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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6·大结局》第七章 荀子说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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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才的战国公子:信陵君

邯郸之战的失利,是秦国兼并天下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它不但使得秦国丧失了前几年辛辛苦苦占领的众多领土,还间接造成了白起死于非命和范雎的黯然退场。数年之内,秦国没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山东各国特别是三晋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这一场战争的明星,无疑是魏国的信陵君和赵国的平原君。除此之外,秦国的王龁虽为败将,但是表现可圈可点。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楚国的景阳,从《荀子》《淮南子》和《汉书》的记载中,后人不难得知,景阳经此一战,在当时威震诸侯。赵孝成王曾经亲自向景阳请教兵法,而景阳以孙武、吴起等人的军事思想应对,令赵孝成王折服。至于《史记》和《战国策》为什么都没有过多描述景阳的功绩,笔者以为,是因为笼罩在信陵君、平原君头上的光环太耀眼了,以至于景阳相对失色,只能屈为配角。

有意思的是,在信陵君和平原君之间,也有一种谁更有才有德的议论。前面介绍过,信陵君长于军事,而平原君长于外交,因此在才能方面很难进行比较,那就只能比“德”了。但是“德”很不好比,尤其是对于两个同等重要的人物来说,如果没有量化的指标,是很难区分高下的。

还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养士。

“士”这种人很不好养,他们不像阿猫阿狗,有得吃有得喝就行了,他们更看重主人的品德。一个人品德越高尚,就越能吸引士人来投奔;而当这个人的品行出现污点的时候,即使已经依附于他的士人,都会决然离去。平原君当年因为看不起一个瘸子而失去了一半的门客,便是极好的例证。

现在问题变得简单了,当信陵君和平原君同在一个国度的时候,他们虽然不会互相较劲,但是士人们心里都有一杆秤,而且会用两只脚投票来选择自己的主人——谁的品德更优秀,一目了然。

《史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信陵君刚到赵国的时候,听说有位才德过人而洁身不仕的毛先生混迹于赌场,还有一位薛先生流连于酒馆,便想结交他们,请他们到府上来做客。没想到这两个家伙不识抬举,故意躲着不见。信陵君也不生气,故意把头发搞得乱蓬蓬的,几天没刮胡子,换上平民的衣服,跑到那些声色场所去接近他们。

这两个人也没见过信陵君本人,只知道新来的这个家伙很豪爽,挥金如土,饮酒如牛,掷骰子、玩女人样样精通,而且只要一说话,就知道不是普通人。这样胡天胡地过了些日子,毛先生和薛先生对信陵君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可是当平原君听说这件事,便对自己的妻子说:“原来我听说你弟弟天下无双,现在才知道他喜欢跟一些下三烂的人厮混,真是荒唐!”

平原君夫人见到信陵君,把这些话告诉了他。这女人的本意是劝信陵君检点自己的行为,注意社会影响,不要太放浪形骸,给魏国丢脸。信陵君听了,马上向姐姐告辞,说:“原来我听说平原君是个贤人,所以才宁可背叛魏王也要来救援赵国。我不是为着别人来的,就是为姐姐和姐夫来的。可是现在看来,人们说平原君广交天下朋友,只不过徒有虚名,并非真正想得到人才。我早在大梁的时候,就听过毛、薛两位先生的大名,到了赵国之后唯恐见不到他们,所以才主动去他们容身的场所去接近他们。可是平原君居然认为这是荒唐,我不想再跟他打交道了。”

信陵君说完,命令门客们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平原君夫人赶紧跑回家向丈夫汇报。平原君一听就急了,赶紧摘了帽子登门谢罪,好说歹说,终于把信陵君留了下来。

平原君门下的宾客听说这件事之后,差不多有一半人去投奔了信陵君。而普天之下的英雄豪杰投奔信陵君的也越来越多,以至于信陵君的门客很快大大地超过了平原君。

公孙龙:白马非马

《史记》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邯郸之战后,虞卿想在赵孝成王面前为平原君请封,理由很简单,信陵君是平原君请来的,如果没有平原君,赵国肯定就灭亡了。

平原君当然不会反对这一提议。

就在这件事情要上朝讨论的前一天晚上,有人匆匆忙忙从外地赶回邯郸,将平原君从睡梦中拉了起来。

这个人名叫公孙龙,是平原君很敬重的一名门客。

公孙龙是赵国人,他与惠施齐名,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游说诸侯,四海为家,后来投奔到平原君门下才安定下来。

据说公孙龙云游天下的时候,有一次骑着一匹白马经过秦国的一座关卡。按照当时的规定,骑马过关是要交税的,相当于今天高速公路的通行费。

公孙龙不愿意交这个钱,便对守关的官吏说:“我骑的是白马,不是马,所以不用交钱。”

官吏说:“你看清楚了,只要是马,都要交钱。”

公孙龙说:“我看清楚了,可我骑的是白马,不是马。”

官吏的脑子一下子拐不过弯来了:“难道白马不是马?”

公孙龙说:“当然不是,白马是白马,马是马,分明是两码事嘛!”说着就大摇大摆地过去了,只留下那个官吏还在抓耳挠腮,想了半天都没想明白他说的是啥意思。

这位官吏不知道,公孙龙抛给了他中国哲学史上一个著名的命题,叫作“白马非马”。

后来,在平原君家里举行的辩论会上,公孙龙是这样论证“白马非马”的。

“马”是称呼形体的,“白”是称呼颜色的,“白马”则是颜色和形体都称呼了,所以“白马”不是“马”。

他的辩论对手名叫孔穿,也是平原君的门客。

孔穿说:“既然你骑了白马,就不可以说是没骑马,对不对?不可说没骑马,那就是骑了马,对不对?因此,骑了白马就是骑了马,对不对?”

公孙龙说:“不是这样的。你假如要一匹马,我给你牵黄马、黑马过来都可以;可是你要一匹白马,我再给你牵来黄马、黑马就不对了。如果白马是马,那上述两种需求就没区别了——你要一匹白马,我也可以给你牵来黄马、黑马,对不对?”

孔穿一下子愣了,但他的反应也很快,说:“按照你的说法,只要有颜色的马就不是马。可这个世界上没有无颜色的马。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马,是吗?”

公孙龙笑了:“马本来就是有颜色的嘛!所以才有白马。如果马没有颜色,那就只有马罢了,还到哪里去找白马呢?所以说,白马非马,就是因为那个白的缘故。所谓白马,是白和马的结合,或者说是马和白的结合,当然不是马。”

辩论到这里,孔穿已经穿孔,晕过去了。

公孙龙究竟在玩什么游戏?如果实在听不懂的话,让我们用西方逻辑学的术语解释一下。

首先,他说明了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三者内涵各不相同,所以白马非马。

其次,他又说明了马的外延包括一切马,白马的外延就只是白颜色的马,二者的外延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第三,马这个概念,是关于一切马的本质属性,与颜色无关,仅仅是“马之所以为马”的概括,所以白马非马。

综上所述,白马和马的内涵、外延都不同,完全是两个概念,你还敢说白马是马吗?

公孙龙还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叫作“离坚白”。简单地说,那里放着一块白色的石头,人眼睛看到的是白色,手摸到的是坚硬的感觉。眼睛只能感觉到白而不能感觉到坚,手只能感觉到坚而不能感觉到白。所以,石头的坚和白这两种属性是分离的。而各自分离,是天下万物的共同性质,独立自存才是事物正常的状态。

“白马非马”也罢,“离坚白”也罢,公孙龙实际上已经接触了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名实之辩,或者通俗一点说,就是关于存在与语言逻辑的学问。

正是这位公孙龙,在听到虞卿要为平原君请封之后,日夜兼程赶回邯郸,对平原君说:“我听说虞卿因为信陵君救了邯郸这事为您请封,有这回事吗?”

平原君打着哈欠说:“有。”

公孙龙说:“这绝对不行!请恕我直言,当初赵王让你做相国,不是因为您的才智在赵国独一无二;把东武城封给您做领地,也不是因为您立下了什么汗马功劳。归根结底,那不过是因为您是主父的儿子,赵王的近亲。”

平原君红着脸说:“是这样的,可那又怎么样?”

公孙龙说:“可是,当您接受相印的时候,并没有推辞说自己无能;接受封地的时候,也没有说自己无功。那就说明,您心里很清楚,您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些待遇,不过是因为自己是王亲。现在您因为请来了信陵君就请求封赏,就是既要凭着王亲的身份要待遇,又要像普通人一样去和大王计算功劳,您心里过意得去吗?”

这话的意思很明白,假如你是凭借着官二代、官三代的身份走上领导岗位的,就不要显摆什么政绩,给自己家里干活还讲什么价钱啊!

平原君默然不语。

公孙龙接着说:“如果是虞卿主动提出来要这么做,您更要考虑清楚。他为什么无缘无故要给您献殷勤啊?还不是想左右逢源?这事成了,您得感谢他;不成,您也会念着他的好处。以您的智慧,不会上他的当吧?”

平原君这才醒悟,拒绝了虞卿的建议。

公元前251年,平原君死于邯郸。战国四公子中,平原君赵胜按年龄排于第二,后人对他的差评也排于第二,仅次于春申君黄歇。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乱世中的一位翩翩公子,然而不识大体,“利令智昏”。

所谓利令智昏,指的是他极力主张接收上党,导致秦国进攻长平,造成四十余万赵军死亡的重大悲剧。

墨子:兼爱与非攻

邯郸之战让东方各国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也让天下诸侯认识到,秦国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强大,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制止秦国的扩张不是难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诸侯们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建立合纵抗秦联盟,反而是各自图谋兼并土地,谋取眼前利益。“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习惯,古已有之。

公元前255年,楚国攻鲁,占领曲阜,将鲁国社稷迁于莒县,两年后又迁于钜阳。此后又过了四年,末代鲁侯鲁顷公被楚考烈王废为庶人,鲁国从此灭亡。

魏国不仅攻取了秦国的陶地,还乘机进攻卫国,夺取了卫国的大部分领土。

燕国见赵国连年战争,且“壮者皆死于长平”,企图兼并赵国,于公元前251年倾全国之力,发兵六十万攻赵。赵国以廉颇为将,大破燕军于鄗邑,杀燕相栗腹;又使乐乘大败燕军于代,并乘势攻燕,一度包围燕国的首都蓟城。

燕国在攻赵的同时,还派遣部队进攻齐国。楚国在消灭鲁国之后,也继续北进,进攻齐国的南阳地区(泰山西南,汶水以北)。魏国则在灭卫之后继续东进,攻取了齐国的平陆(今山东省汶上)。

最搞笑的是雒邑城里的周天子。邯郸之战后,汾城战事吃紧,周赧王派使者入秦,表示愿意为秦国打探东方诸国动静,帮助秦国向三晋发动反攻。秦昭王对此深表欣慰,于公元前256年派兵入侵韩国,斩首四万;接着入侵赵国,斩首九万;再顺势入侵西周,迫使周朝将三十六座城镇和三万人口全部献给秦国。同年,周赧王去世,西周灭亡,从此连有名无实的周天子也没有了。

在这个战乱纷纷、无处安放灵魂的年代,有一群人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态度,力图用自己微薄的力量给天下带来和平,他们被世人称为“墨者”。

墨者的祖师爷,是生活在战国前期的宋国人墨翟,人称墨子,他创立的学派就叫墨家。

关于墨翟的身世,史上有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墨翟的祖上是周朝的武士,专门负责训练军队,类似于“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随着周朝的衰落,这些身怀绝技的武士丧失了地位,流散各地,谁雇佣他们就为谁服务,相当于欧洲封建时代的雇佣军或者日本战国时期的浪人,而在《史记》中则将他们归于“游侠”。游侠不是流民,更不是流氓无产者,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有很强的职业操守。

另一种说法,墨翟的先祖是春秋时期宋国的公子目夷。目夷又名墨夷须,其后人遂以墨为氏。到了战国时期,墨氏已经衰落,沦落为平民。

还有一种说法,墨翟是奴隶出身。奴隶是没有姓氏的,所以墨翟并非姓墨,而是因为受过墨刑(脸上刺字,如同牲口打烙印),便被称为墨翟了。

最为新奇的说法是,墨不是姓氏,翟也不是名,“墨翟”其实是“蛮夷”的谐音,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蛮夷,是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来的阿三。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墨家是组织最为严密的一家。它对成员的要求是朴素、坚忍、忠诚、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命令,而且具备一定的军事素质。墨者的首领称为“巨子”,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权威。从这种情况看,第一种说法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墨翟自然是这个组织的第一任巨子。

公元前445年,那还是楚惠王的年代,楚国向东扩张势力,企图进攻宋国,为此请了当时的名匠鲁班制造攻城器械。墨翟得知后,走了十天十夜来到郢都求见鲁班。

鲁班当然也听过墨翟的大名,很谨慎地问道:“先生不远千里来见我,请问有什么指教呢?”

墨翟说:“北方有人欺负我,我想请您帮我杀掉他。”

鲁班很不高兴,板着脸不回答。

墨翟又说:“事成之后,我自有重酬。”

鲁班忍无可忍,说:“我是讲道义的人,决不能无故杀人。”

墨翟赶紧站起来,拜了两拜说:“我听说您造了很多攻城的工具,要拿去进攻宋国。可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有的是土地,缺少的是民众,牺牲自己缺少的民众而争夺自己并不缺少的土地,这算是哪门子道理哦?”

鲁班这才知道他来的真正目的,说:“您说得对,可是攻宋的大事已经定下来,不是我能够阻止得了的。”

墨翟便要求鲁班介绍他去见楚惠王。他对楚惠王说:“我们老家有个人,抛弃自己的豪华马车去偷邻居的破车,扔掉自己的丝绸衣服去偷邻居的粗布衣裳,倒掉自己碗里的白米肥肉去偷邻居的粗粮野菜,您说这人是怎么回事呢?”

楚惠王说:“偷惯了呗!”

墨翟说:“楚国地方五千里,河湖众多,物产丰富,人民富足;宋国面积不到楚国的十分之一,连个野鸡兔子都很难看到。可现在您却派兵去攻打宋国,难道您也偷惯了吗?”

楚惠王脸涨得通红,老半天才说:“就算你说得有道理,我也不会停止攻宋。大军都准备出发了,哪能说停就停?”

墨翟说:“那就让我们演习一下这场战争吧。”说着用腰带摆成一座城池,让鲁班用他的攻城器械模型发动进攻。

鲁班开始是用投石,墨翟立马指出它的弱点以及如何应对,击退了进攻。接着鲁班又出动了冲车、云梯、巨弩等八种武器,都被墨翟一一击破,而且墨翟的防御手段还没用完。

于是鲁班说道:“我知道怎么打败你,只是我不愿意说出来。”

墨翟回答:“我知道你的意思,只是你不说,我也不说。”

楚惠王听得一头雾水,一定要墨翟把谜底揭开。墨翟说:“鲁班是想杀掉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多人,早已拿着我设计制作的防御器械,在商丘城头等着大王的军队。他们不但精通攻守之道,而且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算杀了我,你们也不可能攻下宋国。”

楚惠王听了,嚷了起来:“好啦好啦,寡人不要攻宋了!”

由此可见,墨者是具备很强的战斗力的军事团体。但是他们不以此为追求荣华富贵的手段,反而甘于清贫,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而且他们受雇于人,严格限于帮助防御的一方,不参与任何进攻性的军事活动。

换句话说,他们的理想是消除战争,实现和平。这也许是天下百姓对春秋战国延绵数百年的战乱发出的共同呼吁吧。

墨翟的政治主张,浓缩起来只有四个字:兼爱,非攻。

兼爱本来是墨者组织内部提倡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的“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后来扩展到“天下”这个范围,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

非攻则是兼爱的必然要求。墨翟曾经这样说道:“仁人志士,应该致力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今之世,天下之害谁最大?不外乎大国进攻小国,大家欺凌小家,强者欺负弱者,狡诈之徒欺骗愚昧之人。兼爱天下,必须放弃使用武力来征服别人,这就是“非攻”。

从某种意义上讲,墨翟的兼爱,与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相通的,都是主张用一种仁爱之心对待这个世界。然而,墨家和儒家在历史上却是水火不容的两个学术派别。墨翟本人认为,儒家有四害。

第一,儒家不相信鬼神。儒家显然是过于早熟,头顶上从来没有一把高于人世权威的利剑,因此也无所畏惧,做事没有底线。

第二,儒家坚持厚葬,父母死后还要守孝三年,啥事都不干,把人民的财富和时间都浪费了。

第三,儒家爱好音乐,同样是浪费。

第四,儒家不信鬼神,却相信命运,造成人们的懒惰,不肯与命运抗争。

这样的批评,见仁见智。用现代哲学家冯友兰的话说,墨翟对儒家的批评,体现了儒墨社会背景的不同。儒家饱读诗书,通过学习和思考,放弃了对天帝鬼神的信仰。而墨家居于社会下层,对于鬼神的怀疑,总是要来得晚一些的。

《墨子》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墨翟得了病,有一个名叫“跌鼻”的人知道了,幸灾乐祸地说:“哎哟,您不是说鬼神赏善罚恶吗?如今您得了病,难道是因为您不善良,或者说鬼神不明是非?”墨翟回答:“我是得了病,但跟鬼神没关系。人得病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因为寒暑不适,有的是因为过于辛劳,得罪鬼神只是其中一种。这就好比你的房子有一百扇门,只关好了其中一扇,就想让盗贼无从进入?”

如此说来,鬼神不是不管事,只是不能全部都管。用西方逻辑学的话语,鬼神的惩罚,是一个人得病的充足原因,而不是必要原因。

墨翟死后,巨子由孟胜接任。孟胜和楚国的阳城君是至交,带领弟子一百八十人为阳城君守城。吴起之乱中,阳城君参与伏击吴起,涉嫌侮辱王尸,因此被追究责任。阳城君畏罪逃亡,楚国派兵接收阳城。孟胜坚守自己对阳城君的诺言,明知阳城乃弹丸之地,不可抗拒楚国大军,仍然拼死抵抗。孟胜和弟子最终全部战死。其中有两个人奉命逃出来,将象征巨子身份的令牌传给齐国的田襄,然后这两个人又返回了阳城为孟胜殉葬。

这一件事使得墨者名声大震,大小诸侯都以结交墨者为荣,希望墨者能够成为自己的支持者。而关于墨者的活动记载,却越来越少。只知道有一任巨子名叫腹,在秦惠王年间居住在秦国。腹的儿子杀人,按律当斩。秦惠王考虑到腹年事已高,又只有一个儿子,就想赦免他,但是腹坚决不同意,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受刑,这就是墨者的纪律,也是天下的大义,不能违反。”于是大义灭亲,把儿子给杀了。

到了战国晚期,受到名家思想的影响,墨家开始关注所谓的名实之辨,发展了知识论和逻辑学的理论,以对抗公孙龙式的诡辩,捍卫常识。

有人用“杀盗,杀人也”来向墨家挑战,意思是你们主张兼爱非攻,就不能杀人,可你们又主张杀盗,杀盗就是杀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此,墨者回答:“白马是马,骑白马是骑马。黑马是马,骑黑马也是骑马。奴婢是人,爱奴婢是爱人。奴仆是人,爱奴仆也是爱人。可是,奴婢的双亲是人,奴婢侍奉他的双亲,不能等同于‘侍奉人’;奴婢的妹妹是美人,奴婢爱其妹妹,不能等同于‘爱美人’。车是木头做的,坐车不等于坐木头。同样道理,盗贼是人,‘盗贼多’却不等于‘人多’;没有盗贼,也不等于没有人。讨厌盗贼多,并不是讨厌人多;希望天下无贼,也不是希望天下无人,这就是世人公认的常识。搞清楚了这个道理,就不难明白,盗贼是人,但爱盗贼不是爱人,不爱盗贼并不意味着不爱人,杀盗贼也不是杀人,这难道不对吗?”

毫无疑问,墨家看到了日常语言在逻辑上的似是而非,通过一步一步的论证,剔除掉了语言的歧义,让正确的思想从诡辩中走出来。他们曾经这样写道:人们都说马有四蹄,意思很明确,就是一匹马有四个蹄子。可是名家之徒抓住语言的空子,说“那两匹马也是马,是不是也只有四个蹄子”,又有什么意义呢?

确实没什么意义。墨家对名家的抨击,那是相当的有力。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位思想更为犀利的人物很快出现,将墨家和名家的这些名实之辩统统归于谬论。

荀子:人性本恶

这位牛人名叫荀况,世称荀子。

荀况是赵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00年前后,自幼学习儒术,五十多岁来到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

当时是齐襄王当政,历史悠久的稷下学宫,在经历过齐闵王时代的低谷之后,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学宫中的著名人物,有善于谈天说地的邹衍、文采斐然的邹奭、油嘴滑舌的淳于髡,时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齐襄王还恢复了齐宣王时期制订的政策,给予学者们一定的官爵待遇,让他们养尊处优,好潜心研究学问。

荀况到来之前,稷下学宫中年纪最大的学者名叫田骈,以讲授黄老之术而闻名。

所谓黄老之术,是道家学问的一个分支,尊黄帝和老子为先祖,将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结合,兼采儒家、阴阳家、墨家等诸家学问,主张通过法治来实现社会的和谐。

众所周知,道家原本是出世的,老子和庄子都不问世事,也不愿意出来做官。《战国策》记载,田骈亦以不屑于仕而自居,于是有人找到他说:“先生品德高尚,不愿意做官,我十分佩服,想到您门下当个仆人。”田骈很高兴,问:“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人说:“我是听邻居的女儿说的。她自小发誓不嫁人,现在快三十岁了,确实没有出嫁,可是已经生了七个孩子。先生不愿意做官,可是待遇很高,家里的奴仆就有一百多人,我也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由此不难看出,在稷下学宫当老师,日子过得还真是蛮惬意。荀况来到稷下学宫的时候,田骈已经去世,荀况作为学宫中年龄最大的学者,很快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口才赢得了学子们的尊重,先后三次担任祭酒(学宫的祭祀官,非德高望重者不能担任)。

和当时大部分思想家一样,荀况也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产生了兴趣,并由此引发了他对名实之辩的思考。荀况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孔丘的正名学说,也就是本书前面多次说到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谓正名,是要使得名与实相符,即君父要符合君父的规范,臣子要遵循臣子的准则。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但是到了荀况手里,便将正名作为语言逻辑学的一个命题提出来,用来对付名家和墨家的理论了。

荀况这样说道:“‘名’是用来指称‘实’的,上明贵贱,下辨同异。”意思是,名的作用对上是伦理的,对下是逻辑的。他认为,世间万物数不胜数,不能一一列举,所以统称为“物”,这就是“大共名”。大共名之下,还有小共名,如果要列举一部分事物,那就要用到“别名”,比如鸟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别名。大别名之下还有小别名,小别名下还有更小的别名,直到不能再分为止。

荀况还认识到,一切名都是人造的,至于为什么要用这个名而不是用别的名,其实并无道理可讲。比如说,狗这种动物,如果当初不叫它狗,而叫它猫,那也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一个名已经约定俗成地用于某一种事物,那就很难更改了,所以狗是狗,猫是猫,不能混淆。

以上述理论为基础,荀况对名家和墨家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公孙龙之流的“白马非马”命题,实际上是用名称来扰乱事物,只要追本溯源,验证一下人们对名称的共同约定,把白马和马这两种别名的概念厘清,就没有什么好迷惑的了。至于杀盗贼并不是杀人,不过是用名称来扰乱名称,那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要有这种名称的原因,然后观察一下在现实生活中,哪一种道理行得通,问题也就解决了。

荀况还借题发挥说,之所以出现这些混乱,是由于当今天下没有“圣王”,人心无所维系。如果有了圣王,他就会用政治权威统一思想,引导人们走向正道,那就没有争辩的必要了。这自然是在贩卖他的儒家学说,但是不可否认,这也代表了生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的人们对于结束战乱的渴望。

先秦儒家的三位重量级人物,前面已经介绍过两位,即孔丘和孟轲,荀况是第三位。

有意思的是,虽然同为儒家,荀况的思想几乎和孟轲针锋相对——孟轲最有名的观点是“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只要加以充分发挥,就会形成仁、义、礼、智四端;而荀况则持“性恶论”,认为人的天性就是恶,必须依靠智慧和后天的学习,才能使人向善。

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为什么还要宣扬道德呢?循着本性生活难道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吗?

荀况从两方面解答。首先他指出,人们要生活得更好,必须合作互助,形成社会组织。有了社会组织,必须要有行为准则,也就是所谓的“礼”。

荀况认识到,人是有欲望的。如果甲之所欲和乙之所欲不是同一物——比如说,有人喜欢征服别人,有人喜欢被征服——那就没有问题,可以和谐相处。或者说,人人所欲都不是稀缺之物,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呼吸,不用争夺,那也没有问题。又或者说人们可以孤立生活,互不相干,问题也会简单很多。可是世界并非如此,人们必须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为了在一起生活而不用每天争斗,那就必须对自己的欲望进行约束。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约束。有了外在的礼,才会有内在的道德,这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解释人为什么要向善。

荀况还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非功利的角度来论证善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能够直立行走而且无毛,而是因为“有辨”。禽兽虽然有父子却没有父子之情,畜牲虽然有雄雌却没有男女之别,就是因为无辨。

换句话说,动物有父子,有雄雌,这是自然。至于父子之情、男女之别,则是社会关系,是文明的体现。

后世有人这样认为,孟轲的性善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左翼;荀况的性恶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右翼。这种说法当然有些牵强,却形象地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对立。事实上,荀况对于孟轲,是极其看不起的。

他曾经这样写道:“粗略地效法先王却不了解他们的纲领,一副志大才高、见多识广的样子,照搬古代的旧闻编造出新的学说,非常邪僻而不合礼法,晦涩而无法言说,闭塞而难以理解,却毫不脸红地说,‘这才是古代圣人的言论啊!’——这就是孟轲之流倡导的学问,世间那些愚昧的儒生跟着起哄,浑然不知他们的错误。”

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理论分歧不言而喻,在实践上又会产生何种区别?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

简单地说,性善论往往导致人治,因为它将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在个人特别是领导者的品德上;性恶论一般导致法治,因为它认为人性一定要受到约束才有可能向善转变,国家要安定,社会要和谐,关键是人人守法,而不是期望出现什么包青天、康熙大帝这样的贤臣圣帝。

不难看出,荀况的学术主张,实际上已经滑向了法家。那个年代,实行法治最彻底的国家就是秦国。从《荀子》的记载中可以得知,荀况去过秦国,而且会见过秦昭王和范雎,就秦国的内政外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荀况认为,秦国已经十分强大了,地理位置优越,百姓驯良,风俗简朴,下层官吏办事勤恳,上层官僚奉公守法,这都是由于推行了法治。但是秦国还有前进的余地。荀况理想中的政治是“王道”,其次是“霸道”。按照霸道的标准来说,秦国已经登峰造极,无可挑剔,但是离王道还有一定的距离。他劝秦国的当权者,武力的威力是有限的,使用武力一定要有节制,要回过头来重视文德,只有文治武功相结合,才能达到王道的理想境界。

在这里,荀况和孟轲的分歧又体现出来了。

孟轲也讲王道与霸道,他认为王道和霸道是完全对立的。荀况则认为,王道和霸道是一类东西,只不过王道比霸道更高一点、更彻底一点而已。

这种分歧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齐桓公的评价上。

孟轲对于齐桓公是很轻视的,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仲尼的门人不提齐桓、晋文之事。为什么?因为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推行霸道,崇尚武力,和孔丘的政治主张格格不入。”

荀况则认为,齐桓公有天下大节。齐桓公任用管仲,大胆改革时弊,增强国家实力,提升军队素质,然后尊王攘夷,称霸难道不应该吗?

那么,从霸道到王道,需要如何完善呢?荀况指出,就是要“修礼”,包括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等多方面齐头并进,达到“服人之心”的目的。可以这样说,霸道就是以力服人,王道就是以德服人。在荀况的思想里,以力服人是必要的手段,以德服人则是更高的追求。

荀况在齐国生活了很多年,后来由于有人在齐王面前说他的坏话,便离开齐国去了楚国。春申君对荀况很佩服,让他做了兰陵(今山东兰陵)县令,从此荀况便在兰陵定居下来,在那里开馆授徒,传播自己的学问。

荀况的弟子中,最有名的两位是李斯和韩非,这也是战国末期两个重量级的人物。关于他们的故事,本书很快会讲到。另外还有几位虽然不如李、韩二人出名,但也不是寻常之辈。

其中有一位张苍,师从荀况学习《左传》,秦国统一天下后,曾经担任秦朝御史,后来跟随刘邦打天下,汉文帝时期官至丞相。张苍的学生贾谊,是汉初著名文学家。

还有一位浮丘伯,是战国与秦汉之交有名的教育家,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刘交,是刘邦的弟弟,在楚汉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汉朝建立后被封为楚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