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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第十七章 广州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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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得总统赏识的宋子文

正当宋子文与盛谨如小姐热恋的时候,孙中山离开上海来到了广州。

孙中山这次南下是粤军将桂系军阀驱逐出广东后,粤军将领许崇智等邀请他回广州主持政局。

正当孙中山在桂林准备北伐的时候,宋子文与盛小姐的恋爱,在盛父的干涉下,处在危机之中。恰在这时,庆龄接了大弟的来信。信是从广州捎来的。信中谈了他的处境和苦衷,恳切地要求到姐夫身边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时庆龄也看到血气方刚的宋子文,早已关注着这场正义的决战。

孙中山视察地形回来,庆龄把信拿给中山先生看。

中山看后道:“现在是用人之秋,革命队伍越大越好,他愿来我双手欢迎啊!再说他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懂经济会管理,等北伐胜利了,大有用武之地。子良、子安的情况如何?”

庆龄回答:“爸爸从美国回来说,两位弟弟的决心都大,不拿个经济学博士不回来。”

中山赞叹道:“宋家要出三个博士了!三个博士我都有用!”

庆龄受到莫大的鼓舞,说:“只是我这个姐姐落伍了。”

说到这里,副官马湘走了过来。庆龄对中山道:“那我就给子文回信了?”

“好吧,顺便代我问好。”

处在苦闷之中的宋子文,接到二姐的来信,着实激动了一阵子:革命在向他召唤,他似乎看到了光明。一个月后宋子文西装革履地到达了广州。

这天刚下完一场小雨。

孙中山开完一个会回到家里见到宋子文。

“怎么来得这么晚?”孙中山直言相问。

“接到你们的信,公司的事情拖了我一阵子,在上海又停留半个月,家里又有一些事,妈咪身体不好,我又不能急行。”子文道。

“妈咪身体怎么啦?”庆龄插言问。

“老毛病了,心脏不好,我来前基本稳定了。”

“听说你在汉冶萍公司做财务工作?”中山又问。

“是的。”子文点点头。

“我这大本营正缺一位能干的英文秘书,那你就先实习吧,等工作和环境熟悉了,再搞你的本行。”中山把目光投向宋子文。

“是,总统先生!”宋子文双脚一并,敬了个军礼。

孙中山哈哈笑了:“在家里不必这样。明天我就让他们下令。不过要干好啊!”

宋子文上任的第二天,正赶上共产国际代表与孙中山接头,子文正好做了翻译。

从此,宋子文的政治生涯揭开了新的一页。

当时的广东革命政权经费奇缺,着实令孙中山头痛。这事宋子文看得比较清楚,力谏孙中山道:“经费紧张的事我已经看到了,有些事不知该说不该说?”

“你是学西方经济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只管讲。”孙中山道。

“当前的财政已经到了不整不足以维护政权的地步,我想应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也叫紧急刹车。这些紧急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设立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肥用的硫酸铵征收特别进口税,仅此一项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宋子文说到这里用巴掌翻了翻,“大概每年可征收500万吧。”

“讲得很好!”孙中山高兴地说。

宋子文胸有成竹地一口气说出了以下的措施:“二是由革命政府发文,要求广州的每个商人都必须借给政府5至500元,渡过难关。这少说也有30万元。三是规定向在饭馆就餐者征收10%的附加税,征收清凉饮料税,对专卖药品、化妆品、婚礼、葬仪、宗教仪式、人力车都要实行征税。”

“好!你写一份书面文字,我马上让仲恺办理。”孙中山一下子从凳子上弹跳起来,大为赞赏道:

“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有办法!”

随着这些措施的陆续实施,终于使革命政府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宋子文的才干也在孙中山眼中得到了证实。就在廖仲恺牺牲后,孙中山正式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同时兼任中央银行首任行长和广州银行行长。

宋子文智斗“地头蛇”

那是一个月高风啸的寒冬。

面对着财政的拮据,有些地方的税收一时上不来,尤其是“两广”统一后的广西,是个大省又是个穷省,僧多粥少,加上地方长官李宗仁拥兵自重,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不要说他们给中央交税,每年还伸手向中央财政要钱,无疑给中央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屡屡交涉,使宋子文伤透脑筋。

宋子文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窗外呼啸着呜呜作响的北风。如坐针毡的宋子文已经抽掉了第八支雪茄,当他再燃起第九支雪茄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宋子文走过去拿下听筒,里面传出了李宗仁的声音:

“财神爷,我已到广州。”

“什么时候到的?”

“刚刚下车。”

“有急事吗?”

“我广西的弟兄揭不开锅了,找你要碗饭吃。”

“那请你过来谈,不过,我虽是财神爷,却没开财神店,你要有思想准备啊。”宋子文也针锋相对。

交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如说交谈,不如说是舌战。谈判当然少不了火药味,少不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宋子文开门见山:“大有大的难处。你们广西,作为中央财政,已经补贴不少。再说你们的税收上不来,小河无水大河干,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

李宗仁摊开双手:“我不管你中央财政收支情况,那是你们的事。我作为一地之主,既属君管,叫中央统管也好,叫什么名字也行。军队是你们的军队,我这个乌纱也是你们封的。我有难处,中央不能不管!”

“中央的财政从哪儿来,说破了还不是地方的支持。广西的税收全部归你还不行吗?”

“广西是个穷省,穷省岂能与富省相比!既是中央统管,还应有个调节问题。希望财神爷在调节上给我们做点文章。”

“我这里收支难以相抵。中央已经对你们补贴不少了,再调节政府正常开支就无法维持。”

“不管怎样,请你行长开绿灯。”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宋子文不敢贸然答应下来:“作为政府,也有难处啊,目前,不怕你笑话,我已从家严的私产中拿上了部分钱。广东的财政也是竭泽而渔。为了替政府和军队筹措经费,已经到了横征暴敛、山穷水尽的地步。”

李宗仁听到此,“扑哧”一声笑了:“我的银行行长,也把君逼良为娼了。”

“哎,不这样办,都来要钱,我也无法啊!”宋子文动起了感情:“谁叫我当这个行长呢!”

李宗仁沉思片刻:“是啊,我也能体会到。亏你用了这狠心的办法,否则这个摊子,改一改人,就收拾不了。为革命而行苛政,其功过是非,只是无法定论了。”

“我已经把脑袋准备好了。”宋子文说完摊开了双手。

当李宗仁离开宋子文这里后,再也没为军费支出找过宋子文,也开始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自救做法。

宋子文送走李宗仁后,接着又筹划着广东金融界的元老会,目的无非是两个字“要钱”。借也好,送也好,不兑现不散会。不过,他的口气很婉转,很动听,不愧有外交之才。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宋庆龄称赞丈夫,而丈夫却不以为然,他幽默诙谐地说:“要说我有功,不如说你推荐的财神爷有功!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有办法,不保守有创造。”

庆龄听后嫣然一笑。对于弟弟,她是看着长大的。在学生时代,他没有发现弟弟有什么特殊的天才,只是爱做一些吓人的恶作剧,令她们姐妹开心;他重姐弟义气,尊重各自的感情,有时又不免带些孩子气;他学习刻苦,不懂善问,有时又显得书生味十足;他爱交际,但从不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他对人诚恳,遇事爱打抱不平,但从没为父母惹出乱子;父母交给他的钱,他从不乱花一分,要花也花个明白;他数学成绩极好,日常算账,脱口而出……在姐姐的眼中,他永远是个没有长大的弟弟。如今,面对着子文在财政界崭露头角,和人们日益增长的赞誉声,倒令宋庆龄刮目相看。

庆龄正在感慨中,子文进了门。

“姐夫让我为北伐军筹措500万,已按时筹足。”宋子文疲劳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哪儿筹的?”

“南洋的一位爸爸的朋友。我们刚刚谈妥,明天就进账号。”

“大弟学精明了,连爸爸的关系都用上了。”庆龄道。

“我还不是为姐姐面子。大总统有令,我还敢不执行。”

“吃饭了吗?”庆龄从大弟身上看出了父亲的影子。

“吃过昨天的!”

“那我赶紧做饭,庆贺大弟筹款有功。”

“姐夫呢?”

“他刚去参加一个会。让我在家等你。”

……

当宋子文端起饭碗的时候,门外响起了车声。

“他回来了。”庆龄迎了上去。

宋子文把饭碗放在桌上,孙中山进了门。

“我为了等你的消息,会都没开完。”孙中山先生脱掉外衣,递给庆龄。

庆龄说:“刚做好饭,你们边吃边谈。”

“款项的事落实了没有?”孙中山开门见山。

“你说呢,不落实我还敢在总统家吃饭。”

“先生,500万一分不少,全落实下来了。”庆龄插话道。

“子文,你真行!解我的燃眉之急,不然我要跳楼啊!”孙中山眉开眼笑。

“明天就到账号,后天就可以支取。”子文道。

“太好啦,真是及时雨!”孙中山说着坐了下来:“庆龄,怎么没拿酒为大弟庆贺啊?”

“我拿酒,他不让。”庆龄嗔怪道。

“都是自家人,何必那么客气。想喝我自己就拿了。”子文道。

“庆贺就得喝酒,不喝酒哪能叫庆贺呢,来,我们俩一起喝。”

庆龄把酒拿到桌上,告诉弟弟:“你姐夫有肝病,让他少喝点,照顾照顾他。”

“我知道啦,姐姐,你太心疼姐夫了。”

……

前方,在北伐的战场上,炮车注满了油,炮弹上了膛,一场厮杀,一场血与火的战斗重又开始。

省城。秋夜。突然响起高昂的军号声。

夜色中,戴着红色识别带的黄埔学生军跑步进入广州街头阵地,随后是工人军、农民自卫军的队伍……

西关阵地。

反动的商团军堆砌栅栏路障和沙包掩体,架设轻重机关枪。火力猛烈,宛如暴风骤雨。

军旗飘扬,黄埔学生军在冲锋号中挺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越火光熊熊的街闸栅栏,越过路障和街头掩体,向商团军压过去……

朝阳初露,海关钟声响起。

反动商团被消灭,这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胜利,是国共合作共同战胜反动派的胜利……所有这些又成了对宋子文的鼓励和鞭策。

宋子良出任两广盐务稽查所经理

在庆贺反动商团被消灭的喜庆日子里,宋家的第二位洋博士宋子良从美国学成归国。

和稍稍发福的长兄宋子文相比,子良像根麻秆儿一般,他高挑挑的个头,浓眉大眼,由于长途的跋涉,带着一脸的疲劳,但丝毫掩饰不住眉宇间的那股勃勃英俊之气。他刚进屋的时候,若不是喊了声“二姐”,庆龄还认不出他。

庆龄惊喜若狂:“你要不喊我,我还真不敢相认了。长高了,比我在美国时至少要高出一头来。”

子良笑笑:“是吗?”

“那还有错。”庆龄笑道,“你这一身西服一穿,好帅气啊!”

子良道:“二姐又夸奖我啦。”

“博士学位拿到了吧?”

“拿到了。姐姐要看的话,就在包裹里。”

庆龄道:“等孙先生回来,让他看,他会高兴的。”

说到这里,院子里传来孙中山的脚步声,庆龄立时迎出去,道:“二弟子良来了。”

“那好啊。”

孙中山来到屋,与子良握了手,子良遵照二姐的意见,把博士学位证书呈送到孙先生手里,先生端详好久,笑道:“祝贺我们宋家又一位博士毕业了!”

子良也道:“先生也是博士啊。”

孙中山点点头,又道:“那位子安博士什么时候毕业啊?”

“他刚刚进哈佛入读。”

孙中山点点头:“好啊。”

“我想尽快找到工作。”子良提示道。

孙中山道:“赶早不如赶巧。昨天两广盐务稽查所邓泽如向我交了辞职报告,你回来了,就接替他吧,先任两广盐务稽查所经理。”

“感谢栽培!”子良心里漫过一阵激动。

孙中山接着说:“这两广盐务税收可是我们国民政府的半壁江山啊,实实是担子不轻!”

子良侃侃而谈:“美国盐税这一块,每年收入很大。他们实行的是统购统销。不过他们都设有盐务警察。不知我们这里如何?”

孙中山道:“要根据我们的国情,借鉴外国的经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你先接印吧!有些情况还可以向你大哥子文了解。去了后,尽快打开局面。”

“好吧,我要不负众望!”子良保证道。

在去两广盐务稽查所之前,子良秉承孙先生的旨意,又听了大哥子文的情况介绍。

子文要请子良吃一顿饭,表示欢迎。子良愉快地答应了他。

一个花好月圆的晚上,兄弟俩找了一家清静不失豪华的饭店,子文为子良接风洗尘。庆龄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出席。兄弟俩边吃边说,他们仿佛又回到了美国求学的时代。那可是个幸福而又辛苦的时代,那里有他们兄妹的友谊,有西方文明的熏陶。如今他们已走向社会,又令他们憧憬和向往。

子文说:“听二姐说,孙先生让你接替两广盐务稽查所的经理,我看不错。那里也属我的管辖区。”

子良道:“孙先生对我期望值很大,我也想把工作干好,可那里的情况我又一无所知。”

“有些情况我是知道一些,主要还是边干边学。”子文说到这里,话锋一转道:“这个单位好归好,问题也不少。主要问题是税收不到位,邓泽如辞职就为此事。压力比较大,但是话说过来,干好了,也能很快打开局面。”

接着,子文详细地介绍了两广盐务的基本情况。因为长时期军阀混战,两广统一时间不长,盐商多而分散,统管难度较大。在封建时代,它同田赋一起,是政府的主要收入。进入民国以后,百弊丛生,被称为中国的三大恶税之一。

盐政之弊中,最主要的是包商制度。所谓包商,就是某商人向政府先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然后凭引票在盐场购取一定数量的食盐,再运到某个指定的地区销售,并主管该地区的盐税征收,收税后,按双方约定的数量,上交平分税金。包商制度的最大危害在于,它使少数盐商凭一点资财,把千百万人的食盐权利握在手中,并借此而捞取亿万不义之财。

和包商制度关联的是分区和引岸制度。所谓分区,是指当时全中国在盐务上分两广、两淮、四川、东三省、两浙、长芦、山东、河南、福建、云南、甘肃等十二区,各区所产的盐,不得到他区销售;一个地区销售的盐,必须由某一包商从某一指定盐场运来,否则即视为私盐。所谓引岸,是指那些不产盐的销盐地区,像湘岸、鄂岸、皖岸等,这些地区销盐也要由某一指定盐包商运来,否则也视为私盐。当时,各盐场的生产条件不一,盐的成本也不一样。照理讲,产盐区和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人民应该吃到质优价廉的食盐,可是由于分区和引岸制度,许多地区的人民只能吃质次价高的劣盐;更严重的是,由于上述弊政,包商制度更为加强,食盐买卖成为某些盐商世代相传的生财之道。

另外,子文又把我国盐务稽查所的历史进行了介绍:我国的盐务稽查所成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为偿还外国借款而成立的,以中方为总办,以洋人为协办,实际权力在外国人手中。开始,盐务稽查所只管稽查造表,后来,其权力扩大到发给引票、编制报告、征存盐税、签支盐税、收放盐斤,成为中国盐政的主管机关。孙中山曾痛骂这帮人“无恶不作”,“包办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样”。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孙中山把其大权换成自己人,这显然不失为一着好棋。

作为盐务稽查所的经理,宋子良一上任,原先的幕僚们就给了他个下马威——开会不到场,到场不发言。宋子良有总统和财长的支持,一点也不示弱,当场宣布:“明天这个时间继续开会,不到者以自动离职论处!说话不算数,我可以不当这个经理!”

话说第二天这个时间,人员早早到会,一个不缺。幕僚们都十分害怕,眼睛里流露出不安来。他们心想,不但没给子良一个下马威,反让国舅治了他们。下会后不少人议论子良,这个说子良国舅很有魄力,那个讲看样子其威严不亚于大国舅宋子文!很快子良在子文的支持下,年底就打开了局面。当年盐务税收就比往年多收一倍还多。尤令孙中山总统大为称赞:“用活一个洋博士,增加98万!”在孙中山的提议下,第二年宋子良就接替了宋子文上任中央银行行长后的空缺,担任了广州银行行长。用大总统的话说:“这叫学有所用,用其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