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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德国史》第九章 德国历史的模式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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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短概括了德国历史的主要模式后,本书将谈谈德国历史的总体“特性”这一更为宽泛的问题。

德国自身“有地缘政治性的地理位置”常常被认为是德国历史种种复杂问题的原因之一。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地带,与英国这个岛国不同,它没有自然的疆界。因此,在德国的土地上是无穷无尽的战事和随之而来的军事化。相反,英国是个贸易国,海军代替了常备军队控制着附近的海域。然而,这个观点将问题过度简单化了,没有考虑到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具体差异,甚至将英国历史这一前提弃之不顾。德国在欧洲中部的地理位置本身并不是解释德国史特点的重要因素。最近大为流行的这一“地理位置”说只是肤浅的替代品罢了,其支持者直到现在也没有对多种多样的历史因素进行任何严肃的探讨。但另一方面,这一说法也指明,德国史应当放在国际视角下进行考察,充分考虑在欧洲中部争夺空间、立场、权力和地位的各种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除此之外,还应包含特定地区或领土的内部因素。虽然这些原则对所有国家的历史研究都适用,但对德国史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德国领土涉及的政治单元十分多样,其间的相互关联增加了德国史的复杂性。

德国史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政治实体间没有重叠的部分。这在谈到哈布斯堡王朝时尤其重要。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外,因此拥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同时也让哈布斯堡的利益与帝国内部其他领土的利益分隔开来,并存在相互冲突的可能性。虽说哈布斯堡的独立性可能是它权力基础的关键,但也可能是神圣罗马帝国弱点的重要来源。当帝国内部的冲突到了关键时刻,皇帝则可能被帝国之外领土的事务缠身,从而无暇介入处理,让不同政见随意发展(比如宗教改革时期)。另一方面,神圣罗马帝国可谓包容万象,其势力也足以保护邦国体制,如果没有神圣罗马帝国,一些小邦国在早期现代化的领土扩张时期,很容易被邻近的大国吞并。不过在此期间,还是有一些小邦国惨遭吞并(但并非所有计划都能成功,比如18世纪晚期,奥地利本想向德国南部,尤其是巴伐利亚地区扩张势力,但以失败告终)。对认同的强调加快了结盟和防御联盟的发展,同样也保护了较小的邦国的相对独立性。帝国是个象征性的奇特体系,不同的元素在其中不断变化,缓慢发展。普鲁士也有部分领土位于帝国之外,也有不重叠所引发的诸种问题。但也正是由于部分领土不受帝国管辖,1701年,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才可能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称王,成为腓特烈一世国王和普鲁士的国王。在19世纪这一民族主义的时代,德意志试图走向统一。于是,德意志邦联内外,邦国、超邦国组织以及一些德意志邦国内的非德意志民族群体(尤其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内部,还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之间,由于领地不重合、政治利益不一致,产生了越来越多棘手的问题。

不过,一提到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就会引发有关德意志的另一个问题,即权力在帝国层面呈分散趋势,在邦国层面却呈集中趋势,这一特点是否对国家的形成造成了影响。从这种角度来看19世纪前德国历史的特殊性,可以说已经过时了。这种看法显然是强加了现代人的观念,以为民族国家才是正常的政治单元,于是把德国历史看成是扭曲的。如果不是因为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下,民族国家由于强大的竞争力而崛起,那么德意志早期以松散的总体框架囊括大量弱小政治单元的政治结构可能会一直幸存下来,成为切实可行的政治模式。

尽管如此,读者还是会想,以上提到的德国政治的特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德国历史的一些问题埋下了隐患。正如本书开头提到的,历史学家常常怀着强烈的目的论编撰德国历史,这一现象令人不安。这些学者会指出一些“失败的革命”(恩格斯就是如此迅速地将农民战争定性),“德国没能转折的转折点”[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对1848年的总结],并指责德国中产阶级“不成熟”,德意志民族国家是“迟来的”。即使放下所有上述看法中的偏见和预设,在考虑了所有长期存在的条件、形势和限制,以及更近的德国历史呈现出的短期模式之后,在解释德国从非民主国家到现代国家为何如此曲折时,读者可能还是会用爱尔兰一则笑话的改编版本来回答这个问题:旅客问爱尔兰人怎么去都柏林,后者回答说:“嗯,如果那里是目的地,我一定不会从这里出发。”除了“找出德国历史的扭曲之处”,历史学家还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就是“找出德国历史的断裂之处”。现今多数人支持的“断裂之处”指1945年,尽管也有学者分析,战后几个月虽然被称作“时钟归零”,但也是有连续性的。如果非要从长期形势的角度来寻找所谓的“断裂之处”,那么也可以反驳说,追根究底,1871—1945年的破坏时期并非前述的长期模式决定的,而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下小德意志的统一方式在短期内直接导致的。而且正是在这一工业化时期,德国经济才有了统一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发展起来的德意志联邦制也有其益处。另外,如若认为历史是由长期不变的因素决定的,那就太不明智了。学者不仅要能够解释德国为什么发展成了纳粹独裁,也要能够解释它在战后如何成为两个如此迥异的共产主义国家和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还应能够解释1990年后联邦德国的新特点。

德国文化对其政治的发展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也常常被夸大为德国历史“特殊性”的原因。德国文化包容万象,潜力十足,而如何选取特定的文化特征,并根据不同时代所关心的角度对选取的文化素材加以解释、变动和编排,使其最后呈现的都更像是政治和社会的产物,而非纯粹的文化史。这一过程在本书中也已经重复出现了数次。

任何历史都是其编纂时代的产物。在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最关心的是德国迟来的统一。20世纪的历史学家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则最关心纳粹邪恶的根源。21世纪,欧洲联邦主义不断增强,较小的政治单元及草根阶层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舞台上也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危机,于是,历史学家的视角又发生了变化。“德国问题”到底是什么,德国史的哪一部分最有趣,德国史的“特殊性”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永远在变。而德国历史的复杂奥妙将持续引发人们的兴趣,令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互相碰撞。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一锤定,对德国历史的探索和讨论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