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叔是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名重乡里，不过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很少，我只记得他曾到我们小学的球场里打篮球，我站在场边观看，我的眼睛只盯住球，他的眼睛也只盯住球。
四叔、五叔、七叔是继祖母所生，都和我家不相往来。祖父留下的那一大片房产，南半部面临广场，由继祖母等各户居住，北半部面临大街，由伯父家和我家居住。南北之间是废弃了拆除了的酒厂，颇似军事上的无人地带，形象化了这个大家庭的分裂和隔阂。
五叔健谈，继祖母的客厅里经常众声喧闹，烟雾腾腾。我们这边临街的房子租给人家开酒店，是个公共的场所，论客辩士发言盈庭，父亲有时也参加。这南北两个论坛的风格和“意识形态”颇不一致，当面有耳，隔墙有嘴，把两面之词传来传去，是人类的一大嗜好。
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一定因“反封建”而鄙薄家庭，那时，大家庭制度的积弊（有时简直可以说是罪恶）也确实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奇怪的是，对大家庭制度的声讨和咒诅，往往来自受益最多的人，五叔就是以吾家的骄子精英，愤然大呼“家是宝盖底下一窝猪”！
巴金写在《家》里的这句话，当年俨然金科玉律，天下有口皆传，基督教会号称“神的家”，因受不了这句话的压力，连忙自己造出一个专用的新字来：宝盖底下一个“佳”。这话传过来，我父亲倒不紧张，他不慌不忙：“宝盖底下这只猪代表家畜，饲养家畜是‘家’的特征。”
话又传过去，五叔笑了：“我只看见他家养孩子，没见他家养猪。”
那时另一个热门话题是“抗日”。日本军阀想吞并中国，一步比一步紧，对中国人的刺激太多太深，热血青年实在忍不住，一想起这件事来就废寝忘食，一谈起这件事来就声嘶力竭。他们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政府的态度却是尽量拖延，青年们气极了，出来游行请愿，政府倒用警棍、消防水龙头来对付，说不定还准备了监狱。咳，耳光打在脸上，也就一时分不清谁亲谁仇了。
依那时五叔看来，打日本容易，咱们人多，拿一百人拼他一个！这话传到酒店里，众人问我父亲的看法，父亲说：“咱们拿一百人拼他一个人，中国得有一百亿人口才行。”众人惊问缘故，父亲说：“日本的人口是九千万，号称一亿。”
那怎么办呢？父亲说，国家兴亡不可意气用事，要忍辱负重，想想看，越王勾践吃过吴王夫差的大便！当然，这话马上又传到“那边”去了，五叔默然有顷，扬起下巴来说：“来，咱们就公推他老哥，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每天早晨去伺候日本人上厕所吧。”
一九四二年我到安徽阜阳读书，给五叔去了一封信，那时他是国军第五军炮兵营长，驻在云南呈贡。
五叔离家以后，继祖母封锁了他的一切消息。我还记得，有一次，邮差把五叔写来的家信送到我家，母亲吩咐我立刻送给祖母，祖母脸色大变，亲自到邮政代办所，再三查问此信在什么时间送到我家，从时间上确定我家没有私自拆开这封信，才为之释然。她老人家又仔细叮嘱了那全镇唯一的邮差，以后务必把信送到“南边的大门”，切勿再送到“北边的大门”，这才放心回家。
祖母肯把五叔的通信地址说出来，这是她老人家的宽大，据说，她估量我在外面也许能有些出息，这才假以颜色。那时给五叔写信，要寄到“云南呈贡、羊落堡、储开甲先生转交。”呈贡在昆明之南，靠近滇池，储先生是当地大户，五叔的朋友。那时，我觉得云南远在天外，能够往那么远的地方写信，很值得自豪。
可是，信发出之后，久久没有回音。倒也有几分意料之中，毕竟是那么多的芥蒂，那么久的猜防。这两个家庭第一次正式沟通失败了。谁知到了一九四三年，他老人家的信忽然来到。而且是挂号信。而且有一张法币三千元的汇票。而且回信头两句是“忽接来信，不禁热泪潸潸”。在他老人家想象之中，我这次穿越封锁线、来到大后方，定是九死一生吧。
为什么没有立刻回信呢，原来五叔到缅甸打仗去了。战史记载，这年三月，日军由泰国进窥缅甸，攻占了缅甸南境的名城仰光。防守缅甸的英军战力不足，要求中国派兵增援。那时中国沿海全遭日军封锁，对外运输依靠缅甸的公路和铁路，当然希望把日军赶出去，立即派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由云南入缅，第一场大战在仰光以北的同古发生，称为同古会战，五叔参加了这场战役。
同古会战之后，国军部署第二次会战，不料此时另一路日军忽然攻占了腊戍，畹町、八莫也相继沦陷，入缅国军的后路被敌人切断，有陷入袋形包围圈的危险。如此局面，英军要负最大的责任。英军战力很弱，常常不顾全局、任意撤退以求自保，战地记者讥笑他们，说是“看见英国人的背和手，却看见中国人的胸膛。”背，指转身退却；手，指举手投降。
战局恶化，指挥中英联军的美国将领史迪威急忙逃往印度，国军则往缅北疾走。第五军撤退途中，九十六师担任后卫和右翼掩护，五叔那个炮兵营就配属在九十六师。
关于滇缅战役的专述，我读到两位将军的回忆录：赵学渊和杜聿明。我在图书馆读到一本《缅甸战争》，记事详细，但是后来再去找，没有找到。《国民革命战史》滇缅战争的部分，执笔者史才很高，全局中兼顾细节，充实而生动，它是我主要的倚仗。
缅甸撤退应该是抗战史上最有毅力的撤退，也是最悲惨的一次撤退，撤退途中二百师师长戴安澜遇伏受伤不治，两团长失踪。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失踪，后来发现死于仰光狱中。骑兵团长黄行宪，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都阵亡了。基层官兵的损失难以确计，九十六师沿途死亡两千人，失踪八百人，五叔这一路上所受的“天磨”也就简直自顶及踵了。
《国民革命战史》记载，缅甸的地形南北狭长，山脉河流多是南北走向，而峻岭激湍，十分险恶。国军由缅南北撤，在缅北东去印度，西入云南，挥山刀开路，骑独木过河，在毒蛇、猛兽、疟蚊、蚂蟥的攻击中，与猴子争野果，与死人争卧地，与蚂蚁争饮水，随处有人饿死、病死、自杀而死。在这个人类难以生存的环境中，国军与日军昼夜竞走，国军急于走出敌人的口袋，日军则急于想拉紧袋口的绳子。“我能往，寇亦能往，寇能往，我亦能往！”有时候，国军披荆斩棘，攀山越岭，隔着密不通风的原始林，听见敌人在“隔壁”讲日本话！
缅北有一座野人山，是这次撤退最后最严厉的考验。野人山号称鬼门关，意思是人入此山不能复出。此山纵深四百里，高度平均八千尺，峻岭丛林，瘴气烈日。九十六师在山中绝粮，杀蟒猎虎为食，终于越过此山。三千里绝地，六个月胜负，无一人降，无一人叛，抱病扶伤攀高黎贡山进入云南。在一个叫剑川的地方早有千万出征官兵家属麇集盼望，五婶也在那里等候。死生交会，哭声动野，大雨忽然滂沱而下，为他们洗泪。五叔接到我的信，想他老人家心中那一团郁结，一点酸楚，那对鬼神的感激，对袍泽的悼念，俱在心中，俱来眼底，这才“热泪潸潸”的吧。
我把五叔的信转给父亲看。父亲写信给五叔，认为“此或吾家将兴之兆”，并且说，自己“一事无成，使父母失望”，深感愧悔。五叔也写了长信给他。看来这个裂痕纵横的大家庭，有了我这一丁点儿黏合剂可用。
无如万般是命。不久，命运铸九州之铁为错，敲破了家，敲破了国，任何人无力补天。
这几年，我常思量，五叔在一九四三年寄给我的法币三千元，到底是多大一笔钱。
翻查了价格史货币史一类的书。中国面积大，这个地区的物价跟另一地区的物价不同。物价的数量单位也不一致，同是白米，有时用斤，有时用斗，安徽阜阳地区的物价没有查到。
倒是查到了一条：一九四三年，中等学校教员的薪水是七百八十六元，看来五叔汇给我的钱相当于一位教师四个月的薪水，数目似乎不小。不过，我又查出在地主家做长工，平均每个月可以赚到两千元，是中学教师的两倍以上。五叔汇给我的钱，相当于一个长工一个半月的收入。战前有一个故事讽刺教书先生，说他的束脩和长工的工资相等，只有在吃饭排座位的时候高出长工。抗战五年，教师的经济地位竟远落于长工之后，可见“世变”之一斑。
依《民国价格史》所示，一九四三年食盐每斤大约是三十五元（西安），猪肉每斤大约五十三元（桂林），火柴大约每盒四元，白米每市斗大约二一○元（四川）。由此可以想象，教师的待遇实在太低，难以维持生活，各校势必要自己想办法补救。县政府总可以从公粮里弄些斤两出来分给县立中学的教师，国立中学只有在学生的主食项下制造“结余”。伙食管理无法弊绝风清，这该是一个原因。
一九四三年是抗战以来物价最高的一年，我们开始“捉襟见肘”。我曾写信给二姐，问她能否给我做一条内裤，她回信说不能，她自己正没钱买布。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到邮局领取汇款，立时就地汇了一千块钱给她。男生可以缺钱，女生必须有钱，这是我当时的信念。
回想起来，我没能好好利用这笔钱，因为我至今也没有学会怎样用钱。我买了布鞋、内衣、肥皂、牙粉。中午，拉李孔思出去吃了一顿客饭。那时我们用桐油点灯，以棉絮捻成灯芯，燃烧时浓烟弥漫，既费油，又不明亮，我买了一大把灯芯草分给全班同学。那时副食有名无实，同学们多半弄一撮盐撒在饭上佐餐，有道是“走遍天下娘好，吃遍天下盐好”。我买了阜阳名产大升酱园的咸菜，请同席吃饭的八位同学共享。
全是不急之务。我竟没有买过一本书！这似乎注定了我今生不能做一个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