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一世登基之初的三次议会（1925～1929）
帝王们继承了先辈的王位，同时也继承了先辈的过错。查理认为人民应该相信他，因为他没有做过坏事。人民却认为，只有将以往弊端的根源全部革除，才不必为将来担忧。
查理登基时的英国国情
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登基；4月2日，宣布召开议会；6月18日，下议院开始集会；6月22日，前朝的反对者本杰明·拉迪亚德爵士提出了一项议案：从此以后，必须重视维护君民之间的和谐。拉迪亚德爵士解释说：“他做了国王，我们对他也有诸多期望。他天性和善，没有恶习，曾游历外国，受过议会的教育，因此国家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整个英格兰确实满怀希望，尽情欢乐。一个新国王登基了，自然会产生很多新的希望与欢乐，这些希望与欢乐是很严肃认真且普遍存在的，也是看起来很有根据的。查理做王子时为人严肃，行为端正，毫不放荡，被公认为奉教虔诚，勤俭好学，寡言但不难亲近，庄重但不傲慢。在家庭中，他彬彬有礼，有条不紊；在宫廷上，大臣们敬畏他的仪态与风度；在民间，他以良好品质赢得了人民的敬爱。他的一举一动都展现出他是一个正直高尚、能够主持公道的人。英国人看够了詹姆士一世的卑鄙行径和他的喋喋不休、迂腐不化，以及呆板而优柔寡断的政策。现在，英国人有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国王，就有了享受幸福和自由的希望。
可是，查理与英国人民并不知道，此时君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造成这种矛盾的诸多根源还在不断发展，不久就会破坏他们相互谅解并达成一致的可能性。
此时的英国正在进行两种革命，一种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则是不易察觉却又明确存在的。第一种发生在欧洲帝王的权利方面，第二种发生在英国社会和人民的风俗习惯方面。
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的君权逐渐摆脱过去的束缚，变成近乎绝对的专制。在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帝国等地，君权已经将封建贵族压制下去，也不再去保护平民的自由。原本高傲的贵族们好像连失败感都没有了，他们聚集在国王周围，看着国王华丽的排场，并引以为荣；本性胆怯的人民，更乐于在这样的秩序下生活，因为君主的统治反而带给他们以前不曾享受过的幸福，他们努力致富，增长知识，却不抱有去政府谋求一官半职的想法。当时天赋君权和人民必须服从的言论盛行。即使对此有不满的地区或人民，也只发生过很轻微的反抗。总之，国内和平与繁荣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都粉饰了这种纯粹专制制度的弊端，使帝王们产生一种妄自尊大的信心，老百姓也表现出带有钦佩情绪的顺从。
这是欧洲大陆的整体情况，英国也不例外。自从1485年都铎家族登基以来，就不再有骄横的诸侯与之作对。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弱，无法独自与国王斗争。以前他们团结起来还能维持自己的权利，有时还能共同以武力行使国王之权；但如今这些贵族早已四分五裂，又穷奢极欲，尤其是经过玫瑰战争[ 玫瑰战争，又称蔷薇战争，指英国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的支持者之间为了争夺英格兰王位而进行的内战。这场战争得名于两个家族的家徽——兰开斯特的红玫瑰和约克的白玫瑰]之后，更加势衰力微。就这样，这些长久以来不受节制的贵族几乎毫无抵抗就屈服了，起初屈服于亨利八世的骄横霸道，随后又屈服于伊丽莎白的巧妙政策。亨利成为教会首领，又拥有很多财产，就大手大脚地将产业分给他所宠幸的家族，贵族于是开始向善于巴结君主的宫廷大臣角色转变。这种转变是在伊丽莎白时期完成的。她是女人，又是女王，还有辉煌的宫廷，这些加起来正好满足了她的个人爱好，并增大了她的权利。贵族们高高兴兴地聚集到宫廷来，却没有激起人民的怨恨。这是一种千载难逢的诱惑：能向一个深得人心的君主效忠，同时能在经常举行的宴会上博取女王的欢心。
这样的政府，是有利于国家的，因此人们对专制制度并不计较，大臣奴颜媚骨，人民真心爱戴。女王的全部危难，就是人民大众自己的危难，因此绅士们对女王的效忠已天经地义。这也被认为是基督教徒和市民的职责所在。
自从都铎王朝以来，历代英格兰王族所走过的道路，斯图亚特家族也亦步亦趋。詹姆士一世是苏格兰人，有吉斯家族血统。以他的家族历史而言，在感情上应该倾向于法兰西，在大陆寻找同盟；但一个英格兰国王，又常常将欧洲大陆的人看作仇敌。不久，人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已成为欧洲绝对君主制基础的原则，对他的影响要比对伊丽莎白甚至亨利八世更深。他以神学家的高傲和国王的自命不凡，宣告实行那些原则。他用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语言，来抱怨自己的权利受到限制。他有时不得不使用更为直接的论证，来为他的政府措施、任意监禁人民或违法征税进行辩护。到这个时候，他就以法兰西或西班牙君主为榜样。他的大臣们对下议院说：“英格兰国王的处境不应该低于和他地位相同的人。”反对宫廷的人也不知如何应对上述言辞。人们都相信，帝王的尊严要求所有的帝王都能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人民又要求自由，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两件相悖的事情。
查理王子从孩提时代起，就在这种看法与准则中成长；成人之后，更深受这样的信念熏陶。西班牙将公主许配给查理，白金汉公爵建议查理秘密前往马德里亲自向公主求婚。这个浪漫的计划很合年轻王子的意，但他的父亲詹姆士不允许，甚至被气哭了。而最终与其说詹姆士对儿子让步，不如说是他对宠臣做出了让步。1623年3月，马德里以隆重盛大的仪式欢迎查理。查理亲眼看见马德里的华丽，君主的庄严和至高无上，大臣的崇拜、人民的尊敬如同宗教礼仪一般。纵使有少数人反对，国王也能凭自己的意志进行镇压。当然，查理最终与西班牙公主解除了婚约，而娶了法兰西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 两人的婚事从1624年开始商谈，1625年5月正式订立婚约，同年6月在英格兰举行婚礼]，因为他的父王觉得只有这两个王朝才配互相联姻。这门亲事对英格兰王子的影响，同他在马德里所感受到的一模一样。巴黎或马德里的君主制，在查理眼中，都表明了君主的地位是天生合法的。
因此，英格兰的君主政体，遵循着与欧洲大陆其他君主制国家同样的方针。其他地区已经完成君主专制的革命，他们的象征与效果，这里也随处可见。其中最温和的，只是允许臣民有作为从属者的自由。当欧洲大陆的人民还不能抗拒这样的革命，甚至愿意接受这种革命的时候，英格兰却发生了反革命。
在都铎家族登基、贵族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时，英格兰平民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反对君权、争取自由的奋斗，他们甚至不敢奢望得到与君权分庭抗礼的荣耀。14世纪，正是人民快速进步的时候，但他们的雄心壮志也仅限于争取最简单而原始的权利，他们不敢想象有朝一日会分享君主的治理权，能够长期切实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去。他们认为只有贵族才配达到这样的高度。
到了16世纪，平民与贵族皆被连年内战困扰，平民尤其渴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国王给了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安定的秩序，使他们感激万分。平民已经和他们的古老领袖分开了，在国王和曾经的同盟者贵族面前，他们几乎完全孤立。他们语言谦逊，行为谨慎，国王或许已经相信，人民就要像贵族一样服服帖帖了。
但英格兰民众与一般的欧洲人民不同，他们是善于联合的市民和农民。欧洲大陆上的民众在摆脱奴役的道路上，行进得极为迟缓。而英格兰的下议院，早在14世纪就已经由贵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担任议员。他们全是小地主，以他们的势力与财产并不足以与大贵族分享统治，却以与大贵族同出一脉而自鸣得意。这些人成为国人领袖以后，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输送给了国民，平民们光靠自己是不会有这样的力量和勇气的。当高等贵族聚集在宫廷以图弥补自己损失的时候，他们被授予虚假的荣誉，这非但没有恢复他们往日的富贵，反而使他们与平民更加疏远。与此同时，新贵族、小业主和市民们却把注意力投向改良土地、扩大贸易资本，逐渐积累起财富，信用也日益增长。他们既不自我卖弄，又没有政治野心，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全部的社会力量，而这正是权利的真正来源。
工商业在城市里迅速发展，伦敦已经拥有非常雄厚的财富。从君主、宫廷到几乎全国的大贵族，都欠着伦敦商人的钱，他们既需要钱花，但又傲慢无礼。
农村的情况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高等贵族将亨利八世分给他们的大片领地转让出去。国王赞成这样卖地，因为可以增加拥有教会田产的人数；大臣们乐意这样卖地，因为可以换来大量金钱供他们挥霍。随后，伊丽莎白为了避免向议员索取费用，就把许多皇家土地卖了。购买这些土地的人，以住在自己田庄的乡绅居多，还有自己种地的地主和做买卖的市民。他们通过勤劳和节俭获得并积累钱财，以买进国王和贵族的土地。这时候农业很发达，州府和市镇居住着许多富裕、活跃、独立的居民，他们快速累积了大量财富，以至于到1628年召开议会的时候，众议院的财富比贵族议院多了两倍。
这样一来，平民开始再度对苛政感到不安。他们的财产越多，就越需要更大的保障。国王长期享受着某种权利，从未遇到障碍，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到这种权利滥用带来的危害。于是有人质问，英吉利国王一向就具有这种权利吗？他应该有这种权利吗？人民逐渐记起他们以前的种种自由，那个颁布《大宪章》的旧时代。宫廷说起旧时代总是带着藐视，说旧时代是粗鄙与野蛮的。人民却不这么认为，说到旧时代时会露出尊重与留恋，说旧时代是自由和勇敢的时代。他们曾经的自由已逐渐远去，但并非完全消失。议会还没有停止。亨利八世、玛丽和伊丽莎白在位时，陪审员们表现得很听话，甚至俯首帖耳，使陪审制度保存了下来。市镇享受着某种特许的权利，地方自治机关还保持着它们的选举权。总之，人民现在缺乏的并不是保障自由的制度，而是使这个制度落实的力量和决心。因此，革命一起，权利就回到他们手中，可以迅速掌握各种物质力量，但要彻底改变人们的精神，便需要进行一次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是从英格兰一个专制君主的暴政中开始的。改革诞生之初，就不分敌我地对自己的党徒和仇敌一概加以制裁。亨利八世，一只手将天主教徒推向断头台，另一只手又将柴草点燃，把基督教徒活活烧死，因为他们不赞成自己对新教会的统治。
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两个宗教改革——国王的改革与人民的改革。国王的改革摇摆不定，有奴役性，且功利多于信仰，这种改革最终保留了天主教教义中一切可以保留的东西。而人民的改革却不然，它是自发的、热烈的，藐视尘世利益，接受改革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人民的宗教改革是一场真正关乎道德的革命，是从信仰出发的改革。
这两种宗教改革，当玛丽在位时，因共同的苦难进行了一个时期的短暂联合；到伊丽莎白登基后，又在共同的欢乐中联合了一个时期。但最后终于分裂，继而相互仇视。他们争论的焦点便是政治。英国国教一旦与天主教会分离，就会丧失自己的全部力量，也不再具有自己的权利，只能享有国君赋予的权利。这么一来，它就不得不承认政治专制体制的准则，以便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同时还要为政治专制的利益效力，以便能保持自己的利益。至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当他们攻击宗教上的对手时，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时攻击国君；要完成教会改革，就必须提倡人民的自由。英国国王继承了天主教皇之位，英国国教士则继承了天主教士的事业，但他们只能用国王的名义行事。
新教徒处在需要对宗教和国家体制同时进行改革的时期，肩负着反对国教和反对国王的双重任务，因此他们在开始时有点迷茫。在他们眼中，教皇制及其类似的事物，都是肮脏且非法的，但皇权制还不致如此。发起宗教改革的是亨利八世，拯救宗教改革的是伊丽莎白。即使最大胆的清教徒，也因为受惠于这个政权，而不敢贸然限制君权。如果有人胆敢向神圣的君权前进一步，惊诧的国人尽管会在内心感谢他们，却不会跟随他们的步伐。
但是必须有所行动，要使改革不退步，就得改革政府，因为政府阻碍了宗教改革的进展。人们的内心逐渐变得勇敢，道德的力量给了理想勇气。宗教信仰要求有政治权利，人民开始自问：他们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些权利？是谁夺走了这些权利？有什么方法可以恢复被夺走的权利？不久前，市民们一听到伊丽莎白的名字就会低头表示恐惧、敬畏；现在，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得不严厉诘问主教和女王：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权利？这种政治和宗教上的质疑与反抗情绪散播到了民间，因为宗教改革原本就是他们所推动的。宫廷与下级贵族，对亨利八世及其继位者们的维新感到满意，所以不太关心宗教信仰。英国平民与这些利益关联很少，却总因当权者的暴行遭受苦难，于是他们对君主的态度与思想逐渐改变。长此以往，他们的怯懦减少了，雄心增长了。市民们的眼界、地主们的眼界，甚至广大农民的眼界，都提高了。他们大胆探寻天赋权利的秘密，在《圣经》里解读上帝的法律，不久就要追寻君权的起源。最终，整个英格兰都在谈论追寻君权的性质以及一切权利的性质，这些权利在古代的限度；如何认定这种掠夺他人的权利是合法的，以及这合法性是从何而来的。这种出于实际需求而非兴趣的探寻开始时是战战兢兢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的谈论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且不敢太深入。但是这些谈论给了他们更大的自由和勇气，这是前所未有的。伊丽莎白虽然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但她也感觉到这种日益增长的倾向的影响，一直在竭力抗拒。等到詹姆士在位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不妙。他一向懦弱且被人轻视，却要求大家把他当作一个专制君主看待；他一意孤行地展示毫无意义的虚荣，却促使人们更加大胆。对于这些情况，他虽然恼怒却无力抑压。群众的思想觉悟越来越提高，越来越自由——因为没有任何制约了。君主变成人们嘲笑的对象，他的宠臣们更是成为众矢之的。在宝座上的人，在宫廷里的人，尽管骄纵无礼，却既无权利，甚至也不起任何作用。他们行为无耻、政风腐败，激发了有思想的人们的深刻憎厌，使这些位高权重的人遭到广大平民的唾骂。如今即使是最普通的市民，也声称拥有和贵族平起平坐、对他们冷静衡量的权利了。反对者不久就显露出和当权贵族一样的骄傲，而且比他们更加自信。此时居于反对地位的并不是大贵族，也不是贵族院，而是下议院。他们决心在国家争取过去未曾占有过的地位，在政府施展从未有过的影响。他们漠视国王虚张声势的威吓，尽管态度傲慢，但在言辞方面还不算失礼，却表示一切已完全改变。他们在思想上自视甚高，决心采取权威的行动。这种思想革命的秘密影响已经广为散播，以致在1621年间，詹姆士在等待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来觐见他时（他们是来向他提出严厉抗议的），吩咐道：“你们摆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国王呢。”如果他能够预见到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也许他的讽刺中会少一点痛苦的意味。
第一次与第二次议会
查理一世召开议会时，就像一个绝对君主召集许多位国王来开会。此时，君主和人民，尤其是人民，都还没有明确自己的目标，他们相互靠近，真诚地希望能够团结，却不知双方已经完全格格不入了，因为大家在思想上都以统治者自居。
议会一开，下议院就开始细致地检查政府的各部院，包括谈判、联盟、财政补助、宗教情况，以及压制教皇制等外交和内政方面的问题。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过问的。他们对国王的牧师蒙塔古博士不满意（1625年7月7日），因为他竟为天主教会辩护，又劝人消极地服从命令；他们对皇家海军也表示不满（8月11日），抱怨它没有为英格兰的商业提供充分保护。他们期望国王为他们伸张所有正义，又决心干预各方面事务，对各项事宜都要进行调查并发表意见。
查理才刚开始施政，所以这些人只是含蓄地批评他的政府。但他们检查政事所涉范围太广，态度又咄咄逼人，令国王感觉受到冒犯，而且他们的直率言论也令国王很不高兴。他们的发言，虽然语气谦虚，内容却十分大胆。“……我们不过是尽责地说出我们的卑见。既然国王陛下经过仔细考虑已经选出这些明智、恭敬又高尚的大臣来辅佐他办理政事，我们就请他率领大臣们共同商量出一个能够解决国家各种弊端的方案，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不要轻信缺少经验的青年人及头脑简单的人的意见。”这是罗伯特·科顿爵士于8月6日所说的话，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擅长辞令且为人温和。
国王大怒，但并未公开表示不满。他觉得这样的语言虽然不好听，但还算不上危险，况且他需要得到补助款项。上一届议会曾迫切要求同西班牙打仗，新议会当然也要支持战争。查理承诺消除民间的疾苦，同时议会也应该出钱资助他进行战争，一刻也不容延缓。
但是议会不再相信诺言了，即使这位为他们所敬重的国王至今还未曾背弃过任何诺言。帝王们继承了先辈的王位，同时也继承了先辈的过错。查理认为人民应该相信他，因为他没有做过坏事。人民却认为，只有将以往弊端的根源全部革除，才不必为将来担忧。最初，下议院只议决拨给关税一年，上议院不肯批准。宫廷的人质问道，下议院给予当今国王的信任，为什么还没有他们给予以前国王的多？对于从前的几个国王，都是议决关税可供他们在位之日长期使用。如今，国王陛下表现出罕见的诚意，充分公开财政状况，凡是要求提供检查的，从未拒绝。贵族们认为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惹恼一位年轻的国王，这样不够明智，况且国王已经表示愿意同议会友好相处。
下议院并非不肯提供更多的款项，而是他们决心首先解决人民的各种疾苦。国王则为他们胆敢如此发号施令而气愤，下议院已经侵犯了他的君权，他绝不会容忍他们向君权继续发起挑战。于是，8月12日，他解散了议会。
尽管议员与国王之间不乏善意，但他们一见面就发生意见分歧。双方都不认为自己做错了，双方都相信自己主张的权利是合法的。下议院抗称，他们效忠国王，但决不愿意放弃他们的自由权；国王说他尊重臣民的自由，但要由自己来治理国家，议员们不得横加干涉。内阁发出命令，让各郡长官以借款的方式来筹措国王所要求的款项。郡官们计划向各郡富户借钱，若有不肯借贷或迟交的，就将其姓名报告宫廷。同时，派舰队出征西班牙的加的斯——这个海湾聚集了许多满载昂贵货物的船舶。为了讨好人民，国王还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天主教徒。平民们要求自由，得到的却只是君主加在敌人头上的一点点苛政。
人民并不满意国王这种令人讨厌的权宜之计，况且这种制裁，即使对象是天主教徒，也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情。最终，国王亲自卖给他们免罪票，或予以赦宥。借款一事并没有什么进展，进攻加的斯的计划也失败了。公众将这次失败归咎于海军将领的无能以及军队的贪腐，他们抨击政府既做不到知人善用，又不能节制军人的行动。不到六个月，国王就开始考虑召开第二次议会了（1625年2月6日）。当时仇怨还没有深深植根于这位青年国王的灵魂之中。他的专制，出于过分的自信，也出于怯懦。他认为这么快就重新召开议会，下议院必定感觉很高兴。他希望自己表现得坚决，以便使议员们更容易乖乖听话。况且他已采取措施使最能言善辩的几个议员无法出席议会，其中包括白金汉公爵的对头布里斯托尔伯爵，还有爱德华·科克爵士、罗伯特·菲利普斯爵士、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弗朗西斯·西摩爵士等人[ 共有七人，其他三人名气稍逊，分别是格雷·帕尔默爵士、威廉·弗利特爵士和爱德华·奥尔福德。
]。国王以为，只要这几个人缺席，下议院议员们就会唯命是从。因为据说，人民是爱戴国王的，只是被几个喜欢犯上作乱的人领着走上了邪路。
但是下议院议员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说国王才是被人领着走入歧途，要把他从一些宠臣手中拉出来，领回到人民这边来。第一次议会，他们想通过延付款项的办法，来迫使国王消除人民的苦难。于是，现在议会决心攻击国王跟前最宠信的人，此人也是民间疾苦的制造者。2月21日，议员们提出对白金汉公爵的弹劾。
这位公爵天生喜欢在宫廷上出风头，却遭到全国人民的嫌恶。他风度翩翩，自命不凡，但却治国无谋，既不以国家利益为念，也不为个人权力烦心，只是一心想与君主并驾齐驱。查理本来想娶西班牙公主，后来在白金汉公爵的干预下断绝了关系。对他来说，取得公众的爱戴，只是让自己凌驾于国王之上的一种手段，因此即使失去民心，他也不以为憾。过去他曾骄横地挟制过詹姆士一世，现在又继续挟制查理，并为此扬扬得意。他的许多计谋，都是以轻佻的情欲为目的。为了引诱一个女人，他能够不顾一切，甚至不惜祸国殃民。尽管公爵占据着国内最崇高的地位，但在人民眼中，他只是一个有胆无才的佞幸之臣，一个不光彩的暴发户。
虽然下议院对白金汉公爵猛烈攻击，但要证实他的违法行为却十分困难。4月22日，议会作出决议，只要有公众的报告就足以起诉，于是流言成为指控的主要证据。公爵轻易驳斥了大多数控诉，但他也没有得到多大好处。下议院要求改革政府的施政错误。1626年3月间，布里斯托尔伯爵发牢骚说，白金汉公爵害怕他，因此不许他参加议会。贵族们承认了伯爵出席的权力，查理只好将他的名字加入议会，却仍下令要他留在庄园。伯爵第二次向贵族院陈诉，要求核查自己是否有资格出席议会。5月1日，国王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弹劾伯爵。为了自卫，布里斯托尔伯爵反过来弹劾白金汉公爵。于是，查理看到他的宠臣被人民和宫廷老臣同时追逼的情景。
议会最终未能给白金汉公爵定下任何罪名，但这件事情深深伤害了国王的自尊心。查理对众议院说道：“我不许你们讯问我的任何臣下，更不用说是在我身边重要的人物。我看得出你们专与白金汉公爵为难，却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你们对他的好感。我清楚地记得，在上届议会里，当我父王在位的时候，那些条约是依靠他才取消的，你们大家都敬重他，认为他获得的荣誉太少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你们的想法，但我能向你们保证，他不曾干预公众事务及国家政事。他若是办过什么公事，那都是我命令他办的，他从未因此增加过他的财产，反倒是有所损失。我要你们赶快拨款给我，不然将有祸害发生，对你们不利。”同时，查理禁止法官们答复上议院关于布里斯托尔伯爵一案中的某个问话，唯恐答复有利于伯爵。
法官们保持沉默，但下议院不肯罢手。八个下议院议员奉命与上议院一起开会，支持对白金汉公爵的弹劾（5月3日）[ 根据下议院议事录，这八个下议院议员是达德利·迪格斯爵士、赫伯特先生、塞尔敦先生、格兰维尔先生、皮姆先生、惠特比先生、旺德斯福德先生和约翰·埃利奥特爵士。
]。会议一结束（5月11日），国王就命人拘捕议员中的达德利·迪格斯爵士和约翰·埃利奥特爵士，将他们送往伦敦塔监禁起来，理由是他们说话太无礼。被激怒的下议院议员们抗议说，他们要停止办公，直到这两名议员恢复自由。宫廷的朋友们说这将危及议会的命运，他们暗示国王很可能会像欧洲大陆的其他君主们一样不要议会，而由自己独自执政。
两个被囚的议员很快被放出伦敦塔。贵族院也要求释放阿伦德尔勋爵——他在贵族院开会时被国王下令拘捕，查理也做出了让步（7月8日）。
尽管查理努力向议会作出各种礼貌的表示，议会也很高兴接受这样的好意，但一切未能阻止事态发展。查理又听说众议员们正在筹备一篇全面的抗议书，于是决定摆脱自己难堪的处境。外间谣传议会将要解散。这时候贵族院开始讨好群众，立刻上书国王，劝他不要解散议会。查理大声说道：“不，一分钟也不能耽搁。”终于，6月15日，查理宣布立即解散议会，还有一道谕旨说明理由，又当众烧毁下议院所拟的谏书。无论何人，凡藏有这份抗议书，都必须立刻将它烧毁。阿伦德尔勋爵被软禁在自己家里，布里斯托尔伯爵被关进伦敦塔。白金汉公爵以为自己安全了，查理也觉得自己成为真正的一国之君了。
第三次议会的召开与解散
查理的快乐时光和他的眼光一样短。他仍在同西班牙、奥地利进行着劳民伤财的战争，但又没有足够的军队可以既征服外面的敌人，又威慑国内的臣民。他的军队数量不多，又缺乏训练，花费惊人。此时，清教徒已经在海军内部占据优势，但查理仍不敢信任民团，因为民团深受市民和乡绅的影响，不愿意受国王节制。他把不听话的议会解散了，但麻烦和障碍依然存在，白金汉那疯狂的骄傲仍在不断给他制造新的麻烦。白金汉与奥地利的安妮公主[ 法兰西路易十四世之母。
]正大胆恋爱，他想回巴黎与她相见，黎歇留大主教却阻止他到巴黎。白金汉为了泄愤，便劝查理和法兰西打仗，借口是基督教的利益。当时，罗歇尔正遭到包围，如果英格兰不派兵救援，法兰西的基督教徒就会失败。查理希望这个理由能让人民积极地武装赴援，至少不会有所抗拒。
于是查理下令进行大借款，数目就是议会曾经答应但没有作为议案正式通过的。他派了几个委员前去质问议员中的强硬分子为什么拒绝借款，存在什么阴谋。大批军队分驻在几个郡的老百姓家里。海岸与近海各区奉命提供有武装的船只，这是初次尝试征收海军捐税。伦敦市也被要求筹备二十条船。伦敦市政会回答说，以前伊丽莎白女王驱逐菲利普二世的舰队，也没有用到二十条。国王回答：“从前的先例，是顺从听命，而不是指手画脚。”
为了替这样的话进行辩护，国王命令教士们到处宣讲，要求人民俯首顺从君主命令。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艾博特是个受群众爱戴的人，他拒绝在自己的教区内卖一篇西布索普博士拥护绝对权力的布道集，于是国王下令将这位大主教停职，并将他交坎特伯雷处理。
不过，人民并未因为宗教信仰就忘却自由，况且他们还不确定这种新的热情是否真诚。如果让他们重新召开议会，他们必定会给欧洲大陆上进行宗教改革的兄弟们更多支援。许多市民拒绝付出借款；有些无名无权的人被强拉到军中服役，有些人被监禁，有些人奉命出差远方，人们无法抗拒，只得遵命。人民的不满虽然还没积累到公开暴乱的地步，却也不再是敢怒不敢言了。内阁的一道命令拘留了五位绅士[ 这五人分别是托马斯·达内尔爵士、约翰·科贝特爵士、沃尔特·厄尔爵士、约翰·赫文宁翰爵士和爱德华·汉普登爵士。
]，他们知道凡是英格兰人都有权保释，就向高等法院提出行使权利。专横的国王与愤怒的国民都逼着法院作出判决。国王坚持，凡是国王下令拘捕的人，一律不许取保；人民却要求知道，是否所有保卫自由的人，今后都没有保障了。最终，法院没有批准取保的请求，将这五个人送回了监狱（1627年11月28日），但是法院也没有确立国王所要求的原则。法官们面临着双重打击，他们竭力避免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对于专制，他们不表示同意；对于自由，他们又不给予帮助。
在国内的这种骚乱不安中，人民虽然还没有掌握太大的力量，却日益发展着。不久后忽然传来消息，白金汉亲自率军前去援救罗歇尔的军队（10月28日），却以失败告终。失败源于统帅的指挥无方，他一方面没有取得雷岛，另一方面又在撤退时损失了精锐部队。英格兰已经很久没有为这么丢脸的事情付出过高昂代价了。无论乡下还是城市，许多被人民所敬爱的家族，都在悲悼举哀。农民离开田野，工匠离开店铺，去看望他们的东家（乡绅或资本家）是否有儿子或兄弟阵亡，然后回来就咒骂白金汉，谴责国王，并向邻居们讲述他们听到的灾祸及亲眼看到的忧愁。此外，敌人的海军阻断了英格兰的对外贸易，众多商船停泊在港口不敢出海，失业的水手们大谈皇家海军的失败。乡绅、资本家、群众，因这共同的怨愤而团结得更紧密了。
白金汉回来时，虽然仍摆出不可一世的样子，却也察觉出人民已对他恨之入骨。他急需想办法拯救自己，况且宫廷也要想办法扫除障碍、筹得款项。民党中以罗伯特·柯顿爵士最为温和，于是他被国王请去磋商。他的话语明智而坦白，向国王力陈人民的不满有充分理由，因此必须解除他们的疾苦，才能取得他们的支持。他劝告国王重新召集议会，以化解白金汉公爵与人民的矛盾。这个议案应由公爵提出，然后由内阁正式通过。国王听从了罗伯特爵士的建议。
于是牢门大开，凡是因抗拒苛政而被监禁的人，全部释放[ 此次共有七十八人被释放。
]。群众欢天喜地迎接他们出狱，其中二十七人被选举为议员。1628年3月17日，议会召开。国王说：“现在人人都得凭良心办事，如果你们不肯各尽其责贡献国家所需，我为对得起良心，只好采用另外的方法来弥补国家可能因某些人的愚蠢而遭受的损失。我说这几句话不是恐吓，只是一种劝告，因为我一向以你们的安全与荣耀为己任。”掌玺大臣接着说：“国王陛下已经告诉你们，他选择这样的方法充实国库并非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这只是最合适的方法。这样既符合他的恩情德义，又符合人民的愿望福祉。你们若耽误时间，不予供应，国家的需要和敌人的刀剑将逼迫国王使用其他方法。请牢记陛下的劝告吧。”
查理企图用语言来掩饰他的窘境，明明有求于人，却反而表现得盛气凌人。他已经被所有沉重的错误与失败压得抬不起头，却仍在虚张声势，自以为是地卖弄君主威严。他沉醉在这种想法中，完全没想到他的国家可能会遭受损伤；他的自豪发自真心，以为他的荣耀与地位应该使他保留自己的权利。即使正求助于自由，他也舍不得抛弃专制暴君所专属的语言。
下议院议员们对国王的这番恐吓完全不为所动。他们内心的高傲绝不亚于国王，因此同样不肯退让半步。他们决心庄严地申明自由的权利，迫使当权者承认人民的权利是天生独立的，不再允许任何权利变成一种妥协，也不允许别人的枉法变成权利。现在要实现这个伟大计划，并不缺乏领袖与战士。全国人民都支持议会。在议会内部，有才智和胆识的人们都在为国家的利益而商讨。议员中有学识丰富的司法明星爱德华·科克爵士；有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这个热忱的青年长于辞令，天生就是发号施令的人，当时却满足于得到国人的称赞；有克莱尔勋爵的小儿子登齐尔·霍利斯，他是查理孩提时代的朋友，但自由才是他的真正朋友，自尊心不允许他在一个宠臣手下做事；有博学的律师皮姆，他熟悉议会的权力与传统，是一个冷静而大胆的人，最适宜做代表群众热情的谨慎领袖。此外还有很多人，他们将来注定要在各个方面做出不同的事业，也会依附于政见截然相反的政党，而此时却为共同的原则和希望联合起来。面对这样可怕的联合，宫廷只会使用习惯的力量——白金汉的鲁莽以及国王的傲慢与固执。
国王与议员们打交道，最初是很友好的。虽然查理的态度仍带威吓，但觉得有让步的必要；下议院议员们一面决心要恢复他们的全部权利，一面还是全心愿意忠于国王。查理并不介意他们的畅所欲言，因为他们的言论虽然自由，却不失忠诚。B.拉迪亚德爵士说道：“我很谦卑地请求议会要特别注意避免一切争执。国王胸襟广阔，正如他的财富那样广大。我们对他让步，他自然也会对我们让步。要让国王面上光彩，臣民们屈膝臣服，这才不失体面和传统。我们若要表现自己的明智，就该走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的正确道路。我认为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取得成功，我们信任国王，这样就可以使国王也对我们产生信任。”这种和平的想法，并没有激起所有议员的共鸣。其中有一些较为激进的人，他们猜测再度产生分歧未必是件坏事，而且更能了解专制君主不可救药的本质。但是，大部分议员表达了同样的愿望：议会一方面要考虑解除人民的疾苦，一方面也要考虑国王的财政需要，两者并重，不分轻重。开会两星期后（4月14日），议员们作出一致决议，供给国王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但并没有将此决议案变成法律。
查理十分高兴，他召集内阁会议，把议会决议案告诉内阁，他说道：“我原本是喜欢议会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议会了；但是现在我又喜欢了，我爱议员们，我将为能经常见到我的人民而高兴。今天我在基督教世界里赢得的名声，要超过我打许多次胜仗所取得的。”枢密院也表示了同样的愉快。白金汉认为他和查理都有必要郑重表示他们的满意，他庆幸国王与议会取得一致，说道：“这不仅仅是供应五笔款项，而是打开了供应的矿藏，那是藏在他们心里的矿藏。现在我要敞开心怀，抒发愁苦。我必须坦白承认我过了很长一段的痛苦时光，恩宠与富贵也不能使我安心。仇人们把我看成离间国王与人民的人，误以为我是一个兴风作浪的小人，但是我希望将来他们能够明白自己的错误。如果陛下允许，我将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臣，除全心全意为他们出力外并无二心。”
4月7日，大臣库克向议会报告国王的满意，又传达国王将在一切问题上向议院广施恩泽。下议院对此感到很庆幸。但是，库克又以一个大臣目光短浅的恶意，提到白金汉公爵在内阁会议上所说的一番话，于是就得罪了下议院。约翰·埃利奥特爵士说道：“是否有人认为，只要提到几个人，无论他们品质如何，就能够鼓励我们为陛下更加尽忠尽职？就能够给他们更大程度的自由？就能够使国王陛下更愿意施恩于我们？我当然不敢如此相信。我们不需要有人居间调解，用不着别人帮忙来使我们沐受陛下的抚爱和恩泽。我们自己能够讨论如何为陛下效劳。我相信，他终将看到我们的真心。”
这番颇为合理的自豪，在查理看来则是傲慢无礼，在白金汉看来简直是新的危险信号。但是他们俩谁也不提这件事，议会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
下议院与上议院会商，共同决议人民应得的正当权利，要求国王予以批准（4月3日）。下议院的委员团在会议中透露了他们的计划，有人告诉了查理，他大为不满。他派人力劝下议院赶快投票议决财政供应问题，他的一个大臣说道：“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们，我已察觉到，下议院好像不仅要限制君权滥用，而且要限制君权本身。这就侵犯了国王以及国王身边的大臣们。国王乐于听取任何关于权力滥用的建议，但我们千万不要反对君权的扩大。如果我们只干预权力的压制和滥用，那么国王将会给我们最满意的答复。”（4月12日）
奴性又胆小的贵族都力劝下议院满足于要求国王发表一项宣告，申明《大宪章》以及确认这篇《大宪章》的各项法令仍在有效实行，申明英国人民所享受的自由权利和往日一样，而国王行使君权，也是为了造福人民（4月23日）。
国王召集两院，很郑重地开会。他宣称，《大宪章》是不能违反的，旧时的法令也不能违背。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他要求议会信任自己。他说，他的话比任何新法律都更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保障。
下议院既没有被吓倒，也没有上当受骗。国王最近滥用君权，是向权利的挑战，已经远远超过旧时法律所能预见的程度。因此，现在必须有新的、明确无误的、得到整个议会批准的保障。空泛的新承诺无济于事，况且随着时间推移，很多旧法律早已被人遗忘。关于这件事，下议院并未浪费多少唇舌，只是毕恭毕敬地写好那篇著名的《权利请愿书》，在本院通过后，便交付上议院要求同意（5月8日）。
这个议案尊重一直以来所承认的权利，也抑制受到普遍谴责的滥用君权，上议院自然无话反对。但国王又重提旧的指示，坚持他说过的话可以信赖，愿意用一个新议案来肯定《大宪章》及旧时法令的效力。国王一再劝说上议院，对下议院也送去了好几次信息。尽管国王很气恼，说话却小心温和，他宣布坚决拒绝限制他的任何权利，同时声称不会滥用他所享受的权利。
贵族们十分惶惑不解。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既保障人民的权利，又不剥夺国王的绝对权利。他们尝试采用修正的办法，通过议案时附加一条：“我们向陛下谦卑地呈上这份请愿书，不但关心保持我们自己的权利，而且注意君权的完好无损。陛下受托拥有这种权利，是为了更好地给予人民保护、安定和幸福。”（5月17日）
当这条带着修正条文的议案到达下议院时，奥尔福德先生说道：“我们来看看案卷，‘君权’是什么？博丁说过，君权是没有条件束缚的。我们就根据这点来认定国王（regal）与法律（legal）的权利吧。法律给国王多少权利，我们就给国王多少权利，不能更多。”皮姆说道：“我对这个问题不能发表意见，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请愿，是为了追求法律的自由平等，而这种权利好像是有别于法律的一种独特权利。我知道怎么将‘无上的’这几个字加于国王的身份，却不知道怎么将‘无上的’加于他的权利，因为我们自己手里从来没有这个东西。”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说道：“如果我们承认附加条款，就会置人民于更坏的处境。我们的法律不知道‘无上的权利’是什么。”（5月17日）
下议院议员们坚持立场毫不让步，公众的压力更是与日俱增，贵族们既没有足够胆量公开要求自由，又没有足够胆量公然批准专制。为顾全下议院的面子，他们取消了修正条款，代之一句无意义可言的话。于是上下两院都通过了权利议案，并郑重地呈与国王。查理最终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答应接受它（5月28日）。
他的答复既空洞又模糊，他没有批准议案，只是重述了些冠冕堂皇的话，表示对议院满意（6月2日）。
下议院开始时好像胜利在望，现在似乎又变得希望渺茫了。翌日（6月3日），重新开会。约翰·埃利奥特爵士满怀愤激地把所有民间疾苦申诉一番，纠察员奉命守门，不让议员离开，如有违抗就送入伦敦塔监禁。最终议决送一份总抗议书给国王，由管理供应款项的委员会起草。
此时，有些议员看到将有惊天动地的变化发生，便害怕起来。当激进的议员怀着急躁情绪向前猛冲的时候，他们却要求停下脚步。他们责备约翰·埃利奥特爵士被私怨所激怒，责备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行动欠妥，责备爱德华·科克爵士固执而无法控制情绪。国王听说这种情况，认为就算不能趁机恢复他的威信，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于是下令从此以后严禁下议院干预政事（6月5日）。
这反而引起全体议员的公愤，即使最温和的议员也认为这是对议会的侮辱。全院长时间寂静无声。后来约翰·埃利奥特爵士终于发言道：“我们罪孽深重，上帝已离我们愈发遥远。过去我们诚心诚意，发自内心地想取得陛下的信任！陛下对我们如此不满，我怀疑是受人挑唆。这么说，好像是我们败坏了大臣们的名声，但我不相信，一个大臣无论怎样亲近，能够……”
议长听他说到这里，忽然站起来，含泪说道：“我奉命阻止大家说毁坏大臣名誉的话。”埃利奥特听到这话就坐下了。
达德利·迪格斯爵士接着说道：“除非我们能在议会里对这些问题畅所欲言，否则，还不如站起来离开，不然，就坐着什么也不做。”全院于是再次寂静无声。
后来还是纳撒利尔·里奇爵士打破了沉寂，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讲话，不然就永远不要开口了。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而且，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保持沉默，就能得到安全吗？我知道沉默对我们自己来说比较安全，但我们所服务的人民却不安全。我们应该为他们设想一下。有些施政工具需要改革，我们担心陛下和国家的安全。难道我们就这样坐着不动，然后各自分手么？让我们到上议院去，说明我们的危险处境，以便带着我们的请求，一同去见国王。”
下议院突然从目瞪口呆变成一片狂怒。议员们全部站了起来，秩序混乱到极点，大家同时发言。柯顿先生说道：“国王原本是个很好的国王，是国家公敌把他变成这样。我们要将这些仇敌找出来，我相信上帝将帮助我们杀尽他与我们其他的仇敌。”年老的科克回答道：“我们不许你们干预国政，也不许你们干预大臣。这句话不是国王说的，是公爵说的。”（全场听了这句话，都大声喊道：“是他，是他。”）议长离开位置，现场一片混乱，没人想让大家安静下来，因为最谨慎小心的人也无话可说。即使那些从来不曾动怒的人，也认为此时真该发火了。
当沸腾的议院正要议决最激烈的议案时，议长偷偷走出去，将国王即将面临危险的消息传达上去。恐惧从议会传到宫廷。翌日，有人来议会传达一些温和的信息，以解释昨天激怒议员们的那番话。但是空言不足以平息众怒，议员们仍然很激动。他们讨论白金汉招募日耳曼兵的问题，说公爵不久就要登舟出发了。有一个议员证实前天晚上有十二个日耳曼军官到达伦敦，又说还有两条英国船奉命运兵。国王需要的款项仍然没有着落。查理和他的宠臣们害怕再次激怒势力渐长的反对派，他们深信批准《权利请愿书》便可以平息一切。国王到达贵族院，下议院议员们也聚集在那里。国王说，他们猜想他的第一次答复有别的意思，他们想错了，他现在愿意提供一个没有任何怀疑的答复。于是国王重新宣读《权利请愿书》，用习惯的形式答道——“如大家所愿，定此为法律”。（6月7日）
下议院议员们得胜归来，他们终于取得国王对英吉利人民权利的庄严承诺。议会决定，将《权利请愿书》连同国王最后的答复刊印出来，散发全国；不仅在上下两院备案，还要在威斯敏斯特诸法庭备案。之后供给款项的议案也明确通过了。查理以为他的苦难终于过去，他说：“我已尽了我本分，这个议会若是得不出好的结果，那是你们的问题，与我无关。”
不过，仅仅通过权利法案显然是不够的。现在只是确定了改革的原则，如果不同时进行实际改革，有了改革的原则也没有用。要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对国王的内阁或枢密院进行改革。现在白金汉仍然保持着他的地位，国王接二连三地不经议会认可就抽取关税。众议员们经历过拖延的危险，明白他们不能被激情所蒙蔽，于是决定尽快做出最后的反击。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内起草了两篇抗议书，一篇反对公爵；一篇声明吨税、磅税与其他捐税一样，只有依照法律，才允许征收（6月13日、21日）。
国王很不耐烦，为了使自己得到一点喘息的时间，于是他宣布议会休会。
两个月后（8月23日），白金汉被人暗杀了。刺客名叫费尔顿，在他的帽子里缝着一张纸片，上面提到上议院之前的抗议。费尔顿行凶后既不逃走，也不为自己辩护，只说他认为公爵是王国的敌人，最终泰然自若地接受了死亡。
查理见公爵被刺，大为震动，并因群众对此事表现出的欢乐而大发雷霆。在议会闭幕的时候，他曾努力博取公众的欢心，具体办法就是约束消极服从的教士们，尤其是天主教徒。国王与人民的每一次和解，天主教徒总是被当作替罪羊。刺杀白金汉公爵，人民认为得到了解救，却使国王再次采取暴虐手段。他又重新宠幸起议会的对头们：遭到议会控诉的蒙塔古博士被提升为奇切斯特主教；贵族院曾经谴责过的梅因沃林博士得到一个肥缺；劳德主教[ 劳德主教，1573年生于雷丁，当时任巴思和韦尔斯的主教。
]曾因狂热崇拜君权和教权而闻名，现在已升任为伦敦主教。国王的行为基本与当时宫廷的利益相符合：雷厉风行地征收吨税和磅税，不合法的法庭继续使法律脱离正轨。查理不动声色地回到暴政的老路上，而且现在又比从前更多了一些成功的希望：他从民党中分离出他们最杰出的领袖、最超群的雄辩家——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不顾以前朋友的责备甚至威吓，受封为男爵，参加枢密院。皮姆最后一次和他以朋友身份相见的时候，说道：“我将和你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相见！”温特沃思雄心勃勃，趾高气昂，拼命往上爬，一心追求荣耀，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将来有一天，他会变成遗臭万年、阻碍民权自由的历史罪人。其他变节的人也纷纷出现[ 包括达德利·迪格斯爵士、爱德华·利特尔顿爵士、诺伊、旺德斯福德等。
]。查理现在有一班新的顾问环绕左右，这些人比白金汉更稳重，更有才干，又不像白金汉那样被人鄙视。因此，查理对议会第二次召开（1629年1月20日）充满信心。
下议院议员们一开会就查证《权利法案》产生了什么效果（1月21日）。他们这才知道，附加在《权利法案》后面的，并不是国王的第二次答复，而是那条因规避问题被议员们拒绝的第一次答复。国王的印刷官诺顿承认，就在议会休会的第二天，他就奉命改换了法案的文字，印有真正答复的印刷件被全数压下。查理对于这个真正的答复曾夸口说“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别的我就不管了”。
下议院索取印刷的文稿，证实了偷换事件。他们没有说什么，或许觉得要把这样严重背信弃义的事公布天下，实在太难为情了。但是他们不声不响，却并不表示一切已经平静下来。
议员们重新开始反对政府对天主教徒的容忍，反对纵容错误的教义，反对道德沦丧，反对用人与授勋不公，反对非正规法庭的枉法行为，反对对人民权利的藐视。
下议院情绪十分激动。不过有一天，他们却很安静地听取了一个新人物的演说。这个人衣冠欠整，仪容普通，也是第一次对他们讲话。他用愤慨激昂却满不在乎的语调痛斥一个主教过于纵容一个无名教士，他称之为“一个臭不可闻的天主教徒”。这个新人物就是克伦威尔。
查理尝试从下议院手中取得对吨税及磅税的让步，他召集下议院原本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眼下却毫无进展。他就开始新的劝说，他承认所有的捐税都是人民对他的惠赐，他还承认只有议会才有权合法征收，不过，他再三坚持这几种捐税应该让他终身享用，就像以前的大多数国王一样。但下议院议员们寸步不让，他们手里只剩下这一项抵抗专制权利的武器了。他们一再以种种借口拖延，每天申诉民间疾苦，却没有明确目的，不像以前开会一定会提出确切的议案。此时他们都被一种强烈又说不出来的惊惶所困扰，觉得好像将大祸临头，却又无法阻止，于是心神不定。国王不耐烦了，他们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却不要求他做什么。若是议会提出要求，他还可以拒绝或批准，此时他觉得议会里的气氛是一片恶意，存心要阻挠政府的工作。有人提到他想使议会休会。约翰·埃利奥特爵士立刻提议（3月2日）做出一项抗议，反对抽收吨税及磅税。议长借口奉国王命令，对提案不交付议决，而议会则力主交付表决。议长离了席，议员霍利斯、瓦伦丁等人又强迫议长回到主席位子。霍利斯说道：“你得坐下，等到本院同意你离开，你才能走。”议长喊道：“我不想说我不肯坐下，但是我不敢坐下。”议员们怒不可遏，逼他坐回位子上。国王听说议院喧闹，下令弹压官从议院取出权杖。按照习惯，这样就会使全体议员停止讨论。议员们逼弹压官坐在椅子上不准动，就像逼迫议长时一样。他们把会议厅的钥匙也取来，交给议员迈尔斯·霍巴特爵士掌管。国王第二次派人去宣布解散议会，这个人发现几处的门都从里面锁上了，他无法进入。查理暴跳如雷，立即命侍卫去攻门。但是当侍卫到达时，下议院议员们已经离开，而且在离开以前作出决定：宣布吨税及磅税是违法的，无论征收者还是交纳者都将以叛国论罪。
无论什么妥协此时都已经不可能了。4月10日，国王到达贵族院，他说道：“我曾多次到这里来，但这次是最不愉快的。我今天来这里目的是解散议会，下议院不听话，这就是解散的唯一原因。他们若以为我是归罪于下议院的所有议员，那也大错特错了。我知道，在平民代表中有很多忠义之人，他们不过受到几个阴险的人的蛊惑，以致引起不和。那些受邪恶影响的人虽难逃罪责，但我也会对上议院的忠诚贵族们予以保护和优待。”之后，宫廷发布一篇宣言书，称：“国王屡次与人民相见，表示国王喜欢议会的作用。尽管如此，近期议会权力的滥用，暴露了一些不良目的，迫使国王不得不解散议会。因此无论什么人，若胆敢要求国王召集议会，就将以擅权论处。”
查理果然说话算数，现在他终于要实行独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