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已经不是当初的佛罗伦萨了”
既然费尔迪南多不可能有继承人，大公科西莫只好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二儿子吉安·加斯托内的身上。之前他没怎么在意过这个次子，而吉安·加斯托内也不是一个渴望被关注的年轻人。他内向、孤僻、闷闷不乐，大多时间都是一个人独处，把令他哥哥和叔叔们沉迷的嘈杂、奢侈的圈子隔绝在自己门外。他更喜欢研究植物学和古文物，或者是学习包括英语在内的外语。他样貌端正、温柔体贴，不过没有什么朋友，同性或异性都没有。当然他也没有任何野心，甚至没有成为谁的丈夫的野心，他常常带着深深的恐惧思考将来家族会为他选择一位怎样的新娘。而当他看到新娘的那一刻，恐惧变成了惊骇，因为安娜·玛丽亚·弗兰切斯卡（Anna Maria Francesca）真算得上一位奇丑无比的女人了。她是萨克斯-劳恩堡公爵（Duke of Saxe-Lauenberg）的女儿，也是帕兰帝内伯爵（Count Palantine）纽伯格的菲利普（Philip of Neuberg）的遗孀。她除了样貌丑陋，还很愚蠢，很爱吵架，“身材肥胖，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一丁点儿吸引力可言”。她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也不喜欢耗费体力的室外活动，而且似乎对在那个潮湿、丑陋的城堡里了却余生感到心满意足。1697年他们在选帝侯城堡的教堂里举行婚礼之后，吉安·加斯托内和妻子一起回到了位于布拉格附近赖希施泰特村（village of Reichstadt）那令人沮丧的城堡。无论是妻子还是城堡都让吉安·加斯托内感到恶心。他的同性恋倾向比其兄长的还要强烈，所以他在这里就靠和一个狡猾、俊俏的马夫朱利亚诺·达米（Giuliano Dami）偷情来寻求安慰，虽然没太大作用，但至少能让他暂时逃出只有茅舍和莎草床的绝境，这里就像囚禁他的监狱一样。
第二年春天，吉安·加斯托内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微服化名地去了趟巴黎，这让他的父亲大为震怒，斥责说这样的出行有失美第奇家族的身份。从巴黎回来后不久，他又去了布拉格，并且只带了他的马夫情人。为了忘掉在赖希施泰特村的生活给他带来的苦闷，吉安·加斯托内沉迷于赌博、性爱和酒精，穷困的学生和站街的男妓都是他做爱的对象，他还经常在简陋的小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在这里“他自甘堕落，开始抽烟，就着面包嚼荜拨和小茴香籽，这样就能有德国人一样的酒量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重新回到赖希施泰特村的妻子身边，可是这里的生活让他更加绝望。他会一连几个小时独自在房间里，凝望窗外衰败阴沉的景象，忍不住泪流满面。他甚至不愿意去回复信函或签署秘书为他起草好的文件。偶尔，当他不是这样了无生趣的时候，他要么去喝酒，要么和自己的意大利仆从赌钱——他输给别人好多钱，以至于不得不把妻子的珠宝拿去当掉，而当铺给他的价格往往都不及珠宝价值的一半。吉安·加斯托内恳求妻子和他一起去佛罗伦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一个不这么压抑的环境中继续痛苦地生活。可是妻子每天把时间花在“在马厩中与人聊天”上，坚决不肯离开这个不知道她为什么如此留恋的赖希施泰特村。她的忏悔师警告她，如果去了佛罗伦萨，她一定很快就会被谋杀，这是所有美第奇家族的妻子或早或晚都难以逃避的命运。
在佛罗伦萨，科西莫在担忧和失望中一天天衰老。常年以来的暴饮暴食和缺乏运动已经彻底损害了他的健康，医生建议他采取“严格的毕达哥拉斯养生法”（Pythagorean regimen）来应对“胆汁过多”的病症，也就是只吃水果、蔬菜并且参与骑马和打猎等强度大的运动。他遵循了这些建议，不过身体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提升他的精神。他因为始终无法给自己宠爱的女儿安娜·玛丽亚（Anna Maria）寻找到一个满意的丈夫而格外沮丧。安娜·玛丽亚身材高挑，一头黑发，说话声音很粗，笑起来很大声，甚至有些粗鲁笨拙。西班牙、葡萄牙，还有萨瓦公爵和法国王太子（the Dauphin）已经先后拒绝了他的提亲。最后帕兰帝内选帝侯威廉（Elector Palatine Willian）同意娶她为妻。他们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举行了婚礼，之后不久选帝侯就把性病传染给了自己的妻子，这也成了她后来流产的主要原因，她早年的生活也因此变得不幸。
科西莫知道孩子们已经不可能为美第奇家族带来继承人了，绝望之下他只好将目标转向自己的弟弟弗朗切斯科·玛丽亚。枢机主教被这个请求吓得不轻。他压根儿不想娶妻生子，现在这个想法也没有任何改变。更何况结婚意味着要和他在拉佩吉别墅享受的那种放浪生活告别，还意味着放弃枢机主教的职位。他现在已经48岁了，不想再有什么改变，而且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如从前。不过最终他还是拗不过哥哥。为他安排的妻子是瓜斯塔拉和萨比奥内塔公爵（Duke of Guastalla and Sabbioneta）的女儿埃莱奥诺拉公主（Princess Eleonora）。她和自己未来的丈夫一样抗拒这门亲事。人们提醒她这门婚事对她的家族而言是莫大的荣耀，但是比起家族荣耀，她更在意自己要和一个脸上有疤、又丑又胖、患有痛风的老男人同床共枕，更何况谁都知道他其实更喜欢漂亮的男孩儿。事实上，婚后的几周，埃莱奥诺拉怎么也不肯和丈夫圆房；不过最终还是在丈夫的温和与耐心下妥协了。行房的经历让埃莱奥诺拉感到厌恶，也让弗朗切斯科·玛丽亚觉得痛苦而精疲力竭。事实上，这一切对他而言确实已经无法承受了，婚后不到两年，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就去世了。
他的侄子费尔迪南多与维奥兰特·贝亚特丽切公主的婚姻也是同样的不幸，而且他余下的时间也不比自己的叔叔长多少。费尔迪南多在威尼斯感染的性病一直没有彻底康复。在弗朗切斯科·玛丽亚结婚时，费尔迪南多就已经失去了记忆，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一种恍惚麻木的状态，时不时还会突发癫痫。他最终在1713年10月底去世。之后不到三年，他的妹夫帕兰帝内选帝侯也去世了，而他的遗孀安娜·玛丽亚则打算搬回佛罗伦萨。
此时，她的哥哥吉安·加斯托内已经回到了佛罗伦萨。他在1708年的时候丢下妻子独自回到了佛罗伦萨，当时他37岁。从那以后他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除了朱利亚诺·达米之外几乎不和任何人来往。他经常醉得连马都骑不稳，差不多每个晚上都是在酒精带来的晕眩中度过。吉安·加斯托内还患有哮喘，他甚至不愿拆开寄来的信件，这样也就不用回信了。一个到佛罗伦萨访问的法国人记录道：“有人担心吉安·加斯托内会比自己的父亲先去世，这种担心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大公体质强健而且非常在意健康，相反他的次子却似乎一心想要加速生命的终结。”
科西莫早就不再关心吉安·加斯托内这个儿子了，他一心只想着在托斯卡纳继承权的规定下如何保护女儿安娜·玛丽亚的利益。起初委员会劝他颁布法令让佛罗伦萨的主权像共和国时期一样回归到人民手中，他不愿意接受。不过后来他决定，如果安娜·玛丽亚能够比哥哥长寿，她应当继承爵位成为女大公，之后才可以恢复共和国体制。这样的决定引发了后来持续多年的外交争执：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Charle VI）、埃斯特家族（House of Este），还有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Philip V）和伊丽莎白·法尔内塞（Elizabeth Farnese）全都提出有权继承公国。这个棘手的问题令科西莫忧心忡忡，于是他只好一心埋首于宗教信仰之中来寻求解脱。
几年前他曾经进行了一次罗马朝圣之旅，当时他实现了一个毕生的心愿，就是被任命为拉特兰（Lateran）的圣约翰教士，这样他就有权亲手摸一摸圣荣（Volto Santo），也就是基督在前往加略山（Calvary）的路上曾经用过的手帕。据说自从亲手捧起了这块神圣的布料之后，科西莫就变得比以往更加虔诚了。他还把价值二十万克朗币的油画《圣母领报》送给了教皇。作为回礼，他将一盒子神圣遗骸带回了佛罗伦萨，没过多久他又给这份收藏增添了一段圣弗朗西斯·哈维尔（St Francis Xavier）的小肠。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来访时，科西莫才会带着至高的崇敬向他们展示这些圣物，还会谦逊地向圣物跪拜。一个英国游客确信：
科西莫在自己的房间里安装了一个机器，上面装了日历中圣人们的银质肖像。这个机器会在每个圣人的纪念日展示出这个圣人的肖像，科西莫则会在圣人肖像之前行祷告仪式……他每天至少要去五六个教堂。
科西莫用无限的热忱来规劝别人改信天主教。克拉科夫（Cracow）的主教把三个顽皮捣蛋的哥萨克（Cossack）男孩儿领到他的面前，科西莫会连续几个小时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基督教教义。科西莫还会为改信天主教的外国新教徒提供丰厚的年金。另外，科西莫把同样的执着投入到处理佛罗伦萨现存的他认为会引发人们淫秽想法的艺术作品上。本来展示于大教堂内的巴乔·班迪内利的亚当与夏娃大理石雕塑就被科西莫搬走了；又因为有教士对他说乌菲齐里展示的裸体雕塑都太淫秽，科西莫就打算把它们全都藏到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去。科西莫自己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日子，他每天吃的都是最简单的饭菜，而且几乎都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进餐。他除了白水什么都不喝，每天早睡早起，甚至不点火炉。他曾经的缺点大部分都随着年岁的增长改掉了，只是固执和偏见还和以前一模一样。尽管如此，他仍然得不到人们的爱戴。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人们对他的态度更多是谨慎和尊重，再没有暴徒集结在他的窗口下嚷嚷着乞求食物或是用石灰在宫墙上涂写侮辱性的标语。可是当科西莫偶尔乘坐两匹马拉的马车离开宫殿，在举着长戟的瑞士保镖的护卫和仆从的前呼后拥下缓缓走在街上时，人们虽会行礼，但绝不会欢呼。直到1723年10月31日他去世，也没有什么人为此感到悲伤。
佛罗伦萨有其他更值得悲伤的理由。这个城市此时已经变得愁云遍布、贫穷破败。游客们反映说城里见到最多的是乞丐、流浪汉和修道士。他们成群结队、垂头丧气地在街上游走，两边的建筑也陈旧晦暗，窗户上糊的油纸也都是撕坏的。上一代人哀叹这个城市竟沦落到如此的境地，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就写道：“佛罗伦萨已经不是当初的佛罗伦萨了，这里的人口还不足五万……一个人要是在托斯卡纳转转就会发现人口下降得多么严重，这片曾经充满生机的土地已经变得一贫如洗。”之后的游客也都是类似的失望感受，他们中有人这么说：
这个国家的衰败是显而易见的，城里大片的空地无人利用，已有的房子也都破败失修、不适宜居住，所以人口并不多；而现有人口也并没有什么用，因为其中大部分都是神职人员……我曾经在一次游行队伍中看到了超过四千名修士和教士。
科西莫向佛罗伦萨人征的税已经够重了，甚至他在将死之时还批准再加征一项新的个人所得税。即便如此，佛罗伦萨的财政也到了破产的边缘。同样捉襟见肘的还有城市中的贵族们，回想他们前辈的富足和好客，而现在被邀请去打打牌或者开个茶话会（conversazione）就算最令人兴奋的活动了，主人能拿来待客的无非就是柠檬水、咖啡和茶，偶尔能有点冰淇淋。贵族们现在吃的也是从附近小饭馆里买来的普通饭菜，而且他们连饭钱都快凑不出来了，更别说供养那些怀揣着对美好年景的遐想而在门口游荡的仆人们了。
52岁的吉安·加斯托内接替了他父亲的位置之后，人们就更不指望能有什么起色了，根本没人相信他能克服自己的懒散、酗酒和放荡淫乱。一开始他还挺像回事，展现出了对人民福利的真诚关切，并且鄙视大多数亲戚奢侈炫耀的行为。他把税赋降到了人们可以忍受的程度，并且降低了谷物的价格；他终止了公开处决犯人的习俗，并且给城市里的乞丐们设立了像样的济贫院；他把政府从科西莫三世时期被教会严格控制的状态下解放了出来；他还恢复了科学家和学者们近年来被剥夺的自由；他也取消了针对犹太人的法令。可是，不久之后，他懒散的本质重新占据了上风，大部分时间里，他甚至都不肯离开自己的床，任由圆滑狡诈的朱利亚诺·达米替他将不想见的客人拦在门外，其实就是打发那些工匠和古董商们，他们指望着把其他有鉴赏力的收藏家根本不会要的作品推销给懒散随意的大公。
朱利亚诺·达米还会为吉安·加斯托内招募一批乱七八糟的年轻男女来供他消遣，其中还是以粗鲁吵闹的年轻男孩儿居多，这些人被统称为“鲁斯潘蒂”（Ruspanti），因为他们都是以领取鲁斯皮币（ruspi）为酬劳的。这些鲁斯潘蒂多是来自佛罗伦萨贫穷人家的漂亮年轻人，他们娱乐大公的方式就是在他的房间里玩耍吵闹，甚至对骂一些污言秽语，大公心血来潮时，也许还会加入他们的恶作剧中。有些时候，大公会摆上一桌丰盛的晚宴，让鲁斯潘蒂们假装成他的大臣或是其他一些佛罗伦萨最重要的领袖市民们，然后大公会为这些假扮的名流们致祝酒词。宴会结束后，他则劝说这些年轻人互相做爱供他观赏。鲁斯潘蒂的数量每个月都在增长，到1731年年底，已经达到了近四百人之多。随着人数的增长，鲁斯潘蒂变得越来越暴力和难以管控，他们不但在波波利花园中发动暴乱，被拖欠薪酬时还会去抢劫附近的饭馆和市场里的货摊。
吉安·加斯托内的嫂子维奥兰特在她的丈夫费尔迪南多去世后选择继续留在佛罗伦萨生活。她试图为吉安·加斯托内寻找一些不那么堕落的娱乐来取代鲁斯潘蒂，于是她经常安排一些宴会并邀请了最有意思、最有学问的人来为大公助兴。然而吉安·加斯托内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吃饭的时候不是咒骂就是打嗝，有时还会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粗俗评论。最让人难堪的一次，他不但在饭桌上呕吐，还拽下了自己的假发擦嘴。
其实，很多时候大公都是在床上用餐的。午餐是在下午5点，晚餐是在凌晨2点。午餐之前，他会同意接待几个重要的访问者，但是依然不会离开他的床，只是靠着枕头坐起来，四周还要摆满新摘的玫瑰，主要是为了掩盖房间里霉臭的气味。在这些时候，大公只是穿着沾满鼻烟的衬衫，戴着长领带和睡帽。他几乎不怎么离开房间，偶尔出现在众人眼前也只是为了打破他已经去世的传言。他倒是出席了1729年的施洗者圣约翰日庆祝活动，不过在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醉了，这样他就不会觉得冗长的仪式那么难熬了。他懒洋洋地坐在马车上，时不时从车窗探头出去呕吐。到了普拉托门，他摇摇晃晃地去看赛马，整个过程中还不停地辱骂自己的男仆和身边的女士们；最后他干脆睡着了，被用轿子抬回了皮蒂宫。从那之后他几乎再没有离开过皮蒂宫，除了一次坐着轿子去声名狼藉的圣斯佩兰迪诺（San Sperandino）公共浴室，以及另外一次戴着草帽、穿着睡衣坐在轿子里前往波焦因佩里亚莱别墅。1737年6月，克拉翁王子（Prince de Craon）代表洛林公爵弗朗西斯（Duke of Lorraine Francis）——也是玛丽亚·特雷莎（Maria Theresa）的丈夫——拜访吉安·加斯托内，发现他已经是个将死之人了。欧洲的其他大国自行选定洛林公爵作为大公的继承人，甚至都没费心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王子向洛林公爵汇报说：“大公的情况很可怜，他下不了床，胡子已经长了好长；床单很脏，他的视力非常微弱，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而且模糊不清。总体来说，他剩下的时间超不过一个月。”王子说的一点儿也没错。吉安·加斯托内在1737年7月9日去世了，享年65岁。
新政权控制的六千人大军此时已经进入了佛罗伦萨的边境；政府中所有重要的位置也都被指派给了外国人。托斯卡纳成了奥地利帝国的一个属国，而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个代表，帕兰帝内选帝侯夫人安娜·玛丽亚则被许可一直生活在皮蒂宫中她的房间里。
这位高挑、尊贵，甚至有些粗鲁、高傲的老妇人一直强烈反对自己弟弟的行为，虽然她费尽苦心的劝阻总是以被辱骂驱逐结束，但她最终还是在弟弟临死前说服他接受教会的仪式。安娜·玛丽亚本人也是极为虔诚的，她很少离开宫殿，偶尔坐着“有侍卫随行的八匹马拉着的”马车驶出宫殿的庭院，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确认她要么是去做弥撒，要么是去向她最爱的慈善事业捐款，要么是去视察圣洛伦佐教堂里家族陵墓工程的进展。之前这项工程一度停摆，现在也是由她本人承担费用才得以继续。她偶尔有几个访客，据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观察，她房间里的家具都是银质的，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温馨舒适，她在这里接待客人时会不苟言笑地站在一个黑色华盖下面。安娜·玛丽亚一直很清楚自己是这世上最后一个美第奇的事实。
佛罗伦萨人也知道这个事实。人们为自己的国家再一次被外国势力占领而感到愤恨与羞愧，占领者的大炮被放置在这个城市的堡垒中，炮口却对准了人民。此时回想美第奇曾经的荣耀让他们感觉既骄傲又感伤。当公共建筑上象征美第奇家族的红球被取下，由装饰着鸢尾花（fleurs-de-lis）、雄鹰和十字架的洛林家族盾徽取代时，佛罗伦萨人感到深深的遗憾。当他们听说国父科西莫的生日、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当选纪念日、科西莫一世受封公爵纪念日等所有与美第奇家族有关的公共庆祝节日都要被废止时，人们更是义愤填膺。法国学者查理·德·布罗斯（Charles de Brosses）在这一时期探访了托斯卡纳地区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佛罗伦萨人愿意付出自己全部家当的三分之二来换取美第奇家族的回归；然后付出剩下的三分之一赶走洛林家族……他们憎恨洛林家族。”1743年2月，75岁的安娜·玛丽亚去世了，整个佛罗伦萨都沉浸在失去她的悲伤中。英国特使的助手汇报说：
普通人都认定她是被飓风带走了；今天早上刮起了一场极为强烈的飓风，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而现在却又晴空万里了——这就是证明。除此之外，约翰·加斯东（John Gaston）去世时也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人们坚信自己就是目击者，没有人能打破这种信念……周一早上，人们找了个借口请来了她的忏悔师，因为安娜·玛丽亚坚持不同意叫他来……忏悔师被要求告诉安娜·玛丽亚她很快就要死了，但是她还不太高兴地反问：“谁告诉你的？”忏悔师则说：“是你的医生。”
“好吧，那我们就把该做的都做了吧，要抓紧。”就这样他们给她吃了圣餐……她的意识到最后都是清醒的，但是去世前最后大约一个半小时里，她一句话也没说过……从周四起她的遗体就被停放在宫殿的大厅里供人们瞻仰，今天晚上将被正式下葬……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也要去和她的祖先们团聚了。
然而，圣洛伦佐教堂的陵墓并不是人们真正记住她的原因。在她的遗嘱中，安娜·玛丽亚把美第奇家族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新任大公和他的继承人，包括所有的宫殿和别墅，所有的画作和雕塑，所有的珠宝和家具，还有书籍和手稿——美第奇家族世代收藏的所有艺术品。她做出如此决定只有一个条件：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能离开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全部财富要永远留在这里供全世界人民欣赏。[1]
[1] 最后是由一直不受爱戴的洛林家族和大公弗朗切斯科精力充沛的儿子彼得罗·莱奥波尔多（Pietro Leopoldo）的部长们来重振这个资源枯竭、饱受压迫的国家的。混乱的立法和过度开发的乡村是晚期的美第奇家族统治留下的社会和经济困难。但是他们留下的光辉灿烂的艺术和文化遗产——佛罗伦萨巴洛克艺术繁荣而精妙的工艺在科西莫三世的雕塑家乔瓦尼·巴蒂斯塔·福吉尼（Giovanni Battista Foggini）的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却是近年来才逐渐获得承认。1974年在底特律和皮蒂宫举办的名为“美第奇家族的暮光”的展览——当然贝尔纳多·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对此是毫不感兴趣的——是第一次举办此类型的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