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不上西迁的大队，必须一人独行。我没有慌张，没有抱怨，立刻想起一个小故事。我仿佛亲眼看见音乐家在台上拉提琴，琴上的 A 弦忽然断了，他立刻换了一个曲子继续拉下去，那个曲子不用 A 弦。他仍然演奏了一个完整的节目，于是台下掌声雷动。
小故事是突然冒出来的。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读过这么一个故事。意外仓促发生，我需要思索一下，这个故事莫之至而至，有若天启。我的 A 弦断了，没关系，我换一支曲子。可以这么说：由于这个启示应时而至，我“来不及”恐惧。
据说“中国人害怕旅行”。仔细想想，旅途愉快的故事的确难得，拦路打闷棍，黑店谋财害命，溺死鬼找替身，好像离家一步，危机一触即发。闹鬼遇妖的场景多半安排在异地中途，到处立着“泰山石敢当”的石碑给行人壮胆。大山尤其令人望而生畏，每一尊岩石每一座森林都可以化为灵怪，连皇帝也“祷于山”。十几岁的孩子落了单，终点在千里外，我胸脯一挺，好吧，我换个方式，全程走完。
我第一次全无遮掩、全无依傍、完全暴露。每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每一种后果都要自己承担。前面的村子里传来枪声，我必须想一想这是国军的中正式还是日军的三八式，射手是不是瞄准了我。中午打尖，绿豆稀饭里翻出来苍蝇，我必须决定喝还是不喝。晚上实在疲倦，有些事不能等到明天。烧热水烫脚，把脚上的水泡血泡刺破，咬紧牙关，用食盐水杀死伤口的细菌。事情是痛苦又无聊，我逼迫自己，毫不姑息，学会了自己对自己严厉，人生在世最忌顾影自怜。
从那时起，我常由作曲和演奏的关系联想神与人的关系。有人说，万事由天定，那么人又何必辛苦努力？我想上帝只是作曲，而演奏在人。我略知乐事，深深赞叹作曲家如何规范了演奏家也提升了演奏家，演奏家又如何彰显了作曲家也完成了作曲家。作曲为演奏之本，但演奏者仍有自己的责任。
开始爬山。当初选这个地方“过路”，也是看中了这些山。伏牛山和桐柏山延伸的部分，在确山西部和南部形成海拔八百米的山地。山在大平原上开门迎宾、闭门拒寇。日军轻易不进山，进了山也好对付。
山和平地一样，也是草木土石，只因竖立起来，重重叠叠，分外好看。我爬第一座山的时候，第二座山就在前面对着我展示自己，表示值得爬，不枉你费一番力气。抗战时期，我们对“山”有特殊的感情，从心里觉得山很亲切，很可靠，山外有山，有这么多的山，使人自豪。天佑我华，山是上帝预先筑成的防御工事。爬着爬着兴奋起来，恨不得在每一棵大树底下坐坐，每一块岩石旁边靠靠，每一道涧溪里洗洗。恨不能化身千百，一个身体不够。
爬上一座山，你会觉得真有成就。小日本兵爬不上来，山不让他们爬上来，山有灵，知道谁爱它，谁来践踏它。想想侵略者的辛苦，自己的辛苦变快乐。“三山六水一分田”，为了占领一分的田，就得再化十倍、百倍力气占领三分的山，注定了的赔本生意。我明白什么是“人间到处有青山”了，山，侵略者的最后一站。坐在这一座山的山头，和另一座山对话，如同幸遇饱经沧桑的哲学家。山有脸，有时整座山就是一位巨灵的脸，因智慧太多而沉默。山是人生中的自然，也是自然中的人一生。
那时我没有什么审美训练，看山不是山。现在如果再去，一定可以看得清楚些，领会多一些。但是，五十年后看山，不可能还有抗战时期的感性，只不过看山是山罢了。也许可以搬一块石头作纪念，当年我曾捡起一块小石头，路远，还是太重了，带不动，又丢掉，换一片树叶子夹在笔记簿里，连笔记本也嫌累赘。咳，那是个没有纪念品的时代。
山中有个小镇叫牛蹄铺，走进去，看见当地小学一个女老师正带着学童教“唱游”。这里也有小学。人家不多，行商不少，有战时的畸形繁荣。看见“人”，才想起这地方真穷，大街上，孩子和老妪都瘦，大人的衣服前后上下许多补丁，小孩索性赤身露体。有肉店，可是没有一块新鲜肉。路旁小摊卖板栗粉做成的窝窝头，看上去像秤砣一样硬，也一样黑。
唉，壮丽的河山，憔悴的人民，丰润的草木，凋敝的民生，使我惘然怅然。
进入泌阳县境，这才觉得真正置身河南，我是说天阔地广的河南，坦荡舒展的河南，古意泱泱的河南，不知为什么，我一步步走在河南的土地上觉得这是真正的中国，直到今日，在我的回味中，仍有踩在黄色绒毯上的那种感觉。
这种精神上的富贵没有道理，那时，每个人的路费都很拮据。出发前，同学们互相警告“一文钱困死英雄汉”，有人就说，那算什么英雄汉？真正的英雄汉一文不名照样走过江南江北。他的意思很明显，不是一身军装吗，必要时，尽管白吃白拿。
我一向痛恨军人的某些不名誉的行为。西迁路上，我想起一位古人来，他在异地做官，每天吃的粮食都从自己家乡运来，他只喝当地的水。我想也这么办。我们一向不吃早餐，中午打尖时，我多买一份大饼或馒头带着。夜晚投宿，寻到保长，第一句话先告诉他“吃过了”。我只需要开水。
那时老百姓负担重，对一个人的一餐饭也很计较，保长听见我不要他“派饭”，表情立刻轻松愉快。他有说有笑地替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我的“东道主”为我烧开水时也是一副举重若轻的样子。他们实在被各式各样的“英雄汉”吃怕了。
都说保长是大户的爪牙，我这一段路上没看见有大户。保长多半是一个一个干巴巴的小老头儿，弯腰撅屁股走路，挺可怜。
就这样，西迁路上，我一文、一文花光了我的钱。
这天，我说我已经吃过晚饭了。那保长好像没听见，吩咐保丁：“去弄两个菜来，招待学兵。”
我说，我不吃饭，我只需要开水。那保长好像忽然想起来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喊保丁回来，加上一句：“再弄一壶酒。”
我说我的，他说他的。他莫非是个聋子？酒菜来了，我拒绝入座，只顾喝我的开水，他也毫无愧色，自斟自饮起来。
我断定这酒这菜都是向住户征用而来，他借口招待我，供奉自己。我厌恶这种行为，却也无可奈何。
他一面喝酒一面叹气，忽然停杯。
“你见过多大的官？最大的官有多大？”他问我。
我见过的官，以汤恩伯最是位尊权大，他曾经到我们学校演讲，我们到两里路以外排队迎接，看见他的汽车来了就拼命拍手。
他摇摇头。
又问：“你们到了大后方，能见到蒋委员长不？”
没想到有此一问，慌忙中倒也有答案。那时我们不知天高地厚，那时的教育是说，每个人都没有自己，属于领袖，恍惚间，我们和领袖有某种神秘的直接的联系。要我对一个保长承认见不着委员长，我是不甘心的。
我点了点头。
“你告诉他，老百姓太苦了，摊派太多了！完粮纳税那是理所当然，可是天天有摊派，有时候，一天摊派两次，今天就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你告诉他，如果他还要老百姓，就得禁止摊派。”
我忽然站起来。我想指着他的头皮质问，你现在吃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这岂不是今天的第三次摊派，你是不是要我也对蒋委员长说出来！
多年以后，我看到一份资料，它说抗战后期，河南有两百四十多种摊派，名目稀奇古怪，每一个“保”每年要负担法币一万两千五百元。当然，“招待学兵”之类还不在内。
保长是因执行摊派获得权力的人，是利用摊派乘机自肥的人，连他都忍不住了，教摊派重压下的老百姓怎么忍得住！
连我也忍不住。
另一个村子，另一个保长，利用我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把我引到一座茅屋前，指一指门口，表示那是我今晚睡觉的地方，外加一句：“好店不过一宿。”
迎门是一张供桌，桌上插着白纸做成的灵牌，上书“亡夫马百成之神位”。我问保长这人是怎么死的，他说五月间河南打仗，国军把这人拉去做“夫子”，枪子儿没长眼，把他打死了。
既然如此，也算死于抗日作战，就走上前鞠了一个躬，保长趁这机会赶紧抽身走开。
什么是“夫”？夫，又叫夫子，是民间向军队免费提供的劳力，什么叫“抓夫子”？那是军队不经过征用的程序，任意强迫老百姓服劳役，不但没有酬劳，还常常带着夫子远走，不放他回家。如果军队是开到前线去作战，可能把夫子当新兵使用，临时教他放枪。
耶稣说：“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看注释，当年罗马统治犹太，罗马军队常常抓夫子，统治者特别订下一条法律加以约束：军人临时抓夫输送物资，距离以一里以内为限。犹太人在异族的高压之下还有这么一份保障，中国人居然没有！
保长希望我睡在供桌前面吊客站着行礼的地方。这地方比我在学校宿舍分到的铺位稍稍宽些，睡下去不成问题，夜里不关大门，倒也凉快，只是得有一张席子或一把柴草才好，还有，我非常需要开水。
灵位左边的房间里传出孩子的哭声，接着是抽抽噎噎的吸奶，房门紧紧关闭，想必是遗孀遗孤住在里面。灵位的右边也有一间房，里面哼哼唧唧，一听就知道是两头猪！还好，主人收拾得勤，不怎么臭。
我对着灵牌发了一阵子呆，不明白保长为什么给我找了这么一个地方。灵牌上写的是“亡夫”而不是“先夫”，乡下人识字少，忌讳那个“先”字，“先夫”？多难听呀，难道说以前嫁过人？难道说早已准备再嫁个后夫？
灵牌上的字数也不对。我们家乡一向讲究老规矩，我早知道字数必须凑成单数，用那个“之”字作调节，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六个字，就加上“之”变成七个。“亡夫马百成神位”正好七个字，再加“之”字，错了！
灵牌上那一手字也太坏，小学生的水准。我想，死者的社会地位很低，现在没什么人可以保障他的妻子。那保长大概是想利用我来“骚扰”这个寡妇吧？他一定希望我给她要席子，把她叫起来烧开水，让她认识一下保长的权力。
我偏不。席子不要，铺草也不要，就在潮湿的地方打开被子，“好店不过一宿”，开水必不可少，我想我自己可以烧。——等我把水瓢伸进缸里，刮响了缸底，这才惊慌失措：寡妇人家缺乏人力，家里没水。天到这般时候，不论是我，是她，都不可能去取水。想找保长，谁知他在哪里？这下子算是击中要害了。
只有恨那保长，想日后真的当个老总，路过本村，把那保长好好地惩治一下。——不行，我不是竭力主张检肃军纪的吗？那样不行。——可是除此之外，你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中国人（或者说，我所知道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公平和报应，大半要靠恶人和恶人之间自相残害，所以恶人必须辈出不穷，并且维持相当的数目。除此以外，正义怎样在这样的保长身上彰显，我那时确实不知道，我所认识的人也都不知道。