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一世专制时期（1629～1640）
议会定于11月3日开幕。有人曾力劝劳德另定开会日期，因为这一天是个不祥的日子，亨利八世曾于11月3日召开议会，结果开会时死了红衣大主教沃尔西，闭会时许多寺院被毁。劳德没有理会这些预言，因为他已感到疲惫，所以和国王一样，轻率地将未来交给机运。当时，胜利者与失败者都不曾猜到后来的结果。
政治与宗教的双重专制
将政府机构看作试验品，认为可以随时更换，是世上最危险的事情。查理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曾试图和议会同心协力地治理国家，却又深信：如果议会不听话，他也完全能够抛开议会，自己把国家治理好。他鲁莽地当起专制君主，宣布要坚持专制统治，同时又充满信心，如果将来有必要，他随时可以再回头利用议会。
他身边最有才干的枢密顾问官和大臣都抱有同样的看法。此时，无论是查理，还是他的左右，都并不打算永久性废除英国的旧法律和伟大的枢密院。他们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傲慢无礼，却并非不怀好意。他们所说的话，甚至所做的事，都没有心中所想的那么大胆。他们说，国王曾对人民表现出公道仁慈，做过许多让步，但下议院太难满足。他们要求国王成为他们的附属品，这一点国王办不到，他若迁就便不再是国王了。当国王与议会无法取得一致的时候，议会理应让步，因为国王才是国家唯一的统治者。既然下议院不肯让步，国王就只能抛开议会，自己治理国家。人民迟早会明白这件事情的必要性；然后议会也能明白过来，并变得更加明智。到了有需要的时候，国王自然会再召开议会，谁也无法左右他的决定。
宫廷比内阁更缺少远见，只以为解散议会便等于扫除了他们的阻碍。当议会开会的时候，大臣们坐立不安，谁也不敢大胆敛财，尽情享受他们的特权。权力遇到障碍，阴谋不易施展，白厅的游宴上笼罩着不愉快的阴影。国王思绪万千，王后也惴惴不安。现在议会解散了，所有的不安与拘束随之消失，往日的浮华又重新呈现。宫廷没有想到，当他们一味追求眼前利益的同时，也在帮助本国政治进行一场变革。
人民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解散议会是一个经过深谋远虑的计划，有人想要毁掉上下议院。下议院刚刚解散，汉普顿宫、白厅，凡是国王巡幸之处，天主教徒、宣教士及其信徒、阴谋家以及寻欢作乐的人们，都在为他们的胜利弹冠相庆。与此同时，在伦敦塔里，在伦敦市及外省的重要监狱里，监禁着许多公共权利的守护者。议会原是神圣不可侵犯且言论行动自由的地方，这些人却因此被弹劾[ 被捕的议员是：登齐尔·霍利斯、迈尔斯·霍巴特、约翰·埃利奥特、佩特·海曼、约翰·塞尔登、威廉·科里登、沃尔特·朗、威廉·斯特劳德和本杰明·瓦伦丁。——《国家审判》。
]。他们要求享受议员特权，取保释放，法官们却迟疑地不知该如何答复。1629年9月，国王与法官们互通信息，犯人们的要求被全部拒绝。他们受审时勇气不减，大多数不肯承认自己犯罪或有任何错误，也不肯交付罚款，他们宁愿坐牢。
当国王迫害议员的时候，群众的愤怒与日俱增，并毫不掩饰地公开表现出来。尽管议会失败被迫解散，但它的精神仍然存在，议会领导人仍坚持在全国的审判官面前努力。受到指控的议员们坚决不屈，这使人民更加斗志昂扬。人民常看见犯人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受审完又从威斯敏斯特回到伦敦塔，人民的高呼和祈祷一路陪伴着他们。法官们流露出焦急的态度，这使人民得到一线希望；但也有人认为毫无希望。群众如同在战场上一样，一会儿看到希望，一会儿又感到害怕。
大审判终于结束了。有几个议员因为害怕或者受到诱惑而支付了罚款，奉命远离首都、归隐田园，以遮掩他们的软弱。其余节操高尚的人则坚持到底，始终不肯屈服。他们被囚禁在监牢深处。人民看不见他们的面容，听不到他们声音；他们也看不见、听不见人民。掌权者发现再没有公开的反对，就以为自己大获全胜，人民一败涂地，不可能东山再起了。1629年4月11日，查理急忙同法兰西订立和约；1630年11月5日，又同西班牙订立和约。他终于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了。
有时候，统治一个国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一段时期内，公民们只注意自己的个人利益：乡绅们在郡中议事，商人们在市政厅内，水手们在岸边，学徒们在店里，都没有什么议论或者愤激的举动。但这并不表示，全国人民会一直这样麻木不仁地活下去。他们只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向，好像在辛苦劳动中忘记了自由的失败。查理的专制手段虽然充满压迫，却并不那么强烈。他没有筹划什么雄图大业，也不追求那些富有风险的荣耀，只满足于有尊严地享受他的权利与地位。战争既然已经停止，他便觉得没必要再要求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人民致力于耕种、贸易与读书，此时没有野心勃勃、无休无止的专制来阻止他们的努力，或妨害他们的利益，所以国家发展迅速，一片繁荣景象。这样的平静与兴旺发达，给当权者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他是明智的，而全国人民对一切都乐于接受。
政府面临的麻烦从国王身边的近臣与仆人那里再度萌发。人民的抗争刚告一段落，国王身边的两派很快争夺起了权利，以王后与政府为一方，宫廷与内阁为另一方，双方都想左右这个重获新生的专制政权。
王后一到英国，就毫不掩饰她对新国家的反感。英吉利的宗教、政治制度、风俗、语言，全都令她感到不快，甚至在他们婚后不久，她就幼稚无礼地对待丈夫。她远离故乡，只有权利的乐趣才能使她聊以自慰。在可怕的议会解散后，她才体验到统治的全部快乐。她凭借自己的和蔼活泼，没多久就操纵了这位拥有高度原则性的青年国王。查理对此还心存感激，为王后能屈尊与他为伴而感到受宠若惊。查理是个拘谨传统的人，很看重家庭生活的幸福，却难以使活泼好动、性格强悍的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满意。她想要的是举世公认、不可一世的王国——让她可以炫耀手中的一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她身边聚集着天主教士、追逐财富与权势的纨绔子弟、卑劣的阴谋家以及年轻的大臣，这些人声称，他们的荣华富贵与政治上的胜利只有依仗她才能得到，只有她才能解救他们信奉的宗教。本地的天主教领导人、罗马教皇的使者们，在王宫里大肆卖弄欧洲大陆的见解、习俗和时髦风尚。王后的宫殿里全是外国的礼仪和制度，而且无不触犯英国原有的信仰与风俗。她还要求国王，要让人民看到国王对她的敬重，让人民知道他凡事都会征求她的意见，如果未经她认可，国王就不能行事；若国王拒绝她的要求，她就大发脾气。查理也喜欢王后有求于自己，因此只是一味地想着如何为她分忧，消减她的怒气，此外就别无他念了。
对于国王这样的喜怒无常，纵使是最有奴性的枢密顾问官也不可能无条件服从。查理有两个顾问官，他们不是无头脑无气魄的人，他们虽然对国王的事业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却不愿因一个女人的幻想或宫廷的要求来为国王效劳。
斯特拉福德抛弃同伴依附国王，其实并没有牺牲什么值得深思的原则，也不用勉为其难地违背自己的良心。他原本就是野心勃勃、性格强烈的人，只是由于痛恨白金汉，才变为一个爱国者。他向往荣华，只想充分地炫耀他的才华与精力，而不是出于怀有正直的信念。现在他替国王办事，正像他以前为自由出力一样，热情丝毫不减。只是他要做一个严肃、高傲、有能力、不肯屈尊的阁臣，而不是一个专门巴结上司的轻浮幸臣而已。他心胸广阔，因此不愿意沉溺于宫廷卑劣的阴谋之中；他性格高傲又急躁，因此不肯迁就宫廷的礼节与见解。他工作热情高涨，不怕任何敌人，排除一切抵制。他热衷于扩大和加强国王的权利（如今国王的权利就是他自己的权利），又忙着重建秩序，革除弊端，取缔非法的私人利益，推进不会危害君权的公众利益。他是一个热烈如火的专制者，但他仍然拥有一颗爱国之心，一直努力追求国家的繁荣富强。他的目标，他的行事特点，都努力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一个专制而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是可信赖的，勤奋的；它不重视民权，但关心人民的幸福；它讨厌一切卑劣的陋习，一切轻微的渎职行为；它要求各方面不分大小上下，不分宫廷民间，统统听命于它的意志和观点。
斯特拉福德的朋友劳德大主教，对世俗事务不大关心，但拥有更多无私的热心。他为人严苛，生活简单，狂热地崇拜权力，无论是他为之效劳的权力，还是他自己手中握有的权力。在他看来，对人民的行为进行限制和惩罚，就等于建立秩序，而秩序永远等于正义。他不知疲倦地活动，但视野狭隘，粗暴苛刻。他既不能调和两种对立的利益关系，又不肯尊重人民的权利。他以严格的正义感来反对滥权，又以狂热的憎恨来反对自由。在对待大臣与市民上，他同样行事鲁莽，而且毫不讲究方式方法。他深信只要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那么大权在握就所向披靡。他常被一种牢不可破的成见所控制，这种成见以狂热的激情和权威左右着他。
这样的枢密顾问官正符合查理的新形势。这两个人不在宫廷之内，就不需要讨好宫廷，而会始终效忠于国王，既没有幸臣们的傲慢无礼，也没有他们的贪欲。这两个人凡事持之以恒，不辞辛劳，有胆有为，认真办事。爱尔兰一向是国王的麻烦，耗费国王许多钱财，但斯特拉福德掌管不久，这里就变成国王的财富来源。爱尔兰的公债还清了，以前捐税收支混乱，现在则很有条理，不久就有了盈余。如今贵族不能再肆无忌惮地压榨平民，贵族派系与宗教派系也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时常争斗了。斯特拉福德到任时，军队疲弱，无组织无纪律，甚至没有整齐的军服；在他重新整顿后，军队变得纪律良好，粮饷充足，不再抢劫居民。治安有人维持后，贸易就开始发达，制造业兴旺了，农业也有进步。简单来说，爱尔兰现在应用专制手段，依靠严刑治理，有时甚至会使用不名誉的粗暴手段，不过相比从前人民受税官剥削、贵族欺压的情况，现在已文明多了，也有利于君权。
劳德在英格兰掌管民政，不像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那样权力巨大而集中，他的才能也不及他这位朋友，但他遵循同样的路线施政。他受命管理国库，不仅禁止一切非法侵吞与支出，还尽力明确各项税收系统，使征税不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税官为了榨取私利，致使征税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和弊端。劳德与商人们会谈后，废除许多对贸易有害也对国库无益的条款。1636年3月间，他推荐伦敦主教贾克森做财政大臣。贾克森是一个勤奋温和的人，扫除了许多对国王和人民都不利的弊政。劳德将国王与教会的利益放到第一位，但遇到与国王或教会都无关的问题时，他也会以善良和真理为目标，毫无畏惧，也丝毫不顾及其他的利益。
斯特拉福德与劳德的行为虽然有益于国王，也不损害人民的利益，却大大影响到宫廷人士的利益。幸臣们结党营私，共同反对他们，比人民反对得更强烈，而且手段也更多。当斯特拉福德第一次出现在白厅的时候，大家就嗤笑他是个暴发户、粗鄙的乡绅，因为他们听惯了斯特拉福德在议会上反对宫廷的说法。他们也不喜欢劳德的严肃态度以及他语言的直率，讥笑他是个只会讲神学的书呆子。这两人都有几分傲气，对别人的话漫不经心，态度又一点不讨人喜欢，两人都看不起阴谋或钻营，主张节约，好谈公务与国家需要，而这都不是宫廷所喜闻乐见的。王后对他们渐生反感，因为他们阻挠了她对国王施加的影响，而高等贵族则嫉恨他们的权利。所以没过多久，宫廷和人民便联合起来攻击他们，大声疾呼反对他们的专制。
查理却没有抛弃他们，他完全信任他们的忠诚与才干。他们的见解与他个人的看法十分一致，他尤其敬重劳德的奉教虔诚。不过，尽管国王本人可以不理睬宫廷的看法继续重用两人，却无法令宫廷接受他们二人的管理。查理的行为举止与感情都很严肃，但思想深度不够，不能洞悉绝对专制的难以贯彻，没想到实行专制必须牺牲一切。在他看来，国王的权力就是这样，好像无论什么事，都不用他操心费力便能办到。他经常在内阁专注公众事务，但是尽了责任之后，就不再操心。他极少关注自己的统治真正贯彻下去需要什么，更多的是考虑统治的乐趣。在他看来，王后的喜怒、宫廷的惯例、宫内职官们的权利，都是必须考虑的要事。政治利益要求他不能忘记那些事，因此就导致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国王让斯特拉福德和劳德饱受这些折磨，他以为只要把他们留在位子上就行了。国王命他们实施专制，却不知一旦要宫廷做出牺牲，或与白厅的条规相反，他们的权利就行不通了。当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办事的时候，他常奉命进行解释与道歉。有人说他言语中藐视王后，又有贵族说他高傲，他不得不在都柏林作出回答来驳斥这些无根据的控诉。他从未得到国王保证他平安无事的承诺，以及一些此类可以使他安心办事而不必提防各种突如其来危险的承诺。
因此，尽管国王的顾问官们有精力、有热情，尽管国内太平无事，国王的行为还算良好，但政府仍然软弱无力，不受人们敬重。政府受到国内纷争的打击，轮流被两个相敌对的势力所支配，它们有时不顾一切地摆脱法律的束缚，有时却又在极其微弱的困难面前让步。政府已在大陆抛弃了基督教事业，甚至禁止驻巴黎大使斯丘达莫尔勋爵在基督新教教堂做礼拜，因为它的仪式与英吉利教堂的仪式不一样。1631年，政府任命汉密尔顿侯爵为统领，在苏格兰招募六千人前去打仗，没想到他竟然吸收了清教徒派的宗旨和信条，而那正是英吉利国教所严禁的。查理诚心信仰前辈们所创造的革新宗教，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又总是会给天主教徒许多特殊的优待。大主教劳德和他的君主一样真诚地反对罗马教廷，甚至在讲经中竭力反对王后教堂所举行的礼拜仪式。但是，他却很赞成罗马天主教式的制度，教皇还因此送给他一顶红衣大主教的帽子（1633年8月）。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政府也经常出现缺乏决断、自相矛盾的情况。英国在大肆炫耀专制主义，却不知道建立专制的基础需要花费大量精力，需要持之以恒。时间一长，专制主义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致专制的抽象要求日益超越了它所采用的手段。如今财政有了秩序，很公正，国王又并不穷奢极欲，但款项仍然十分缺乏，就像以前国王极其浪费、官吏普遍贪污时的情况一样。查理高傲地不肯向议会让步，于是想出削减自己花费的办法来平衡收支。在他看来，富丽堂皇的排场、豪华的宫廷宴会都是君主应有的权利，甚至是应尽的责任。他以前不知道大臣们在筹备这些排场和宴会时从中获取了多少好处，当他知道后，却又没有勇气去改革。所以，国王虽然通过和平的方式省去了许多额外支出，还是无法满足政府的需求。英国贸易发达，商船的数量及其活动日益增多，这就更加需要海军的保护。查理很自信地答应给予保护，并努力实现自己的诺言，但是效果并不太好，因为国王的舰船年久失修，水手们又很久没有领到饷银。巴巴里[ 北非（除埃及外）的伊斯兰教各国。
]的海盗竟然来到英吉利海峡，到达多佛海湾。海盗骚扰大不列颠海岸，登岸劫掠乡村，掳去几千人（1637年）。后来，雷恩斯巴勒船长奉命赴摩洛哥捣毁了一个海盗的大巢穴，发现三百七十个奴隶，其中包括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由于政府懦弱无能、苟且偷安，斯特拉福德不得不自己出资为一艘船装备军械，以保护都柏林的港口免遭海盗蹂躏。
这样的昏聩无能及其不可避免的危险，当然逃不过经验丰富的人们的观察。各国驻伦敦代表已写信将这里的情况告诉自己的君主，英格兰徒有繁荣之名，被欧洲大陆认为是脆弱无能、鲁莽轻率、岌岌可危的。英格兰驻巴黎、马德里、海牙等处的大使，不止一次被人蔑视，甚至遭到侮辱[ 当时的文字材料，包括豪厄尔所收集的信件，提供了上千例这方面的事件，这里我只举其一。1629年，托马斯·埃德蒙爵士到法国签订和约时，奉命前去迎接他进入法国境内的那位先生说：“我来向你致敬并陪你到王宫时，身边的随从很少，阁下不会感到惊讶吧，因为在雷岛被杀死的人太多了。”这话暗讽白金汉公爵在雷岛作战的失败。
]。斯特拉福德、劳德和其他阁员们都知道这样不妙的情形，也曾想方设法补救，其中最为勇敢最具才能的就是斯特拉福德。他奋力反对一切阻碍，迫切期望国王能以勤劳和远见治国，确保国家拥有稳定的国币收入、充实的武器军火、堡垒森严的要塞以及一支陆军。1634年，他毫不迟疑地召集爱尔兰议会。爱尔兰议会最听话，又乐于供他驱使，这也许是由于议员们怕他，也许因为他有功于爱尔兰。但是查理不许他再召开议会，因为国王与王后最怕听到议会这个词。尽管他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却不得不受懦弱的人束缚。他具有远见，却无济于事，因为他一直在与盲人对话。内阁有几个大臣的想法与他相同，却更加自私，每当需要有人支持他的见解时，他们都退缩不前，只剩下他和劳德两个人去承受宫廷的阴谋与仇恨。
在英格兰历史中，查理的专制哪怕不算最残暴的，至少也是最不公平的，它完全称得上前所未有的滥用君权的罪名。查理既不能借口国事需求，又没有任何伟大的政绩能够满足人民朦胧的需要，就随意抛弃并践踏人民的权利。他不顾国家的法律和舆论，以及自己许过的诺言，随时根据环境需要，冒险尝试各种专制手段。他采用这些鲁莽的非法措施，并不是为了取得一个伟大制度的胜利，只是为了运用权宜之计艰难维持一个进退两难的政权。狡猾的律师们奉命搜索旧档案，试图从中发现以前的违法案件，将它们作为国王的权利。于是就有这些学问欠佳而品行险恶的人，把许多伪装的权利变成现实中的扰民苛政。若是有人上诉，那些奴性十足的法官就会宣布，这是国王一直都有的权利。有些法官不肯迎合君主的意向，国王就干脆成立了一批非正规法庭，例如横行不法的星法院[ 星法院（Star Chamber），以专断暴虐而闻名，1641年关闭。
]、北方政务会[ 北方政务会（the council of the north），1537年由亨利八世在约克建立，那是在北方各郡因镇压小修道院而引发骚乱以后的事。建立北方政务会是为了在这些郡中执行法律、维持秩序，它不受威斯敏斯特各法庭的管辖。起初这种法庭的管辖范围很有限，到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时代，它的管辖范围有所扩大，也更加专横。
]等。它们独立于习惯法之外，代行法院职务。就这样，政府重新订立久已不抽的捐税，又巧立名目开征新的税种。许多专卖项目又出现了。（这些专卖项目由伊丽莎白所创，不久废除；詹姆士一世再立，但议会一直不许征收，便取消了；查理自己也曾一度取消过。）专卖项目使大臣们获得巨大利益，却使人民饱受痛苦。查理还常常扩建皇家森林。仅以罗金厄姆森林为例，它从周长六英里，扩大到周长六十英里，人民若不小心闯入，就会被逼缴沉重的罚款[ 当时在查理治下总共收缴罚款六百万镑。
]。官员们四处查问人民的越权违规行为，如果找到错漏，却不加以革除，反而要人民出高价来换取弊政的继续。国王与某些办事人秘密勾结，给他们收取各种不合理费用的特殊权利。他们甚至将法官的严格执法变成一种获利的手段，只要稍有借口，就施以前所未闻的罚金。有人害怕这样的灾祸，就事先重贿以免除惩罚。这个时候的法庭，好像不干别的事，专为国王敛财，同时也让国王的对头们倾家荡产。如果某郡人民对滥征滥罚表示不满，国王就将当地的民团武装解除，直接让国王的军队进驻。人民不仅要供他们食宿，还要供应他们的装备。人民被迫偿付不属于他们的欠款，否则便会受到滥捕穷追。官府根据他们的财产、信用、经营事业的大小，要求交付若干数额的罚款，才释放他们。无论是抽捐，还是监禁、判罪、严罚或颁赏，都充满了随意性。专制范围日渐扩大，平民的怨恨之声此起彼伏，宫廷也害怕起来，然后就轮到导致人民怨怒的地方官员来行贿以免罪。斯特拉福德也疯狂地进行专制，有个名叫蒙特诺里斯的贵族说了几句略欠考虑的话，就差点被处以死刑。虽然最终并未执行，但此事在英格兰已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国王的内阁中也有人大声斥责。斯特拉福德为平息众怒，送了六千镑到伦敦分给重要的阁臣们。花了这笔代价后，他不仅免了罪，还获准可将他搜刮的罚款随意送给他所宠信的人。
这就是查理财政需要的后果，但是，他的恐惧心较之财政需要，使他更远离正轨。他虽然十分自傲，对一切都漫不经心，但有时也觉得自己力弱，需要人支持。他几次尝试恢复高等贵族曾经的权势。他害怕乡绅们在伦敦的势力，便借口禁止浪费，命他们回到自己的庄园里。星法院以维护贵族的尊严为己任。若有人得罪贵族，或在言语、行为上对贵族表示不敬，就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刑责，被罚巨款。国王与遭到不敬的贵族则因此得利。国王的目的，是要壮大贵族的势力，抬高他们的身价。但这样的尝试并未继续下去，或许因为效果欠佳，又或许因为贵族们往日的行为，使国王不太信任他们的子孙。事实上，确实有几个贵族站在怨恨国王的队伍前列，而且人民信任这几个人。因此，国王现在需要找出另外一个集团，这个集团虽然已有一定势力，却还需要国王扶持，如果国王给他们一定的专制权利，他们就会报答国王。英格兰的教士们对这样的使命期盼已久，现在终于有这样的机会了。
英国国教是根据世俗君主的意愿建立起来的，在建立之初就丧失了独立性。这个团体既不赋有神圣的使命，又不能依靠本身的权利而存在。它既远离人民，又与罗马教皇和普世天主教会分离，其主教和高级教士们不过是国王的臣仆而已。它是一个有责任代表人类信仰的团体，但基础却如此薄弱空虚。英国国教早已知道自己的根本弱点，但由于害怕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铁腕，它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恢复地位。这个教会同时受到天主教和不奉国教的人们两面夹攻，其所拥有的财产和信仰一样岌岌可危。因此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世俗君主，只有这种权威才能使教会免受仇敌的侵害。
伊丽莎白晚年时期，一些德高望重的国教教士曾有所表示。坎特伯雷大主教下面的牧师班克罗夫特博士认为主教制度并不是世俗的制度，自从使徒时代[ 指《新约》中彼得、保罗的时代。
]以来，主教们便从上帝手中取得各项权利以管理教务。事实上，这些新教士认为自己的权利有了更加坚固的基础，便开始慢慢走向独立。尽管这种尝试一直小心翼翼，却仍受到轻蔑和反对。伊丽莎白断然宣称她对宗教有充分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力。人民很积极地站到女王这边，他们要求宗教改革，他们很明白，主教们希望独立，并非出于使信仰摆脱君权的考虑，只是为了自己能控制信仰。
詹姆士一世在位时，不曾做过什么具有决定性的事情。他维持对宗教至高无上的权威，却给主教们许多恩惠，有心加强他们的势力（比如通过削弱他们仇敌的办法），因此他们的自信与力量也日益增大。他们热心地宣称国王有神赋的权利，不久又开始宣称他们自己有神赋的权利，班克罗夫特当初小心翼翼提出的主张，现已变成全体高等教士公开承认的意见。1604年12月，班克罗夫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每当国王炫耀他的权利，教士们必鞠躬致敬；不过他们立刻就提出自己的要求，尤其要求反对人民，以获得国王的欢心。他们努力支持绝对专制的事业，希望将来有一天，国王必须依靠他们的帮助才能维持统治。
查理与议会发生矛盾后，在国内很孤立，四处寻找维护统治的方法，国教教士们认为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无人敢与他们争斗，天主教势力也不再让他们恐惧。教会大主教劳德得到国王的完全信任，由他独掌全部教务。其他大臣也没有竭力反对教士，同他们坚决斗争。大臣们对此漠不关心，或者自己就是秘密的天主教徒。许多学问渊博的人也为教会增色添彩。几所大学，尤其是牛津大学，非常崇拜该派的原则。如今教会只剩下一个敌人，那就是人民——他们见改革没有完成，不满之心与日俱增，就热衷于完成宗教改革。人民同时要求两样东西：对福音的信仰以及公民的自由。它们互为保障，因此同样危险，既威胁着国王的权力，又威胁着主教统治制的权力。国王虔诚奉教，相信他的权力和主教们的权力同样源于上帝，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教士们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一方面可以脱离国王，另一方面又可以压制人民。
劳德便以他一贯的强硬开始行动了。第一件根本要务就是统一教会的信条、纪律和礼拜仪式，绝不容许丝毫差错，这样才会有力量。劳德以最大的决心，倾注全力、毫无顾忌地办起这件事。统管宗教事务及判决宗教案件的高等法庭越来越专断，它的受理范围、形式以及量刑轻重都日益严酷。所有教会都被规定完全采用国教教会的宗教教义，严格遵行其礼拜仪式。许多教堂的牧师原本不是国教教士，现在全部换成他们的人了。人民成群结队地去听不奉国教的教士们传道，于是教会禁止他们宣讲。他们既无教堂可以演讲，又无职位收入可领，只能周游各地，在客栈、私宅或田间向信徒们传道。官吏到处追捕并迫害他们。但在乡间，贵族、乡绅和退休的市民却崇拜他们的宗教文化，请他们住到自己家中，聘请他们为牧师或家庭教师。但官吏们仍不放松，继续迫害他们，将他们驱逐出境。许多受迫害的人只能离开英格兰，前往法国、荷兰、日耳曼，在那里创立属于自己信仰的教会。然而，专制独裁居然渡海来迫害他们，命令这些教会奉行国教的礼仪。至于那些已经取得英国执照的法国、荷兰、日耳曼工匠，当初可以自由信奉本国宗教，现在却因此被取消执照，许多人只好离开英格兰，光是诺里奇教区就流失了三千名勤奋的外国工匠。就这样，不奉国教的人们，既没有藏身之地，又没有稳定收入，虽然不断逃亡、躲藏，却仍坚持著书为他们的教旨辩护和宣传。检查官员禁止这样的新书出版，并搜查相关旧书。国教会既不许人们违背他们的礼仪，也不准议论教会。人们听不到他们所爱戴之人的讲话，听不到在他们思想中占重要地位的话题，就痛苦异常。或性情温和或胆小怕事的不奉国教的教士们，为稳定人民情绪，也为避免自己在教徒中完全孤立，就提出妥协意见，希望官方也能做出让步，例如允许教士不穿宽大的白色法衣等。官方回答，如果所提到的宗教仪式很重要，那么就必须绝对奉行；如果无足轻重，那么就不用特别提出反对意见。不奉国教的教士们无路可走，只好起来反抗。他们来到宗教法庭，等待他们的却是侮辱与严刑。主教、法官和其他官员们，用笨蛋、白痴、流氓等最无礼的口吻称呼他们。只要他们开口为自己辩护或有所解释，官吏们就禁止他们发言。即使他们表明不再传道、写文章，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些实施虐政的人也不肯停止迫害。格罗斯特有位牧师叫沃克曼，曾断言教堂里的图画与装饰品是偶像崇拜的残余，就被拘入狱。不久前，格罗斯特市才给他颁发了每年二十镑的终身补助金，此时却下令停发。市长和市政厅的职员们也因此被控，受到很重的罚款。沃克曼出牢后，开办了一所小学校，劳德又下令封禁。这个可怜的牧师为了谋生，只好改当医生，劳德又禁止他行医，如同禁止他教书一般。沃克曼被逼得走投无路，不久就发疯死去。
当时，天主教礼拜仪式的华丽场面逐步占领了没有牧师的教堂。教堂四壁装饰得富丽堂皇，但迫害已将信仰赶走。许多礼拜堂在大事铺张的排场中行奉献礼，却需要动用武力才能让人到教堂礼拜听经。劳德亲自规定新礼拜仪式的详细细节——有的借鉴罗马天主教，有的是他自己别出心裁的创造，充斥着浮华与冷酷。只要与规定的礼拜仪式或教律稍有不符，人们就要被治罪受刑。劳德从不与人商量，任意标新立异，只要国王同意就办，有时甚至完全独断专行。他改变了教堂内部的布置、礼拜的形式，甚至改变了议会批准奉行的礼拜仪式。这些改变，虽没有刻意学习罗马教会，却使英国国教越来越像罗马天主教。有人刊行书籍，证明英国主教们的教义大可直接采用天主教的教义。这些书籍虽未领过正式发售执照，却因题名“奉献给国王和劳德大主教”而公开销售。许多神学家都是劳德的朋友，例如蒙塔古主教和科森斯博士，他们都相信同样的教义，却不受惩罚。而人民所爱戴的几个传道士虽竭力恪守规则，委曲求全，企图保留一点传道及著书的自由权，结果仍是枉然。人民日益相信天主教教义就要取得胜利了，大臣们也与人民有完全相同的感觉。德文郡公爵的小姐改奉了天主教，劳德问她理由。她写道：“我看见劳德阁下和其他许多人都匆匆地赶往罗马方向，我不愿意挤在人堆里，我要从容不迫地独自到罗马，走在你们之前。”
主教统治制就这样辉煌地、大权独揽地建立起来了（至少劳德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于是要进一步巩固这个制度的独立自主。有人认为国王也许不会那么言听计从，谁知主教的神权不久便成为国家的官方态度，国王自己也奉行这些准则。埃克塞特的主教霍尔博士在一部著作中提及这个道理，劳德又特意对这本书进行精心修订，凡是空洞、胆怯、有所疑虑或让步的话，都一概予以删除。这种主张，先在书本上加以提倡，不久就付诸实践了。主教们组成宗教法庭，不再用国王的名义，也不再代表国王，而是直截了当地用他们自己的名义，他们的判决书上只需盖主教印章。他们又宣布管理各大学是大主教的固有权利。国王那至高无上的权利虽不曾正式废除，但基本只剩下一层薄纱来掩盖这种篡权行为了。教会一方面逐步摆脱所有来自世俗政权的束缚，一方面干预起了民政，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教士担任阁员或身居高位。教会靠牺牲普通法庭的权利，来扩大自己的司法权。律师们看见自己的个人利益受到威胁，便群起反对这样的侵犯，查理却不理睬他们，劳德也觉得不该理睬这些人。因此，当他把管理国库的权杖交给贾克森主教的时候，曾欣喜若狂地喊道：“现在让教会来维护它自己的权利吧。一切能办的事我都已经替教会办好了，我没什么可做的了。”
人民的不满与反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愤怒的已不仅仅是人民了，至少有一部分贵族也惊慌起来。他们从教会的发展中看出：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不满足于粉碎人民群众的改革，甚至将玷污第一次宗教改革，它破坏了历代国王所创立、贵族们所采纳的制度。贵族们过去一直宣扬国王至高无上的神赋权利，现在还必须承认主教们的神赋权利；贵族们过去曾污辱教会，分享从教会夺来的赃物，现在却要向教会卑躬屈膝。贵族们感觉，不仅他们的阶级正遭到危险，他们的财产也岌岌可危。他们看不惯教士的神气十足，他们听说不久后一个普通教士也能与国内最高贵的绅士平起平坐，他们将会看到大主教和他的走狗们都享有官职，享受国王的几乎全部恩宠；而贵族在失去旧日的光辉、自由和势力以后，国王的恩宠本是他们唯一的补偿。查理不仅诚心崇拜教士，还在抬举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强有力的支持，来反对人民的抗争。总而言之，谴责政府行为的倾向和对政府动机的怀疑，不久便发展为怨声载道。从城市的工厂到白厅的客座，到处都是不满之声。
更高阶级的人士也对宫廷表现出不满，而且出现说长道短、百无禁忌的现象，这是一向不曾有过的。国人最敬重的几个高等贵族皆退隐到自己的庄园，以远离政治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在伦敦及国王左右，到处弥漫着独立和调查研究的气氛，甚至渗透到过去那充满奴才气的无聊的议事会里。自从伊丽莎白时代以来，对科学和文学的爱好已不再是教授们的专利。那时宫廷喜欢与著名人士、哲学家、学者、诗人、美术家做朋友，喜欢和有学问、有文才的人交谈，以此作为新的卖弄方式和高贵消遣。这些集会，无论在酒店还是贵族公馆里举行，都喜欢讽刺那些不奉国教的虔诚信徒们，说他们性格古板、行为疯狂，人们称这种信徒为清教徒。可是当查理在位时，文学家与世情练达的人聚在一起，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比从前更加尖锐，而且必须回避当权者。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和道德、宗教方面的问题，谈起来妙语横生，有声有色。从外地旅游回来的青年，在法学院学习的人们，思想认真、活跃的人，都很热心地参与讨论。在这些集会中，塞尔登介绍他的学术珍藏；奇林沃思谈论他对宗教信仰的怀疑；福尔克兰勋爵（当时还很年轻）请众人到他家中聚会，人们把他的花园比作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园。这些集会里没有派系，只有自由和坚强有力的意见。这些人不为私利或个人意志所束缚，只是乐于交流见解，以慷慨激昂的情绪互相鼓舞。他们无拘无束地讨论，所追求的只是真理与正义。这些人不是因激情和危险结合起来的，也没有任何具体的宗旨或目标，他们只是一致憎恶专制，藐视宫廷，并对议会表示遗憾。他们企求一种改革，尽管知道这种希望是微薄的，但在他们自由思想的深处，这个改革将会终结他们的忧虑，实现他们的全部愿望。
那些离宫廷稍远、阶级较低、文化稍差的人却拥有更加严厉的感情，他们虽思想狭隘，却更富决断。乡绅们的愤怒，更多指向政治专制。高等贵族与封建制度已经腐败动摇，人民对高等贵族的尊重就大大减弱。乡绅们自认为是《大宪章》的继承人，他们不断互相提醒，从前先祖是如何与国王抗争的，先祖的一言一行是如何成为法律的。现在他们的权利、自由甚至财产，都受制于国王和阁臣们，自然十分气愤。他们既不搞哲学理论的研究，也不会引经据典地区分各种制度的差别，他们一心只想着下议院。在他们看来，下议院代表贵族与平民的古老联合，只有议会能够重新恢复并保障民众的自由，当然人们心中的议会只是下议院。当时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想法：议会拥有无所不包的权利，这是合乎法律的。大多数绅士对教会的管理方式没有特别意见，更没有破坏教会的想法。他们并不敌视主教制，但讨厌主教们，认为他们是专制制度的帮凶。宗教改革的时候，广大公民曾获得选举权，以防止神权干预世俗的政务。如今国教教士们却要努力恢复罗马教廷失去的权力。乡间的贵族和绅士们并非不愿承认主教制，但条件是教会不得要求政权与神权，英格兰不许存在罗马教皇的继任者，主教们不许干预国家政事，而且只能遵照本国法律办理各教区的宗教事务。
城市里地位较高的市民、乡村里大部分小乡绅和几乎所有的地主，他们的情绪更加激烈，尤其是对于宗教事务。他们热心地坚持改革大业，渴望彻底实现自己的重要主张，痛恨一切与天主教教皇制有关的东西。他们说，原始基督教会朴素的礼拜形式和纯洁的信条，都被天主教教皇制金字塔式的统治机构破坏无遗了。他们又说，第一次教会改革，新使徒兹温利斯、卡尔文、诺克斯等人很快就取消了这种专横制度和它大肆铺张的偶像崇拜仪式。福音是他们奉行的规章，早期的基督教会是他们的模范。只有英格兰顽固地走在教皇制的道路上，因此人们问道：主教们的苛刻程度难道不比罗马更严酷么？主教们的行为比罗马更遵循福音么？主教们的骄横亚于罗马吗？他们和罗马一样，心中只想着权力与富贵；他们和罗马一样，不喜欢严肃的作风、自由的祈祷；他们和罗马一样，要求将基督徒心灵的感应统统纳入刻板的繁文缛节之中；他们和罗马一样，用俗不可耐的赛会式表演来取代耶稣基督生气勃勃的语言。在神圣的安息日中，真正的基督教徒们难道不想回到自己的家里举行虔敬的礼拜仪式么？可是无论在什么广场，什么街道，都有游戏的喧哗或酗酒滋事给他们的默祷带来侮辱性的打扰。主教们居然不满足于这样渎圣的消遣，甚至鼓舞他们——不，几乎是命令他们做这些事，唯恐人民尝到更神圣的乐趣。主教们声色俱厉地命令大家恪守教会法律的每个细节，但若有人认真守法，他们又会制定新法来找他的麻烦。他们压迫恭顺的人，激起心志高傲的人起来造反。四面八方都在强调真正信仰的敌人的准则、习惯和主张。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抛弃福音呢？为什么要压制最热心的基督教徒呢？他们所维护的权力不是福音带来的，也绝不是早期基督教信徒们所知道的。人们希望废除主教制，使教会再度独立自主，由权利均等的牧师和淳朴的福音传道士共同管理基督徒的纪律，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会。等宗教改革成功后，便不会再有人崇拜偶像或实行专制，也就不用再害怕天主教教皇制卷土重来。现在这个教派已经到了门口，正要侵犯上帝的庭院，而看门人正在准备迎敌呢。
在宗教改革初期，这些见解已开始暗暗酝酿，人民看见很多有钱有势的人支持他们，便加强了信心。当时虽然不曾发生变乱，国家的整体情况和面貌却在慢慢改变。在1582年和1616年，少数不奉国教的人已正式与英格兰国教会分裂，自称为布朗派与独立派，形成两个小教派。它们拒不承认教会的全面统治，声称信教团体都有权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安排自己的礼拜方式。从这个时期起，几个私立信教团体陆续建立起来，他们人数不多，又很贫穷，与国家、教会都很疏远。他们毫无自卫的手段，因此一旦被查出便会遭到迫害，大部分人只能逃到荷兰。但是不久以后，对自由的渴望与对祖国的热爱便在他们内心斗争起来。为了兼顾这两方面，他们与亲友们商量，想前往一处属于英国却还不太为人所知的净土——美洲大陆。于是，有钱人变卖财产，置船储粮，在一个他们所奉教派牧师的带领下前往荷兰，与朋友们同赴北美洲。当时那里已经有人开始做开垦殖民地的努力了。但是由于船只较少，要去的人太多，不能悉数装走，每当这时，大家便在海滩聚集，双方在牧师的带领下互相祈祷，礼拜送别。最后一部分人扬帆而去，剩下的人只能再等机会渡海，将来与亲友们会合。这样的远征已经进行过好几次，并没遇到太大障碍，因为难民们都是无名之辈。不料，1637年，国王忽然得知出海人数增多，而且大量财富被带走，据说本国已经失去一千二百万镑的钱财。现在已不仅是少数孱弱无名的异教徒感觉到虐政压迫了，一些原本并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了。政府的所作所为令自己声名狼藉，以致成千上万阶级不同、贫富不同、目的不同的人们离开本土。1637年5月1日，政府颁令禁止人民出洋。此时，正有八条船停泊在泰晤士河上，准备起航，船上的人包括皮姆、哈斯勒里格、汉普登和克伦威尔。
他们不该为躲避专制而逃走，因为人民已经开始反抗专制。现在人民追求的已不止恢复法律的秩序，甚至不止废除主教制，有个大党派正在策划这种双重改革。四面八方都有从教会分离出来的小集团，以对某一教义做出解释来作为它们的标志。有以拒绝某某仪式为表征的，也有以打倒整个主教制、主张信徒们绝对独立并且只信赖圣灵为特点的。尽管劳德的异端裁判法庭很活跃，但各种小教派还是在市镇的地窖、乡间的粮仓或森林中集会。那些因聚会而招致的危险与困难，都更激励牧师及听讲人的想象力。他们在聚会的地方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甚至通宵达旦，祈祷、唱圣诗、求上帝启示、诅咒敌人。他们受到全国人民的荫庇与保护。不久之后，人们对那些不奉国教的人，不问名字、信条，也不问他们有什么想法，都统统另眼相看，给予最大的信任。因此，他们索性将自己的服饰举止与别人区分开来，即使在迫害他们的人面前，也敢于公开表示意见。他们穿黑衣裳，剪很短的头发，戴高顶宽边帽子，无论走到哪里，群众总是敬重他们，称他们为圣者。尽管到处受到迫害，但他们声誉日高，甚至连伪君子之流也宣称站在他们一边。破产的商人、失业的工匠，甚至因沉湎酒色而为众人所不齿的人，但凡想抬高自己的身价，无不仿效圣者的服饰举止、说话腔调，通过人民对圣者的信任来取得欢迎和保护。在政治事务中，这样的风气也日益扩大，不过没有那么混乱。在较低阶级的人民中，前所未有的平等观念开始流行，这是他们受到生活条件改善或者是宗教见解的影响；在较高的社会阶层，一些自视甚高又坦诚直率的人士开始鄙视宫廷，看不起无用的旧法律。他们思潮高涨，慷慨激昂。他们常在静坐读书或私会密友时，想象更为简单有效的社会制度。还有很多人动机不那么纯洁，平时对各种信仰都淡然处之，行为上也一向放荡。他们很想出现无政府状态，以便大显身手，实现野心，至少也可以不再受束手束脚的麻烦。狂热与放荡，真诚与诈伪，敬重古法与蔑视旧制，合法的愿望与图谋不轨的期望，这一切会合起来，酿成了泛滥于整个国家的愤怒。大家聚集起来反对这个权利，它的专制暴政在不同阶级、不同见解的人们中间激起了同样的深仇大恨。同时，君权的鲁莽行事和软弱无力，也给地位低下的党派和胆量最大的梦想家带来活力和希望。
在一段时期内，国王与内阁竟没有察觉出群众中正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政府与国民疏远，又不曾遇到强烈的反抗，因此虽有一些困阻，但国王仍充满自信。为替自己的行为辩护，政府曾多次声明，流行在各处的思想很不妥当。但是暂时的怀疑并未使它谨慎起来，它一方面畏惧仇敌，另一方面却又轻视仇敌。政府觉得有必要加强压迫，但这并未让它认清形势，相反凭着一股十分愚蠢的骄气，使政府将采取严厉措施镇压这些与日俱增的危险错当作是自己强大力量的表现。
1636年间，各种小册子在英格兰满天飞，它们反对宠信天主教徒，反对宫廷的乱象，特别反对劳德与主教们的独裁苛政。虽然星法院严禁这样的小册子出版，但是现在小册子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而且传播得十分广泛，人们还急于先睹为快。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能看到这种小册子，大胆的走私商人甚至从荷兰运来成千上万册，大发横财；教堂里也在评论这些小册子，劳德虽然霸道，却还无法完全清除教堂里的清教徒。内阁看到使用平常的严厉手段毫无效果，更加怒气冲天，便决心试用其他方法，于是将律师普林、神学家伯顿、医生巴斯特威克拘捕到星法院受审。
被告被传到庭，法庭要他们当场辩护，不然就判他们已经招认罪行。被告答称，因为法庭没有提供纸笔墨水，他们不能写辩护书。于是供给他们纸笔墨水，但规定须有一个律师在辩护书上签名。他们选了一个律师，但法庭拖了几天都不许律师进牢与他们见面；律师终于进牢了，却不肯签字，因为怕得罪法庭。没有别的律师肯担任这件事，犯人们就请法庭允许他们在辩护书上签自己的名字。法庭不准，恐吓说，没有律师签字的辩护书是无效的。普林说道：“大人呀，你们是叫我们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法庭只是把说过的话又重复一遍。最后开堂审讯，一来便对其中一个犯人大施侮辱。四年前，普林曾因另一本小册子被判割去两耳的刑罚。法官芬奇看着他说：“我过去以为普林先生没有耳朵，不过现在看来他还是有耳朵的。”于是好几个裁判官都仔细观察他，法庭的纠察员为使法官们满意，就拉起犯人的头发，露出两耳来。他们看见普林的耳朵没被割去就很不高兴地责备他。普林说道：“我希望大人们不要见怪，我祈求上帝赐给你们耳朵，以便能听见人民说话。”
最终，法院判决三人夹在颈手枷上示众，并割去耳朵，罚款五千镑，终身监禁。宣判那天，群众如潮水般挤在犯人周围，执刑的人要推开众人，伯顿说：“让他们来吧，不要驱逐他们，让他们学学怎样受苦吧。”执刑的人被这两句话打动，果然不驱逐众人了。一个妇女对伯顿说道：“先生，上帝可以用你这样的训示来使许多人悔改，重新回到上帝一边。”他答道：“是啊，上帝能够做到。”一个人献给巴斯特威克一束鲜花，一只蜜蜂落在花上。这个人说道：“你们看见这只可怜的蜜蜂了吗？”普林说：“她找到这个地方来吸取花蜜，难道我们就不能从这里吸取基督的蜜汁么？”普林继续说：“假如我们重视自己的自由，此时就不会站在这里。今天，我们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和幸福，把我们的自由交给这场事业。你们若是知道你们的自由被人侵犯得多深，知道你们被抛进了什么时代，你们就会看看四周，就会知道你们的自由可以合法地伸展到什么地方，并努力维护自由。”空中荡漾着严肃的欢呼声。
几个月后，绞刑架的四周又出现同样的场面，利尔伯恩正以同样的罪名受类似的残酷刑罚。受刑人的决心和人民大众的热情似乎更高涨了！利尔伯恩被绑在一辆车后，拖在威斯敏斯特的大街上。狱卒一面拖着他，一面鞭打他，他却不停地激励紧紧追在后面的群众。他被枷在颈手枷上的时候还不断说话，狱卒们不许他开口，便用东西塞住他的嘴。他随即从衣袋里取出几本小册子抛给人民，大家纷纷抢看小册子，于是狱卒又捆上他的手。群众不动了，静寂无声，刚才听过他说话的人都不肯散开，一起凝视着他。有几个法官站在窗口，好像在好奇他的毅力能坚持到什么程度，但他的毅力胜过了他们的好奇心。
到目前为止，殉道者都是平民，并没有什么有钱有名的人。他们所持的意见多半都是宗教狂热派的意见，这是人民大众最欢迎的。人民为他们的勇敢表现而自豪，不久就开始责怪社会上层人士的怯懦和麻木。老百姓们说：“荣誉观念从前多半是在头上的，如今它好像得了痛风病，往脚下发展了。”其实并非如此，乡间的贵族与绅士、高等市民的愤怒不亚于人民，不过他们看得更清楚，他们在等待可以一举成功的机会来临。这次的公众呼声鼓舞了他们，赋予他们自信。时机已经到了，全国人民已经被彻底调动起来，现在所差的只是知名的、稳健的、影响巨大的领袖们了。他们很快会起来抗争，不是作为冒险家，也不仅仅为了一派的利益，而是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己任。
白金汉郡有一个绅士名叫汉普登，他发出了全民抗争的信号。在他之前，曾有过几个人尝试起义，但没有成功。他们同他一样，拒绝缴纳以船捐为名的苛税，要求将这个问题交付法庭审议，但法庭一直想方设法躲避此事。汉普登于1626年及1628年当选为反对党议员，却未曾招致宫廷的特别怀疑。自上次议会解散以来，他生活得很宁静，有时住在乡间，有时在英格兰及苏格兰游历，无论到哪里，他都仔细观察当地的人心趋向，但从未表达自己的感情。他资产丰厚，行为检点，从不炫耀豪富；他的态度滞重而单纯，从不流露严厉；他以性格恬静、平易近人著称，邻居们无不敬重他。他们都说他通情达理，反对现在通行的制度，既不是一个奉教到发狂的人，也不是一个喜欢作乱的人。所以该郡的法官们并不怕他，也不想伤害他。1636年，他们指派捐款时，只让他捐出微不足道的二十先令，其实是想轻易地放过他，而且希望避免这样一个谨慎的人抗捐。汉普登不肯出捐，但他并不感情用事，吵吵嚷嚷；他一心想以身作则，要求司法方面郑重裁定国家有无权利抽此税捐。他在监牢的时候也很安静很沉默，只求将案子交付法官们审问。他说，他乐于用法律处置这个问题，希望国王也乐意这样办。国王最近才得到法官们的保证，说国家有需要的时候，这种税捐可以合法地征收，所以充满自信的国王愿意让汉普登打这个官司。汉普登的律师们办这个案件时和汉普登一样审慎，说到国王和君权时都是毕恭毕敬，避免任何激昂的演说，避免任何危险的原则，只以本国的法律和历史为依据。律师中有位霍尔本先生，他说话的时候，有几次暂停不往下说，而请求法庭饶恕他辩驳得太激烈，并请求法庭若是看见他超越礼貌及法律的范围，要立刻警告他。刑事律师们也赞扬汉普登的温和。这场官司在人民的愤慨声中审了十三天，没有人说民权辩护人感情冲动，更没有人怀疑他们有任何反叛意图。
汉普登的罪案于6月12日宣判，表决时只有四个法官投了有利于汉普登的票。国王听到这个判决就暗自欢喜，认为这是专制的决定性胜利。人民的看法也是如此，认为从此以后不用再指望法律会为他们主持公道了。其实查理并没有任何自鸣得意的理由，人民虽然失去了希望，却赢得了勇气。人民一向是极度不满的，但缺少团结力，以致未能行动一致；可这次判决一下来，包括乡绅、市民、农民、商人、长老会等，总而言之全国人民无不觉得身受这个判决的损害。人人都在谈论汉普登，一提起他的名字，大家都表现出爱戴与骄傲，因为他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行为典范，他的行为就是国人的光荣。宫廷的朋友及党羽，都不敢说这场判决是合法的。法官们为自己辩解，几乎到了公开承认自己怯懦的地步，企图取得饶恕。比较温和的市民表现出一片忧郁的沉默；较为胆大的人则直言不讳地表达出他们的愤怒，以便在私下里得到一点满足。无论伦敦还是外省，不久就有许多满腔怨愤的人找到了领导者，他们聚在一起来讨论前途。各处都在制定措施，决定到必要时就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相互支持。简单地说，一个党派已经形成，它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却已得到全国的公认。国王与内阁仍在为他们最近的胜利庆贺，谁知他们的对手们已经找到起事的时机和行动方法了。
苏格兰的暴动
宣判汉普登罪名之后约一个月（7月23日），爱丁堡发生激烈的叛乱。这是因为国王突然要求大家采用一种新的礼拜仪式。自从查理登基以来，就效仿他的父亲，以推翻苏格兰教会从加尔文教派借用的共和宪法、重建苏格兰主教制的光辉为己任。他们为达目的，用尽欺骗、暴力、威吓、怀柔、贿赂等手段。有时迎合教士们的个人野心，升任他们为教会的高级人员和宫廷高官；有时利用小地主重视自身利益的心理，恢复他们的什一税。这些做法虽然迂回缓慢，却在不断向着目标前进。人民的惊慌与日俱增，国教的教士们继续抵抗，于是政府禁止他们集会，并驱逐最大胆的传道士。议会对此事稍显迟疑，政府便干预选举，禁止异议，甚至还伪造选票。苏格兰的教会，在斗争期间与英格兰教会相似，逐渐受到一种等级制度与纪律的约束。这种制度尊重主教和国王的绝对权利，认为二者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具有绝对权威。1636年，这样的工作好像已接近尾声，主教们恢复了他们的宗教司法权，圣安得鲁大主教（斯波蒂斯伍德）担任王国的大法官，罗斯主教（马克斯韦尔）即将任财政部长，十四个主教中有九个做了枢密顾问官，而且在会议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查理和劳德认为已经大功告成，便不和教士、人民商讨，硬将一套宗教法典和礼拜仪式强加于教会之上，以适应新的情况。
但是苏格兰的宗教改革与英格兰不同。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是由国王发起，在大臣们的配合下完成的，苏格兰的宗教改革一开始便为舆论所赞成，人民以自己的力量排除了所有障碍，然后自下而上进行改革。从一开始它就拥有相同的制度、地位和利益，党徒们在长期的斗争中，学会抗拒强权，从而自己行使权力。苏格兰的传教士们团结而坚强。他们在讲道时勇敢地谈论政治和宗教内容；他们在讲坛上，对国王的大臣和本区的教民一视同仁。就在这样一个学校里，人民学会了大胆思考和大胆说话，他们认为宗教改革的胜利应该全部归功于人民自己。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保卫宗教的独立，使宗教免受天主教皇、君权制以及主教制的侵害，而这些恰恰都是国王所反对的。在历代国王登上英格兰宝座，被赋予更重大的权威时，他们的勇气便开始衰减，因此詹姆士才能成功反对长老会的教义与制度。国王们容易被人民驯服的外表所迷惑。在查理看来，苏格兰受到威吓，就等于苏格兰臣服了，他自以为能够破坏苏格兰民众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在苏格兰很有势力，也只有在苏格兰，宗教改革才享有法定地位。至于苏格兰国王的权利，只有主教们才承认，而主教们也只有依靠国王才能勉强保住他们的地位。
查理要完成这件大事，需要改变公众礼拜的仪式，然而就在新仪式进入爱丁堡大教堂的那一天，灾难降临了。几个星期之内，地主、农民、市民、工匠等从王国的四面八方涌到爱丁堡，参与反对威胁到他们的新礼拜仪式。房舍与大街上挤满了人，有些人在城墙下安营扎寨，人们包围了枢密院大厅和地方自治局。主教们从街上走过，就遭到群众的侮辱。人们写了一篇控诉书，攻击主教们的苛政和偶像崇拜，签字的人包括教士、乡绅、贵族。国王没有答复他们的控诉，命令送控诉书的人回家。一个月以后（11月5日），他们又来了，人数比以前更多。第二次没有发生扰乱秩序的事，人民的感情是沉重的、沉默的。高级人士也参与其中。两个星期后，正式的抵抗组织成立，从各阶级的人中选出了一个高级委员会，受托办理这件大事，各郡各镇都有分会奉总会指示行动。暴动已经不见了，但只要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政府一声令下，暴动便会再度发生。
12月7日，查理终于与教士亚历山大·亨德森和律师阿奇博尔德·约翰斯顿（即后来的沃里斯顿勋爵）共同制定了这个被通称为《盟约》的同盟规章，以此作为答复，仍然坚持要遵行新的礼拜仪式，禁止请愿者集会，违者以叛逆罪论处。苏格兰内阁奉命严守秘密，准备等到合适时机再宣布国王的命令。不料，命令还未到苏格兰，起义的领导们已经知道内容了，他们立刻号召人民支持他们的代表。内阁为了抢先一步，立刻公布了国王的命令内容（1638年2月19日）。有两位贵族休姆和林赛勋爵，跟在国王的传令官身后，命人以他们的名义公布并张挂抗议书。凡是有人宣读国王命令的地方，就有人张挂人民的抗议书。起义的人们斗志昂扬，决定结成严肃的同盟，借以向全体人民宣告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信条及愿望。1638年3月1日《盟约》经巴尔默林诺、劳登和罗思修改并认定。《盟约》除了记载详细的古老信仰，还表示正式拒绝新的宗教法律及其礼拜仪式，此外还有民众联合会的誓词，誓愿保卫君主、宗教以及国家的法律与自由。《盟约》一经提出，就受到人民的欢呼赞成，很快便传到全国各地，甚至最偏僻的乡村。乡绅、教士、市民、工人、妇孺，成群结队地聚集在教堂里和大街上，宣誓一致服从《盟约》。甚至苏格兰高地的人们也为民族感情所激荡，暂时忘却对国王的忠诚以及平时如何激烈反对低地，加入起义行动。不到六个星期，整个苏格兰都在《盟约》法令之下联合起来了，只有政府雇用的人、几千名天主教徒以及阿伯丁市拒绝参加。
这样大胆的反抗使查理大惊失色，自己的旨意无法推行，他因此大发雷霆，决定动用武力。但宫廷还没有作好准备，于是派汉密尔顿侯爵前往苏格兰安抚乱党，给他们一些希望，但不用解决任何问题。1638年6月，两万誓约派人聚集在爱丁堡，举行严肃的斋戒，前去会见汉密尔顿。七百名教士穿上教袍，站在道路两旁的高处，在他走过的时候高唱圣歌。誓约派以此向侯爵显示他们的力量。汉密尔顿有意表现出和解姿态，但誓约派们觉得他所建议的让步欠缺诚意。他尝试提出一个国王的《盟约》，以代替群众的《盟约》，这个提议被誓约派人带着嘲笑拒绝了。他往返于爱丁堡和伦敦好几次，同誓约派进行了几次会商都没有取得进展。这年9月，他忽然接到国王命令，叫他同意乱党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取消宗教法律、取消高等法院、答应召开教会会议、召开议会、准许议会自由辩论一切问题、准许在议会里弹劾主教们。苏格兰人闻讯，感到既高兴又惊讶，但仍难以信任国王，而且国王方面找出各种借口取消了长期盟约，更令他们的怀疑加深。11月21日在格拉斯哥召开了一个宗教大会，他们不久就看出，汉密尔顿的唯一目的只是阻挠他们继续前进。尽管如此，大会仍旧进行，并设法传讯主教们来受审。11月28日，汉密尔顿突然宣布解散会议。他们同时听说，查理正在准备战争，有一支军队是斯特拉福德设法在爱尔兰招募的，正要乘船来苏格兰。汉密尔顿返回伦敦，但大会继续召开，谴责国王颁行的所有新法，肯定《盟约》的权利，取消主教制。有几个一直保持中立的贵族（其中包括以足智多谋闻名的阿盖尔伯爵），现在公开拥护国民的主张。苏格兰商人到国外购买军火武器，把《盟约》分送给在大陆当军人的苏格兰人，一位军官亚历山大·莱斯利受邀回国，准备必要时统领起义军。最后，苏格兰人民对英格兰国民发出宣言（2月27日），将基督教同胞们的痛苦告诉他们，且驳斥了他们的公敌为抹黑他们而发出的一切诽谤诬陷。
宫廷收到这通宣言后，嗤笑暴乱分子的行为，说他们无理取闹。大臣们认为唯一的麻烦只是需要屈尊同他们进行战斗。查理自己虽然是苏格兰人，却仍深信英格兰人一向憎恶苏格兰人，这将阻止誓约派人的控诉在南方人心中产生影响。但是，团结各国人心的宗教感情，不久就破除了分隔双方的界线。两个王国之间很快建立起秘密通信，暴乱者的宣言传到英国各地，群众都在谈论他们的疾苦和希望。不久后，苏格兰人获得了朋友和支持者，他们遍布伦敦及外省、陆军甚至宫廷。当国王的军队开往苏格兰的时候，听到过千百次谣言，这些谣言都是为了恐吓军队而传播的。有人很恳切地劝告部队司令官埃塞克斯伯爵要小心提防，最好等援兵到来再前进。人们传说敌军比他们装备精良，又有人说看见敌军在离边界不远的某处，还有人说敌军已占领全部要塞，在英吉利军队到达前，贝里克就将落入敌手。伯爵是一个忠诚可靠的军人，虽然并不赞同宫廷的计划，但仍继续前进，毫无阻拦地走入贝里克。不久他就发现，叛党并不如传说中那样人数众多、准备周全。但谣言还在传播，让人心神不宁。4月间，国王到了约克，那里的军心尤为不安。他到约克的时候，摆出炫目的盛大排场，还因皇家威仪不可抗拒的优势而扬扬自得，以为这样就能让叛党俯首称臣、撤回原地了。苏格兰人曾以宣言打动英吉利人，查理便也想以大封建主的身份，号召王国中的贵族按照封建习俗，前来为他效力。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消除宣言的力量。
一群贵族与乡绅，成群结队地来到约克，就像参加节庆一样。这样的场面，让查理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但是环绕在他周围的，都是阴谋、混乱与拒不听令。在边界上的苏格兰人与国王的士兵来往频繁。查理要求贵族宣誓表示决不以任何借口与叛党往来，有两个贵族不肯宣誓，查理只是吩咐他们离开宫廷，却不敢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霍兰勋爵进入苏格兰境内，看见莱斯利把军队布置得井井有条，便认为自己一方寡不敌众，匆匆撤回了军队。查理这次出兵，受到许多人的怀疑，所以军官们和战士们都迟迟不肯开战。苏格兰人深知敌情，就用温和恭维的语气，写信给对方将领——埃塞克斯伯爵、阿伦德尔勋爵和霍兰勋爵，表示完全信任英格兰贵族和人民的善意，请他们居间调停，代求国王赐予苏格兰人公道与恩惠。不久，在有把握地知道有人支持以后，他们就很谦恭地对国王上书，却丝毫不放松他们的要求。查理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气魄的人，便觉得左右为难，于是在6月11日召开会议。由于苏格兰人说话谦恭，查理的自尊心勉强得到满足；劳德觉得危险就在眼前，心中不安，于是力劝国王和解。1639年6月18日，双方在贝里克签订和约，规定双方都遣散军队，并于不久以后召开苏格兰议会和宗教大会，但并没有任何清楚确切的条约能够解决引起这次战争的分歧。
双方都已料到，战事不过是暂时中止。苏格兰遣散军队的时候，预发了军官薪俸，吩咐他们作好随时打仗的准备，而查理也开始秘密筹备另一支军队。一个月后，查理召斯特拉福德来伦敦，想当面向他咨询军事情况。斯特拉福德早就想到国王身边当差了，只有这种地位才能满足他掌握大权的野心和享受光荣的愿望。他到达伦敦后，决心全力对付国王的敌人。他对苏格兰人表示轻蔑，认为最近的失败完全是优柔寡断所致。他发现宫中沸沸扬扬地闹着无聊的阴谋。埃塞克斯伯爵受到冷落，尽管他仗打得很好，却也只能心怀不满地离开了。王后的宠臣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巩固势力，打击劲敌。国王自己却灰心丧气，焦躁不安。因此没过多久，斯特拉福德便不安起来，国王一直未能实施他的计划，大臣们的阴谋开始指向他，他的仇人哈里·文爵士借助王后的势力升为国务大臣。最初，群众带着焦虑的眼光看他入朝，不知他将怎样运用权力，不久就听说他怂恿国王使用最严厉的手段，人民于是咒骂他。事态越来越紧迫了。国王与苏格兰人为《贝里克和约》条款内容的解释而互相争执。和约内容几乎没有一条写成书面文字，查理有一张字据，说明和约的确切条件，却被焚毁了。苏格兰的宗教会议和议会被国王的失信所激怒，同时受英吉利的朋友们所鼓舞，不但在他们的要求上寸步不让，而且提出更大胆的要求。他们要求国王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议会，而且要担保他们的选举和言论自由。现在宫廷与内阁听得最多的话就是“力图侵犯权利”与“侵犯君权”。斯特拉福德说：“我很想给这些百姓们一顿鞭子，让他们识趣一点。”于是国王决定打仗。但拿什么来支持战争呢？国库已经空了。有什么新鲜动听的战争理由可以争取国人呢？国王自以为找到一个合法的理由。自从英国出事以来，红衣大主教黎歇留不喜欢英吉利宫廷，常与苏格兰人有书信往来，他曾供给苏格兰人军饷和军火，并承诺如有需要，还将给予更多的协助。英吉利宫廷截留了主要誓约派党人所写的一封信，上书“敬呈国王”，那显然是写给法兰西国王的求助信。查理与内阁深信，这样求助于一个外国国王，在法律上已构成大逆不道之罪，会激起整个英格兰的愤怒。有了这样的自信，查理决定召集一个新议会。与此同时，斯特拉福德于1640年3月返回爱尔兰，准备筹措军饷和集结军队。
英国人听说召集议员开会，都非常诧异，他们现在对一个合法的改革已不存什么希望。但无论英国人心怀多大的不满，暴力的计划对他们而言仍然很陌生。只有少数奉异端的人，以及几个做过新兴党派领袖的人，心存敌意，怀着更长远的计划。他们反抗政府，人民赞成和支持过他们，却并不知道他们另有所图。当初发生的许多动乱曾使高尚的市民怀疑，议会的感情用事不是很得体。他们虽未加责备，但常以惋惜的心情回忆：议员们说话太过尖锐，议论也过于激烈，而全体议员也曾答应将来要变得温和一些。各选区的人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因此选出的平民代表都是反对宫廷的，他们决心要解除民间的疾苦。大多数议员都是爱好和平的公民，他们不曾答应为某个特定党派出力，不喜欢匆忙鲁莽的议决，他们决心不得罪国王，只进行不危及国家和平的改革。
1640年4月13日，议员们终于聚齐，议会开始。查理把苏格兰人呈送给法兰西国王的信送给议会看，将苏格兰人的大逆不道大肆渲染了一番。他宣布发动战争，并要求议会提供军费。下议院不太重视这封信，好像这与他们目前专注的重大利益比起来，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种见解得罪了国王，国王认为议员对这个争执未免太漠不关心了。议会方面则抱怨，议长觐见国王的那一天，国王傲慢失敬，不合礼仪。他们的争论不久就变得严重起来。国王要求先议决军事供应，然后才考虑民间疾苦。这一点引发了长时间的讨论，但并不激烈，大家注意力都十分集中，开会的时间也比以往长得多。有几个没什么名气的议员脱口说出几句尖锐的话，立刻就有人制止他们；国王的几个臣仆因其他方面受人敬重，他们所说的话，议员们也表示赞许。虽然如此，议会仍然很坚决地要求先解除民间疾苦，再议决供应问题。查理找上议院居间调停，贵族们议决先通过供应然后讨论民间疾苦，要求与下议院开联席会议，以便号召他们照此办理。下议院愿开联席会议，同时议决说贵族院的议案侵犯了平民代表的权利，因为贵族们要等平民代表的供应议案依照惯例送到上院时，才能够注意该案。皮姆、汉普登、圣约翰与其他议员，乘此机会煽动其他下议院议员。下议院议员们的情绪更加激动，几乎失去耐心，尽管仍克制着自己，却已决心维护各种权利。又过了些时候，国王竟然说，这次议会和前几次一样难以相处，国王很不愉快。1640年5月4日，他派人送信给下议院，若他们肯供给他十二笔款项，在三年内付清，他就同意以后不经议院允许绝不抽收船捐。这笔款项看起来数额巨大，貌似比王国之内全部钱财还要多。况且国王放弃抽船捐是很不充分的让步，必须在原则上认定，无论何时抽收船税统统是非法的。不过下议院并不想和国王完全闹翻。事实证明，十二笔款项的数额远没有当初所说的那么大。尽管他们反对耽误解除民间疾苦的讨论，但仍答应考虑国王的来信，以示他们的信用和忠诚。正当他们准备表决允许供给款项但数目还不确定时，大臣哈里·文爵士站起来说道，除非议会答应国王信上提出的全部要求，否则就不值得讨论下去，因为国王决不肯接受更少的数目。司法大臣赫伯特赞同哈里·文的发言。于是全场大惊，怒不可遏，即使最温和的议员也愤愤不平。由于天色已晚，大家决定明天再讨论这个议案。但是到了第二天，当下议院正要聚集的时候，国王却传他们到贵族院去，当场宣布解散议会。也就是说，开会之后三个星期，议会就解散了。
当天傍晚，查理很懊悔。他说，人们向他做了不真实的报告，他从未授权哈里·文对议会宣布，他一定要十二笔款项，少一点他都不接受。翌日，他还是很不安，就召集几个有经验的人来问是否可以收回解散的成命。他们认为这不可能。于是查理又在焦虑中回到专制。
4月4日，斯特拉福德从爱尔兰回来。由于剧烈的痛风和胸膜炎的恶化，他行动不便，但他已从爱尔兰议会得到了供应、武装人员、贡献和承诺，刚刚离开病榻，他就用惯有的精力与忠诚开始办事。不到三个星期，在他个人的影响下，自愿的捐献源源不断进入国库，约达三千万镑，其中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所供给。此外，他们又运用勒借、船捐、专卖等手段搜刮来一笔款项，甚至有人提议铸发成色较低的货币。对国王和他的臣仆们来说，国家需要成为不择手段的全部理由。查理又开始对议员们进行迫害和报复。亨利·贝拉西斯和约翰·霍瑟姆两位爵士，因为发言被监禁；布鲁克勋爵的住宅被搜查；议员卡鲁先生是负责核查民间所递诉词的委员会主席，由于拒绝交出委员会收受的诉词，被监禁在伦敦塔里。有几个约克郡的乡绅拒绝专横的征收，内阁要求严惩他们，斯特拉福德说道：“对待这些乡绅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关起来。”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不可避免的弊政会带来什么后果，但他的感情用事使他忽视了一切顾忌和畏惧。他正将一种危险的情绪传递给国王、内阁和宫廷，这种情绪会导致人们看不清自己的真正处境。他又病倒了，病到几乎要进坟墓了，不过身体的衰弱反而使他的意志更加坚定，他在几乎还不能站起来的时候，就陪同国王去检阅聚集在苏格兰边界的军队，这是归他统率的军队。
他在途中得知，8月18日，苏格兰军队在纽伯恩打败了和他们初次遭遇的英格兰军队；8月21日，苏格兰人进入英格兰境内。当初讲和时，苏格兰在伦敦的朋友和人民的领袖们缔结了紧密的联盟，这些英吉利人答应他们，若再开战，将有一支人数很多的队伍帮助他们。英吉利人甚至还派遣了一个使者手持空心手杖到苏格兰，内藏一件答应相助的公文。公文的末尾，有萨维尔勋爵（这件阴谋唯一露面的首领）伪造的六个英国最伟大贵族的签名。萨维尔在英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仅仅因为他对斯特拉福德恨之入骨，才会进行这样胆大包天的阴谋。但是提前知道这个秘密的，可能还有几个最真诚最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他们并没有错估人民的意向。议会刚一解散，各地方就立即公开表现反战情绪。伦敦张贴出许多告示，号召学徒们把此事的罪魁祸首劳德揪出来碎尸万段。一群狂怒的人们攻打劳德的住宅，他只好逃到白厅躲藏；另一群人围攻设在圣保罗大教堂的高等委员会法庭，他们高呼：“不要主教，不要高等委员会！”政府只能用暴力手段在各郡征兵，许多人不惜自残肢体来避免入伍，还有人自缢。那些没有抵抗就服从命令入伍的人走在街上会被人羞辱，亲友们都把他当作懦夫。一些军官被认为有天主教徒的嫌疑，竟被士兵杀死。当英吉利军队与苏格兰军队遭遇的时候，不服从号令和私下发牢骚的现象倍增。苏格兰军队将《盟约》写在大旗上，叫士兵们去听讲《圣经》，太阳一出来就可以听见全军朗朗的祈祷声。英吉利军队看见这种情况，又听说苏格兰对待英国人友好而热情，英国兵心肠软了，不久便转为愤怒，咒骂这次渎神的战争。苏格兰人到了泰恩河畔，他们并无敌意，只是请英兵准许他们渡河。一个英国哨兵开枪打他们，他们放几炮答复，一场行动开始了。英吉利军队几乎立刻溃散，斯特拉福德只好率领军队回到约克。苏格兰人轻松占领了在约克与两国边界之间的市镇，如入无人之境。
从这时起，斯特拉福德已被自己打败了。他努力调动士兵们的热情，却都毫无效果；他勉强向军官们讨好，却遮掩不住自己的轻视和愤怒；他的严厉手段激怒了官兵，却没能吓倒他们。不久就有几郡的呈文到来，请求国王议和。沃顿和霍华德两位勋爵，以自己的名义呈请议和，斯特拉福德下令拘捕他们，交付军事法庭，要将二人以协助叛乱的罪名论处。法庭一言不发，最后汉密尔顿对斯特拉福德说：“我的爵士，你宣布这个判决的时候对士兵们有把握么？”斯特拉福德好像忽然惊觉，浑身发抖，掉过头去默不作答。但是此人十分自傲，仍然不甘心放弃希望，他写信给劳德说：“只要国王肯下命令，我就有本事叫苏格兰人用比他们过来时还要快的速度滚回去。”其实查理已经有意回避他，就是害怕他建议时的那股劲头。
现在这位国王深陷绝望之中，每天都在发生一些事情证实他的懦弱。国库空虚，以前的筹款方法已不灵验，士兵们成群结队地哗变逃亡，各地人民都生活在不安之中。在国王的身边，又有许多人同苏格兰人暗通消息。苏格兰人行动谨慎，说话谦恭，对入侵之地秋毫无犯，对待俘虏更是仁慈。他们坚持说自己忠于国王，确实希望能够换来和平的胜利。9月24日，贵族们集会，查理说他快要召开议会，想听听他们对付苏格兰人的意见。谈判开始了。十六个倾向于民党的贵族，奉命负责和敌方谈判条款。首先一条就是规定两军停在原地不动，国王应该为两方发军饷，因此要求伦敦市借款二十万镑，贵族和国王共同保证不挪作他用。10月23日，双方在里彭草签订初步条款之后，查理急于回去陪王后，于是下令谈判改在伦敦进行。此时议会也快要在伦敦召开，苏格兰的委员们也赶来伦敦，他们知道那里有很多同盟者。英格兰此时正在进行全国选举，民情激昂。宫廷虽然很想操纵这次选举，但徒劳无功，他们所挑的候选人没有得到多少人支持。国王想让托马斯·加德纳爵士充当下议院的议长，但是加德纳连议员也没选上。议会定于11月3日开幕。有人曾力劝劳德另定开会日期，因为这一天是个不祥的日子，亨利八世曾于11月3日召开议会，结果开会时死了红衣大主教沃尔西，闭会时许多寺院被毁。劳德没有理会这些预言，因为他已感到疲惫，所以和国王一样，轻率地将未来交给机运。当时，胜利者与失败者都不曾猜到后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