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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精神》通信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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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固先生:

十二月十九号来函,收阅后,使我精神上添了无穷的快慰!奖誉和期望过当;一面使我对于自己研究的浅薄,发生惭愧!一面又藉你的话引起我努力的希望!

我常与友人谈及或偶尔零碎发表的文字,都对于中国人艺术性的薄弱,及研究艺术的缺乏,都可令人叹慨!我想人生不能止营机械式的生活和刻板的事务,必先求得精神上的满足,和生命的安顿,然后人生之花,方开得璀璨有趣。科学,宗教,固然是可以利用厚生,与使人心神有所崇仰寄托,但科学研究,虽令若何高深,若何精密,而比较上总易使人生倦怠之想。至于宗教,在古今社会里,都有一分的势力,然末流所趋,多归于迷信,虚伪,仪式,偶像崇拜之弊。——宗教影响于人心者,自有其正当之势力,但现在的宗教,大都是迷信虚伪,聊以自娱的骗人工具,此事关系较多,不及详言。——故欲安慰人生的情绪和提高人类的精神,当然要偏重到文学与艺术。——我认文学,亦为艺术之一种,不过其外延较广。——你说美术和文学是二而一的,我很赞同。文学上有名的创作,即作者无心于艺术,而自有其真挚的艺术存在其中。即如现代有名诗哲Tagore的诗,哪一首里不是天然的、具体的、有灵思的绘画和美妙的音乐。我们念着,看着,想着,宛同名画佳音,在我们的视觉听觉里,映现颤动似的。——这不过举其一例。我想凡有文学嗜好的人,说起来都当首肯。即如中国旧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及“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种感人的印象,与可兴奋的技艺,还不是艺术吗?反而言之,则无论何种的美术,如绘画,雕刻,舞蹈,音乐等,或使人静观沉思,或以动作的声音形态引起人情感,也都多少含有文学的趣味。所以“名画可当卧游”以及“音者生于人心”,由这些道理上,也可以见得出文学美术,二者相须,相应,相成的由来,是一个结晶体,而不可分离。中国以画家兼治文学的,固有其人,即在西洋也是有的,不过二者以分功之故,多专其所长罢了!然详细论起,则文学多偏重于内部的想象,美术多偏重在外形的表出,文学当流传不居,虽无声色的外形,而自有变化无端的力量,而美术则须藉作出之实体,以使人生想象的情感,此二者的微异处,然其有密切的相关,亦可不繁言而解。

Willard Hunting tan Wright他说:“艺术外形的基本,是依次序,以达到感动的产生,而这种外形的反射,与我们的感觉,是有更多的内部联合。”这几句话,我以为确可将艺术作品与人生情绪相调和吸引处的真意义,诠解得当。我们由他论艺术外形的理论上,也可以藉此推论,而找出文学的旨趣来。实则文学藉字体,章句,节奏,描叙记述出人生的种种事实,种种情绪,与我们的内部联合的感觉,是绝对不能分离而无关的。从前欧阳询——或是我误记——出游,见有古碑,因爱玩其字体,遂至流连徘徊,去而复返,露宿其下。又如俄国小说家卡伦辛(Karamzin)作《丽萨》(Liga)一书,称农女丽萨与一个贵族的少年相恋爱,后来这个少年弃之而去,她就投水而死,当时也震动了许多的人,有些人并且由很远的地方,赶到书中所说的所在,找那个池子来凭吊丽萨的。(见我的友人郑振铎君,所作的《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其影响》)这类事实,在古今颇不少见。我写到这里,我记起一段谈话来,就是我前在《曙光》第一卷一号内,所作的小说《真爱》前曾有个外省的女学生,和我的一个友人说起,她说:这内中事实,大约是作者亲经过的吧!不然,怎么说得这样真呢!惭愧得很!我那篇小说,确是事实,不过我替人家记了下来,但是作的实不见得好!由此可见,无论什么文学和美术的作品,其中足以感人的,二者都有互相涵容的性质在内。德国黑格儿Hegle他主张艺术是表现到现象的现实的一个真,而这个真,是由于心意的产出“A reality that is born of mind”是要经过艺术的陶冶,不止是类似,且是最高的真实。由此我们也可以见出艺术,简直是藉着彩色,式样,声音等,赤裸裸将人生的感觉,感情,理解,想象,都从一笔,一画,一个舞的式子,一个音调的颤动里,表示传达出来,反射到人的心灵深处,使之生喜怒哀乐的同情,起超越高妙的思想。这与文学的感人,大体说来,总归一致。不过二者,表现的手段,与使人兴感的变化,是有些不同罢了!然有志于艺术的,的确至少要具备文学思想,方可以使其作品能以有生气动人,不然的时候,真可以止于作个“画匠”。目为思想是文学的骨子而文学的思想,又是艺术的本质,不但不可分离,也是不能分离的。这等例证甚多,不能一一遍举。

中国的文学的趋势,——严格说还够不上趋势二字——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似乎少有点改革的动机,但多作为一种时髦学问的装点品,很少去真心专门研究的。至于真正有点成绩,恐怕至少还要待几年以后,现在连介绍外国文学时代还说不上,真正有思想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品更是寥如晨星。现在北京颇有几个朋友,想专从事于此,这也是可喜的事!说到艺术啊,不要说有什么伟大作品出现,我以为社会上一般人,连这两个字了解的也怕不多,可怜中国人,不能有大哲学家科学家出来,就连文学艺术的事业,也是这样委靡消沉,能不令人短气!所以我曾说:中国人的生命之花,简直未曾开过。

文学,艺术,影响于社会非常之大,支配人心的力量,比一切都要加重。况且在中国这等沉闷,干枯,委琐,污秽的现象之下,我认为此二者,最是治疗中国麻木病的良药,想你也以为然。

二者之必须调剂,以求实现美化的人生,这是我平生的志愿,也是我不自量力而欲从事的。我希望你们专心研究艺术的,要努力致志,以无前的精神,注定于此!

我现在对于文学,美学,都从事研究,只可惜心思纷乱,琐务劳人,又加上学识太浅,不能有所心得,自觉非常的惭愧!

你愿意与我作朋友,讨论这些事,我很喜悦!我们虽没晤面,你那种志愿,实可令人佩服!至于你的著作,俟美术美育登出后,再当细读。

你作诗歌与绘画分的简单表式,自是无误,美有关于哲学,科学,人生,也是自然的道理。我待读过你的全文以后,再谈吧。

你所说,“我们往后怎样运动”,第一个法子,多开展览会,尚比较易办。第二个法子,多编译艺术书籍,倒是最要急的着手处,然困难之点,亦如你来信中所述。我想研究美术的,大多数没有译述书籍的能力,这也是自然的情形。或者将来即有些美术家,也或许他们要“用志不纷”,没有译述的工夫。我以为这最好是由研究文学的和研究美术的,通力合作,尚易于成功。我虽关于美学的理论,少有点研究,但关于艺术的本身,可惜我也没有多大工夫去学习他,这也是,我常常自以为恨的!但我抱了极端的热诚,希望你们将来的艺术,突飞猛进!

唐隽兄在一年前,便与我通信多次,作为神交。但自今夏日,我居家中,病了多日,重复来京,曾与他一信,未得回音。但现在是往哪里去?在四川吗?或是已去法国?——他曾来信有志往法研习美术——你与他既是相熟,可否示知他现在的去处,以寄凡君前阅美术是在上海现在又回东京了吗?

接你来信,就灯下拉杂写来作答,不能有什么精确的理论,望为见谅!

炉中的火光;窗前的明月,都似表现出一种静微而清洁的美惠来。想东京这时的天气,不能像北京的朔风凛冽啊!匆匆的寄此,不能详尽。

王统照

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夜十点钟

滕固先生:

我上月因事务匆促得很,草草的回了那封信与你,自觉异常的抱歉!好在我们还都可彼此谅解。后来我因事东归,由曙光社转到你的来信:知道《曙光》二卷一号,与前次的信,皆已收到。又读过你的来信,使我生出无限的快慰与同情!文学与美术品,都一样是人们个性的完全表现。人人以其天才的特质,经过学力与经验的陶冶,所产出的作品,万不能从同。这个人的诗与文,绝不能移用到那个人的作品上去。即如绘画,雕刻,所显出的表象,是作者个性的分剖。不要说:如牛普郎以十几岁的童子,偷了牛布衣的诗稿,刻为己作,是欺人自欺的把戏。(见《儒林外史》)就是所谓摹王石谷仿恽南田的那种绘画,我以为也是无聊,无益。文学与美术,是人们心灵表现的符号,哪能说可以标榜他人,蒙却自己的面目。所以“真”与“美”,是不可判分的。——然研究美学,也有一种非真实的美,不过所谓非真实,不是拘于物质的现时的真实,其实还不能离去人精神上真的范围。——所以如你所说:“Tagore一流人的作品,我们开卷读之,我们的灵魂,仿佛被他们的作品夺去一般。”这种见解,可见你对于文学的嗜好,尤可见真正的文学与美术品,都可使人感觉到虽“声闻寂寥,而耳听常满”的程度。在不自觉中,便使心思灵性,都浸在他们的作品里。所若昔时的老年人,不教幼小的子弟阅《红楼梦》《西厢记》,这等消极的防闲眼光,固无足评论,那末也可看出这等文学作品的文学势力来了!

Revolution in art在中国是现在须急起直追的事业。我那篇文字,是一种短评性质,简率的很。后来有机会或能作一篇有比较而有统系有引证的文字再引申这篇不完的意思。我写到这里,我感触到现在的中国人,对于凡百的事物制度,都要加上Revolution这个字。其实这个字,何曾错了,只是凡作Revolution的事业,第一要有积极的破坏,第二要有消极的建设。这两种关系,须同时预备同时进行。不然瓦砾去了,剩下沙泥,华美的房屋,连个坚固的基础还没有,却待怎样?所以我们想想这种事业——Revolution in Art的事业——我们眼看着中国艺术这样消沉,不能不并力前进。且不论积极破坏的阻力若何,而我们消极的建设,直到现在还没点基础,令人为之失望!所以我们在苦闷中,作一种细微而热望的呼声,希望一般的青年,同来建设这个未来的艺术之宫。然而谈何容易!你们的努力,我诚恳的相信,至少总有点适当的效果!

哲学,文学,与艺术等,都有很密切的连锁。你能从这各种学问中,综合的研究,先立定艺术的根本,所见非常远大,我很佩服你的见地!有一部西洋研究艺术的书上,我记得他论及美学上教育的效果,大意有一段说:“在人性的深处,是因为种种,而有欲望,普通就可以说是美。Beau-tiful——并且艺术一种的真实理解,与一种的自由,使他们重演到美学的情感上去,不过是借重这些无意识欲望的教育上与哲学上的扩张。”这几句话,虽是简短,然也可见艺术与各种科学,差不多都有关连,而哲学与文学尤其是连锁的中心点。

中国人没有创作的精神,就连批评的精神,也还不能振作。这是由于学力与素养的浅薄,非从根本上想法救药,是无能为力的。在西洋无论是文学上的批评,艺术作品的批评,非专家莫办,且有终身去作这种事业的。中国各种学问,连引人向研究室内走的兴味还没有,你说“批评程度的幼稚”,还不是无可如何?但这一点,也绝不必悲观,只要希望有真正的艺术作品出现,我以为那也就是有真正的批评出现的时候。

近世美学,还算可以看得去,实在他那段译语赘言,我从前看时,就令我怀疑不少!我常想翻译本有统系而详明西洋美学史,只是卷帙浩繁,又加上我闲暇太少,译时又要慎重,不愿潦草将事惭愧!至今还未能下手。去年想译那本Sense of Beauty译了起首,后因他事耽误下,也未得着笔。

你译的Oscan Wilde的The Artist很好!我读了两遍,实具有优美与清切的印象,在我心里!

我对于艺术的见地,浅薄得很!承你的厚望,自觉生愧?至于上一号《曙光》中的印度诗人葛拜耳的略传及其诗之表象,虽作了好多字,但不完与疏略的地方太多,你嘱我多作这类文字,我也是很愿努力的!

新春快要到了!日本温和的风景,想常常激动你精神的快乐!先此作复,望你客居的安健,与学业的日进!

王统照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唯民兄:

我离去我们风朝雪夜,围炉高谈的共同生活和那样境地,已经十余日了!我前日从别处回来,寄与你一封英文长信,想已迟到。不过我在近中由这个人类很小一部分的背影里,得了无限的感触,感触到人生上去,哲学上去。连类而及的想到Friedrich Nietzsche的超人主张;Schap-enhauer的艺术观念,Tagore的自我实现。又如中国古来的隐逸生活;狂士的放荡生活,甚至一人生命的微末:如李太白因醉捉月堕江而死,李长吉因作诗呕血,遂致夭折。这些人的学说,思想,轶事,为甚么在我脑中,使我的思想,这样纷繁扰乱?哦!我虽不是慧眼,但我观察似这等社会,——中国的社会所表演出人生的生活,——中国人生的生活,遂使我不能不想到这些人,遂使我不能佩仰他们思力的高超,与行为的清洁。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他们,勿论怎样,“千秋万岁”后,目之为狂人,为浪人,为痴人,为愚人,甚至即使说他们是礼法之贼,社会之蠹,人类之仇敌,但我总不能忘了他们,因为忘不了他们的“真实”!

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无谓的话?我为什么在这个阴夜的睡前,不一杯香茗,一卷佳诗,自寻消遣,却执笔画纸的写这些无聊的话?但我是受了思想的激冲,看着环境的可怜,使我不得不写与你看。

近来主张“人的生活”的话头,在报纸杂志上,差不多比开放改造,是比较意义较深一层,而谈的较少的第二流流行的名辞了。然我要独标一谛,主张“真的生活”。这是我被虚伪的生活,所逼迫而击打的反应。Tagore说:“‘真’是无所不存在的,所以无论什么事物,都是我们求智识的目的。”(见其Tbe Realisation of Beauty文中)这话非常确切。然而从科学上解释“真”,已经难得很明了的定义,万物由于分子,而分子直到如今,还是层出不穷,分子就是万物本体最后的真实吗?至于从哲学上讨论“真”,古代空想的哲学不必说,近代哲学的新发明,都要立基于科学之上。科学上物理的“真”,尚在不能一定的时代,那末依据科学,讲求哲学的精神上的“真”,更在何处?我的学识浅薄,对于这点,早已怀疑。但上面我又说什么“真的生活”,那不是“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到底什么生活是“真”?什么生活是伪,然我对于这种空论,——或不止为空论——却要引Russell论真实与虚伪(见其哲学问题中)的主张,少有证明。Russell以为关于“真实”二字性质上的理论,不论如何,须有三条件:(一)论“真实”必容许真实的反面为虚伪存在。(二)“真实”与虚伪,必基于信仰,无信仰则“真”与伪不能成立,亦不能判分。(三)“真实”的性质,乃全恃乎信仰,对于外物的关系而成立。所以我先以Russell的话作讨论的标准。姑不论“真实”的本体如何,要在先承认世界上是否有虚伪的存在?如果没人说世界上没有虚伪的人和虚伪的事,那末虚伪必有对象,——无对象不能成立——对象就不能为认之为“真”。这还是就浅显比较者讨论,若讲究到宇宙的本体,万象的有无,那是玄之又玄的讨论,我们可以暂且不管。再就“真”与伪何由判分得这样清楚,则信仰确为其枢纽,此在少明哲理的人,一思即解。至于信仰必非空无所有的说法,故必有恃于外物的关系而造成。我因为想到“真”的生活的名词,又连类引证到Russell的哲学问题,以求正于你,想你也不能以我的前后主张,是自陷于矛盾的地步。

我们也不必高谈玄妙,畅论学理,只就现在中国人的生活说。他人都说非人的生活,我以为简直是虚伪的生活。不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总要至少含着几分作用的意思在内。不要说没有高伟光明的态度与事实,就是那点人类本能的原有性质,被了恶俗的陶冶;吃人礼教的锻炼,非人化的传染,恶俗性的熏浸,也都没得一毫存在。不要说没有真正的超人,就连昔时所说“慕义彊仁”的人,也不多见。且不论仁义二字,昔时与现在是有什么异同的解释。然曰“慕”,曰“彊”,已经是虚名浮夸,不能自信之徒。然或标以名,或趋以利,而总还可以立人有为的志气,启人的奋发。可怜在这个风雨潇晦时代的中国人,以及中国人的生活,不幸也同曾国藩所说:“所为涉览书册,讲求系旧者同一非欺人之事!所为高谈古今,寥寥自许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露!”我们不论曾国藩他这等觉悟,是否真实。然后在的人,恐怕连这两句:“中夜以思,汗下如露”!的话,也不肯说。实则欺人之言,与欺人之事,我们不用高瞻远瞩,不用旁征博引,即任听一人之言,任到哪处,或哪一个小社会里去观察一过,他们那里:“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的恶现状,令人可怜!可悯!我也不愿多引证事实,实则引不胜引。不必说政客军阀,都是“一丘之貉”,就是比较高明的青年界,驯良的安常守故,浮嚣的弃业盲为而己学未得,为人利用,几至到处皆是。至于生活的苦惨,与凡百事业的凌乱,更不必说。总而言之:这等生活,这等生活的表象,还是人类的生活吗?然根本的弊病,却是在于人人以虚伪相逐,攫取利权,将“真”的一字,使同个人同社会远离。却只余了几个热心的青年,忧天忧人,纵论横议的呼出苦闷的呼声!Tolstoy氏晚年所著长篇有名的小说《婀娜传》中,至其的结尾时,称婀娜因种种激刺,种种忏悔,在火车上自思:“人生之初,百苦俱来,互相诈欺,人不自知,犹可共度朝夕,一经识破,则殚思竭虑,欲得挽回之法,势必不能!”这是婀娜将死于铁道上最后的感触。其实这一念明澄,便可澈悟不少!不过我们看到中国人的虚伪生活,若说是蹈海沉渊,自图清净,固然也是志高行洁的人。不过我总希望我们要从事实与鼓吹中心须排除万难,创出“真”的生活来,使中国人尝试一点人生生活的味道。所以改造社会,事大绪繁,合若干年的研究,经若干万代的试验,固然不是一放手即可成功,然而这等人心,这等社会沉沦下去,更要使人性堕落。但是要创造“真”的生活,却要从哪里着手呢?

我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恨中国人的性质,过于平庸过于怯懦。然恰又有与此相反的性质,就是过于浮张,过于夸诞。又加上古代制度的遗袭,宗法社会的高压,遂致一般人优游于龌龊卑陋的生活里,不知自行超拔,度脱,非真实的生活,成了第二习惯。所说最讲仁义道德礼教的文明古国,倒如今经过世界文明的淘筛,究竟剩得些什么呢?

我这次东归,经过了数处地方,也有省会,也有别的县邑,然而我比较看来,愈远于都会的人,愈觉得尚有点“真”气。譬如济南,在去年的一年中,也算多少有点文化运动的萌芽。然一般回之而起的恶现相,亦不能没有。在文化幼稚的国家与地方上,这固然是不可或免的现相。我们也无所用其悲观。不过我以为国为什么有文化运动?一般人为什么要提倡文化运动?这四个字,自然是中国人现在人人应负的责任,原不必拘定谁有资格,谁无资格。但我以为无论是研究的,提倡的,总须先将这四个字认真认识一番,有种具体的见解,方可以“事半功倍”,不然“徒劳无益”,则时间,精力,俱有非常的不经济。至于说借此四字的旗帜,作幕中的作用。我不忍说有这等事;我更不愿说有这等事。光明的道路,原在人的眼前,我想有智识的人们,何苦盲着目向荆棘的荒径里,去作拾金的迷梦呢!

我没研究政治学,我也不相信现在的政治,能以有若何巨大的本领能以作世界进化的唯一先锋。现在的人,日日言改造社会,却只是做政治万能迷梦的太多。我不是说他们目的的不好,但我总觉着他们的方法及手段,有点错误。我们闲时,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不算少。况且现代社会的趋势,也不用多所征引。新化也好,旧化也好,我希望人们,一面尽力的研求科学;——广义的科学——一面竭诚勇往的普及教育以及改良地方的事业。人的天才有优劣,性质有动静,所学的学问,所为的事业,所有的思想,万不能范在一个模型里,这原是各尽所能,可以并行不悖,社会上也赖此得日进化。若一般人,政治万能的迷梦还打不破,说一句笑话,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却又何及!(我这些话,也不过信笔所书,为现在一般人的说法。至于依我的思想的发越,却还不是这样。)

我以为现在的人,都沉浸在虚伪的生活里,所以万端都无是处。有几个真正觉悟的人,更有几个能有Nietzche, Schopenhauer, Tagore他们的一部分的思想。大定“蹈常覆故”的,以为稳健,持重,不敢作不能作超群轶众的思想与行为。低头在牺牲的架下,愿受屠刀的锋刃,其实亦误人不少。至于说什么超人,什么艺术的观念,满不了解。就是泰戈儿的自我实现,实是恢复人类本能的第一步,然而谁曾梦见?我不是空作偏激的言论,或希望人人都作超人,作狂人,都有这些不世出的哲人思想。但我不信中国的人才,竟这等枯寂,这等的销沉,这等平庸,这等的不努力前进,安于虚伪生活,不知快快的斩荆披棘,走上“真实”的路上去。所以我宁赞叹因殉“真”而死的人,不愿多见随着稳流的波浪,过虚伪生活的人!

这笔写来,止可以作为一时的感想,想你素来研究社会学,必更有高明的见解。我是因偶有所感便照我的直觉,报告于你。我向来不愿多作这种议论,而且也没有甚么高深的见地,这或者还可以对于你研究的社会现象,有所裨益吗?

我也不再说了,我记得Tagore有一首诗,就将原文,写在下边。你看了,当能悟到我的意思所在。

If bamboos were made only into flutes,

They would dropped die with very shame,

They hold their heads high in the sky.

Because they are variously useful.

王统照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二一年《曙光》第二卷第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