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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精神》高士倭绥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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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高士倭绥(John Galsworthy)一八六七年生于英国撒雷省的高姆地方。他虽生在撒雷省,却是个狄温(Devonishere狄温许儿是英国的一个省名)人,就是他的姓高士倭绥(Galsworthy)的顺序,也可以一望而知是狄温的名字,且是他在狄温那里,也住过好多的年岁。即在他的作品里,也是很多关于狄温事实的色彩,如《狄温的一个人》(A Man of Deven)、《缙绅》(The Patrician)、《雾里驰骋》(Riding in Mist),在这些小说、剧本里,很可见得出。他第一次受教育是在哈楼(Harrow)哈罗大学(1881—1886),后来便转入牛津大学,学习了三年的法律。从这时到一八九○年之中,他选了辩护士业,那时他是继续他的法律上的准备,因他父亲愿意并且助着他,使他仍然能与他的父亲营同样的职业。不过,高士倭绥生性便不喜欢研究法律,他曾说:“我在种种的律师事务室里读书,而所练习的,则几乎全不与我性格相近,且是我自始至终,不喜欢我的职业。”由此可以见出高士倭绥自青年对于法律,早已有了一种很强烈的反感。到后来他有许多著作,差不多是对于现代英国法律,下根本上的总攻击,大约这时已经埋下了那样伟大文学的种子了。

他习辩护士业,既郁郁不得志,家里也还富足,于是他便飘然远出,作各地的旅行。他旅行所经的地方,非常之多,几乎周遍了全世界。如:阿美利加、埃及、不列颠、哥伦比亚以及澳大利亚、俄罗斯、韭吉群岛诸处,都曾经过这位热心社会改革的文学家的足迹。他曾坐了帆船,由阿答拉底(Adelaide)到北阿非利加去,遇见了些危险,后来他作的《约瑟康拉达》(Joseph Conrad)小说,就是追想他遇险的事实。

他本有文学上的嗜好,后来便渐渐留心到著作的事业上去。一八九九年,第一次印行他的著作,是部小说,名字叫Jocelyn,又接连着出了一种短的Novel及一卷短篇小说。他本来是诗人兼小说家及戏曲家,不过他第一次著作的尝试都是小说。在他第一种戏剧创作以前,曾做过四种小说,内两种是《乡居》(The Country House)、《本性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那时他的文学上,已经有点成功,及至最有名的《银盒》(The Silver Box)出而问世的时候,他的论文、小说、戏剧及诗集,已出得好些了。

高士倭绥是一个严肃而坦白的著作家,他的文学上的作品,在字句中,有非常好的感觉:清楚、简单,直接能予人以最清晰而激动的一种印象,使读者或听者对于他的著作,永不能有印感的欠缺,无论他的戏剧或小说,都有深入人心而不予人以厌烦的这种文艺上的力量。他是一个最仁爱的作家,所以他的文字,是令人以极宽厚的感觉,比较社会党员及社会改良者,更要仁厚。他简直是最富有同情的艺术家。Sympathetic Art-ist凡属于他的著作,几乎全是为平民抱不平,而与社会上恶劣、虚伪、偏颇的礼教、法律、制度相搏战。差不多不仅可说他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且是纯粹由于人人心底,对于现代各种法制,根本怀疑的文学,他可谓为一个有威权而卓异的作家了!他在英国当代文坛上,与王尔德(Os-car Wilde)、萧伯纳(Bernard Shaw)及巴尔克耳(Granville Barker)诸人,各树一帜,而自有其特殊的色彩。

他的著作都很精粹,不过他的戏剧,尤为人所佩仰,而富有同情的刺激,传布到人们的灵魂里。所以他的戏剧文学比较诗,小说等,更出名。我以上既将他的历史,和其它著作的梗概,叙述过去,那么再可以先将其著作的主义,及其文学上的艺术说明,使读者更得一个明瞭的观念,然后再专论他的戏剧的特点,庶几于此短文之中,使研究文学的,对于高士倭绥的全体,有个约略而确切的概念。因为他虽是戏剧作品最为著名,然我们要研究他的戏剧的精神,便不能不先将他的思想和他所用的文学上的艺术,解剖一过的。

高士倭绥是个热心改革社会的人,所以若从他的著作里,解剖他的思想,差不多每种著作里,都包含有一种社会问题及法律、道德的问题。他绝不是浪漫派的作家,也非崇拜神秘,借示象征的那种文学。他是以愤世与救济的眼光,借文学来写出,其实他文字中所包含的问题,是人人所能够思及而怀疑的间题,不过他能用痛快淋漓形容尽致的笔墨,叙述与刻画出来,所以感人尤深。这等文字,即是没有什么词句上的优美,韵调上的激荡,已足移人了!高士倭绥他曾自叙其著作的得力处的几句话是:“一个人既能生活,又有思想,所以他便能著作。但是著作要真实的、有良好戏剧的作出,或其他艺术上的练习,必定差不多要有一种磨练的,热烈的爱和一种自重的白热(Whiteheat),一种真诚与明达的欲望,在一种权能里,能以有最好的事物在内,且是必要加上一种眼光,不可退缩。”由此可见高士倭绥平民化的思想与文学艺术上的价值。他本着这种精神去努力创作,真可谓不是“玩物丧志”的文学作品了。

无论是谁,能以提得到庄严的观念关系到艺术与生活上去,表示在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与关系,那末高士倭绥的小说,却没有一页不是这样。就是他的小说,全是实际生活上的注解与批评,批评及于经济与社会的状况,在人民的相互关连里,一面可以说是引导出他的同情,一面可以说激动他的嘲讽。他的著作,庄严的态度,就像他是一个艺术家的差委,而在许多的机会里,表示出些观察,又是受了他自己从前成业上的影响。

他的著作中,统括起来说,便是有最丰富的批评的色彩。如对于社会的批评和道德的批评,而根本上是由于怀疑的观念。所以他的著作,可以说渗透沉浸在一种人生哲学(Philosonphy of Life)里,对于不满意的、虚伪的、无人道的生活,他便讥讽藐视而攻击他们。

所以我们若是读高士倭绥的著作,当要先说明他的著作里,有更大的计划,比着一个人的微小生命的计划,更要重要,然后高士倭绥那种诚恳、仁爱的精神方可以显得出。他是常常由文字里,表示出讥讽人为较小的情形,我们由他所叙述的一段里,可以见得他是注意在那种“自由之乡”(The Freelands)的愿望。

许多的山和田地,似乎是嘲笑道路,沟畦,被人蹴踏在他们上面,并且也嘲笑栅栏、洞谷、垣墙。在白的天色与绿的平原中,是相合成,去轻忽这些微小的活动。

高士倭绥在他的真诚与热望的文学里,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他那种正义的思想和技巧的艺术,实予人以至深的影响。他本是个思想超越的人,而他的著作,全力注重的,也是人类问题。高士倭绥并不反对批评的主义,不过他的主义,是注重在经济及社会方面的,所以他自己的批评主义,是与恒人不同的。依他自己建立的批评主义的进行,是以他的小说为社会论文。在小说里面,他的性质上的思想,就可代表出民众的思想来。他有一首诗,最可注意,这首诗可以代表他自己的祈祷是:

在春日的夜里,

我是到上帝立的所在。

什么是我向他呼喊的祈祷?

是这样的祈祷:

哦!Gourage庄严的主啊!

哦!这是春夜的主人!

作出个强固的心意,在我的心里,

用伟大的勇敢,去问你一切的事物。

由这首诗,我们可以知道高士倭绥求知的想望,及对于世上一切事物,怀疑否定的态度来。

高士倭绥虽说政治上的品性,是非常超卓,而他的作品,在严肃的真诚里,天然的清爽的美,是不可掩饰的。在他所作的小说《小梦》(The Little Dream)里,抒情的描述,比着譬喻的写法,更要动人。是一种热望的灵魂的美妙的空想,而有生命真诚的兴感,与意义的习知。至于他诗歌的妙境,是灰色生活中的红光内动,宛如秋后的树景一般的色彩,或者内中更有活泼的灵魂,藏着里面而作生活的奋斗。他著作上的风格的流动与生机,就像沟水的流动,经过海峡一样的活泼,在他的文学上的内部,像这样感觉,是容易使人接触得到。

他的小说最著名的如《爱尔兰法利塞徒》(The Isand Pharisees)、《本性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乡居》(The Country House)、《友爱》(Fraternity)、《缙绅》(The Patriian)、《黑花》(The Dark Flower)以及《自由之乡》(The Freelands)诸篇,都是有主义,而兼有文学上的兴感,与美的小说,我也不能一一详细的介绍出来。因为我们要注意他的戏剧上的创作,上面叙他的思想及艺术,已经不少了,那末我们便可看他的戏剧的作品如何。

高士倭绥到现在,所作的戏剧,著名的很多,如《银盒》(Silver Box,一九○六年)、《斗争》(Strife,一九○九年)及《长子》(The Eldest Son,一九一二年)、《裁判》(Justice,一九一○年),这几种都是他戏剧创作上的结晶品。不过我们不能一一的都去说明,只好先将《银盒》及《斗争》两剧的精神及结构,少加解释,然后再将他戏剧的结晶之点记出,那末,我们对于他戏剧上的观察,庶可不至挂一漏万。

《银盒》与《斗争》虽取材不同,叙述亦异,然根本上不外贫富阶级的战争。而高士倭绥,则于字里行间,为贫者、弱者、无知识阶级者,鸣其不平,而抒其冤愤。《银盒》的主旨,系攻击现代法律的失平,而《斗争》则叙资本家苛待工人的卑鄙,兹先将《银盒》中的事实叙明。

《银盒》是描写正相反对的两种人,有钱而富厚及势利的,便是巴斯威克(Barthwicks),而贫苦无告的一双夫妇,名叫琼司(Jonese),他们的处境及思想,完全立于相反的地位。因为巴斯威克是一个议员的儿子,他头一天在一个私娼家里喝醉了酒,以不正当手段,取了一个小钱袋回家来,不料失业的琼司,——他家一个打扫妇的丈夫——当晚也是一样的喝醉了,糊糊涂涂,将议员儿子的银烟盒和偷来的妇女用的钱袋取去。后来议员的儿子因为遗失了银烟盒告到官里,把琼司捕了去,弄得他一家妻离子散。末一幕便是在法庭上,富的原告和穷的被告各呈舌战。而高士倭绥于此就向那扶强害弱,威吓贫民的死法律,设下多少问难,由那个真诚的琼司嘴里说出。因为他对于议员儿子的钱囊及银盒是由醉误取,而这些东西,议员儿子也是由偷盗得来的,也是在法律上犯了罪。何以独对他这误犯罪,要加以科罪,对于议员儿子犯罪的行为,视为光明正当,置之不理呢?我们看到这里,不能不说庄子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以及“以用为知,以不用为愚,以彻为名,以穷为辱”的几句话,为能洞见人类症结的本源,而为社会不平的大原因了!由此可知一般具文的法制,无非是为富贵势厚的作护身符,而贫苦小民及无知识阶级不惟不能受其利益,且繁文缛法,束缚剥削,层层不已,更足以使其生活上抱非常痛苦,经济上加许多压迫,于是社会暗潮,日甚一日,阶级斗争,愈进愈烈,当然是不可或免的。因为法律所以均不平的,以具有这等法律,而不平日甚,这不是现代的第一个大问题吗?高士倭绥以文学的艺术,描写这种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无怪人家说他的文学上的创作,比社会党员的主张,更要锋利。因这样刺激的,暗示的文学比较改造社会的论文,尤易动人兴感。

近代资本家与劳动家相竞争之点,无非社会上资本及劳力不得其平的原因。因此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竞争逐日激烈。至于劳工待遇问题、工作时间问题、女工问题,皆为待决之端。在从前如哈儿德曼(Haupt-mann,德国戏剧家)所作的戏剧,对于当时社会制度,大加攻击,传播自由思想,异常有力。如《织工》(D. le Weber)一剧,尤为迷梦的社会的“当头棒喝”。叙富人的苛暴,劳工的可怜,为工人鸣其不平,惨淡深刻,即读者也至易因其描写,下同情之泪。所以当时在德国舞台上开演,遂震动一时。至于高士倭绥的《斗争》的主义与哈儿德曼的《织工》,可谓后先辉映。其观念与描写,也差不多有同量的轻重。其内容为一工厂总理与工人的竞争,一面只图其事业上资产之增进,而不顾工人的生死,一面则以生活上的需要及自由精神的要求,虽至于罢工,至于饥饿,困苦流离,不少退屈。高士倭绥更着眼到工人团结势力的薄弱与涣散,对于罢工与总理相争之时,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没有什么正确主张的,到后来相持日久,终归调和,在工人方面,虽未完全占得胜利,然尚可有望于将来,所以他这篇《斗争》,简直是劳资互争的纪事文了!这篇剧本中,有一段的读话,是资本家的首领Anthong的女儿Enid,她是个很和善的姑娘。她说:“我们看见一切的苦恼!你记得我的婢女安尼,她不是和罗勃儿司结婚了吗!那是很困难的!她的心是柔弱的,所以她开始受这个打击,她不能去预备食物呀!”这不过其中的一端,也可看得出高士倭绥,对于弱者,可怜者的最大量的同情来了!

他这两种戏剧,是不满意现代的法律及劳工制度,提出这样重大悲惨的问题来,待世人讨论、解决。就中实是包着了一付革命的精神。他与英国萧伯纳氏,同为社会改革的急进的戏剧家,萧伯纳所作《巴巴拉少佐》(Mayor larbefa)一剧,曾说:“贫穷足以墟人之城市,置人于死地,……精神因之而颓败,终身由是而牺牲,而人类之为罪恶者,亦莫知其故。”云云,此虽激昂愤慨之言,而与高士倭绥此两篇剧本,异途同归,同为贫苦社会下同情之泪,借笔端、舞台而泄其不平,以引起世人的注意,是一样的目的。英国人最重自由,于此也可见一斑。近代以来,新兴的戏剧,有趋于新浪漫主义的;有归于神秘倾向的;有借象征而譬喻人生的;而英国文学界里,除了爱尔兰的新文学不算外,他们有几个作家,却都朴实说理,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这也可算得近代文学之社会化的唯一倾向,也可看出阶级的战争日甚一日,无论研究什么学问,这个切肤的问题,也抛不了。尤可看出英国人重实际及爱自由的性格来。

高士倭绥的戏剧,可以说是英国的新戏剧(New Darma),他的思想与观察,本来高人一等,即他的艺术,也非常卓越。

以上将高士倭绥作品的精神,及其戏剧的意义,稍为说明,也可以作为简略的介绍。中国从新文学的研究发生以来,关于戏剧的创作,非常的少,且是中国社会这等的迷乱,果真有高士倭绥,能以在中国出现,我想一定有很重大的影响!

高士倭绥作的小说、剧本、诗集、论文集很多,今于下面,先将其剧本的名目写出来,以备参考。

《银盒》(The Silver Box)        一九○六年

《喜悦》(Joy)             一九○七年

《斗争》(Strife)            一九○九年

《裁判》(Justice)            一九一○年

《鸽》(Pigeon)             一九一二年

《长子》(The Eldest Son)        一九一二年

《游荡》(The Fugitive)         一九一三年

《暴徒》(The Mob)            一九一四年

《一点儿的爱》(A Bit o'love)

《基础》(The Foundations)

《皮肤的游戏》(The Skin Game)

陈君大悲嘱我为作此文,以备《戏剧杂志》的登载。不过我对于高士倭绥的作品,也没什么甚深的研究,又加上陈君催稿甚急,我又小病初愈,便草草的作出,聊以作个约略的介绍。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