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当阿道夫·希特勒凝视着由阿尔伯特·施佩尔设计建造的规模庞大的新总理府时，他的心绪又回到了他刚刚当上总理后入住使用的那座旧总理府。一想到它的可怕之处，希特勒禁不住浑身一震。威廉大街77号的这座旧日宫殿拥有200年的历史，坐落在柏林政府区中心。按着希特勒的说法，这座旧日宫殿自从1871年随着德国统一被用作总理官邸以后经过多次“毫无品位的”改造修缮。他认为始于19世纪末期的所谓改造修缮“为了以浮夸的灰浆掩盖货真价实的材料的缺失以及比例不当之处，逐渐以过度的壮丽风格损害了这座建筑物的外观”。即使德国第一任总理奥托·冯·俾斯麦在其中主持过1878年柏林会议（此为欧洲列强的一次峰会）的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厅，也未能逃脱如此“装修”的厄运，其中包括“采用低劣的墙灯和一支硕大的黄铜枝形吊灯”。希特勒还挖苦说，从普鲁士国家艺术藏品中借来的器物质量低劣，以往历届总理用于装饰墙壁的绘画“毫无艺术价值”，只有出自弗朗茨·冯·伦巴赫之手的俾斯麦肖像画是个例外。
但是希特勒认为，在1918年德国革命以后，旧宫殿才算真正破败不堪了。当宫殿成了他入住的总理官邸时，“不仅屋顶大梁全部腐烂，地面也完全破烂不堪，千疮百孔。在本应举行外交招待会的国会大厅里，警方限定厅内一次只能进去60人，为的是把坍塌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希特勒还说每逢天降大雨，雨水从上面和下面一齐渗进来，使宫内变得既潮湿又不卫生，令人作呕。希特勒详细描述了雨水如何从大街上“喷涌着”流进一楼的房间里，同其他渗出的脏水（包括马桶水）混合在一起。他回忆说，整个室内臭气熏人，令人难以忍受。
希特勒把上述臭气熏人的状况归因于魏玛共和国民主体制混乱：“由于我的那些前任总理一般只能在任三至五个月，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去费力清除他们的前任留下的垃圾脏物，也不想让后来者拥有比自己更好的办公生活条件。他们在外国人面前没有任何声望需要维护，因为外国人很少理睬他们。结果整座建筑就完全处于失修状态。”在希特勒看来，总理府同威廉大街78号的邻近办公大楼连体扩建无疑是雪上加霜。由柏林建筑师爱德华·约伯斯特·席德勒亲自设计的具有现代风格的总理府施工改建于1928年至1930年之间，“从外面看好像是一座仓库或者像市内消防站，从里面看好像是肺痨病人疗养院”。希特勒的办公室就坐落在这幢新完工的大楼里。他将这间办公室描述为“一家中型烟草公司销售主管使用的毫无品位的办公室”。尽管条件不尽如人意，希特勒还是决定搬进这幢官邸并下令进行全面改建修缮。他特别强调说他自掏腰包支付了修缮费用。
上述非比寻常的往事记述刊登在1939年7月当期纳粹艺术杂志《德意志帝国艺术》上。这期杂志的全部内容均同新总理府有关。虽然杂志上刊登的其他文章都洋溢着欢乐的情绪，但是希特勒本人撰写的占用两个版面篇幅的文章大部分内容都是针对旧总理府的冗长抱怨之词，中间穿插一些说三道四的逸事点评。直到文章第二页，希特勒才提及施佩尔的名字。即使我们承认希特勒作为赞助人和入住者对于这项修缮工程的看法及回忆与他人有所不同，但是在说服国人走向战争的过渡时期，为何希特勒觉得必须论述一下由丑陋的装修效果引起的审美痛苦呢？
希特勒1939年针对总理府多次修缮扩建而发表的看法体现出他将政治与艺术融为一体的种种具体方式。他所讲述的将总理官邸修缮完善的故事并非一篇说教性寓言。对于希特勒来说，抢修总理府，使之不至于沦落为一座没有灵魂的现代景观，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他认为国人艺术观念的腐朽（体现在自贬档次的总理府上）同国家种族与社会衰亡具有相同的根源。凯撒·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总理府的病态情势就已出现，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愈演愈烈。在他看来，这种病态情势的背后则是更大规模的政治与文化堕落。在希特勒具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世界观里，腐烂的地板同腐朽的国家密切相关，如出一辙。
历史学家大体上接受希特勒对于旧总理府的描述，尽管施佩尔在回忆录中承认“肯定有所夸张”。不过施佩尔坚持认为旧总理府条件差，他回想起了阴暗的厨房、过时的炉灶，回想起那里需要更多装有最新配套设施的洗手间。但是他特别强调说，当时总理府的装饰“品位很差”，例如“门上刷漆模仿天然木材，大理石花盆上饰有花卉图案，而实际上那仅仅是一些经过大理石花纹处理的铁皮花盆”。这样的装饰手法并没有构成灾难性的情况，只要仔细看一看早期的文档记录便可知道。希特勒声称在旧府中发现的陈腐破败情况实际上只是他空想出来的。
1875年，舒伦堡宫（1738-1739年）由国家出资购得，用作总理官邸。舒伦堡宫具有巴洛克建筑风格，正当中是一个两层结构，左右两边各有飞翼，合抱着荣耀庭院，后者便是舒伦堡宫的正大门。1875年至1878年，舒伦堡宫经历过全面修缮，连同室内陈设的费用总额近100万马克。1906年发现屋顶结构大面积干腐，并遭受虫蛀之害，几乎整体结构都需要更换（希特勒对屋顶隐患的看法没错，但是在他入住好几十年前屋顶隐患已被发现并进行过维修——这种情况对他的说辞毫无帮助）。迪特马尔·阿诺德撰写的有关总理府历史的专著振聋发聩，拨乱反正，更使希特勒的有关言论漏洞自见。据他透露，1918年12月新一届共和国政府委托有关人士对总理府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结论是整体状况“始终良好”。1926年夏季，总理的私人房间（当时位于北侧）进行全面维修和现代化改造。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此前入住的各位主人曾经表示过不满。在希特勒入住此地近一年之前，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在总统府修缮期间曾经住在威廉大街77号。阿诺德认为，这位德国总统不可能居住在一个屋顶经常漏雨、马桶冒水，既不卫生又不安全的地方。阿诺德对希特勒批准的施工方案进行过调查，并未发现任何重大维修之处。简而言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出现过希特勒在1939年所说的特别严重的结构破损情况。
希特勒声称自掏腰包赞助改造修缮工作，然而支持此说法的证据同样缺乏。作为一位百万富翁，又不付税，希特勒有能力出资担起这个重任。在一封标明日期为1934年11月28日，由戈尔迪·特鲁斯特写给阿尔伯特·施佩尔（当时任建筑项目经理）的信中提到她愿意放弃国家尚未支付的部分修缮工程酬金，同时接受其余修缮工程任务。戈尔迪善意地做出了这个承诺，以为希特勒自己承担了大部分工程费用，想为希特勒节省一些资金。（1971年在接受希特勒传记作者约翰·托兰德采访时，戈尔迪称她远比希特勒富有，这说明她在政治上很天真，根本不知道希特勒拥有巨额财富。）但是特鲁斯特工作室自己的工作记录表明，到1934年年底，在他们为室内设计工作开出的17.2万德国马克的清单中，德国财政部支付了至少10万马克。种种迹象表明实际支付的数额甚至更大。于是超过一半应付账款最后由德国纳税人代付了，而当时德国仍受到经济大萧条的严重影响，数百万德国人失业。相反，在面临着1929年华尔街股票暴跌所产生的严重经济不良影响的情况下，共和国政府削减了对威廉大街78号新办公大楼配备办公设备的计划费用，为国民节省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数年后希特勒不愿意做出这种牺牲。然而希特勒本人已在选民面前树立一个生活简朴、物质需求甚微的形象。如果以审美为理由拒绝入住总理府（讨厌低俗质劣的枝形吊灯，不喜欢假木门），他就会损毁处心积虑才树立起来的公众形象。因此他坚决表示要自掏腰包支付修缮工程费用，以此慷慨英雄之举拯救总理府。希特勒不仅没有承认享有任何特权，而且把入住总理府看成是为国家利益又一次担当重任。
尽管希特勒想方设法遮人耳目，旧总理府修缮工程的启动首先是出于元首家居形象方面的考虑。此项工程委托给慕尼黑建筑师保罗·特鲁斯特。希特勒选中此人意在让他设计建造出纳粹党标志性建筑。当初希特勒用《我的奋斗》一书的版税收入购买收集家具时（也许还得到了爱尔莎和雨果·布鲁克曼夫妇的帮助），同特鲁斯特首次相遇。戈尔迪·特鲁斯特后来写道，1926年，来自手工艺术联合公司（慕尼黑市的一家制作保罗·特鲁斯特设计图纸的公司）的一位销售人员打来电话，询问特鲁斯特是否肯把当时摆在公司陈列室中的他使用的那张桌子卖给“政治家希特勒，他不相信那张桌子摆在那里不卖”，那时他们夫妇才第一次听到希特勒这个名字。特鲁斯特结婚以后就把那张大桌子搬到了陈列室，为的是腾出地方摆放他的新娘从不来梅带来的那些家具。他打算自己的房子建好以后就把那张桌子搬回来。戈尔迪·特鲁斯特说她和丈夫当时对政治漠不关心，所以希特勒这个名字没引起他们多大注意。特鲁斯特拒绝出售那张桌子，但是希特勒不肯罢休，三番五次派人到店索买，最后建筑师心软了，思量着：既然可以随时为自己再制作一张桌子，还不如让这位“不达目的不罢休，欣赏自己作品的无名人士”高兴一回。
直到1930年9月24日应希特勒邀请，特鲁斯特同希特勒本人才在布鲁克曼夫妇家最终会面。艺术史家蒂莫·努斯莱恩在他撰写的特鲁斯特传记中指出，到他们会面时，特鲁斯特只设计建造了几十座建筑物，其中大部分是别墅，而且他主要以豪华船只内部设计而闻名业界。1912年至1930年，特鲁斯特承接过一些这方面的设计业务。真正使希特勒怦然心动、雅兴大发的不是特鲁斯特的房屋设计，而是他的那些豪华船只内部设计——壮丽恢宏的内部空间，配备着新古典风格的各式家具和装饰物品。据戈尔迪·特鲁斯特透露，希特勒在这些豪华船只设计当中看到了一种能把美和实用融合为一体的艺术语言，比其他任何一位德国建筑师的作品对他更有吸引力。对于希特勒来说，纳粹建筑的想象成形之路就是这样由内而外地开启了。但是在有关纳粹建筑的学术研究中，希特勒对于内部装饰的关注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施佩尔设计的标志性建筑上。
希特勒首次委托给特鲁斯特的建筑项目也是纳粹党第一个大型标志性建筑项目，即把位于慕尼黑市那座19世纪的巴罗宫改造成纳粹党全国总部所在地褐宫（Brown House）。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特鲁斯特在希特勒的密切指导下，在那座昔日私邸内设计建造了新的公用厅室，并为之配齐了办公设备。这些公用厅室带有特鲁斯特早期为欧罗巴号汽船所做的设计痕迹，其内部装饰令希特勒特别欣赏。此后纳粹党的大批委托新项目很快接踵而至。特鲁斯特最高峰的作品是位于慕尼黑市的两个标志性建筑项目——位于国王广场的纳粹党中心和德国艺术馆。正是这两个标志性建筑项目在1933年以后将特鲁斯特的严肃新古典主义确立为纳粹新政权外观建筑风格。
1933年夏季，希特勒委托特鲁斯特对柏林旧总理府进行改造装修。当年秋季，希特勒考虑要在总理府后面的公园里建造一座新大厦，但又意识到占用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建筑从象征意义上而论，更是强者所为之事。据汉斯·法郎克透露，希特勒在宣誓就任德国总理当天晚上就已谈论过改建一事，但工程必须等到兴登堡总统当年春季返回总统府以后才能开工。同时，在1933年2月，希特勒从凯撒霍夫旅馆（隔街同总理府相望）的柏林总部搬出，入住席德勒办公大楼四楼拥有十个房间的宽敞的国务大臣公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重点考虑巩固权力，颁布德国《国会纵火法令》（此令取消大多数公民自由），通过《授权法》（这样他可以不经过议会直接立法），建立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组织，取消工会，消除纳粹党以外的所有政治党派。
图4 特鲁斯特工作室为改造修缮柏林威廉大街77号旧总理府二楼的希特勒私人套房而绘制的施工图纸。
1933年秋季，特鲁斯特因病住院6周，12月出院恢复工作，但是到次年1月健康恶化，于1934年1月21日去世，终年55岁。他所承接的纳粹党建筑工程许多才刚刚开工，由此陷入困境。施佩尔后来说，希特勒在慌乱中曾考虑亲自接管这家建筑公司，以完成所有建筑工程。不过最终特鲁斯特29岁的妻子戈尔迪·特鲁斯特和特鲁斯特的助手、49岁的伦纳德·高尔一同承担起了这一重任。这两人都拥有同保罗·特鲁斯特常年的合作经验，只不过能力不同。在1934年，重新命名的特鲁斯特工作室拥有20名雇员，高尔担任主管，在建筑工地和设计台上发挥着自己的建筑技术才干。戈尔迪·特鲁斯特担任办公室主任，处理对外联络、财会、公关和客户业务。她还在公司的室内设计工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战后一次采访中，她把自己的工作职责描述为选择颜色和材料，在家具设计上与高尔商量，安排房间，采用挂毯和艺术作品装饰房间。1939年，生活杂志《新潮流》发表了一篇论述元首御用建筑师的文章，该文视戈尔迪为第三帝国许多建筑工程项目（包括旧总理府）的主要室内设计师。
由于建筑师特鲁斯特患病和承担其他建筑工程委托项目等原因，现不清楚他去世前在旧总理府设计工作上进展如何。有关业务发票表明，早在1933年8月份他就接到了家具订单投标。他亲手绘制的图纸有些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一张标明日期为1933年12月的餐厅立视图。他未完成的旧总理府设计改造工程由重新命名的特鲁斯特工作室负责接管，从1934年1月一直干到5月。希特勒在1939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写道，那次改造扩建工程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一是将公用生活空间和接待厅集中设在一楼；二是重新设计规划顶楼布局，以满足总理的个人实际需要。以前历任总理均把接待厅安排在顶楼，这是主要楼层的一种标志。1934年改造扩建时，在主楼二楼南侧为希特勒建造了私用套房（见图4）。不常使用的大会厅把这个私用空间同北侧的办公室分隔开来。在帝国及魏玛共和国时期，总理私用房间位于北侧飞翼的二楼。现在这片区域留给希特勒的副官，从总理私用套房可以方便地来到此处。南翼楼层设有办公室、服务区、客房（施佩尔承接了此处和相邻的席德勒大楼的改造扩建工程）。最终在顶楼扩建了一个办公与生活的私人区域，同以下楼层的公用房间分隔开来。
对希特勒而言，在室内新设计上还有比实用功能更为重要的内容。希特勒抨击了旧总理府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的所谓衰败状况，并认为旧总理府破烂不堪，使德国在外国人跟前丢尽了脸面。他由此也体现出自己的信念：设计建造雄伟壮观的官邸大厦是他新政权的一种迫切政治需要。1938年8月在新总理府封顶仪式上发表演讲时，希特勒声称他委托施佩尔设计建造大厦就是为了使德国的形象同其他国家一样好，甚至更好。他进而解释说，这一愿望同个人虚荣无关，而且还说作为慕尼黑的一名公民，他个人住宅的简朴同他这位总理和元首官邸的代表性需要不可同日而语，有天壤之别。
在希特勒看来，同元首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相称的形象不仅要雄伟壮观，而且更要具有时代特色。在1938年发表的同一篇演讲中，他批评了一些革命政府在昔日城堡里（比如克里姆林宫）就职办公，并表示他本人拒绝搬进这样的地方（他忘了总理府过去虽然不是城堡，至少也曾是一座宫殿）。这种对于并非出于自己选择的历史联系的厌恶，也许是改造扩建旧总理府的一个重要动因。摄于1932年的一些照片显示，旧总理府的装修风格曾经保留了历史风貌。可能在希特勒看来，这比任何结构缺陷更能体现出这幢古建筑的老旧陈腐。占用昔日宫殿本身已经很成问题，但是入住一个看上去老旧沉闷的宫殿则威胁到希特勒一心要展示的生机勃勃的形象。在1932年总统大选中，希特勒租用飞机参加竞选（当时可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竞选手段）来树立自己不同于老迈兴登堡的青春勃发的现代形象。比较一下摄于总理府改造扩建前后的不同照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为使其内部空间现代化所做的种种努力（见图5、6）。同时这绝不是十年前那种国际风格的现代品位——希特勒曾将之贬斥为只配用到疗养院和消防站上。因此，对于特鲁斯特工作室而言，工程难点是在昔日宫殿的现有框架内打造一个雄伟威严的元首形象，既不使人想起已故君主的浮华皇家气派，也不使人想起烟草销售主管“毫无品位”的新派风格。
图5 柏林旧总理府二楼藏书室。
（摄于特鲁斯特工作室对旧总理府进行改造修缮之前，约为1932年）
图6 柏林旧总理府二楼藏书室。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摄于特鲁斯特工作室对总理府进行改造修缮之后，约为1934年）
为了消除宫殿内部的陈腐老旧气象，首先开辟了透光通气空间。一楼面对花园的最大房间在魏玛共和国时代被隔成数间办公室，当时很有必要，因为总理府的行政机关不断壮大。1930年，席德勒办公大楼的修建解放了这处皇家故居。1934年改造扩建时拆去了以前的隔墙（见图7）。此外还拆除一面矮墙，将两个房间连为一体，这样就必须拆掉上面大厅的实木地板，代之以更加坚固的钢梁结构。最终改建成的开放式双层大厅成为主要的接待空间（见图8）。
大厅的长度产生一种动态的室内景观，后来这也成为扩建后的贝格霍夫别墅和新总理府这些希特勒的空间的标志性特点。带有波斯图案的超大地毯沿楼梯自下而上攀缘而去，特别突出了室内大幅度弯曲回旋的景观，同时将上下两层连为一体。（希特勒很喜欢这样夸口说，这张豪华地毯最初是国联——原文the League of Nations，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为其新设立的日内瓦总部订购之物，但是当地毯制作完成时，国联因缺乏资金，付不起货款，于是他就买来在总理府使用。他这样标榜自己，毫无疑问是带着嘲讽语气暗指1933年使德国退出国联一事，就好像从其下面抽出地毯一样。）地毯上的透视线条可把人的目光引向挂在远处墙上的大型哥白林挂毯。这样的挂毯（室内挂着三张）同样成为希特勒私人套房和办公场所的一个显著特色。保罗·特鲁斯特在欧罗巴号汽船内部设计上采用过这种挂毯。在他负责的慕尼黑市纳粹党建筑项目中，也把这种挂毯摆在突出的装饰位置上。在宽敞的房间里，这种挂毯的富丽色彩和特有尺寸产生了很好的装饰效果。希特勒非常欣赏其叙事特点，经常选用一些带有神话或历史欢庆胜利场景图案的挂毯。这种装饰手法看上去也许会削弱那种使室内呈现出时代风尚的心愿，但是其他要素，比如灰白色墙壁、平整笔直的形状、由朝向公园的宽大窗户透进来的充裕光线，都会给人一种更加现代时尚的感觉。英国记者乔治·瓦德·普莱斯曾经报道过1934年12月19日在那里举行的首次邀请外国客人参加的正式宴会。当时他以欣赏的笔调描写了在那里感受到的现代氛围。尽管外人不易察觉，室内还安装有一流的娱乐技术设备，比如隐蔽的电影放映机、电影幕布和柜式收音机。希特勒经常晚上在这里同客人们放松相聚，一起观看电影。这种习惯他一直延续到在贝格霍夫别墅居住的时期。
将房间收拾整洁，撤掉大部分具有历史意义的装饰物品，也很奏效，使室内面貌焕然一新。有的地方，比如通向接待大厅的门廊，几乎会产生一种空旷的感觉。根据设计史学家索尼娅·巩特尔的解释，这是为了取得一种威严的暗示效果（见图9）。她将宽敞房间内由外观简洁的家具和石头地面所产生的感觉概括为冰冷僵硬，尽管有大尺寸红地毯相伴也于事无补。然而可能有人认为拆掉四个高大的陶立克式圆柱，降低天花板高度使室内空间在改造扩建之后可以给人一种更加亲切的感觉（也减少了浮华程度）。无论门廊是否使其中的人感到紧张不安，它确实几乎没有令人分心的装饰摆设，不会影响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等待上。后来施佩尔在新总理府的室内设计中选择并且夸张地运用了这些元素，刻意使来访者有一种焦躁不安、无能为力的感觉。
图7 特鲁斯特工作室为改造修缮柏林旧总理府一楼而绘制设计的施工图纸（约为1934年）。
在一楼的其他房间里，巩特尔看到了追求贵族富丽气派的愿望同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习惯相互冲突较量的情形。她指出了房间装饰的不协调现象：有的房间面积宏大，装有水晶枝形吊灯，但是设有座席的室内角落却装饰精细，摆放着过多的陈设器物，说是为了营造一种舒适的气氛；有的房间里设有壁炉架，摆放着陈列柜，柜里塞满陶瓷塑像和花瓶，体现出资产阶级暴发户家庭炫耀富有和品位的架势。但是巩特尔眼中的希特勒的装饰心理缺陷亦可解释为希特勒可同时拥有两种身份特点的自信：既权高位重，又朴实平常；既是世界领袖，又是普通公民。设计层面上存在的明显混乱现象不可能让希特勒这样的雇主有何烦恼，因为他认为自己就能摆平一切，整合一切。
图8 由特鲁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缮后的柏林旧总理府一楼接待大厅。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4年）
图9 由特鲁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缮后柏林旧总理府的一楼等候室。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4年）
同时正如他本人断然拒绝入住城堡式官邸所表明的那样，希特勒不愿意给人留下大摆贵族架子的印象。在德国人的想象中，威廉大街77号官邸同俾斯麦有着密切联系，他当年在右翼人士中间曾享有很高的个人崇拜地位。虽然俾斯麦身为名门贵族之后，但其普通士兵般的简朴生活方式（包括入住总理府期间）却大受外界敬仰，更何况他还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希特勒在世纪之交对总理府所遭浩劫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伯恩哈德·冯·比洛，此公曾于1900年至1909年担任总理一职。比洛与夫人（身为意大利公主）曾对总理府进行过豪华铺张的改造扩建，力求达到胜似宫廷的装修效果，结果它被世人戏称为“狂欢作乐的总督府”。希特勒一心恪守简朴甚至贫穷之人的个人形象，这势必要避免同比洛公爵的奢华做派联系在一起。戈尔迪·特鲁斯特声称，她的设计遵循“英国生活方式”。她指的是早年德国兴起的受英国影响的设计改革运动，注重材料和工艺质量，轻视花哨的摆设展示。即便如此，虽然批评比洛，但希特勒似乎还是非常欣赏比洛时代的一些华丽装饰风格。尤其是比洛夫妇为模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宫殿在一些房间里安装的松木天花板，不仅由希特勒保留下来，而且很有可能还为贝格霍夫别墅大厅天花板设计带来了灵感（见图10，彩图4）。因此看来，巩特尔在1934年改造扩建后的总理府里所看到的相互冲突的阶级联想，可以解释为希特勒对于有损其公共形象的华丽装饰风格既有亲近感，又必须加以排斥。
由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餐厅同样强化了希特勒对于他本人及其本党的审视观照态度（见图11）。希特勒觉得原有的餐厅过于狭小，因此下令修建一个大型餐厅，使之一直伸延到总理府后庭园中。施佩尔后来描述说，那间拥有象牙色墙壁、三扇面朝庭园的玻璃门的大型餐厅给人的感觉是“开放明亮”。新古典主义的对称装饰风格是特鲁斯特设计的显著特征，使人想起古希腊文化遗产（希特勒声称这也是雅利安民族的文化遗产）。由慕尼黑雕塑家约瑟夫·瓦克勒制作的两个大型青铜塑像安放在大理石底座上的神龛里，一个象征大地（女性），另一个象征大众（男性）。厅前悬挂着大型古典寓意画《音乐的胜利》。这幅画是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考尔巴赫于1919年为慕尼黑市的一座别墅音乐厅专门创作的作品。艺术史家伯吉特·施瓦茨认为，从面向庭园的餐厅布局到神龛中的男女塑像和中心圆桌，整个室内设计使人想起腓特烈大帝无忧宫的夏宫里的大理石厅，那里以卓越才华和自由思想闻名——这位普鲁士国王（希特勒偶像之一）曾在那里主持过圆桌会议，与会者尽是外交家、官员、作家和哲学家。然而尽管有这样的文化渊源，希特勒的圆桌上的气氛却截然不同。希特勒将这个餐厅戏称为“快乐总理餐厅”，但是施佩尔却认为，那些前来聚会的人士——通常是一些学识浅陋、涉世未深，不敢直抒己见的党派政客——简直无聊透顶。
图10 由特鲁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缮后柏林旧总理府的一楼吸烟室，当时客人在此等候进入餐厅。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4年）
图11 柏林旧总理府新餐厅，由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特鲁斯特工作室施工。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4年）
餐厅里的座次安排支撑着另一个纳粹党神话：人民联合群体。虽然希特勒总是坐在餐厅中央的那张大餐桌前，其圆形外观体现出平等和元首的谦和。“座椅都是一样的，”施佩尔后来写道，“主人的座椅绝不比客人的座椅更加精美。”但是这样的表象根本无法掩盖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结构。首先，被邀上餐桌者为清一色男士。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私人秘书莱茵哈德·斯皮茨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进入餐厅的时刻到来，希特勒准备宣布上桌作陪者的座次位置时，聚集一堂的来宾们仿佛感到一股电流流遍全身：“所有的忠诚卫士都立刻踮起脚尖站起来，使自己身体的面积尽量增大，以便那位王子的眼睛更容易看到他们。希特勒显然很喜欢这阵势，不紧不慢地说：‘让我想一想，我希望坐在我右手边的是，’——稍微停顿一下，‘戈培尔博士[1]，请入座。坐在左边的是冯·里宾特洛甫先生；下一个右手座位是X将军，请入座；下一个左手座位是地方长官Y，请入座。其余的各位绅士请随便坐。’”斯皮茨指出：“这样的礼仪安排具有高度的政治含义，确定了就餐者的政治地位。”不在餐厅上座就餐者则坐在厅内四周的小餐桌旁。与餐厅相邻的西侧有一个阳光明媚的舒适冬园，那是吃早餐的地方。巩特尔写道：“丰富多样的各色植物，绣有繁复神话图案的大型地毯，带有维也纳工作室模仿图案的扶手椅装饰外套，以及各式红漆家具，为这间餐厅增添了一种清新情调，这对于第三帝国来说颇不寻常。”
也许宾客们走进餐厅时感觉到的兴奋还同对终于开始用餐的期待有关系，因为希特勒经常让他们聚在餐厅近旁的舒适吸烟室里（见图10）等上几个小时，而他自己则待在二楼新入住的私人套房里。新套房里设有私人书房、藏书室、卧室和更衣室（后改为会客室），还包括建在餐厅上面的室外大型屋顶平台。正餐完毕后，有时还在屋顶平台上给宾客们端来咖啡和烈性酒，他们就在那里欣赏总理府庭园的树冠美景。
希特勒的书房干净整洁，家具布局适合独自办公（见图12）。挂在墙壁上的艺术品不仅仅起着装饰作用。希特勒在写字台近前挂着一幅保罗·特鲁斯特创作的版画，画的是德国艺术馆，还有俾斯麦、腓特烈大帝和迪特里希·埃卡特等人的肖像。希特勒在政治和思想方面非常认同上述名人。正如施瓦茨在研究希特勒和艺术的过程中所揭示的那样，希特勒这位独裁者通过在其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展示出的绘画作品营造出一套精心掌控的有关他个人形象的宣传说辞。历史学家提摩西·赖贝克在希特勒的藏书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认同过程。
令人吃惊的是，希特勒的那些藏书并未出现在希特勒的藏书室中（见图6）。这间宽敞的藏书室也用作他的会客室，里面设有壁炉，周围摆放着一张沙发和几把椅子，还安装了实木天花板，摆放着一张保罗·特鲁斯特1933年设计的超大型办公桌（后来成为希特勒办公场所的一个显著标志），还有几个带有玻璃门、拉着布帘的书柜（取代了原来的敞开式书柜）。据巩特尔猜测，布帘后面根本没有摆放任何图书，昏暗的隔架只是向观者隐隐暗示主人并不具备的学识。理查德·瓦格纳的孙女弗里德林德·瓦格纳在总理府改造扩建之后不久曾经拜访过希特勒。她说希特勒之所以在书柜上安装了布帘是因为图书尺寸和颜色各不相同，使他感到有些烦恼。考虑到他在上萨尔茨堡和慕尼黑公寓的藏书室使用的都是敞开式书架，上述情况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如果那些藏书属于总理府而不属于希特勒个人，他有可能既不想看它们，也不想与这些前任总理留下的图书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哪种情况，造型简洁的那些新书柜使得本已富丽堂皇的室内增添了几分宁静齐整的视觉效果。撤掉多余装饰成分和大尺寸门框，用简洁的地板铺设材料代替原有的花卉图案地毯，也给藏书室增添了几分当代入时的感觉。
图12 由特鲁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缮后的柏林旧总理府二楼希特勒私人书房。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4年）
瓦格纳将希特勒的寝室（没有任何已知的照片）描述为极为简朴：看上去更像一个家庭女教师而非独裁者的寝室。据她回忆，室内有一张铸铁床，一张桌子，一个床头柜，一把全都刷成白色的简易木椅；此外只有一幅他母亲的油画肖像。特鲁斯特工作室设计的寝室平面图倒是标列出比这更多的家具（见图4）。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希特勒简朴的寝室均受到外界评论，并且视为“真实的”希特勒私下为人的自然谦逊品性的证据。希特勒居所的设计方案的确表明他更偏爱陈设简朴的寝室。但是这些设计方案必须放在希特勒豪华居所的更大背景下加以审视，由此同样可以看出希特勒的个性与品位。同希特勒寝室相连的是一间较大的更衣室，在后来的改造扩建工程中，希特勒下令改造成一间私人寝室，一间起居室，一间爱娃·布劳恩专用的浴室（这样就等于把她藏在了他的密室里）。
希特勒于1934年5月入住新居之后，总理府其他部分的改造扩建工程仍在继续。毗邻希特勒私人书房的大会厅被改造成内阁厅，但是除添置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家具外（见图13）几乎没有其他变动。椅背上的鹰徽和纳粹党徽图案，桌面长条饰布上的纳粹党徽图案，还有巨大的核桃木办公桌本身（宽6.5英尺，长33英尺），无不清晰地表明此厅即为纳粹政权所在地。这是一种花销巨大的意识形态彰显陈设，仅仅为30张座椅配备的绣花椅套就花费近1万德国马克。曾被希特勒在1939年演讲中贬斥的照明设施原封未动，强化了那些评论的纯修辞与政治本质。直到1938年以前，希特勒都在内阁室集体会晤他的部长们；1938年以后，他便不再装作遵循任何常规的政府程序，开始独断专行。1939年，这些室内办公陈设搬到了新总理府，腾出的空间用于摆放希特勒收到的生日礼品。随着战争爆发，这个房间再次具有了政治功用，被希特勒及麾下将军们用作召开军事发布会的场所。
1935年春季，特鲁斯特工作室为希特勒的正式办公室配备室内陈设。希特勒曾把坐落在席德勒办公大楼扩建部分中的总理办公室贬斥为更适合企业销售主管使用，因此命人将同一幢大楼二楼的一间大接待厅（以前称“红厅”）改造翻修，供自己使用。新办公室直接与旧总理府相邻，由一套房间连通，从他的私人套房可轻松走进新办公室。室内带有20世纪30年代装饰派艺术特点，明快矫健，在雄伟气势和戏剧性方面符合希特勒的要求。那些相对简洁的办公家具的尺寸又增强了上述装饰效果，比如希特勒专用写字台后面带有镶嵌式图案的餐具柜尺寸，以及写字台本身的巨大尺寸（这张写字台由特鲁斯特在1933年设计制作，见图14）。尽管希特勒曾经抱怨向其他国家借用的那些艺术品质量低劣，他还是保留了以前挂在室内的一些16世纪意大利绘画作品，其中包括威尼斯艺术家弗朗西斯科·维切利奥创作的绘画《宝座上的圣母子与圣徒》。巩特尔认为这幅绘画作品为室内增添了神圣气氛。希特勒搬到这间办公室，象征性地把魏玛时代的总理办公室抛在身后——其面积狭小，使人觉得“备受官僚主义清规戒律的束缚”——昂首挺胸走进由自己授意修建的宽敞办公室。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可以让他自由发挥政治天才的广阔舞台。在由施佩尔设计的新总理府办公室里，从特鲁斯特负责改造扩建时便开始显露出来的爱奢华讲排场的势头，后来达到了荒唐的程度。希特勒两间不同的办公室只用作仪式典礼场所和意识形态阵地，希特勒本人极少在那里办公。
图13 由特鲁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缮后的柏林旧总理府二楼内阁室（以前是大会厅），室内家具由保罗·特鲁斯特设计，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在此内阁室里由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宣誓就职。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4年）
图14 由特鲁斯特工作室对先前的红厅进行改造修缮之后的希特勒正式办公室，位于柏林总理府最具现代特色的附属建筑二楼。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5年）
旧总理府的改造扩建工程，包括希特勒副官办公室和内阁厅南侧的那片区域，从1935年一直持续到1936年年初，其间特鲁斯特工作室也负责完成了大规模的建筑扩建工程。随着德国总统兴登堡于1934年8月去世，希特勒接管大权，成为集总理、总统和军队首领为一身的超级人物。希特勒通过建筑工程彰显自己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委托高尔设计建造一个能容纳250人同时用餐，可举行外交和国务会议的接待大厦。这幢建筑物于1936年春季竣工，矗立在庭院地面上（伸延进属于相邻的外交部的地块），并通过一个新建造的较大玻璃冬园同总理府相连（冬园取代了餐厅旁边原有的那个装饰一般的房间）。新建成的接待大厦内部装修（由高尔和戈尔迪·特鲁斯特联手完成）采用巨大的棕色大理石圆柱，饰有纳粹党徽图案的马赛克天花板，安装着带有纳粹鹰徽和党徽造型的高大青铜壁灯（不禁使人想起罗马规制）。艺术史家安吉拉·勋伯格认为，上述室内装饰从视觉上强化了兴登堡去世后党和国家的空前统一。由此营造的室内氛围比起原来的接待大厅更加壮丽肃穆。后者看上去无论规模和外观都只有一般民居风貌。在建造新接待大厦的同时，大厦下面还修建了防空掩体，后来同更大规模的希特勒秘密地堡连成一体。
希特勒批准建造庞大的新总理府，认为它可以满足大日耳曼帝国领土扩张而引起的形象塑造和实际应用的多种需要（但是历史学家们指出，实际上其规划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新总理府竣工后，里面的新房间绰绰有余。但是希特勒继续生活工作在旧总理府，他那些最亲密的副官随从也留在那里，认为留在希特勒身边比搬到施佩尔设计的新总理府更方便，因为“那里太远”。1944年，一颗炸弹落到内阁厅，但是总理府其他部分则安然无恙，继续使用。1945年2月3日美国轰炸机炸毁了大部分其余房间（包括快乐总理餐厅），之后不久，希特勒搬进了秘密地堡，从此不再外迁。希特勒秘书特劳德尔·荣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战争快要结束时旧总理府里的那些珍贵器物已被一些廉价陈设物品所取代。即使那些艺术品和家具在战后保留了下来，它们的下落也至今无人知晓。
【注释】
[1] 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