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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家族全传》第二十二章 财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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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良要罚蒋经国,孔令俊硬顶宋子文

孔祥熙和宋霭龄的4个子女逐渐长大,他们在孔祥熙的一生中也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大公子孔令侃和二小姐孔令俊,更是不可小视的人物。

一天,宋子文过生日,邀请了宋家、孔家和蒋家所有的人来,大家都在下班后放下了繁忙的公务,乘机来这里放松一下,热闹一会儿。

华灯初上时,一辆辆高级轿车相继开来,子文和夫人张乐怡在二门口一个个迎接。大姐霭龄来得最早,她要帮着弟弟张罗一下,以免闪失。因为今天虽说是家庭聚会,可来的都是当今中国最有头面的人物啊。霭龄进去一处处巡视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同乘一辆车子来了。

美龄一下车,就笑盈盈、脆生生叫着:“哥,给你祝寿啊!”子文赶忙说:“瞧小妹这话说的,我还不到40岁,哪敢言寿?你这么说可别折了我的寿!”

张乐怡看兄妹二人说得热闹,怕冷落了蒋介石,就赶紧上前说:“委员长,欢迎你啊!”蒋介石嘴一咧:“嫂子!今天是在自己家里,你可不能这样用官衔称呼我,那不显得我和大家生分了吗?”张乐怡一笑说:“哈,那我直呼你的大名——蒋介石,这也不妥呀!”

蒋介石还想跟嫂子开几句玩笑,看子文和美龄的话已打住,都盯着自己,遂向子文一拱手说:“子文兄,兄弟我今天给你祝——”“寿”字没说出口,见子文和美龄已用手指住自己,猛想起子文和美龄刚才的对话,立即改口说:“祝、祝,祝你生日快乐啊!”

张乐怡马上接口说:“怪不得介石兄弟能当委员长,瞧人家这嘴巴子转得多快!”

大家哄地一声笑。笑声没落,就听一人大声说:“转得快什么!”随即学着蒋介石的浙江话腔调说:“‘子文兄,兄弟我今天给你祝、祝生日快乐’,这话连文理也不通啊!”

大家回头,原来是孔大公子孔令侃。美龄在他头上一拍说:“好小子,刚长个人样,就敢笑话你姨夫了,再过几年你还得了?”

孔令侃脑袋一偏说:“小姨姨,你就知道向着姨夫,看我一会儿非给姨夫灌几杯酒不可!”

美龄说:“你敢,你姨夫在全国提倡新生活运动,他自己可是不喝酒、不抽烟,连茶都不喝的,你可不敢给他坏了规矩。”

令侃说:“就冲姨妈这句话,我今天捏住鼻子也得给姨夫灌两杯!”

这里正在热闹,笑模笑样的孔祥熙来了,一见令侃和大人斗贫嘴,顾不得和别人打招呼,立即向着令侃喊:“犬子!没大没小!”

孔令侃一边往美龄身后躲一边说:“姨妈,你听见了吗?我爸说我是狗儿子,可我是什么生的呢?”

别人都在笑,唯独宋子文听了这话,皱了一下眉头,脸上掠过一丝不悦。

子文带众人进客厅坐下,一看已是几十口了。大家有说有笑,好不热闹。看着政府里的核心人物,都是自己家族的成员亲戚,蒋、宋、孔个个乐得合不拢嘴。

霭龄查了一下,基本都到齐了,就差孔二小姐孔令俊没有到。便说:“这小囡明明知道时间,也不知上哪儿疯了,她成天像个没线风筝,一点准儿没有。我看不要等她,咱们就开始吧。”

美龄赶紧说:“令俊这孩子我喜欢,她不来不算全,大家说着话再等会儿吧。”

宋子文心里真不愿为了一个孩子耽误时间,便站了起来说:“大姐说得对,咱们开始吧。今天不过借着我过生日这个名目,大家一起热闹热闹。”说罢,喊过宋子良说:“今天的司仪是子良兄弟,从现在起,我们大家都听他安排吧。”

宋子良应声站起,把一条大红绶带左肩右胁往自己身上一挎,来到客厅中间一本正经地说:“今天的寿星是我哥子文,司仪官却是我子良!有谁不听本司仪招呼,罚喝这一小杯茅台酒——”说着把中间桌子上蒙着的布掀起,露出了下面早放好的一碗酒。大家看时,乖乖,这个碗的碗口直径足有一尺,里面的酒盛得满溜溜的。少说也得有5斤——子良用手指住碗接着说,“本司仪执法如山,六亲不认。谁违了我的令都得一口把它喝干!”

众人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海碗,再看子良一脸假正经的样子,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蒋经国说:“舅舅,这么大的碗你从哪儿找来的?别说是盛上酒叫人喝,就是盛上那么一碗水,牵头牛来也不一定喝得完!”

宋子良被说得一下没憋住,扑哧笑出了声。他赶紧扭头又板起脸来说:“好啊,我看你成心向本司仪挑衅,先罚你把它喝了!”

蒋经国连忙求饶:“舅舅,舅舅,我最尊重你的权威,最拥护你的法令,赶快往下进行吧。”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子良指挥众人来到后花园,观看了从欧洲购回的最新式焰火礼花,个个眼界大开,赞叹不已。

来到餐厅,子良叫人把个农村石磨样的双层大蛋糕抬上来,在上面插上了相当于子文年龄的39支蜡烛。当蜡烛点燃、大家围着一起唱美国歌曲《祝你生日快乐》时,孔令俊一身美国牛仔打扮冲了进来。

美龄赶忙招呼:“珍妮特,快,到姨妈这儿来!”

子文一口吹熄了蜡烛,拿起刀子去分蛋糕。

孔令俊没接美龄的茬,却冲着子文嚷了起来:“大舅,我来给你过生日,你却不等我来就放焰火分蛋糕,你眼里没我这个外甥女了?”

子文皱了一下眉,放下刀子,看着她说:“令俊,在正式的社交场合,应该穿礼服,穿这种随便的牛仔服会被认为是失礼的。”

“那是你在美国留学学的美国的臭规矩,这儿是中国,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孔令俊嘴快得像刀子。

子文说:“好好,就按中国的规矩,你是个女孩子,就应该穿女孩子的衣服,干吗穿成这样子,男不男,女不女的?在自己家里无所谓,这出了门可是要招人笑话的。”

这一下孔令俊恼了,大声嚷道:“我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你管得着吗?”

子文一怔,想不到这孩子说出这种话,他脸色有些难看。咽口唾沫又说:“做事不合规矩,别人可以不说,我当舅舅的却不能不说!”

“你要是看不惯我,我立即就走,而且今后永远不到你家!”孔令俊说完,一脚踢翻个凳子,跑了出去。

美龄埋怨子文说:“你瞧瞧,把孩子气跑了。她还小呢,干吗说她这个!”

子文也满脸不悦,望着霭龄和孔祥熙说:“大姐、姐夫,这管孩子得从小管,不能光娇着宠着;现在外面对令俊的穿衣行事闲话不少,咱们这样的人家得顾全体面才好。”

霭龄诉苦说:“我早觉着这孩子该管管了,可我做母亲的,孩子一大就不好管了。你姐夫是个老好人,连句响亮的话也说不出来,我早就想请你们当舅舅的出面,下次你们还真得找个机会好好说说她。”

孔祥熙连忙表态:“外甥不肖舅舅管,舅舅管嘛。”

热闹的生日宴会经孔令俊一搅闹,众人都没了情绪,笑声再也起不来了,大家又干坐了一会儿,便一个个推说有事,起身告辞了。

回到家里,孔二小姐就向父母发出了怪腔调:“嗬。当财政部长就是和当别的官不一样啊,瞧瞧今天宋TV那个神气!哪像我老爸,当了几天实业部长就假装效忠委员长赶紧辞了。你辞了就辞了,谁还再给你个什么官?就剩一个什么国府委员,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叫我都瞧不上!”

“滚出去,这里没你的事!”霭龄心情也不好。

孔二小姐一走,孔祥熙开了腔:“哎,我说,这子文是不是跟咱隔点心哪?你看看,我这空当当的国府委员就是在他面前有点抬不起头呢。”“你等着瞧,这种局面不会太久了。”霭龄似乎胸有成竹。“那好那好,我就等着瞧你的把戏了。”

孔祥熙从宋子文手上接过中央银行总裁职

1933年3月的一天晚上,上海孔氏的寓所里,宋霭龄正打开留声机,播放着美国西部的《狂舞曲》,等待丈夫的归来。孔样熙早晨6点半,被蒋介石召去,说有要事要谈,直到晚上10点还不见回来。宋霭龄不免有些着急。

正焦急间,孔祥熙风风火火地推开了门。

“有什么事?”宋霭龄边给他脱下风衣边着急地问。

“今天咱们拿酒庆贺!”孔祥熙满面春风。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值得你这么高兴?”宋霭龄不解地问。

“咱们边喝边谈。”孔祥熙把手一扬说。……在宴席厅里,孔祥熙喝下了半瓶白兰地,才打开话匣子:“老蒋要委我以重任。”

“给你个什么高帽戴戴?”宋霭龄幽默地问。

“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把这4个字咬得很重,似乎从牙缝里挤出来。

“哈,到底成了,没想到这么快。不过,老蒋对子文会不会另搞阴谋?他毕竟是我弟弟呀?”

“唉,一言难尽……”孔祥熙摇着头说。

孔祥熙的这个行长是从宋子文手里夺过来的。不过,这并不全是霭龄活动的结果。

因为蒋、宋矛盾由来已久。

早在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打到武汉城下,主力转向东南战场,此时国民党内出现两大争论:“定都之争”和“法统之争”。“定都之争”由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何处引起。1926 年11月16日,广州政府派出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孔祥熙、李烈钧、鲍罗廷夫妇等人前往武汉,考察迁都问题。26日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12月13日,国民党中执委和国府常委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政府未迁完之前,由徐谦为主席,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孙科、鲍罗廷为委员的联席会议执行党政领导职能。1927 年2月2日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国民政府驻武昌,中央党部驻汉口。蒋介石开始闹事,迁中央机构于武汉,他本是同意的,曾在1926年11月19日的一则电文中认为:为了提高党政威信,有必要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穗迁汉。只因蒋准备绕过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领导的联席会议,另组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故在1927年1月7日,在南昌召开非法的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与武汉方面相反的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不迁武汉,暂居南昌,迁都问题留待3月间中央全会讨论。蒋介石推迟决定定都何城,是因为所相中的准备作为反共政府统治中心的上海、南京还未到手。1927年3月21日和26日,蒋介石指挥的白崇禧部和何应钦部相继开入上海和南京。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18日,在南京成立政府。宁汉两个“政府”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对抗、合流过程。合流过程中,“定都何处”很快解决,金陵古城成为国民党政权所在地。原因是南京位于东南财富之地,是六朝古都,又是孙中山开创的中华民国的国都。

合流中争论最多的问题是“法统之争”。“法统之争”与“定都之争”同起,主张以武汉为首都,实质上是把迁武汉的中央机构视为正统。而蒋介石反对武汉为首都也是否认已迁到武汉的中央机构的法律地位。蒋介石既能让南京压过武汉三镇,在法统上也会有办法让对方屈服。他一是自诩为总理信徒,二是攻击武汉政府已经赤化,三是靠掌握的军事实力和数量,都超过武汉军事支柱唐生智第四方面军的军队,四是联合胡汉民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和右派,其中不少是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其中一、三、四条,是真是假、或白或黑,武汉方面还可以与之抗争,可第二条却使武汉方面失去了与南京方面一争高低、以争正统的资格。正在武汉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本来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只是一个假左派。1927年4月初从海外归来时之所以谢绝蒋介石的挽留而前往武汉,名义上是支持国共合作,实质上是看中武汉正空着的“国府主席”的交椅。现在汪氏一看蒋介石扣过来的红帽子使得武汉在争法统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遂于7月15日公开反共,把自己的反动真面目暴露给社会,暴露给历史。“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完成了宁汉合流的政治基础,武汉、南京双方开始激烈的、讨价还价的合流过程。面对变化如此之快的形势,宋子文经过短时期的不适应和彷徨后,很快倒向蒋介石,并成为宁汉双方谈判中的关键人物。宋子文的不适应主要反映在对待两个人的态度上,一是如何看待二姐宋庆龄,一是如何看待蒋介石。宋庆龄关于继承总理遗志、贯彻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的主张,宋子文是赞成的。二姐对蒋介石个人劣根性的分析,宋子文也有同感。可对二姐关于继续执行总理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发动工农运动的主张则持反对态度,特别是他对工农运动更是横加指责。宋子文作为广州政府迁武汉的策划者之一,却于1927年4月初就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不再为革命政权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有人劝宋回武汉任职,履行财政部长职责。宋子文对国共合作已失去昔日热情。可蒋怀疑宋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倾向二姐宋庆龄。此间,当上海银行家要求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宋拒绝了。于是蒋就记恨于心,置宋的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并指派财政官员。1927年4月20日,蒋终于封闭了宋在上海的办事处,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对此,宋子文也是有气的。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并出任财政部长。作为宋子文,一边是二姐,一边是小妹。说实在的,两边都有后台。尽管他对蒋有气,思来想去,他还是倒向了小妹这边,答应了蒋介石。宋子文是有本事的,蒋介石挖墙脚也是有心计的。宋子文一旦成为蒋的人,便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样,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自觉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拥抱在一起。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的政权。宋子文的所作所为,很得蒋介石的欢心,并把他当做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宋矛盾又尖锐化了。日本帝国主义在继“九一八”事变以后,又于1932年挑起了“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中国第19路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在被炸毁的废墟里挖壕据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每一寸土地。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增援,19路军的官兵遭到很大的伤亡。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在此之后,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分歧。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时,蒋介石就准备了浩大的费用,并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宋子文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宋和蒋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增加到1800万元,以支付“剿共”费用,这使宋子文的节缩财经计划流产,而且又要发行新公债。宋子文反对蒋介石将19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反对更多的借款,实际上对蒋的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

1932年5月。上海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据通电所述,是防止内战。外祸纷来,源于内乱,只有根除内战,中国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参加这个组织的银行家们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系的一切公债和借款。宋子文虽然不直接参加废止内战的集会,但他对大同盟的活动表示了明显支持,他表示这个组织终将成为一个“没有一个军阀敢于忽视其意旨”的组织。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采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宋子文见此情形,便以“把19路军调走的做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由,于1932年6月4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这时候,孔祥熙在欧美尚未归国。蒋介石又感到宋子文筹款有方,便再三加以挽留。结果,他们互相作了妥协。宋子文同意继续担任财政部长之职,蒋介石则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院长,并且宋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入支付一部分军费。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再次被蒋介石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阻挠,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一仗也未打。汪精卫也从海外回国,坐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宋子文心灰意懒,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堂而皇之的理由,到美国去进行长达4个月的访问。话不投机,蒋介石也没阻拦。

在这场矛盾中,孔祥熙更加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地位显赫。但是,他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却有差别。一位美国人认为,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切友好,他对蒋殷勤驯顺,和蒋的关系较宋与蒋的关系更亲密。而宋子文态度生硬,在南京政府中树敌甚多。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宋子文自恃不仅是蒋介石的大舅子,还是先总理孙中山的小舅子,两朝国舅的身份,使他有时很不把蒋放在眼里,他认为对的,就只管铁心坚持,任蒋介石说好话拍桌子都不管用。这让蒋介石感到头疼又无可奈何,从心里说,蒋介石非常需要孔祥熙的殷勤和驯顺。

对政坛每一丝变动,宋霭龄都是十分敏感的。此时她的心情又复杂起来: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大弟,显然大弟受了委屈,她还是十分同情的。忙问:“子文现在在哪里?”

“他向委员长提出,要出国4个月,不知准备得怎么样?”孔祥熙道。

“我得看看他去。”宋霭龄边说边站起了身。

“你看几点啦?都到12点了。”祥熙提醒她。

“那我明天去。”

宋子文继续控制中央银行算盘落空,孔祥熙为己为蒋不惜把国家钱袋子掏空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点,宋霭龄给子文挂了电话。也许是故障,不通。于是,她便叫了随从和司机,驱车匆匆向子文官邸驶去。事不凑巧,子文驱车刚刚离去,霭龄很是扫兴。当晚又来,再次扑了个空。因事务缠身,一周后再来,子文已去了机场。霭龄驱车去追,赶到机场时,子文的座机已经起飞。那机尾的红灯在夜空中,给霭龄留下了若明若暗的光曦。霭龄落泪了,祝愿大弟心宽体健,一路顺风。

其实,霭龄这时对子文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宋子文的中央银行总裁是主动所辞,由孔祥熙出任也是由子文请行政院长汪精卫保荐的。他的算盘是自己和蒋介石越闹越僵,为了保住财政部长宝座,把中央银行总裁一职让出去,而且要让给自己的亲戚、对蒋介石恭顺听话的大姐夫,一来可以让蒋介石通过比较信任的孔祥熙了解财政金融的实际情况,二来中央银行的原班人马都是自己的班底,孔祥熙为人谦和,不愿发生矛盾,仍可由自己暗中控制。这可以从3月5日宋子文发给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的电文中看出。电文说:

陈副总裁鉴:可密。译转胡笔江兄鉴:弟辞中央银行总裁职,于财政金融有益无损。一切仿照原定计划进行,请转告寿民、孟嘉诸兄为祷。

弟子文,歌。

当时胡笔江、唐寿民、胡梦喜均系宋子文的主要谋臣策士,也是宋的心腹大将。宋叫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转告他们,一切仿照原定计划进行,就说明他开始并没有辞去财政部长的打算,而且想继续利用原班人马控制中央银行。同一天,财政部次长徐堪也给心腹人马发出电报,进行布置。徐的电报是:

陈副总裁鉴:可密。部座本日中政会提出辞中央银行总裁职,并请汪院长保荐孔庸之先生替代,其目的大概俾各方明了财政状况,不致仍然要求增加经费。请转告馥荪、公权、淞荪、孟嘉诸兄为祷。

弟堪,歌。

宋子文辞职的用意在这些密电里已表明无遗,可惜他的算盘并不是每一次都拨得准确无误。他的辞职,既没有让蒋介石因此停止要求增加军费,也没能让看似好好先生的大姐夫孔祥熙照着他的事先安排行事。

孔祥熙平时嘻嘻哈哈,看上去好像心无城府,实际上却精明到了老谋深算的地步。他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是首先借机加强自己在天津设立的裕华银行。

5月15日,孔祥熙就示意留任的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密函中央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李达,与裕华银行保持特别联系。陈行虽受宋子文所托,要他照原计划办事,但他已经明白,宋子文这一辞职,短时恢复已不可能,要在中央银行继续干下去,必须讨得孔祥熙的欢喜。何况宋霭龄手段高明,几下子就把这帮人抓到手里,陈行当然不敢也不肯违背孔祥熙的意旨,立即给李达发去了密令。

李达自然也不肯得罪新任总裁孔祥熙,马上给陈行复电,表示了自己对孔祥熙的私人银行将予特别关照。他的电文是:

健公(陈行字)副总裁钧鉴:顷奉本月15日钧函,敬悉钟切。温君襄忱,前曾在津任国货银行经理,现达极为相熟。此次在津任国货银行经理,仍常晤聚。总裁于该行(裕华银行)既甚注意,遵当与该行特别联系。至推行钞票一节,容俟温君到津,即与之面洽,再行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