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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就是用来追问的:一位大学老师的答问日志》教授治校与学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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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问我如何看待教授治校,我遂想起今天看的《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作者姓刘,题目忘了。里面提到他儿子所在的大学很注重学术委员会的独立地位,曾经让当时的省委书记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三次才得以通过,而另一所大学也让该省的省委书记读了五年,直到离任都毕不了业。从注重能力而非注重权力的角度着眼,这很正常。我又想起非常著名的“教授治校”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是西方传过来的,民国时期蔡元培是该体制的最早倡导者,该体制崇尚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以学术委员会其成员都不担任行政职务,管理学校的教学和研究。

民国时候,之所以能够“教授治校”,有诸多原因。我想一是,因为当时这种崇尚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的风气非常浓厚。二是,因为当时的著名校长都德才兼备极有个性如蔡元培、梅贻琦等。三是,当时有的校长或教授就是蒋介石等当权者的革命前辈或同辈。正因如此,连校长的任免都受学术委员会的左右,所以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三赶校长”,之后罗家伦入主清华当校长也只当了两年。虽然强调“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对清华有些正面影响,但其“纪律化”的要求、强大的政治背景及其资历尚浅和学术不精,也引起了“驱罗”事件。从罗家伦开始也是连续三任校长被驱赶,有的没进门就被赶走,校长缺位的时期就由学术委员会管理学校。直到提倡“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梅贻琦的到来,清华才有了校长,并从1931至1948年,其教授治校的体制维持了17年。

而当今,教授治校也不是没有可能。像上述《中国青年报》所云的学术委员会连省委书记都不让毕业或者顺利通过,的确彰显了一点学术权力。而没有拿过一个课题,但经常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文章的著名学者罗志田,也成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北京大学教授,这不能不说是教授治校的功劳。其实北京等地不少学者前辈反对学术体制化、课题化和奖项化,因为拿了各级课题的未必能出好的成果,甚至存在抄袭的情况。

其实谁都知道,教授治校不是看教授的身份,而是看教授的水平和精神。如果光从身份看,很多学校就是教授治校,因为当官的都是教授,但是权力意识很重,不够自由独立。就权力而言,现在有的教授的权力应该也不算小,有的行政权力比校长大,只是在学校里兼职罢了。有的教授的学术权力比校长大,或者学术声望比校长高,如武汉大学的邓晓芒敢于骂校长不学无术。而有的教授的海外背景很强,学术也做得好,是能进能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人。所以这样的教授可能连校长、官员也拿他没有办法。

不过,当今的教授治校现状不容乐观。根据《教授治校是高校发展的关键》(http://news.xinhuanet.com/observation/2010-07/15/c_12337744.htm所言“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曾说过,教授享有艺术家的自由。这是因为大学作为人才培养和真理探究的学术组织,需要思想火花任意碰撞和鼓励质疑权威的自由空间。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通常做法。但是,我国高校仍然沿袭行政管理体制,学校缺乏自主办学权,教师缺乏学术自主权。行政化倾向吸附了学校自治、学术自由空间,成为制约培养创新人才的最大阻力。”

这就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我想起了读硕士时候看到的一副对联:“硕之求精深博大,士所贵独立自由”,同时也想起了《南方都市报》的办报宗旨“打造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这的确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