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之所以要求地方官呈递奏折，也是因为想要准确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他在给陕西宁夏道鄂昌的朱批谕旨中写道：
汝等下僚亦得奏折者，不过欲广耳目之意，于汝责任外一切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武是否整饬，［雨旸果否若百姓之生计若何，风俗之淳浇奚似，即临境远省以及都门内外，］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以风闻入告也。只须于奏中将有无确据抑或偶尔风闻之处分析陈明，以便朕更加采访［得其实情。等既非本所管辖，欲求真知灼见尔不可得，所奏纵至谬谈失实断不加责。］但密之一字，最为紧要，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尔泰亦不必令知。（《雍正朱批谕旨》第九十二册，鄂昌，以下省略书名，仅从出自何册开始记载）
引文中所提及的鄂昌的叔父鄂尔泰是雍正帝最为信赖的满洲出身的宠臣，但甚至在叔侄二人之间互相告知奏折的内容也不被允许。被派遣到江南第一都市苏州的织造官由内务府任命，委派他们进行隐秘的任务特别方便。雍正帝在给苏州织造李秉忠中的朱批中写道：
苏州地当孔道，为四方辐辏之所，其来往官员暨经过商贾，或遇有关系之事，亦应留心体访，明白密奏以闻。（第八十九册，李秉忠）
因此，地方官获许向天子上奏，既被授予了极大的特权，也被强加了沉重的义务。若是忽视了这个义务，就会被雍正帝督促，甚至遭受斥责：
地方事宜如民情吏治、年岁丰歉何故未见陈奏一字。（第七十五册，柏之蕃）尔兄（董象纬）居官惟务巧饰，自到广以来，未具一切实之奏，通省岂无一件可闻于朕之事。（第四十三册，董象纬）
针对奏报雨泽情形：“奏报如此怠缓甚属不合。”（第七十六册，杨鲲）
虽然如此，但地方官若是絮絮叨叨地奏报琐碎的事情，又会被训斥为何上奏如此无聊之事：
朕无暇细览此等琐屑计簿也。（第十三册，费金吾）
尔身任封疆，当知大体。似此琐屑不应奏之事渎奏，必有应奏之事隐匿而不奏闻者。（第十九册，塞楞额）
因此奏折的内容必须是具有独创性和价值的。若是在奏折中书写了已经以题本上奏过的事情，或者应当以题本上奏的事情，雍正帝会气愤地质问为何要让他费双重工夫：
似此已题案件何必又多一番烦渎，此皆居心不实。（第二十六册，常赉）
此应具题之事，何得折奏。（第九十一册，巩建丰）
虽然如此，但地方官也不可到任后匆匆忙忙地过早提出自己的政见。
尔甫经到任，尚未周知地方事宜，遂为此未见颜色之瞽论耶。不过据一二属员之书生管见，即率尔道听途说公然具折上奏。殊属孟浪妄谬之至。（第三十一册，法敏）
雍正帝向地方官僚广泛地索取奏折，但不仅仅是拿来而已，他将奏折一封接一封地读完，在读后随手用朱笔批示训谕。《世宗圣训》卷七，圣治，雍正八年七月甲戌上谕中云：
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不但宫中无档案可查，亦并无专司其事之人，如部中之有司员、笔帖式、书吏多人掌管册籍、翻阅条规、稽查原委也。朕不过据一时之见，随到随批，大抵其中教诲之旨居多。
《雍正朱批谕旨》中也有：
朕立志以勤先天下，凡大小臣工奏折悉皆手批。外人亦不信。（第五十册，鄂尔泰一）
正因为自己有勤勉以为天下表率的意气，雍正帝无法忍耐臣子的怠慢。特别是臣子完全忽视他辛辛苦苦写下的朱批，连一点儿反应都没有的时候，他会大发雷霆：
黄叔琳自任浙抚以来，大负朕恩，种种不可枚举。朕经严谕数次，竟无一字奏覆，封还朕谕，可恶至极！（第十八册，陈世倌）
观汝景况，朕所颁赐朱批谕旨总未过目也。昏愦错谬，何至于此！（第九十九册，程元章）
朕诲汝许多格言，何啻珍宝。况悉系亲笔所书，未见汝感激奏谢一字。似此随众赏赐些微物件，乃长篇大论以相烦渎，殊属不知轻重、不识大体之至！可惜朕一片苦心训诲汝如此顽蠢之人。自此亦不再训亦不赏赐矣。（第三十九册，石云倬）
作为雍正帝手下的官僚，最大的罪恶除了上述怠慢以外，还有隐匿和不实。这不仅有害于政治，更是对想要知道真相的雍正帝的纯粹感情的背叛。雍正帝追求真实的精神与当时考证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是相通的。
凡事如此，据实不隐方是。（第十二册，杨琳）
汝对丁士杰果有此言乎？丁士杰之被参或有冤抑乎？其据实奏闻。……朕但欲得事之真情而已，非为丁士杰起见。（第三十九册，石云倬）
地方官若有隐瞒会被严厉地斥责，但如果能够直率地坦白自己的过失，乞求原谅，则会令雍正帝立即转怒为喜。
此所奏分数（二麦的收成）皆属太过。似此虚捏，何益之有？（第二十五册，何世璂）
江宁城内正月以来连次被盗，兼有旗兵种种不法举动，朕悉于他处闻之。汝今何颜对朕？若云不闻不见，是乃无耳无目木偶人也。如知之而隐匿不奏，辜负朕恩，有过汝者乎？（第七十六册，噶尔泰）
不可通同欺蔽，即使尔阖省一气共相隐瞒，朕亦另有访闻之道凡百处。（第四十五册，尚潆）
汝于广东任内有数事欺隐，朕深为寒心。（第九十二册，阿克敦）
分派营伍一事，如何情由，其据实陈奏。如知悔过，朕犹宽恕。若仍欺隐，恐未必妥也。（第四十五册，佟世鏻）
似此认咎直陈，不事文饰，情尚可恕。但当奋兴砥励，以期无忝此任。（第九十八册，杨馝）
此数起盗贼情形（衙门被窃事件），朕早闻之，汝幸实陈。倘匿不奏闻，其祸莫测。（第七十五册，陈王章）
对于如此贯彻实事求是精神的雍正帝而言，他非常厌恶臣子阿谀奉承之言，同时，若官僚过分卑躬屈膝、自轻自贱，也会让他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针对江西布政使李兰所写的“皇上洪福”，雍正帝的朱批是：
朕深厌此种虚文。（第三十五册，李兰）
在福建布政使赵国麟写自己是“一得之愚”的旁边，雍正帝训诫他，写下朱批：
用愚字处过多矣。朕岂有肯畀愚人以藩司之职。（第九十六册，赵国麟）
就连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中国式的无意义的套话，他也非要用朱笔订正这些言过其实的词句：
（墨字）臣虽粉身碎骨，（朱批）不必至此。（墨字）至死以报，（朱批）何用如是。（第二十八册，宜兆熊）
（墨字）臣每当官兵聚集之公所，必大声疾呼，委曲开导。（朱批）因欲众人听闻，大声是矣，疾呼似可不必。（第四十六册，蔡良）
（墨字）赏臣花屯绢两匹，蜜荔枝一瓶。……缝衣有耀，顶踵皆被龙光，怀核亲尝，肺腑长含玉液。（朱批）衣只被身，何及顶踵？核岂足尝，难入肺腑。概属套语，浮泛不切。（第三十八册，王士俊下）
但有时候他会认可臣僚的谦卑之辞，或者将其替换为程度更甚的词语：
（墨字）臣自知器小才庸；（朱批）将己之态度一语写出如画。（第二十九册，沈廷正）
（墨字）战栗惶悚；（朱批）改为“羞愧汗赧”。（第六十六册，宪德）
雍正帝的朱批有时辛辣，有时讽刺，但若是发现自己有错，他也不惮于坦率地承认：
朕前谕误矣。（第二十八册，宜兆熊）
朕严行批谕系出于一时之见，随于各处访询，知尔所奏颇属有理，前谕错责汝矣。候另有旨。（第四十五册，杨鹏）
雍正帝的奏折政治也是对官僚的政治教育，对接受教育的官僚而言是一大考验。经得起这个严格的考验，始终得到雍正帝恩宠的仅有以满族人鄂尔泰为首，汉军田文镜、捐纳出身的李卫以及其他寥寥可数的几人而已。科甲出身的政治家并不在此列。因为科举容易成为朋党的温床，科甲出身之人被认为拘于情面，无法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
阅读《雍正朱批谕旨》，在官僚的奏折与天子的朱批谕旨的来往中可以发现，最初大体上感觉一切顺利，途中逐渐变得阴云密布，最终遭受雍正帝独特的恶骂以至销声匿迹的官僚为数众多。
殊属迂阔不通之至！（第三十六册，楼俨）满口支吾，一派谎词！（第四十五册，马觌伯）
庸愚之极。……欺诳瞻徇，昏庸无识之督抚！（第二十八册，宜兆熊）
（天地神明未肯被）汝辈不忠不诚，凡夫俗子之所欺诳也！（第四十一册，岳超龙）
不学无术，躁妄舛谬。（第六册，石礼哈）
可谓良心丧尽，无耻之小人也！（第四十二册，管承泽）
可谓无知蠢钝之极！（第三十二册，武格）
如此负恩悖理，老奸巨猾，败坏国家法纪之人！（第四十六册，魏经国）
似汝忘本负恩，刚愎自用之辈。（第三十三册，伊拉齐）
大欺大伪，大巧大诈！（第二册，杨名时）则为木石之无知，洵非人类矣。（第二十九册，沈廷正）
即禽兽不如之谓也！（第十四册，黄国材）
洵为大笑谈！果系年老昏愦乎？汝其据实奏朕知之。（第四十五册，杨鹏）
即使这是亲笔信中的文辞，如此对臣子破口谩骂的天子在中国历代君主中大概也绝无仅有了，恐怕在西洋近世的独裁君主中也没有。
至雍正十年，天子决心将这段时间堆积如山的，附有朱批的奏折原封不动地付梓出版。究其目的可能有多种。雍正帝大概也意识到自己严厉的政治不一定会受到世间好评，这种倾向尤其在科甲出身、向来占据官场主流的官僚中间体现得非常强烈。雍正帝预想到在他死后，也许这些科甲出身的派系会再次在官场上抬头，非议雍正时代的政治，甚至可能颠倒黑白。因此他认为有必要事先将秘密文书悉数披露，昭示世人事实如此，千真万确，不容置喙。
出版工作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但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在雍正年间究竟进展到什么程度。从书中包含雍正帝病逝前不久的雍正十三年八月的奏折可以推测，全书大概是进入乾隆年间才最终完成的。而且据《啸亭杂录》所言，出版的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在宫中保和殿的东西两庑中，带有朱批的奏折数倍于此，积如山岳。
如此问世的《雍正朱批谕旨》，正如我们上文已经简单介绍过的，是与世间的史料集迥异的书籍。特别是雍正帝的朱批无比明晰，能使人读后颇有酣畅淋漓之感，恐怕称其为“天下第一痛快之书”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