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相关主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海外）
黄克武[1]
一 引言
蒋中正先生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十分关键的一位人物，因为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他在过世之前，就成为时事报道以及政策与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他在1975年过世之后，更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题材。近年来，随着台湾“国史馆”的档案、《事略稿本》、《日记》等史料的开放，他再度吸引了学者们的目光。除了海峡两岸最近在台北、北京、杭州等地曾举办过多场学术研讨会之外，在国外学术界，例如美国学界近年来至少已有两场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第一场是2008年4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AAS年会的一个分组讨论。第二场是2009年8月7日至10日在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举行“重新评价蒋介石：一次国际性对话”（Re-assessing Chiang：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工作坊。此外在日本学界，东京大学也于2009年11月举办了一场有关蒋介石的学术讨论会。由此可以反映国际学界对此一课题的重视。
目前海外关于蒋中正的研究依照地域可分为两大部分，欧美与日本。此2区块与台湾及中国大陆，共同构成蒋中正研究最重要的4个学术传统。4者虽分别有观点及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但却也相互影响，甚至得出相近的结论，由此可见历史真相之探求绝非渺不可得。本文藉由考察海外蒋中正研究成果，俾能使国内的研究者掌握当前国际间对于蒋中正相关研究的实况，作为深化此一研究的学术基础。然囿于各种限制，本文目前所探讨的研究成果，以英文与日文的出版品为主，地区则主要限于美国与日本，他种语文与区域之状况只能俟诸来日。
英美学界目前正逐渐摆脱过去将蒋中正给予负面印象的历史诠释，走向正负交织，或说较为客观的历史叙述，加上近年来相关资料的大量公开，也带来了新一波研究的热潮。英美学界的动向是在细节上做更细腻的探讨，或从事跨地区的比较研究、文化面向、国际视野，尤其突出美国因素的重要性，此外则是跨足战后台湾的发展，如蒋氏在台之施政与后来民主化的关系等。
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方面跟着世界潮流，另一方面跟着中国研究趋向而发展。他们和中国大陆的学者一样，对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日记甚感兴趣，不过尚未看到较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其焦点有三：第一，他们着重探讨国民党权力基础何在。第二，着重于战争，尤其关注蒋中正的作战与战略。第三，他们特别重视外交史方面的研究，从外交的角度来研究蒋中正的一生。同时在处理上述的议题时，日本学者特别注意挖掘日本当地的史料，以探讨蒋与日本的关系来解答上述的问题。
海外的变化与台湾、大陆的研究趋向有密切的关系。台湾在解严之后，蒋中正被拉下神坛，转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大陆方面也逐渐改变以往批判的视角，开始肯定蒋中正的部分成就，这包括了他在北伐与抗战正面战场的成绩等，这些看法都与海外的研究相配合。本文仅能对美日地区研究成果进行初探，未来可继续深入探讨，尤其是关注其他国家如印度、埃及与欧洲的法国、德国等地，这些地区都有许多与蒋有关的外交档案，也形成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值得进一步加以了解，以期将现有的蒋中正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 早期美国的蒋介石研究
对于1986年之前的英文有关蒋中正的研究成果，艾恺（Guy S.Alitto）所著《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中正》一书已做过详尽的分析。[2]根据艾恺所说，在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点共识。第一，蒋中正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爱国者，这几乎是西方学界的共同结论。包括费正清（John K.Fairbank）、塔区曼（Barbara Tuchman）、邹傥（Tang Tsou）、梅斯基尔（John Meskill）都接受此一观点，而且即便批判他最深的克拉布（O.Edmund Clubb）亦同意此点。不过克拉布觉得他为了消灭共党，迁延对抗日本乃为一大错误，因此批判蒋的“安内攘外”政策。
第二，蒋中正的性格受儒家思想影响，律己甚严，生活节俭，择善固执。汤普森（James C.Thomson）的分析指出，除了儒家思想之外，蒋也受到了日本武士道的影响。此外很多学者指出他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三者结合之下，埃萨克（Horold Issacs）则认为他有着凶狠无情、血腥镇压反对者的特点。对他带着儒家思想的认定，也联系到蒋中正作为地主及资产阶级保护者的描述。此一观点直到易劳逸（Lloyd E.Eastman）改采较为修正主义的态度，他认为蒋中正并未具有任何阶级基础，而他也认为蒋并非一般所认定的法西斯主义者。田弘茂也表示蒋中正试图将中国国民党转为法西斯党，却未能成功。不过因有上述的争论，这样的看法影响了《剑桥中国史》的论述，该书即认为蒋中正融合了儒家与法西斯主义。
在蒋中正受儒家影响的讨论上，易劳逸认为蒋的儒教是“过去的俘虏”，而毛泽东则是要摆脱过去，不断革命。因此便产生了一种认为蒋中正被儒家思想腐蚀的观点，莱特（Mary C.Wright）与毕仰高（Lucien Bianco）都持此一看法。易社强（John Israel）甚至以为这样的落后、保守的儒家思维完全不能吸引年轻人，因而也成为日后蒋失败的一个原因。梅斯基尔、田弘茂、克拉布等都同意此一特点是蒋中正的缺陷。
其次，英文学界对蒋的评价亦有一些争议点。这部分集中在讨论为何蒋中正“失去中国”这一核心问题。许多人论述的焦点是：为何毛泽东成功而蒋介石失败？其中多半归结于蒋的“限制”，因而产生异于毛泽东的结果。易社强认为他缺乏对群众运动的信心；陈福霖（F.Gilbert Chan）批判他没有弹性；毕仰高等学者也认定他的军事专业方面的背景有其限制，使其行事僵化。但艾恺却认为，蒋中正虽因其军事背景而带来视野的限制，不过或许也因为他的军事背景，才能完成一些非军事将领所无法完成的事情，诸如平定纷争与叛乱而统一全国。卡文迪斯（Patrick Cavendish）、易劳逸、克拉布与费正清都确认他是一个不能或缺的人物，尤其在1927年之后，当局面需要他时，他便出来平衡各派。西安事变更使他的地位巩固，这点也为费正清、梅斯基尔、易劳逸、薛光前等学者所同意。各家学者也都肯定1927年至1937年间他为增强以南京为首的中央政府权力的努力。毕仰高则直言蒋中正在此段时间想达成两个目标：一是创立自己的威权，二是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过，就所讨论的国家统一问题来说，有学者指出蒋中正或许未曾完全地统治过中国大陆，他所达成的只有表面的统一。这部分是因为蒋的北伐是与地方军事利益和保守社会团体妥协的结果。
至于蒋中正为何无法建立起一个强大中央政府，部分学者则认为其关键在于军事力量的不足与派系斗争问题。费慰凯（Albert Feurwerker）与吉丁斯（John Gittings）都支持这样的观点，也认为军阀持续阻碍国家的统一，但蒋却苦无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镇压他们，甚至在抗战时期还依赖地方军阀。史景迁（Jonathon Spence）在《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一书中，甚至表示蒋中正只不过是联军统帅。在派系问题方面，他力图在各派间维持均势的平衡，追求集权中央，却又无法控制地方。
总结关于蒋中正为何失去中国大陆的课题。艾恺归纳出4个西方学界所下的论断，乃是因为他未能做到以下几点：（1）群众组织与运动必须跟随在军事成功之后进行；（2）建立持久的政治机构；（3）实现农村改革或土地分配；（4）弥平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间的鸿沟。上述的失败，多是相对于毛泽东的成功而作的对比，对蒋来说或许并不尽公平。这样的讨论仅是套用毛泽东成功的元素，来批判蒋中正的缺失，进而确立毛泽东成功乃是不可避免。在讨论“为何失去大陆”的主题时，易劳逸与众多作者都将焦点置于农村以及群众运动组织上，仅有杜勉（Jurgen Domes）例外，但也因此使他受到了忽略土地问题重要性的批评。薛立敦在《分裂的中国》（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 of Era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中便认为中国乃是分裂的两个世界，旧的传统的无法跟上新的潮流，以建立新中国。60年代至70年代许多美国学者努力于诠释毛泽东主义的不可避免性，薛立敦也认为，毛泽东将中国推过了整合的门槛，但蒋中正没有这样的成就。杨格（Ernest Young）则强调阶段论，他认为1911年是集权解体，1920年是民族革命，1930年起是共产党运动。柯文（Paul Cohen）着重地理上的因素，他认为中国是海岸与内陆不断的交互作用，这类似于西方对东方冲击的思考模式，内陆不断吸收沿岸带来的撞击，形成现代化的历程。阿瑟（Arthur Young）则认为，日本的侵略阻断了蒋中正将中国带往现代化国家的可能，因而影响现代化的发展，而高岗哲男（Kataoka Tetsuo）与范力沛（Lyman P.Van Slyke）更认为对日战争直接促成了中共的胜利。易劳逸则在《毁灭的种子》（Seeds of the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一书中，直接指称蒋中正必然失败。邹傥站在美国的角色上认为美国应该决定性地介入或撤出中国，而美国期待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实际上不可能办到，因为蒋追求的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总之，早期的研究多着重于解释蒋中正的失败，并以此映照毛泽东的成功。
三 日本蒋中正研究之概况
日本的蒋中正研究起源甚早，早在1927年即有《支那革命的统师蒋介石》一书出版，虽然篇幅不长，不过却也显示出于当时中日之间紧张关系的局势下，蒋中正在北伐中逐渐崛起的态势。蒋的崛起及其与日本特殊的关系，使得当时日本的蒋中正研究不仅出现甚早，其研究的数量甚至超过中国。再者，日本研究的角度也触及蒋的亲友或是敌人。战前日本的蒋中正研究种类相当的多，从属于传记文学的小说、供政治参考的政策研究，到直接翻译蒋中正的著作等，洋洋大观。
战后虽日本民间对蒋中正的观感不错，然战后日本学界受到左派影响，基本上不重视蒋中正的研究，对蒋的评价几乎都是否定的。相对于蒋的研究，孙文跟宋教仁在日本居留期间的研究相当多，这当然是因为探讨孙文或是跟孙文相关的人，较不涉及左右派的问题。
50年代，随着中国新局势的展开，在日本自石川忠雄开始，培育出了山田辰雄等一批研究现代中国、国民党及蒋中正的年轻学者。这批学者以庆应大学为中心，成为至今研究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基地。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上意识形态的对立逐渐消退，日本外务省也开始开放其档案。日本国内的学术界在野泽丰和山田辰雄两位教授的倡导之下，80年代民国史的研究开始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其中尤其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研究特别兴盛。不过当时开放的档案并不完全，同时在台湾的《大溪档案》也没有开放，因此有关蒋中正的研究仍显不足。此时期的蒋中正研究尚有另一特色，就是不再出现宣传性书籍，所出版之书以历史分析为主。
90年代之后，对于中国的研究，日本学者提倡走出“革命史观”，因此研究地域史及社会史成为主流。同时，在台湾有愈来愈多的档案公开，也有许多报纸及杂志重印。在这种情况之下，90年代初期虽然仅有伊藤信之、邵建国等人的研究成果，不过到了90年代后期，关于蒋中正的研究开始增加，尤其是关于南京政府的研究，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比较研究中，蒋中正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人们的重视。此外，1994年黄仁宇的大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中正日记》出版，此书在日本翻译出版后，由于没有引注蒋中正日记的出处，而招致学术上的批评，然而却也引发了日本学界重新思考以蒋日记来进行研究的开始。
四 2000年之后美日蒋中正研究之发展
2000年后美国与日本对于蒋中正的研究，进入另一新阶段，或提出新的理解，或修正过去研究的错误。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在2000年之后仍持续关注以往研究的一些议题，如中日战争期间蒋中正主政之下的国民政府，以及蒋为何失去中国大陆等问题。在相关研究中包含：蒋对边疆、同盟上的策略表现，蒋汪关系，史迪威事件，魏德迈与蒋的关系等，仍受学者关注。虽对整体历史诠释未有翻转式的变化，却能有许多细节上的修正。比较特别的是，以往在中日战争期间所关注的议题多集中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英关系、中法关系、中俄关系等相关大国间的互动，近年来开始关切国民政府与其他小国或区域之间的关系。在2000年之后便有中泰关系、中印关系与中国内部西藏问题的论文，开启另一种较新的视野。就后者来说，虽都是讨论军事上接收的策略问题，但却也点出对日战争的骤然结束，使蜷居西南的国民政府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进行战后接收工作，并特别阐述了中国东北接收的情形，将国民政府的崩溃，拉出一个异于以往几乎一面倒指责蒋介石忽略土地改革、农民及经济问题的另一个面向，并将战争失败的远因连接到接收东北的问题上。
随着众多新史料的出现，西方出现更多有关蒋中正的研究，然而如何从这些年来如《蒋中正日记》等新公布第一手史料的爬梳与检视过程中，提出新的诠释角度，譬如是否可以从“机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opportunistic nationalist）等观点，来重新解读蒋中正一生，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如胡佛研究所的林孝庭2010年出版有关民国时期边疆问题研究的新著（Moder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A Journey to the West），即持此一观点。
在日本的蒋中正研究方面，2007年所成立的蒋介石研究会（以庆应大学中国研究的核心系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后日本学者开始有一股比较凝聚性的力量。[3]尤其是前述50年代蒋介石的研究成果当中曾提及的山田辰雄教授是师承石川忠雄的一位核心人物。[4]从他开始，日本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所关注的焦点是国民党权力的基盘，或者国共之间的斗争；至于年轻的一辈则以山田辰雄的学生家近亮子、段瑞聪等人为研究蒋中正的代表学者。整体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以资料见长，且长于挖掘与日本相关的研究课题，研究上主要是学者们利用蒋在日本时期的资料，撰写与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相关的论文。
这一个现象可以称为“在地化”的研究取向。例如东京大学的川岛真教授便利用蒋中正在新潟高田炮兵联队实习一年的数据，并利用当时的报纸报道，书写年轻时代蒋在日本的生活。日本敬爱大学教授家近亮子则也注意到日本地方报纸对蒋中正的报道，并重新到外交史料馆寻找数据，希望藉此能找到一些二战末期日本方面希望跟蒋结束敌对状态的文件，并讨论双方的互动。最近川岛与家近也到了斯坦福大学阅读《蒋中正日记》，参考了1927年时的日记，将蒋在日本游览与居住的地方以及所穿着的服饰，都做细腻的考订与描写。他们希望能按图索骥，跟随着蒋的日记内容，追踪他在日本的路程，并期望能找到相关的资料以为呼应。家近表示虽然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资料比较多，不过既然是日本蒋中正研究群的一员，因此也希望能挖掘与贡献一些日本方面独有的材料，以贡献学界。日本方面近年来较多学者对蒋中正研究开始感到兴趣，部分是因为蒋日记的开放所致，他们希望藉此能从中找到一些新的线索。除了在东京的学者之外，在京都地区如华裔日籍的伊源泽周与其学生西村成雄均投入蒋中正的研究。目前蒋中正研究会的成员的研究现况是，用一些日本独有的资料作研究，但是这样只能做一些有限定的小题目。因此日本蒋中正研究会的成员仍是以去美国看日记为趋向。不过，研究会成员之一的家近亮子表示，蒋日记只是佐料，能让整篇文章变得更为细致，但是并不能取代原有的基础，因此周围的基础研究跟素材，诸如《事略稿本》、《困勉记》等其实仍然非常重要。
日本的蒋中正研究会除了有培育研究生的计划之外，也有与国外机构或研究会合作与交流的计划。例如他们与北大、社科院近代史所、浙江大学蒋中正研究中心、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等都将有联络或是合作，而山田、家近、川岛都是浙江大学蒋中正研究中心的通讯研究成员，也密切参与中研院近代史所蒋中正研究群的学术活动。[5]
五 近年来美国蒋中正研究的重要成果
近年来美国方面有关蒋中正的研究成果可分成三部分讨论，期刊论文、博士论文及专著，分别简介如下。
（一）期刊论文
期刊论文讨论的主题较为分散，只能概括为几大项来做介绍。首先是宗教与文化部分。在宗教方面，哈佛大学的大瑞龙（Darui Long）教授的研究，提及蒋介石受到母亲影响而亲近佛教，并谈及太虚（Taixu）大师受到蒋的资助进行全球巡回一事。[6]在这方面康豹在2009年近代史所“蒋中正的权力网络及其政治运作”研讨会的论文《民国宗教团体与政治势力的结盟：以王一亭与蒋中正的交往活动为例》亦曾更深入地讨论蒋与佛教之间的关系。[7]
蒋的姻亲宋子文家族也成为讨论的焦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黄宗智的研究，探讨的是中国近代领导阶层中所展现出来的特色，主角是有能力运用两种以上语言的人，或许也就是受到两种以上文化熏陶的人，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便是一例，此外他也谈及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他在文中挑选宋家为例，兼谈孙中山、孔祥熙与蒋介石等，受到西方教育者在中国位居高位并影响局势。[8]关于军阀与政治的领域，金伯利·马坦（Kimberly Marten）从跨国比较的角度讨论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为何人民讨厌军阀。他举出中世纪欧洲、民初中国、当前的索马利亚与阿富汗等4个例子，其中民初中国的范例，即是蒋介石率军北伐。[9]
对日战争时期蒋中正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是综合华人世界研究成果而成的。例如抗战时中日外交与内政部分，有关于“蒋汪合作”，即是一研究热点。基本上学者支持1932年至1935年间，蒋汪合作模式为蒋顺从汪主导对日谈判及实施对日妥协的外交方针，不过蒋汪对世界局势的信心有所不同。汪精卫认为国际是冷漠的，蒋中正却相信国际是会同情中国的，但因汪精卫的反共姿态，使他无法接受苏联及中共有可能是潜在的同盟者。但实际上蒋因为身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剿匪”省区有绝对的军事及行政权力，但汪精卫却无法对军事、财政等方面有任何影响，仅是拥有行政院长的虚名，处理着琐碎的政务。1935年时在重要事务方面，汪精卫甚至要前往南昌与蒋商议。但因汪精卫是行政院长，因此他也招惹较多非议与政治责任。在上海及华北的一连串停战协议中，汪精卫也扮演了不亚于蒋中正的角色。当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与共党合作，使得汪精卫认为蒋的态度已变，对日政策也因而更变，两人的合作终告结束。[10]许光秋讨论空军以及空中运输补给之外，也分析了史迪威事件，[11]本文提供了许多讨论日本战略、美国战略与中国思考的面向，也特别为史迪威与蒋介石解套，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彼此之间相互了解不够所致。史迪威因为不清楚中国官场的习性，使得美国为中国发展空军的美意，增添了相互夺取控制权的插曲，造成当时中美两方不可能避免的冲突。
抗战时的国际关系，也有不少的研究。早稻田大学教授村岛英治在讨论二战期间泰国立场的论文里，谈到了1942年泰国劝蒋不要与日本为敌，而应团结亚洲于日本之下，共同打击欧美帝国主义的过程。不过该文大部分的篇幅在讨论泰军行动，尤其是泰军推进至缅甸的军事行动与其和日本的合作关系。[12]古伊多·萨马拉尼（Guido Samarani）所写的一文，谈及日本在30至40年代对东亚的战争行为，使得中国必须起而抵抗，尤其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后，因为东部海面俱被占领，因此必须仰赖印度提供补给。国民政府于是致力与印度发展良好关系，蒋中正与戴季陶都曾经访问印度，并与甘地、尼赫鲁等见面，讨论国际局势，并力劝印度战时放缓其独立诉求，先帮助英国等同盟国家反抗轴心国的侵略。[13]林孝庭发表的文章谈及中国在成为世界四强之后，蒋力图将其影响力进入到西藏的历程。该文认为蒋中正对西藏的策略其实相当务实。此说修正了以往学界认定蒋退守西南之后，便将国民政府实力延伸进入西藏的看法。[14]王成勉利用刚开放的蒋中正日记以及魏德迈的数据而写成，作者从中找寻为何史迪威失败，但魏德迈却能在华成功地维系中美关系及中美同盟作战，以及协助蒋中正调解国共冲突的原因。[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