正在扼杀德国的民主运动，而希特勒在总理府的室内世界却装饰得更加精致优雅，以其精美陶瓷花瓶和柔软的波斯地毯等器物用品否定、对抗着门外的残酷现实。
【注释】
[1] 贝希特斯加登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脚下，距奥地利萨尔茨堡20公里。——译者注
[2] 位于德国达豪小镇，距慕尼黑市20公里，是纳粹德国修建的第一座集中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